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一个有关与天主相遇的问题产生了：天主在基督内显示了他的面容，并敞开了他的心，那么，与这个天主的相遇是否为我们来说不仅仅是“资讯”性的，而且也应是“实效”性的，也就是说，上述相遇所表达的希望是否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使我们感受到被拯救。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再次回到初期教会。不难看到，非洲小女奴巴希塔的经验也是初生基督信仰时期许多被虐待和被判为奴隶者的经验。基督信仰不像斯巴达克那样带来一个社会革命性的讯息，斯巴达克在经过残酷的斗争之后终归失败。耶稣不是斯巴达克，也不是一个像巴拉巴或巴克巴(巴拉巴Barabbas，圣经新约里记载的一名强盗。彼拉多曾将他与耶稣一同带到犹太群众前，询问二者中释放哪一位。结果巴拉巴获释放，耶稣则被判处死刑。巴克巴Bar- Kochba，132－135年发动了犹太人针对罗马帝国的战争，史称第二犹太罗马战争或第二犹太人起义。—译者注)一样是为政治解放而斗争的斗士。耶稣所带来的，是他自己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点：与万主之主，与生活的天主的相遇，也就是与一个比奴隶的痛苦更为强烈的希望相遇，借此相遇会从内里来改变生命和世界。展现出的新意在圣保禄《致费肋孟书》中表达的异常清楚。这是一封非常个人性的信件，是保禄在监狱中所写，让一个逃亡的奴隶敖乃息摩将这封信交给他自己的主人费肋孟。是的，保禄把从主人手中逃脱的奴隶交还给他的主人，但他没有命令，而是在请求：“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敖乃息摩来求你……我现今把他给你打发回去……他是我的心肝……也许他暂时离开了你，是为叫你永远收下他；不再当一个奴隶，而是超过奴隶，作为可爱的弟兄”（费10-16）。从社会层面来讲，人与人间的关系犹如主人和奴隶，但，作为唯一教会的成员时，彼此却成了兄弟姐妹：互称为基督徒。都藉着洗礼而重生，充满同一圣神的恩宠，一起肩并肩的领受主的身体。尽管外在的结构保持不变，却是从内里改变社会。《致希伯来人书》说基督徒在地上是外方人和旅客，在此他们怀念将来的家乡（参希十一13-16；斐三20），这不是在单纯的指将来的幅度，而是在表达非常不同的一点：基督徒承认现今的社会不是其理想，他们属于一个新社会，并走向这个新社会，这在其旅程中得以预瞻。

5. 我们还应该增加另一点。《格林多前书》（一18－31）向我们显示出初期基督徒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社会下层，正因如此，他们准备好经验新希望，一如我们在巴希塔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可是，从一开始也有社会望族和有素养阶层的人皈依。是因为这些人也生活在“没有希望、没有天主”的世界中。神话已经失去了可信度；罗马的国家宗教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沦为繁文缛节，这些礼节虽被恪守着，却已缩减为一个“政治性的宗教”。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已经将众多的神祗推到了不现实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将神圣视为宇宙的力量，但是，一个可以向之祈祷的天主并不存在。保禄以绝对适宜的方式来解释当时有关宗教的根本问题：“依照基督”的生活相反于依照“世俗原理”所统治下的生活（参哥二8）。在这方面，尼散的圣额我略的一句话可以很清楚的说明。他说在贤士们由异星的指引去朝拜新王基督的那一刻，星象学就走到终点了，因为从那时起星辰开始按照基督所建立的秩序来运行[1]。确实，在这个场景中引入了当时对于世界的观念，今天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达到顶峰。最终统治世界和人的不是宇宙原理和物质法则，而是位格化的天主统治星辰，即整个宇宙；最后的因素不是物质和进化的规则，而是理性、意志和爱，是：一位。如果我们认识这一位，而这一位也认识我们，那么物质元素不可抗拒的力量就不是最终的要素了；我们已经不是宇宙及其法则的奴隶，现在我们是自由的。这影响了远古时代智者追寻格物致知的精神。天堂并不是空洞的。生命不是物质法则和偶然性的简单产物，而是基于全部，同时在此全部之上具有一个人性意志，存在一个“精神”，并在耶稣内启示了自己的“爱”[2]。

