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过，会堂对于基督徒礼仪的影响甚至从建筑角度看都表现的很清楚；所表达的是旧约与新约的延续性以及新约的特殊之处。这样就形成了基督徒敬礼中为举行圣体圣事以及与之一起的圣言礼的场所。很明显，后来所做的改动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圣洗圣事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场所。忏悔圣事经过了很长的发展过程，其结果应该和圣堂的建筑发展一起来看。当然普通民众的宗教感情在庆祝场所的建筑发展中也占有地位。当然，圣像、圣乐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对于圣言礼和圣祭礼的建构原则也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么严格；因为很明确，在其全部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礼仪的本质是什么？礼仪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有关这个问题，应该去看一些基本准则，这就是我们刚看过的基督徒思想对于礼仪空间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在这些不同点之外，有一点相同，并很清晰的在基督宗教中常保持一致直到第二个千年的开始:那就是祈祷时面向东方。这是一个从起初就有的传统，是基督徒对宇宙和历史综合的基本表达，是救恩史的统一性的表达，是与要来的主相遇的表达。其中所表达的是：我们所接受的忠诚，会成为我们要走的路的动力。

今天的人对于这个“方向”不是很敏感。可是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来说面向启示中心的地方祈祷是一个不容商榷的事实，要朝向天主向我们所显示的方向；在西方世界中强加着一种抽象的思想，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基督思想进化的结果。天主是神，他临在各个地方。这不是在说祈祷和一个地方和方向并没有关系吗？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祈祷，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接近他。

由基督信仰的普世性产生出了天主的普世性的观点；基督徒的目光朝向居于众神之上的天主，他涵盖宇宙，比我们自己更临在我们内。但是这个普世性的意识是启示的结果：天主向我们显示了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他，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在任何一个地方的祈祷去信赖的投奔他。也正因为如此，基督徒的祈祷才能合适的表达对启示给我们的天主的交付。天主取了一个身体进入了时间了空间，那同样需要在祈祷中，至少在团体礼仪中我们应该向一个成了血肉的天主讲话，通过圣言，通过基督朝向天主圣三。初升的太阳的象征一方面表达了超越任何地方的普世性，同时也表达了神圣启示的具体性。这样我们的祈祷融入到各民族走向天主的进程中。

那祭台呢？在圣体礼仪中我们面向哪里祈祷？普遍来讲，在拜占庭建筑中保留了我们刚看过的形式，在罗马却有不同的发展。主教宝座被移到了拱顶的正下方，所以祭台也就置于偏侧。在拉特朗大殿和圣母大殿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四世纪。而伯多禄大殿在大额我略期间（590—604）将祭台靠近了主教宝座旁边，可能是因为这个位置是在伯多禄的坟墓上方。这种方式具体的表达了与所有时代诸圣的共融中举行主的祭献。

将祭台建在殉道者们的坟墓上边这一习惯可能很早，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殉道者在历史的进程中使基督的祭献临现；可以说他们是教会生活的祭台，教会不是由石头建造成，而是由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的人所形成的。如此来表达这一新敬礼：祭献是人类与基督一起在爱内被转化。好像后来许多罗马的圣堂都模仿了伯多禄大殿所采用的形式。

这一发展的个别细节成了争论的话题，对于我们的反思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倒是在刚过去的这个世纪中由其它的话题引起了争论值得我们注意。测绘学的研究发现：伯多禄大殿的指向是向西的。这样主礼如果愿意像基督徒礼仪传统所要求的将目光指向东方的话，就应该站在信友的后面，就是从后面去看信友。无论如何伯多禄大殿都对其他之后的圣堂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在刚过去的这个世纪的礼仪改革中，为发展一个新的礼仪形式的观点，接受了主礼的这种方式。这样圣体圣事的举行应该是面向信友（Versus populum）；可以接受伯多禄大殿模式中的祭台位置是正常的位置，这样司铎和信友就可以面对面的彼此看见，形成一个圆圈。只有这样才适合基督徒礼仪的精神，才能表达主动的参与。只有这样才符合最后晚餐的原始形式。

