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在歷史的過程中，基督徒嘗試過能代表的圖像，表達這個「知卻不知」，他們曾展示「天堂」的圖像，此圖像並沒有消除循著未知只能消極地知道的。這一切代表希望的嘗試，幾世紀來，曾給予許多人活於信仰的誘因，同時放棄他們生活中的物質財富。致希伯來人書的作者，在第十一章中，提出了那些活於希望者的歷史和他們的人生，從亞伯爾到作者當時的歷史。這類希望在現代曾受到不斷的苛刻的批評，以為是純個人主義而被排斥，是把世界推向窮困，在個人化的永恒救恩中避難。恩利．魯巴克（Henri de Lubac）在他《天主教、信理的社會面》一書的導言中，收集了此觀點的某些特別點，值得引述的一點是：「我可能找到喜樂嗎？不……只有我的喜樂，這是非常地不同……耶穌的喜樂可以是個人的。可以屬於一個人，而他得救了。他處於平安中……現在及常常，可是他是孤獨的。此喜樂的孤立並沒有擾亂他。相反，他是被選的人！在他的幸福中，他手上拿著一玫瑰花而過了戰場」[1]。

 

14. 對於這點，魯巴克引證教父神學，證明得救一直被視為「社會性」的事實。的確希伯來人書談及「城」（參十一10,16; 十二22; 十三14），就是社區的得救。與此觀點相符的，教父們對罪的了解是人類合一的破壞，是支離和分裂。語言混亂的地點巴貝爾塔，分離的地方，被視為罪惡本來的表達。因此，「救贖」以重建合一而呈現，在救贖中我們再次團結，在全球信友團體中實現。我們不必注意所有顯示希望的社會性經句。我們集中在聖奧思定致Proba 的書信，他多多少少說明了我們所追求的「知所未知」。他以簡單的「幸福生活」作出發點。然後他引用聖詠一四四（143）首第十五節：「認上主為天主的民族，真是有福。」他接著說：「為了列入此民族中，獲得與天主一起的永恒生命，『這訓令的目的就是愛，即由純潔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誠的信仰所發出的愛』（弟前一5）」[2]。這個我們一而再想達到的真實生命，是與一個「民族」親密相連，為每一個人只有在此「我們」之中才能獲得此生命。這假定我們從我們的「我」遠離，因為只有對普世開放，我們的目光才看到喜樂的源泉，愛的本身――天主。

 

15. 當此「幸福生命」以團體導向的看法，確實指向超越目前的世界時，但是還得依照歷史的背景，以及能有或無法有的潛力，以不同的方法建設這個世界。在聖奧思定時代，新興民族的入侵，威脅了世界的凝聚力，從此世上有了某種法律的保證，並生活在法治的社會，同時，加強此和平群體的基礎，為了能在變化的世界上存活。現在我們從中古時代任意選擇的事件來看，它可以從多方面說明我們所說的。一般都認為隱修院是逃避世界的場所，是對世界推卸責任尋求私人得救的地方。明谷的伯爾納(Bernard of Clairvaux)他曾啟發許多青年人進入他改革過的修會會院，他對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依他看，隱修士為整個教會和世界履行任務。他應用許多圖片說明隱修士對整個教會和人類有的責任， 他以pseudo-Rufinus（偽魯菲諾）的話談隱修士：「人類靠少數一些人而生活，不是由於他們的話，世界可能毀滅了… … 」[3] 。他說， 默觀者（contemplantes）成了勞工(laborantes）。基督信仰承襲猶太教，視工作是高貴的，這種思想已在奧思定及本篤的隱修會會規中表達出來。伯爾納重又採取此觀念。湧入隱修院的貴族子弟，必須做手工。伯爾納明白聲稱，即使是隱修院也無法重建地堂，不過他表示隱修院是實際而屬靈的「耕地」的地方，應該準備新的地堂。一大塊森林地形成了肥沃的地，在此過程中，驕傲的樹倒下了，在心靈中可能長出的雜草被拔除了，於是土地已經準備好，使那為肉體和靈魂的食糧可以繁殖[4]。以目前的歷史看，我們豈不是又看到，心靈雜草叢生的地方，積極的世界秩序是不能昌盛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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