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1561 教會唯一的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的內在一致性，曾是教父神學中一個重要課題。這並非僅是個純理論性的問題，在教會史上最顯赫的大師聖奧思定（Sant'Agostino d'Ippona）的心路歷程中，這問題差不多可用手觸摸得到。373年時，年僅十九歲的奧思定曾有過首次皈依的深刻經歷。在他閱讀西塞羅（Cicerone）現已失傳的作品《霍爾登修》（Hortensius）一書時，他心中產生了莫大的轉變，以致他憶述這事時這樣寫道：「主，它令我把祈禱轉向你…我開始起來歸向你…我多麼切願，主啊，我多麼切願捨棄世上的事物，振翅高飛到你那裡去！」（《懺悔錄》III 4:7-8）這位非洲青年人在孩提時曾領受過令他成為慕道者的鹽，這次皈依天主的經驗原應領他轉向基督，因為沒有基督便不能真正尋到天主。他於是由西塞羅轉到聖經裡去，竟然感到異常的失望：在舊約的嚴規律例下，在它複雜以至有時甚殘忍的故事中，他無法尋得可以啟發自己的智慧。在尋尋覓覓中，他遇上了一些宣講一套新穎屬靈基督教義的人－－這教義藐視舊約，視之為屬靈不足和令人反感的，其基督也無需希伯來先知的見證。這些人應允帶給他一個純理性的基督信仰，當中的基督是一位偉大的光照者，他帶領人們獲得對自身的真知灼見。他們就是摩尼派(1)。
1562 摩尼派大言不慚的承諾卻令人失望，但這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奧思定之所以能皈依大公教會的基督信仰，全因他遇上了聖安博（Sant'Ambrogio），並由他學會了一個對舊約聖經的理解，令以色列的聖經與基督的關係顯而易見，從而展示出他在找尋的智慧。這樣不但克服了因古拉丁本聖經（vetus latina）文學形式的缺陷所造成的外在障礙，但更尤其克服了舊約的內在障礙：這本書已不再是一個特定民族的宗教歷史文獻，滿載這民族的錯亂和謬誤，而是來自天主上智的聲音，並且與所有人有關。這樣來理解以色列的聖經，在它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認出基督－－天主的聖言和永恆的智慧，不但對奧思定的信仰抉擇有基本的重要性，而且也是整個教會過去及現在的信仰抉擇的基礎。
1563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這是否今天仍是合理和站得住？從歷史考證模式的釋經學觀點看來－－至少是乍看上去－－一切似乎都是否定的。德國著名自由派神學家哈納克（Aldolf von Harnack）於1920年時就曾這樣表示說：「第二世紀時排斥舊約的做法（暗指馬西翁 Marcione）實是一項錯誤，大教會拒絕這樣做是正確的做法；但在十六世紀時，仍堅持這樣做，實是一個災難，但那時的宗教改革竟未能擺脫過來；然而基督新教自十九世紀起，仍視舊約的正典性等同新約，則是宗教和教會癱瘓的結果所致。」(2)
1564 哈納克說得有理嗎？乍看下許多方面似乎都贊同他的說法。雖然聖安博的釋經法確為奧思定開闢了通往教會的途徑，而且它的基本取向－－在細節上可有些不同－－也成了奧思定信仰那一而二、二而一的聖經上天主聖言的基礎，人們始終能這樣反對說：聖安博是從奧利振（Origene）的學派那裡學到這釋經法，而這方法是奧利振率先貫徹發展出來的。奧利振可說是把希臘文化世界所採用的寓意詮釋法（intepretazione allegorica）用於聖經上，而這方法原是用來解釋古代希臘宗教文獻用的，尤其是荷馬（Omero）的作品。這樣做不但是對聖經的說話進行與它格格不入的希臘化，而且還採用了一種極不可靠的釋經方法，因為這方法的最終目的，在於把那已逝的文化見證，當作神聖的事物般來保存。但事實並非這樣簡單。其實奧利振所依據的並非希臘人對荷馬作品的詮釋，而是建基對舊約的釋經法，這詮釋法出自猶太文化背景，尤其是埃及的亞歷山大城，而其代表人物就是淮羅（Filone），是他率先以最合乎希臘人的方式，向他們介紹以色列人的聖經，讓那些在芸芸眾神之外設法尋求唯一真主的人，能在聖經中尋到祂。奧利振還請教了一些猶太辣彼。最後，他還研究出一些獨特的基督徒的釋經原則：以聖經內在的一致性作為釋經的準則，而基督就是舊約各途徑的總匯(3)。
1565 無論人們對奧利振或安博的釋經方法細節有何評價，這方法的最後基礎，既非希臘的寓意法，也非淮羅或經師的釋經法。這方法的真正基礎－－暫且不談這詮釋法的細節－－就是新約聖經本身。納匝肋人耶穌明認自己是舊約「經書」的真正承繼人，並給予它一個真確的詮釋，這詮釋固然與經師們所作的不同，而是根據聖經「作者」自己的權威：「他教訓他們正像有（天主）權威似的，不像經師們一樣」（谷1:22）。厄瑪烏的故事也同樣表達出這權威：「他於是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他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路24:27）。新約作者設法詳盡地確立這權威，尤其是瑪竇，但保祿亦然，他採用經師的釋經法，設法指出正是這些由經師所創的詮釋法，引領我們到基督那裡，以他為理解「經書」的鑰匙。對新約聖經的作者和創立者來說，舊約聖經就是那「經書」：稍後，那方興未艾的教會才逐步訂立出一個新約聖經的書目來，這些書卷如今同為聖經，意即新約仍以以色列的經書為聖經，是宗徒及他們的弟子所誦讀的聖經，只是它如今被稱為舊約聖經而已，並且以新約作其詮釋的鑰匙。
