今天，礼节这个词为很多人来说不大好听。礼节似乎是严格以及束缚于既定规则的表达，反对创造力和本地化的进程：但似乎唯有透过礼节方能产生活的礼仪，在礼节中每个团体都可以表达自我。在细致的看由此所衍生出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看在教会对礼节的真正来讲法，存在什么样的礼节，在不同的礼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非基督徒的罗马法学家朋伯尼奥·斐斯多（Pomponio Festo）在2世纪将礼节定义为“在祭献的管理中所通过的习惯”（Mos comprobatus in administrandis sacrificiis）。这个定义以精确的方式总结了各个宗教历史中的一个现实：人常寻找合适的方式去朝拜天主，寻找一个中悦天主以及合于他的本性的祈祷和敬礼的方式。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去看“正统”（Ortodoxia）这个词最初的意思不是今天习惯上理解的“正确的道理”。事实上一方面Doxa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意见”、“表面现象”；另一方面在基督徒用语中的意思是“真正的现象”，也就是说，是“天主的光荣”。所以正统的意思是光荣天主以及朝拜的适合的方式。从这层意义上讲正统这个词的意思从其定义上看也包含“正确的实践”（Ortopraxis）。现代认为这两个词从其根源上言没有对立。重要的不是有关天主的理论，而是与他相遇的适合的方式。

了解什么是合适的敬礼，如何通过十字架的道路达到真正光荣天主的方式被认为是基督徒信仰的一大特恩。藉着参与祈祷，分担耶稣基督逾越之路，完全参与圣体圣事，这一切在圣言降生成人中引向复活。我们可以以康德的话来做对比，礼仪由圣言降生成人接受一切并将一切指向复活，不过是通过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为基督徒来说礼节是一个具体形式，超越时间和空间，在其中以团体的方式接受祈祷的模式，这使得我们在信德中奉献自己。如同我们在第一部分看过的，同时这个朝拜常包括生活的具体实行。所以礼节的原始场所是在礼仪中，但不只是在礼仪中。也以特定的方式通过神学、生活模式以及教会生活的法律形式来表达。

我们已经指出过，到这里应该试图去看一下（尽管是泛泛的看）在教会内发展出来的基本礼节。存在什么样的礼节？这些礼节从哪里来？这一类的问题会产生出其他一系列的问题，不是我们这里可以回答的。为了能对这方面有一个普遍的概念，尼西大公会议的第四条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出发点，其中谈到教会内三个主要宗徒之座：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提约基雅。不用过分深入的去看这三个地方是与伯多禄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在这三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礼仪传统的结晶点。此外我们应该加上，从4世纪起（尼西之后不久）拜占庭传统成了教会生活和管理的另一个参照点，同时也是礼仪生活的参照点。这一切的发生正是因为在罗马帝国的势力衰落之后，拜占庭成了新罗马，逐渐也获得罗马所有的特权；这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安提约基雅失去了重要性，而转到了拜占庭。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谈论在礼仪传统上有四个大的中心，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在最初关系相对比较近一些，而拜占庭和安提约基雅的联系比较紧一些。

这本书的篇幅不允许我们过分细致的看其中的过程，但我们还是可以更具体一点的去看的。安提约基雅应该是礼仪传统的中心，因为是从那里产生出了外邦基督徒，也是在那里产生出了基督徒这个名字（宗十一，26），那里是叙利亚的首都，是语言和文化的中心。同时因为叙利亚是有关真正基督徒信仰的神学争论的地方，这就不会感到奇怪这样一个有活力的文化空间也会成为各种礼仪传统的出发点。在这些传统中，一方面是西叙利亚传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玛拉巴尔（rito malabar）传统，这一传统在印度来继续存在，根源于雅各伯宗徒。玛龙尼礼节（rito maronita）也可以归在西叙利亚传统中。另一方面是加尔德礼（ritos caldeos东叙利亚传统），这些传统的出发点要从尼瑟伯(Nisibe)和艾德撒(Edesa)的神学中心去寻找。这些礼仪传统对福传有特别的功效：曾经进入印度、中亚和中国。在中世纪早期大约有七千万属于这一礼仪范围的信友，由于伊斯兰和蒙古人的侵入这一礼仪传统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不过玛拉巴尔教会在印度还是存留下来了。加尔德礼仪传统的根源要追溯到多默宗徒以及他的两个弟子阿达依(Addai)和马利(Mari)。毫无疑问这保留了极为古老的传统。从历史角度看，应该认真的去看多默宗徒在印度的传教活动。