这些结论似乎很有说服力，在大公会议之后（大公会议并没有谈到面向信友的方式），各地都新建了新的祭台，今天可以说，面向信友举行礼仪好像是由梵二大公会议所实行的礼仪改革的真正成果，事实上却是一种新方式最可预见的结果，其中的含义不只是位置在哪里，而是表达了一个对于礼仪本质的新观念，将礼仪视为一个团体的聚餐。

很明显，这样就将罗马大殿祭台位置的意义曲解了。置于最后晚餐，这里所表达的形象也不准确。对于这一方面我们看路易·布艾所写的：“认为面向信友举行礼仪是原始的方式，特别是最后晚餐所表达的方式，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这只是过去的一个聚餐方式，与是否是基督徒没有一点儿关系。在初期基督徒时代，主持聚餐的人从来不坐在其它用餐人的对面。大家都坐在桌子的一边形成一个∑形或者马掌形。所以在古代基督徒中谁也没有想到要面向信友主持聚餐。更好说为能突出团体性所采用的是正好相反的方式：那就是所有的参与者都坐在桌子的一边。”

当然对于这个宴会方式的分析还要加上：宴会或聚餐并不能适合的表达圣体圣事。毫无疑问主是在犹太（巴斯卦）晚餐中引入了基督徒敬礼的新意，但他要我们重复其中的新意而不是宴会的本身。所以很快其中的新意就与古老的外在形式分开并找到了合适的方式。这一方式已经在圣体圣事指向十字架的事实中得到提前实现。所以是由圣殿的敬礼过渡到合于Logos的敬礼。

另外一点是会堂的圣言礼由基督信仰得到更新和深化，融入基督在圣体圣事中死亡与复活的记忆中；这样就实现了“你们要这样做”的诫命。这一新的内在形式不能只局限于一个聚餐，而是与圣殿和会堂、圣言和圣事以及宇宙和历史性层面保持联系。此形式正表达在初期教会闪族基督徒氛围的礼仪结构中。自然这在罗马也是根本形式。我再次引用布艾有关这方面的话：“对于主礼在信友前面或者后面举行礼仪，在初期（也就是说，在4世纪以前），从来没有人去看其中的重要性，甚至都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一点。如同西里肋·沃格（Cyrille Vogel）教授所显示的，唯一重要的是主礼面向东方宣读感恩经以及其它的祈祷经文......甚至在圣堂的结构可以使主礼面向信友祈祷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不只是主礼面向东方，而是与信友一起面向东方”。

在现代，这种意识在逐渐晦暗，不管是在圣堂的建筑还是在礼仪的举行上直至完全丢失。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将主礼的方式命名为“面向墙壁”或者“背对信友”，是很荒唐且是无法接受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后来宴会或者聚餐的方式竟成了基督徒礼仪的方式，这种方式得到现代艺术的装潢。事实上，这是引入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甚至予以绝对化。实际上司铎，或者现在更通行的叫法“主礼”，成了全部礼仪的参照点。一切都取决于他。他成了当受注目的那位，我们则参与他的行为，并回答他，是他的创意在支持这礼仪的整体。如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试图去除“他”的成分。分配并重视不同的行为以及一些有创意的小组来作礼仪的准备是不错的，但首先应该是主动的融入。

越来越不注意天主，越来越重视那里所聚集的人。便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一个既定的规则。司铎的目光注视于信友所形成的团体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已经不再是一个向前向上开放的团体，而是一个封闭的团体。

一起面向东方不是一个“面向墙壁”的礼仪，也不是司铎“背对信友”的问题，在此并不去重视司铎。就像在会堂中大家一起去看耶路撒冷，同样，面向东方就是主礼和大家一起去看主。用梵二大公会议礼仪宪章的编纂人之一，云格曼（J.A.Jungmann）的表达，更好说是：司铎与信友朝向一个方向，知道一起走向主。信友和司铎不是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不是你看我来我看你，而是如同在路上的天主子民，一起走向东方，走向基督并与他相遇。

