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耶稣的讯息完全是个人性的，只指向个人，这样的观念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如何形成将“灵魂的得救”解释为逃避对于整体的责任呢？因而将基督信仰视为自私的寻求救恩的程序而拒绝为他人服务呢？为能找到一个答案，我们应该去看现今时代的基本因素。这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身上看的特别清楚。无可争议的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新技术的征服而带来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可是，这个时代改变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础就是经验和方法之间的新关系，使人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法则去解释自然，而最终获得“艺术对自然的胜利” (victoria cursus artis super naturam)[1]。根据培根的观点，革新就在于科学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并随后在神学上有一个关键的应用：科学与实践的这个新关系意味着重建对于受造物的统治权，这是天主曾给予人的，却因着原罪失落了[2]。

17. 任谁读了这些结论，认真反思一下，就会承认其中有衔接不好的一步：在此之前，人由于被驱逐出乐园所丧失而得到的恢复是在耶稣基督内信德的期待，在此我们看到“救赎”。现在，这个“救赎”，或说对已经丧失的“乐园”的恢复已经不是在信德内等待，而是在所发现的科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内的等待。这并不是否认信德；可是信德被挪到了另一个层面，挪到了纯粹个人性和远离世界的现实中，同时从某种方式上来看，为世界来说并不重要了。此程序式的观点决定了现代的进程，也影响到了现有的信德危机，具体而言，特别是基督徒望德的危机。所以，按培根的理论，望德也接受了一个新形式。现在被称之为：发展中的信德（faith in progress）。这样，为培根来说很清楚，这些发现和发明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因着科学与实践之间的协同作用，将会涌出全新的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将会崭露，是人的国度[3]。据此，培根描绘了一幅可预见的创造轮廓，甚至包括了飞机和潜艇。在此演进体系的发展后期，人类潜能的可见性成就而带来的喜乐成为对这一发展理论信仰的持续肯定。

18.同时，有两个范畴越来越占据这个发展观念的中心：理智和自由。进步被特别的视为对理性不断统治的演进，这个理性很显然被视为是善的力量，也是为了善的。演进会超越一切从属，是朝向完美自由的发展。而自由也只被视为一种许诺，在这样的许诺中人会达到其圆满。在这两个概念－自由与理性－中有政治性层面。确实，是在期待人类理性的王国，这是人类达到完全自由的新条件。可是，这个理性与自由的政治条件最初只稍有确定。理性和自由似乎会因着其内在的善而保证一个完美的人类新团体。不过，明显的在这两个根本概念中，“理性”与“自由”，常会相反信德与教会，同样与当时国家之间的正常秩序相对立。这个两个概念本身蕴含了巨大的爆发性力量，即一种变革的潜能。

19. 我们应该在两个特殊阶段简短的去审视这个希望的政治性结晶，因为这为基督徒的希望之路、对其理解及其坚持来说都有着巨大的重要性。首先是法国大革命，试图将理性和自由凌驾于一切之上；现在却又将此思潮纳入政治领域。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在起初就狂热的关注这些事件，可是，面对其演进也不得不以新方式去反思理性和自由。对于在法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接受，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两段文字意味深长，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了反思。1792年写出了《善原则对恶原则的胜利和一个“地上”天国的建立》一书（« Der Sieg des guten Prinzips über das böse und die Gründung eines Reichs Gottes auf Erden » )。其中这样说：“天国的临近就是从教会性信仰到纯粹宗教性信仰单一占有的逐步过渡”[4] 。他也说变革可以加快由教会性信仰向理智性信仰的过渡。耶稣所谈到的“天国”接受了一个新定义，也有了一个新临在；可以说存在一个新的“即刻期待”：“天国”到来的地方就是“教会性信仰”被“宗教性信仰”－或说单纯的理性信仰－超越和替代的地方。1795年，在他的著作《论万物的终结》（« Das Ende aller Dinge » )一书中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形象。现在康德去看另一种可能性，与万物的自然终结一起，也会产生一个反自然，一个邪恶的反对势力。对于这一点，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基督信仰不值得去爱了，人类的主导思想会变为一个抗他性思想并相反其本身；反基督……会建立他的统治，尽管会很短暂（可以确定是建立在畏惧和自私之上）。可是，接着，尽管基督宗教是要成为普世性的宗教，但是，或许它也可能不会受到帮助而成为如此的宗教，它也可能会在伦理层面上达到万物的终结”[5]。