由亚历山大里亚这样一个重要的教会范围，产生出了科普特礼(rito copto)和埃塞俄比亚礼(rito etiópico)。亚历山大里亚所产生的圣马尔谷的礼仪传统有很深的拜占庭影响，我们在后面还要回过头来看。亚美尼亚礼的根源要追溯到巴尔多禄茂和达陡宗徒，有特别的地位；但真正创立这一礼仪传统的人应该是光明额我略(260-323), 这里很大程度上还是属于拜占庭礼。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两大礼仪传统：拜占庭和罗马。最初拜占庭特别接受的是安提约基雅的传统。金口圣若望的礼仪将安提约基雅的传统带到了拜占庭，但也有小亚细亚和耶路撒冷的影响，这样使得这一礼仪传统很丰富，因为有来自宗徒们传教区域的影响。斯拉夫世界的很多地区都接受了拜占庭礼，这样进入与教父和宗徒们的祈祷共融中。

在西方原则上可以区分三个大的革新中心：与罗马礼一起并与拉丁非洲礼类似，保留了古加里亚（Galia法国）礼仪传统，这一礼仪传统同时与加尔德礼(liturgia céltica)以及古西班牙礼(mozárabe)保持很紧密的关系。最初这三个礼仪传统之间很相似；但是面对罗马在礼仪方面的过分保守和节制，西班牙和加里亚向东方的礼仪影响开放并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东方的礼仪。

面对罗马礼仪的过分简短，加里亚礼的特点是有很多诗歌。大约在十世纪末，罗马接受了加里亚礼的很多成分而加里亚礼作为一个独立的礼仪传统消失了。尽管在罗马礼中保留了很多这一礼仪传统中很有价值的成分。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后的礼仪改革中，为了努力保持罗马礼的纯洁性，使很多加里亚礼的成分消失了。这样通过这个礼仪改革才达到了礼仪的统一。当然在这之前十九世纪一些地方礼仪传统和修会团体已经开始消失了。可是这一统一的过程却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不同礼仪传统的大幅度瓦解，这由团体的创造力来代替了。

在看有关礼节的意义和价值之前，我们要再一次的去从现存的礼仪传统整体中得出一些结论（这可能会让人感到麻烦）。首先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同的礼仪传统追溯到基督信仰的宗徒根源；这样去直接寻找启示事件的地点和时间。在这里“一次”和“永远”的原则还是有效。因为基督徒的信仰从来不能离开一个具体的地方，因为是在那里天主拣选了人，是在那里天主愿意向我们讲话，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他成了人，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死而复活。“永远”只能来自“一次”。教会不是在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中祈祷，因为教会不能放弃他的根源。正是在具体的历史、时间、地点中承认天主真正的话语，是在这里他将我们与他联结在一起并使我们也彼此联结。礼节包含时间性。与父和宗徒们的祈祷同时有一个地方的因素，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安提约基雅、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君士坦丁堡。所以不同的礼仪传统不只是本地化的结果，尽管吸收了不同文化的很多成分。而是宗徒传承的不同形象以及在不同的地方的发展。

这里要加上第二点。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去区别不同的礼节。存在的是彼此的交流和互补。这一点看得最清楚的地方是形成礼节的两个中心：拜占庭和罗马。绝大部分的东方礼仪形式现在都是拜占庭的影响。相反在罗马，越来越将在西方的不同礼节的罗马礼统一起来。拜占庭确定了大部分斯拉夫地区的朝拜方式，从礼仪角度看罗马确立了日尔曼民族、拉丁体系以及斯拉夫的一部分地区。在第一个千年中东西方之间还有礼仪交流；后来礼仪以最终的方式确定下来了，这样为后来的彼此互补留下了很少的空间。

重要的是这些大的礼仪走向包含许多的文化；不是唯一包含时间性，而是此外还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之间创造的共融。超越个人、团体甚至一个地方教会的界限。非偶然性是其中所有的共同根本因素。其中所表达的是在礼仪中向我有所期待，我不是为自己而做，我与更大的一位开始接触，最终其根源是启示。

所以东方称礼仪为“神圣礼仪”，这个表达强调人这一方面的被动性。相反在西方越来越有力的强调历史性因素。因此云格曼（Jungmann）试图将西方的礼仪称为“进程中的礼仪”，为了指出是一个不断的发展：是一个机体的成长，而不是一个静止。这样礼仪不可以和一个技术性的物体相比较；不是一个做成的事物，而是象一株植物，是有机的，要成长；其成长的规律要决定后来发展的可能。

在西方，确实也加上了教宗以伯多禄的权威越来越清楚的介入礼仪的立法，这样为后来礼仪的形成增添了法律的成分。越强调首席权也就越对于权威的广度和界限问题提出置疑，自然也去反思这一权威的实行。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后认为事实上教宗在礼仪方面可以完全介入，特别是在有一个大公会议支持的情况下。最终所发生的是认为礼仪超越我们，不能根据其本有的标准来厘定，这样失去了西方的意识。