6. 基督信仰初期的墓窟壁画展现了这种观念，在死亡的临在和氛围中，无可避免的要去追问生命的意义。在古代的墓窟壁画中，以两个图像来诠释基督的形象：哲学家和牧童。哲学，普遍来讲，在当时并不被视为一门像今天一样艰难的学科。哲学家，更好说是懂得教授本质艺术的人，就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人的艺术，生与死的艺术。确实，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发现那些自诩为哲学家或生命导师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靠着夸夸其谈来赚钱，对于人生真谛却只字不提。这就使人们以更大的渴望去寻找真正的哲学家，真正知道指出生命道路的哲学家。到第三世纪末叶，在罗马一个孩子的墓窟壁画上，我们第一次发现，在拉匝禄复活的背景下，出现了基督作为一个真正哲学家的形象：一只手中拿着福音，另一只手中拿着哲学家所特有的行路手杖。他以此棍杖战胜了死亡；福音拥有其他行路哲学家们所徒劳寻找的真理。这个形象，在此之后的墓窟壁画中，变成了一个公共的特性，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一形象清楚的显示出无论是有素养的人还是单纯的人在基督内所寻找到的：事实上是他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怎样做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他向我们指出了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真理。他自己就是道路和真理，因此，他也是所有人渴望的生命。他也指出了超越死亡的道路，只有能够完全的做到这一切的人，才是真正生命的导师。在牧者的形象中同样如此。如同在哲学家的形象中所表达的，初期教会在牧者的形象中也可以运用罗马艺术已有的模式。在这里，牧者，普遍表达了对一个简单而平静生活的向往，一种在城市喧嚣中的人很怀念的生活。而现在这个形象是在新场景中去看的，赋予其更为深刻的内涵：“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尽管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也不怕凶险，因为有你与我同在……”（咏二二1－4）真正的牧者是那知道如何穿过死亡幽谷的人；他甚至认识最后孤独之路，在没有任何人可以陪伴我的地方，他会与我同行并指引我穿越。他自己就经过了这条路，他下到了死亡之国，战胜了死亡，现在他重新回来陪伴我们，使我们确定的知道，与他一起总是畅行无阻。我知道，有一位甚至会陪伴我直到死亡，他的“牧杖和牧棒使我欣慰舒畅”，因而“我一无所惧”（参咏二二4），这是信徒们生命中萌发出的“新希望”。

7. 我们应该再次回到新约。在《致希伯来人书》第十一章（1节）中有对信德的定义，并将此一德行与望德紧密的联系在起来。从宗教改革开始，解经学家对于这句话的关键词展开了争论，似乎今天打开了一条通向共同解释的道路。我暂时先不翻译这个关键词。这句话是这样的：“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hypostasis，是未见之事的确证”。为教父们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来说很清楚，hypostasis这个希腊语的词翻译成拉丁语时使用了“本质（sustantia)”这个词。所以古代教会这句话的拉丁翻译是这样的：“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本质，是未见之事的确证”（Est autem fides sperandarum substantia rerum, argumentum non apparentium）。多玛斯·阿奎那[3]运用他所身处的哲学传统术语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信德是一种习性，就是说，是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由此在我们内开始永生，并且理智感受到倾向于接受所看不到的。这样“本质”（sustantia）的概念  在透过信德的意义中有所改变，以一种起始的方式呈现，可以说是以“根源”的方式－根据“本质”（sustantia）而来－我们所期望的现实已经临在我们内了：就是全部以及真正的生命。正因为这同一现实已经临在我们内，所以将要到来的这个临在也产生确定性：这一应该到来的“现实”在外在世界中尚不可见（没有“出现”），可是，由于是已开始且具有动力的现实，所以我们内里拥有之，现在已经产生了对于此一现实一定的了解。路德并不太喜欢《致希伯来人书》，在他对于信德的理解氛围中，“本质”（sustantia）的概念并不意味什么。所以并没有将hypostasis/sustantia这个词语从客观意义上去理解（现实临在于我们内），而是从主观角度去理解，犹如是内在态度的表达，自然地，也只好将“确证”（argumentum）理解为主体的态度。20世纪，这种解释在天主教的解经学中也得以散播－至少在德国－，所以，主教们所批准的德文新约大公合一版本如此翻译：“信德是：坚定于所希望之事，信服于未见之事”（Glaube aber ist: Feststehen in dem, was man erhofft, Überzeugtsein von dem, was man nicht sieht）。这从其本身来讲，不是一个错误，可这不是原文的意义，因为所用的希腊语词(elenchos）没有主观意义上“信服”的意思，而是客观意义上的“考验”。所以，基督教最近的解经学便理所当然的走到了一个不同的解释上：“而今，勿庸置疑，基督教传统的解经站不住脚了”[4]。信德不单单是人对于将要到来但尚未完全实现之事的个人倾向，信德也给予我们一些，且现在已经给予了我们一点所期待的现实，目前的现实成为我们尚未看到之事的“确证”。这个确证在当今之内引向将来，所以，这个将来已不是单纯的“尚未(not yet)”实现的将来。将来之现实改变当今，当今之现实影响未来，这样将来与现今相互影响。