20. 在十八世纪，相信进步是人类希望的一种新形式理论的尚不乏其人，继续认为理智和自由是指路明星，人应该在希望之路上跟随之。可是，逐步加快的技术发展与工业化很快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形势：形成了工业工人阶层，被称之为“工业无产阶级”，1845年他们可怕的生活条件特别触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他来说很清楚：这种发展不能继续，需要改变。可是这个改变需要推翻并打破整个资产社会的结构。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现在到了一个新革命的时候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进步不能只是以线性方式小步蹒跚，更需要革命性跳跃。卡尔·马克思领受了当时的这个召唤，他想以富有激情的语言和思想引领这一历史新而弥久的巨大步伐朝向救援，朝向康德所称的“天国”。超越性真理消失了，现在需要建立当下的真理。对天堂的批判现在成了对世界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成了对政治的批判。向更好、最终美好世界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来自科学，也来自政治；一个以科学的方式思考出来的政治，就是学会认识历史和社会的结构，以此指出革命的道路，指出万物的道路。马克思以非常精确的方式－尽管非常片面和不完全－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他以巨大的分析能力照亮了革命的道路，不仅仅是理论性的：由1848年的宣言所产生的共产党也具体开始了革命。由于分析尖锐并清楚指出根本性变革的工具，他的承诺曾陶醉了很多人，今天还继续如此。之后，革命以更彻底的方式也在俄国建立了。

21. 不过，随着其胜利也显示出了马克思的根本错误。他确切指出如何实现形势的完全改变，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后续进程是什么。他简单的认为随着统治阶层的更替，政治力量的垮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可以建立新耶路撒冷。这样确会消除所有的矛盾，最终人和世界会清楚的看到自我。那时一切会自主并在正途中发展，因为一切都属于大家，所有的人都互愿更好。这样，在革命成果的背后，列宁已能注意到从老师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如何继续的指示。诚然，马克思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阶段是一个必要阶段，然而，之后已显示出这个阶段从其自身已经失效了。这个“过渡性阶段”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也知道其后发展若何：它没有给人予美好的世界，相反地，在它的背后却留下一个毁灭性的破坏。马克思的错误不仅在于没有考虑为新世界的必要秩序，其实，这已非必要了，也在于他丝毫没有提到这点是其观点的逻辑性后果。他的错误更为深刻，他忘记了人永远是人，忘记了人及其自由，忘记了自由常是自由，甚至是为恶的自由。他认为经济问题解决了，一切就都解决了。他真正的错误是唯物主义。事实上，人不能仅是经济条件的产物，不可能以创造有利的经济条件来从外在规划人。

22. 这样，我们又重新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期待什么？需要在与基督信仰及其对望德的概念对话中对现代进行一次自我批判。在这个对话中，基督徒在其认识和经验的环境下，也必须重新学习其望德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能够带给世界的，什么是不能给予世界的。对于现代的自我批判也需要包括对于现代基督信仰的自我批判，常应该学会从其根源去理解其本来所是。在这点上此处只能努力去看几点。首先应该去问：“发展”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所承诺的是什么？没有承诺什么？在十九世纪已经有对发展“信仰”的批判。在二十世纪，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以甚为强烈的表达道出在此发展理论之上的信仰的不确定性：从我们现今所处来看，发展是一个从投石器到原子弹的过程。此一发展的层面是不应被隐藏的。换一种说法：发展的模糊多向性很明显。毫无疑问，会使善有新的可能，但也可能为恶开启无底之门，孵化出先前并不存在的恶。我们都见证了发展一旦落入错误人的手中，会成为、事实上已经成为在邪恶之内的恐怖发展。如果技术的发展不与人的道德陶成以及人内在的成长（参弗三16；格后四16）相配合，就不是发展，而是对人和世界的一个威胁。

23. 对于这两个重要的课题“理性”和“自由”，这里只能指出与此相关联的问题。确实，理性是天主给人的巨大恩赐，理性对于非理性的胜利也是基督徒信德的对象。可是，究竟何时才能驾驭理性？难道是离开天主的时候吗？或者是闭眼无视天主的时候吗？权力理性和实践理性就是整个理性吗？如果发展为能成为发展需要人类伦理增长的话，那权力和实践理性同样迫切需要借助向信德拯救力量的开放而进入对于善恶的分辨。只有这样才会成为真正人的理性。只有有能力指出走向意志的道路才是人的回归，这只有注视自己之外才能做到。否则，在一面是物质能力而另一面是缺乏心灵判断力的失衡中，人类的情形会成为对自身和对受造物的威胁。所以，谈到自由，应该记起人的自由要求诸多不同自由间的整合。然而，如果没有确定一个共同而内在的衡量标准就不会获得这一点，而这个标准是我们自由的基础和目标。我们现在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说：人需要天主，否则就没有希望。看到现代的发展，本通谕一开始所引用（弗二12）的圣保禄的话显得非常现实，也确实是真的。所以，毋庸置疑的是：一个建立起来的没有天主的“天国”－这只是人的国度－会不可避免的滑落到康德所描述的万物的“反叛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了，并将不断在注视这种周而复始。但是，亦无需置疑的是：天主实实在在的进入了人类事务中，进入了不仅是我们自己所思索，同时也是他与我们相遇并向我们讲话的景况中。所以理性需要信仰以臻至齐全的理性本身：信仰与理性相辅相成才能实现其真实本性并满全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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