但事实上，梵一大公会议并没有以某种方式将教宗视为一个绝对的皇帝，正好相反，而是为了保证服从启示的圣言：他的权力属于信仰的传统，这也可以运用到礼仪中。礼仪不是由工作人员厘定的。甚至教宗也只应该做一个谦逊的仆人，为能保证礼仪适合的发展以及其恒久的标准。这里也如同我们在看圣像和音乐问题时所看到的，西方有不同于东方的独特道路。再一次的显示出西方所走过的历程，以其特别注重自由和历史的特性，在某种方式下，不能都一棒子打死。但如果放弃东方的基础，最终会真正瓦解基督徒信仰的本质，因为东方的基础是确立古代教会的基础。

教宗的权威不是无限的；而是为了圣传服务。由专横而导致的任意妄为绝对不能与信仰和礼仪的本质调和。礼仪的伟大正是在于其不由人所决定这一特点，我们必须不断的重复这一点。

如果我们现在再一次的问，在基督徒礼仪的范围内礼节是什么？答复为：是教会性和团体性有形的表达，要超越历史，祈祷以及礼仪行为。在其中具体的将礼仪和其生活的主体教会结合在一起；同时其特点是与在宗徒传承中得到成长的信仰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一与唯一主体教会的结合允许有不同的形象，也包括生活的发展；同时排除任意性。这为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不管是圣统制还是平信徒都是一样。

“神圣礼仪”（如同东方所称的）深深的与人以及人的感觉联系在一起，以类似的方式书写的话语是与天主行为的历史性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圣经基本法律的解释方面，也要加入基督徒信仰根本方式的原则，这要超越孤立的礼节。其价值可以与古代教会大的信德宣认相对照。同样礼仪也是在圣神的指引下（若十六，13）下逐步的走向成熟。

路德改革者的努力的悲剧在于处于一个礼仪根本形象隐藏和无法礼节的时期。尽管极端的强调“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但路德并没有对古代教会的信仰宣认的有效性提出置疑，这样构成了后来誓反教改革历史上的一个内在矛盾。毫无疑问如果路德当初能够看到大的礼仪传统的对照性以及祭献与Logos的对照的话，那宗教改革就会朝向另一个方向了。

今天很明显的看到以绝对历史批判的方法“唯独圣经”不能作为教会和信德团体性层面的基础。圣经只有在生活的主体教会中才是圣经。以“唯独圣经”做基础来诠释礼仪的努力显得很荒唐，这是将圣经与普通的解经学意见等同起来，将信仰和个人意见等同起来。这样礼仪的基础就是话语和人的意见而已。只有尊重礼仪的根源以及其根本的非任意性，才能为我们奉献我们由礼仪所期待的：节日，在此，伟大的事实要来与我们相遇，不是我们自己在做，而是首先我们作为一个恩宠来接受。

这就意味着在礼仪现实中创造力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标准。此外这个词是在马克思的宇宙观中发展起来的。创造力的意思是在一个没有意义而盲目进化的世界中最终由人以自己的努力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新世界。现代的艺术理论由此创造出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艺术什么也不应该模仿，艺术的创造力是人的自由决定，不应该束缚于任何规则和目的，也不能去提出任何有关其中意义的问题。在一个由技术主导一切的世界中这可以称为一个向自由求救的呼声。这样艺术以自由的最后想象来出现，确实是这样。但是这样的自由是空的：不会解救人，而是视失望为人类存在的最后断语。

这种创造力不能进入礼仪。礼仪不是来自任何一个个体或者团体的天才。完全相反，礼仪是天主进入我们的世界，实行真正的解救并成为相遇。只有他能打开走向自由之门。司铎与信友越谦逊的交付于这个与天主的相遇，礼仪也就越新，越个人化，真正达到礼仪的所是。但礼仪不会因着无用的话语和参与而成为真正、个人化以及新的礼仪。而是要勇敢的走向这条大路，通过礼节常带领我们不断向前，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得到全部。

应该再一次的重复，这一次和过分严格要求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伊斯兰信仰来说，可兰经是天主真正的话语，没有任何人的中介；而基督徒知道天主通过人讲话，所以，人类历史的成分也构成天主行为的内在部分。圣经的话语只有在教会的回应中才达到圆满，我们称之为圣传。也只有在教会的庆祝中圣经上最后晚餐的叙述才得到具体实现。所以在神圣礼仪中可以存在一个进化，当然只是自然的进化，而不是来自暴力或者提前的规矩（参谷四，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