但，这里面没有某种程度的浪漫主义和怀旧吗？基督徒祈祷的原始形式对我们今天还有意义吗？或者更好说我们应该寻找适合我们时代的方式？当然我们不能只是去模仿过去。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找到它本质的东西并将之表达出来。重要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现这一本质。如果完全摈弃上个世纪的新形式肯定也不完全对。重新将祭台靠近信友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在很多情形下祭台离信友已经很远了；尽管在一些圣堂里保持了将祭台放在偏侧的传统，位于司铎和信友之间。除了圣祭礼之外，当时重新强调圣言礼的地位也很重要；事实上这是一个宣读和一个响应，所以，宣读的人要面对聆听的人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在答唱咏中接受所听到的，并将之内在化，转化成作为祈祷的回答。仍然作为根本的是：在祝圣礼中大家一起面向东方。这不是附加的，而是本质的。这里重要的不是看着司铎的一个对话，而是共同的朝拜，去与要来的主相遇。这一行动的本质不是一个封闭在自己之内的小圆圈，而是去与主相遇，它表达在共同的朝向中。

针对我上面所做出的结论，霍布尔（A. Häußling）提出了几点反对意见。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其中的第一点：根据他的观点，这是浪漫的寻求过去，是怀旧。此外我只谈到古代基督信仰而跳过了之后的几个世纪，这为他来说也很奇怪。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由礼仪学专家所提出的认真的反对意见；我觉得现代礼仪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试图承认古代的才是唯一真正的标准；并以此为标准将后来不管是中世纪还是特利腾之后所发展的都定为异端。这样甚至以恢复过去来适应改变的规则，以至于在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来抹杀礼仪。

为反对这一切，很重要甚至有必要注意到：过去的东西从其本身来讲并不能成为标准，也不能说后来的都自动的定义为远离根源。毫无疑问，可以有一个生活的进化，起初的种子逐步的成长并结出果实。下面我们还要再看这个观点。现在，如同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不是浪漫的逃避到古代，而是重新发现根本的事物，在此礼仪表达其恒久的指向。很明显霍布尔认为朝向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当然已经不能引入今天的礼仪了。真的不能了吗？难道宇宙已经远离了我们了吗?难道我们真的无可避免的封闭成了一个小圈子了吗?难道就是在今天与受造界一起祈祷不重要了吗？难道就是在今天引入将来的层面期待要来的主就不重要了吗？难道承认新创造的进程是礼仪的根本形式就不重要了吗？

另外一点反对意见是认为不需要在注视东方和十字架了，因为信友和司铎互相注视就是在默观在人内的天主的肖像；所以祈祷中的正确方向是彼此互相注视。我很难接受这个批评中的提法，在人内看天主的肖像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在人内的天主的肖像不是能够从脸面上看得到的。是可以看见，但要以信德的新眼光。同样也可以在人内看到善良、正直、内在的真理、谦逊、爱，是这些使人成为天主的肖像。但正是为了这些，才需要学习以新的眼光去看，这样正需要存在圣体圣事。

最难的是实践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人问：现在我们要把一切都改了吗？没有什么能比经常将礼仪改变的四脚朝天更有害的了，甚至在真正的新意中也要小心。在这方面我觉得在起初提到的艾里克·彼得逊（Erik Peterson）的结论可以是一个出路。指向东方与宣报人子来临的十字架有密切的关系。这样东方很快就合于十字架的记号。如果没有可能指向东方，十字架可以作为信德的内在东方。十字架应该放在祭台的中央，成为司铎以及祈祷中的团体的共同参照点。这样我们还是随从在圣祭礼开始时的古老祈祷：“请你们转向主”（Conversi ad Domini）。我们注视因他的死撕开圣殿帐幕的那一位，是他在父前为我们转祷，是他将我们纳入他的双臂，使我们成为生活的新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