1566 在這意義下，教父以基督為解釋舊約的準則，此舉並非新事，只是把新約中已有的方法，加以發揮和整合。在人類歷史意識發展出不同的詮釋準則後，這個基督信仰的基本整合，便出現了問題，令教父的釋經看似缺乏歷史根據，因而客觀上無法辯解。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那剛剛充滿歷史意識的人文主義氛圍下，尤其在他的成義教條影響下，創出一個連繫基督徒聖經兩部分的新格式，不再建基於新舊兩約的內在一致性，而是基於新舊兩約在救恩的存在經驗歷史上的基本辯證關係，即法律和福音的反題式對立。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以一個新的形式表達出這態度，他認為舊約因徹底崩潰，而在基督內得以完成。上述哈納克的見解更為激進，據我所知，根本沒有人願意步他的後塵，但這樣的釋經自然會有如此結論，蓋這釋經法認為，古代的文獻只能有它們的作者在該歷史背景中給予它們的意義。按照這樣的現代歷史意識，在基督以前的多個世紀中，那些舊約聖經的作者們在寫出舊約經書時，根本不會有意預先提到基督和新約信仰。
1567 在這意義下，當歷史考證的釋經法大行其道之際，基督徒的舊約詮釋－－即那啟自新約聖經本身的釋經法－－便看似一敗塗地。正如上述所說過的，我們在此討論的，並非一個個別的歷史問題，而是基督教義本身的基礎。這樣我們更能清楚明白到，為何沒有人願意跟從哈納克的建議去擯棄舊約，就如馬西翁當年過早所做的一樣。若然這樣，所剩下來的我們的新約聖經，也就再沒有自己的意義了。我們在此介紹的宗座聖經委員會文件，就這件事這樣說：「沒有了舊約聖經，新約聖經便成為無法理解的書，正如植物除去了根，它便注定枯萎一樣。」（#84）。
1568 這樣看來，宗座聖經委員會要研究新舊兩約間關係的課題，實在任重道遠。若要走出哈納克所提出的死胡同，就必須擴闊和加深歷史文獻詮釋的觀念本身，以迎合那些自由主義學者的觀點，但尤其要符合這些聖經經文的天主聖言特性。朝著這方向所作的研究，近數十年來也有長足的發展。宗座聖經委員會在這方面作了一項研究，並於1993年公佈了一份名為《教會內的聖經詮釋》（L'interpretation de la Bible dans l'Eglise）的文件。這文件深入研究人類說話的多維特性，顯示它並不局限於歷史某一特定時刻，卻有伸延至未來的能力，確認這特性能有助我們明白到，天主的話可借助人的話，令它在歷史進程中有一個超越當時的意義，同時不損其整體的一致性。宗座聖經委員會以該文件的論點出發，注重方法上的運用，探索有關新舊兩約關係的各重要課題，所得的結論是，基督徒對舊約的詮釋明顯與猶太教所作的截然不同，「不過卻與經文中實在蘊含著的意思相符」（#64）。據我看來，這樣的結論對促成彼此的對話，以及尤其對鞏固基督信仰，極為重要。
1569 畢竟宗座聖經委員會在這任務上，不能忽略當代的實況，其中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的大屠殺（Shoah）悲劇，把整個問題都置於另一個角度上。兩個問題正擺在我們眼前：在這一切發生後，基督徒可否再漫不經心地自詡為猶太人聖經的合法繼承者？他們能否繼續對這聖經作一個基督徒的詮釋，還是應考慮到所發生的一切，而滿懷敬意和謙虛地放棄這一個看似僭奪的行動？這第二個問題源於第一個：新約在提及猶太人和猶太民族時，是否營造了對猶太民族的仇恨，令那些蓄意毀滅以色列民的人，在意念上得到支持？委員會致力回答這兩個問題。顯而易見的，基督徒若擯棄舊約，不但會導致基督宗教的滅亡，一如我們在上面說過的，而且還會因為大家失去了共同基礎，而妨礙促進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的正面關係。體會到所發生的事情，現在應做的就是重新尊重猶太人對舊約的詮釋。在這事上，本文件指出了兩大點。首先，它聲明：「以猶太人的方式去理解聖經，是可採用的方法之一，因為它與第二聖殿時期的希伯來聖經有連續性，同時類似基督徒對聖經的理解，因為兩者都是在同一時期發展而來的」（#22）。它更指出基督徒可從進行了二千多年的猶太釋經獲益良多。反過來說，基督徒也希望猶太人由基督徒的釋經中有所裨益（#22）。相信這樣的分折，對尋求猶太人與基督徒間的對話有大幫助，且能有益於基督徒意識的內心培育。
1570 本文件的第二部分討論新約如何描述猶太人；對所謂的「反猶太」章節進行有條理的分折，以達到貼切的理解。在此我僅想強調我認為特別重要的一點。本文件指出新約內對猶太人的指責，不及舊約內法律書與先知書對以色列民的控訴那麼頻密和嚴厲（#87）。這些章節屬舊約形式的先知論調，為此應循先知話的模式來解釋：它們警告當前的錯誤，但這些指責常屬暫時性質，故此常預設新的救恩可能性。
