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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打压国内天主教会再次越演越烈，而近日如火如荼的行动，包括威迫国内不同教区成立或加入爱国会，这新一轮动作似乎与中梵谈判的下一个议程相关。
陕西省凤翔教区今年五月在当地市、县成立爱国会，是去年九月廿二日中梵就主教任命签订临时协议后，首个新成立爱国会的教区；而福建省福州教区亦遭到当地政府强迫加入爱国会。
还有温州教区邵祝敏主教五月廿八日发出通知，指目前当地教会正值特殊时间，呼吁教友为神职班祈祷，有传这也是因为爱国会的问题。
而据近日流出一封教廷致福州教区的信件可知，地下教会神父加入爱国会与否，仍然是中梵双方在谈判的论题。
该信函续指：「任何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给予的压力和那不可被接受的威胁，只会摧毁正在进行的对话。为此要让地方政府当局知道，务必等待双方谈判有关这方面的决定。」
这些消息一方面显示，政府展开新一轮逼迫地下教会加入爱国组织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清楚披露了爱国会问题正在中梵的谈判桌上，而且消息所透露的梵方立场，与宗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枢机二月接受《罗马观察报》时表达，不要强迫中国教会成员加入爱国会的说法吻合。
中梵谈判议程早已排下，主教任命问题后到爱国会
事实上，在达成中梵临时协议的前后，已有这方面的权威，就爱国会问题表达见解，特别针对这个受中共操控的爱国组织本质问题，相信就是目前谈判的其中一个重点，这同时也是涉及地下主教公开化并加入主教团成员的问题。
二零一七年二月九日，时任香港教区主教的汤汉枢机发表了《从教会学角度展望中梵交谈》一文，针对爱国会的未来走向，认为爱国会「可以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
汤枢机分析指，在没有「自选自圣」主教的情况下，爱国会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就不成立了，因为「自选自圣」是这原则理论的具体实践。
因此，汤枢机认为这样的爱国会已经不再一样，而是「成为严格按照字面意义理解的『爱国会』：一个『由全国天主教神长教友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
这种论述不单是汤枢机代表教会一方的见解，理论上代表中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资深研究员王美秀教授也有类似的说法。
现已退休的王美秀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在宗座外方传教会营办的《亚洲新闻》发表文章，同样指出经中梵双方同意并由教宗任命的主教，都是教会承认的合法主教，因此「独立自办」这个陈年旧瓶，将要装入新酒。
此外，她也针对汤枢机提及的爱国会问题，同样指出根据爱国会章程，爱国会是由「天主教神长教友自愿结成的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
她强调「群众团体」的意思是，爱国会不是教会；而「自愿结成」意味着，自愿参加和不勉强，神职人员「参加与否就应该是个人的自愿选择」。
王美秀总结，「从全球天主教会的角度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看，各级爱国会可被视作天主教会自身的外围团体，可以服务于教会，但不可领导和决定教会内部事务，让爱国会的角色回归其章程的约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无独有偶，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一会一团）今年四月十七在官网《中国天主教》报道：「四月八日至十二日，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章程、规章制度修订完善工作会议在中央统战部集贤山庄举行」。
报道指出修订以《教会法典》和《宗教事务条例》为依据，工作会议成员「逐条、逐句、逐字，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章程》、《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联席会议制度》、《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工作条例》、《中国天主教教区管理制度》、《中国天主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中国天主教堂区司铎任职办法》、《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关于选圣主教的规定》、《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部室工作规则》进行了修订。」
以上多份「一会一团」的章程文件等都关乎中国天主教的权力运作，而且也是在临时协议之后展开修订，不难令人联想到修订工作与上述两位权威提出爱国会回归章程的论述相关，相信中梵谈判也是按这个议程和内容框架讨论爱国会的问题。
应关注爱国会的同时，更应着眼天主教代表会议
笔者并不知道目前中梵谈判的具体内容和细节，也无法预测谈判结果会对爱国会有何改变。
然而，无论如何，谈判结果有没有真正打破「一会」领导「一团」这违反天主教体制的格局，让中国天主教能够更符合普世教会的传统，我认为这更值得观察。
「一会」领导「一团」的体现包括在「联席会议」制度当中。这制度的职能是商讨、决定中国天主教会有关重大事宜，而且某些教会事务须通过联席会议审议决定。
这些事务包括研究制定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的规章制度，还有研究、审议各教区选圣主教和教区调整的有关事宜等。
在联席会议制度下，本应独立自主的主教团必须渗入爱国会干预，而且在中共的政治现实操作上，党操控的「一会」，其地位与权力必然先于和高于「一团」，使中国天主教会不能由主教团独自管理，有违《天主教法典》列明的规定。
此外，按「一会一团」的章程，中国天主教最高权力在「中国天主教全国代表会议」，由「一会一团」共同召开。
虽然主教团会章列明，「在社团组织上向全国天主教代表会议负责」，但同时指出代表会议的职权包括「制定和修改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章程」，即是代表会议权力凌驾主教团之上。
目前中国主教团因其组成未有包括所有中国主教，以及其章程有违教义，因此仍未得到梵蒂冈的认可，但即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一会」领导「一团」的制度未有解除，主教团应有的地位与角色亦同样未能恢复。
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廿九日第九次代表会议闭幕的新闻稿中，表明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和代表会议制度是中国天主教自尊和自信的体现，是中国天主教安身立命的根本」。
当时《天亚社》有评论分析指，「而在这篇新闻稿里，其重要之处在于表明中国天主教的原则和代表会议制度不会改变，并且视圣统制中所没有的这个代表会议制度，关乎到中国天主教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要凌驾于主教团之上」。
由此观之，似乎要解决「一会」领导「一团」的本质问题，相信仍然非常困难，中国共产党还是要牢牢掌握天主教会的命根子，而在这格局未有改变之前，无论爱国会是否回归其章程，或其修章使中国天主教更貌似不太违反天主教教义，都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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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蛐蛐儿，一位关心中国教会的香港教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