8. 如果我们去看《致希伯来人书》十章34节，这一解释会更有力，也会与具体生活联系起来；从语言学和内容的角度来看，望德，与由其所渗透并准备的信德联系在一起。此处，作者对信徒讲论他们受迫害的经验，这样说：“你们同情了监禁的人，又欣然忍受了你们的财物（hyparchonton，bonorum)被抢掠，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已获有更高贵且常存的产业（hyparxin, substantiam（意为：本质。－译者注)”。 Hyparchonta 是产业，是维持现世生活的基础和“根本”（sustantia)。在受迫害期间剥夺了基督徒这个“根本”以及正常生活的保障。他们这样承受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物质的东西并不重要。他们可以放弃这些因为找到了为自己存在的更好的“基础”，这个基础会延续而且没有人可以夺走。对于这两种“根本”（sustantia)，就是指物质的维持或基础与强调信德作为可持续的“基础”与“根本”，是不能漠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信德赋予生命一个新根基，一个新基础，在此之上人可以去依靠，正是如此，惯常的基础(the habitual foundation)和对物质利益的依赖就相对化了。面对这个生命的基础会创造一个新自由，似乎只有这个基础才可以支持生命，当然，这并不否认其正常的含义。这个新自由、就是对给予我们的这个新“本质”(sustantia)的意识，不仅在殉道中才被表现出来，人借着殉道去对抗意识形态及其政治机构的强力，以自己的死亡来更新世界。而且也特别表现在完全的放弃中，从古代的隐修士到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再到我们这个时代，处在修会和现代宗教运动中的人们，他们因着对基督的爱而放弃了一切，为能将信德与基督之爱带给别人，为能帮助那些身心遭受痛苦的人。这些情形证实了这个新“根本”(sustantia)确实是“根本”（sustantia)；这些人的希望由基督的碰触所产生，同时又为那些生活在黑暗中没有希望的人产生希望。在他们身上显示出这个新生命真正拥有“本质”（sustantia），一个会为他人带来生命的“本质”。我们去看这些人，对我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和行为事实上是未来事物的“确证”，基督之许诺，不仅仅是一项期待的事物，而是一个真正的临在：他是真正的“哲学家”和“牧者”，给我们指出生命是什么及在哪里。

9. 为能更深入的理解对于hypostasis 和 hyparchonta这两个概念以及其中所表达的两种生活方式的反思，我们还要简短的去看《致希伯来人书》第十章有关这一方面的两个词。就是hypomone (十36)和hypostole (十39)。Hypomone通常翻译为“耐心”、恒心、坚忍。信友需要耐心的忍受考验以学会等待，为能“获得那所应许的”（参十36）。在古犹太宗教中，这个词清楚地用来指对天主的期待，是以色列子民的特有表达方式：在一个相反天主的世界中，他的坚忍在于对天主的忠贞，并建基在对盟约的确定性上。这样，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生活的希望，一个建基于确切希望上的存在。在新约中，对天主的这个期望，由天主一方萌发新意：天主在基督内自我显示，已经向我们通传了未来之事的“根本”（sustantia），如此，对天主的期待获得了一个新的确定性。对未来现实的期待从已经给予的现在出发，就是在基督的临在中、与临在的基督，即与他需要完善的身体，一起将目光指向他最终的来临。而hypostole所表达的是引导那些或许因危险的原因而不敢开诚布公的说出真理之人。由于害怕而在人前隐藏自己会导致他们“丧亡”（十39）。相反，《第茂德后书》酣畅淋漓的描绘了基督徒态度的性质：“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并非怯懦之神，而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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