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基督徒试图以可代表的形象来表达这个不知道的知道，借助于“天”的形象来表达一个遥远的现实，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认识，就是通过一种“非了解”的方式。在历史进程中，所有这些表达基督徒望德的努力促使许多人生活在信德中，因此，放弃他们的产业（hyparchonta ），就是放弃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致希伯来人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中叙述了那些生活在望德中的人以及他们经过的历史，这个历史从亚伯尔开始直到作者的时代。在近代，出现了对这种望德越来越严厉的批评：这纯粹是一种个人主义，就是不顾世界的悲惨、龟藏在排他性的永恒救恩中。亨利·吕巴克(Henri de Lubac)在他的基本著作《天主教信仰，信理的社会性层面》一书的导论中，收集了这一类的事例，其中一个值得一提：“我找到喜乐了吗？，没有……我找到了我的喜乐。这是很可怕的不同……耶稣的喜乐可以是个人性的。可以只隶属于一个人，并会使这个人得救。他会处在平安中……现在和永远，不过是他自己。这个喜乐的孤独并不会干扰他，相反，他就是被选者！在真福中他可以幸福的手中拿着玫瑰穿越战争”[1]。

14. 在这一方面，吕巴克在他深阔的教父神学基础上，已表明救恩常被视为一项团体性的现实。《致希伯来人书》也谈到了“城市”（参十一10，16；十二22；十三14），所以，这是在谈论一项团体性的救恩。这样，教父们将罪恶理解为人类整体的摧毁、破坏与分裂。巴贝耳塔是语言混乱和分裂的地方，显示出了罪恶从其根源的表达。所以，“拯救”正是建立合一，在此合一中我们重新聚集，而这聚集在全世界信徒们的团体中反映出来。关注于所有有关望德团体性层面的经文内容在此处不是必要的，还是让我们继续去看给普罗巴的信，其中奥斯定试图解释我们所寻求的这个已知的未知现实。出发点简单的解释为“真福的生活（幸福）”。之后引用圣咏一四四（一四三）第15节：“尊上主为天主的民族真是有福”。接着说：“为能使我们成为这个民族的一员而永远与天主生活，‘这训令的目的就是爱，即由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第前一5）”[2] 。我们常重新朝向的这个真生命，在存在性的结合为一个“民族”上表现出来，只有在这个“我们”之内每个人才能实现自我。也正因如此，就意味着要放弃封闭在自“我”中，因为只有向这个普世性的主体开放才能打开仰望喜乐之源、仰望爱的本身、仰望天主的目光。

15. 这个指向团体的“真福生命”是指某种确实超越现在的世界的事物，可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去关注世界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世界对此的接受或拒绝的可能性上方式迥异。在奥斯定时代，新民族的入侵威胁到了社会的协调，而这样的协调在一个法制社团中对于权利和生命有一定的保障。这就要巩固这个团体的真正基础－因为这是人们赖以生存并能给人和平的团体－为能在那个动荡的世界中生存。可是我们要去注意，比如在中世纪的一些典型性情形下，人们的普遍意识是：隐修院是逃离世界的地方 (contemptus mundi) ；这样忽略了对世界的责任而寻找自己的得救。明谷的伯尔纳多因着改革修会而使很多年轻人进入修院，对于这一点他的看法却非常不同。为他来说，修士们对全教会都有一项职责，因此也关涉到世界。他以诸多图像的方式来启迪修士们对全教会进而对全人类的责任；他引用伪鲁斐诺（pseudo-Rufinus）的话：“人类的存在是因为少数人；如果他们消失了，世界也就消失了”[3]。伯尔纳多这样对我们说：度默观生活者（contemplantes）应该成为农民（laborantes)。工作的高贵－基督信仰从犹太信仰所继承的－已经在奥斯定和圣本笃的会规中出现。伯尔纳多重新提出这个概念。进入隐修院的贵族青年要参与手工工作。伯尔纳多清楚的说隐修院并非要建立乐园，可是坚持认为隐修院作为实践和精神性工作的场所应该准备新乐园。正因为把多余的树木砍掉，一片野生树林才会成为肥沃的土地，所以，只有将灵魂上劣性的东西根除才能准备肥沃的土地，才能为身体和灵魂结出食粮[4]。难道我们不曾有过机会得以证实，就是在当今历史时刻，在那些人灵已经变质的地方，就不能建立世界的积极秩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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