1571 我謹向宗座聖經委員會各成員衷心致意，感謝他們的努力。這文件是他們多年來耐心研究的成果，我認為它必能有助探討基督信仰的中心問題，並對尋求基督徒與猶太人間的彼此諒解，有莫大裨益。
  賴辛格樞機（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
二零零一年耶穌升天節
發自羅馬
  在基督徒聖經中的猶太人及其聖經(4)
  引 言
1572 1. 近世紀以來，基督徒愈來愈意識到自己與猶太人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的手足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9-1945），很多悲慘的事情－更好說是些可惡的罪行，令猶太人經歷一個極度的考驗，以致他們的生存在歐洲許多地方備受威脅。在這情況下，部份基督徒未能負起基督門徒應盡的責任，既未能在精神上反抗到底，也沒有發起相應的行動。反之，有些基督徒卻在危急的情況下，甚至冒著性命的危險，慷慨地向猶太人施予援手。這殘酷的慘劇迫使基督徒去深入了解，他們與猶太人之間的關係等問題。教會在這方面已努力不懈，完成了不少的研究和反省。宗座聖經委員會（Pontificia Commissione Biblica）認為現正適合致力這方面的工作，在自己勝任的範圍內作出貢獻。顯然，這委員會並不能就所有現今或過去的問題表明立場；它只局限於以聖經詮釋及現時研究情況的角度，去探討有關問題。
1573 以下是所帶出的問題：基督徒聖經為基督徒與猶太人雙方建立了怎樣的關係？一般而明顯的答案是：基督徒聖經為基督徒與猶太人雙方所建立的關係，是多方面且密切的，其原因有以下兩個：首先，是因為基督徒聖經的絕大部分是由猶太人的「聖經」（羅1:2）所組成，基督徒稱它為「舊約」；其次，因為基督徒聖經所包括的著作，是為表達對基督耶穌的信仰，正為了這緣故，令基督徒聖經與猶太人的聖經扯上密切的關係。眾所周知，這組著作相對於「舊約」而言，被稱為「新約」。
1574 這些密切關係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話雖如此，我們細仔研究經文時，卻發現這些關係殊不簡單，錯綜複雜的情況屢見不鮮：有些重點完全吻合，有些卻截然不同。因此，我們有認真研究之必要。宗座聖經委員會將近年努力的結果──雖然這並談不上能把整個問題徹底澄清──分述於以後三章內。第一章，亦是基本的一章，指出新約確認舊約具有天主啟示的權威，而且新約與舊約的關係密切，脫離了這關係，並忽略了那把舊約傳遞給我們的猶太人傳統，便不能明白新約的內容。第二章以仔細的分析，探討新約如何從舊約的豐富內容中，汲取基本的主題，並在基督耶穌的光照下理解它們。最後，第三章列出新約經書對猶太人所表達的不同態度，並指出它們這樣做，其實在舊約中已有先例。
1575 宗座聖經委員會希望透過這研究，能在坦誠和互相尊重及友愛的氣氛下，促進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的對話。
1 奧思定這時期的心路歷程參看P.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London 1967, 40-45 .
2 A. von Harnack, Marcion, 1920. 重印: Darmstadt 1985, p. XII及217.
3 對奧利振釋經法研究的突破，見於 H. de Lubac 所著的 Histoire et Esprit. L'intelligence de l'Ecriture d'apres Origene (Paris 1950). 隨之而來且值得一提的有 H. Crouzel 的多部著作（例如 Origene, 1985）。H.-J. Sieben, Einleitung zu Origenes. In Lucam homiliae, Fribourg 1991, pp. 7-53為我們提供這方面研究的實況。而 J. Voderholzer, H. de Lubac, Typologie, Allegorese, Geistiger Sin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Schriftauslegung, Johannes Verlag, Fribourg 1999 綜合了 H. de Lubac各作品中有關聖經詮釋的問題研究。
4 本文原為法文 Commission Pontificale Biblique, Le peuple juif et ses Saintes Ecritures dans la Bible chretienne, 24 mai 2001,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Cite du Vatican 2001，現按 Carlo Valentino 的意文譯本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