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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郑定钧
澳门著名学者奥利禄‧卜飞利（Prof. Aurelio Porfiri）教授在复活节假前，访问了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现在扼要地为读者整理如下：
问：最近我访问了马高‧杜萨廸（Marco Tosatti）先生，他一直关心中国教会的发展，他在博客和杂志有发表他的论点……我们也有提到您，他也特别支持陈枢机您多年的｢抗争」。但是杜萨廸先生观察到，为了让中梵关系保有空间，似乎您的立场有点被孤立，有人更觉得陈日君枢机主教的立场早已不合事宜……陈枢机，您赞成这种说法吗？也就是说您的立场已被忽略了吗？
答：面对坊间流行的不同意见，我知道我自己只代表一小数人的意见；但我个人有一个对极权国度的体验，而不是人人都有经历过的……我是中国人，出生于上海，来自一个颇大的教区。虽然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上海，但我吸收了这个教区很多美好的东西。慈幼会在上海开始了很多事业，例如备修院，他们有很多圣召，我们的团体具很多朴实的宗教气氛。共产主义来到上海前，我已到了香港。（注：1948年照正常程序，我在上海完成备修阶段而来香港进初学，那时也预想不到大陆会在1949年赤化。）转眼至今，有很多我的兄弟神父被归属于地下教会，起因于他们一开始就拒绝脱离普世教会。
香港是一个非常接近大陆的地方，除了「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外，我常常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地上教会的接洽中，我获得了特别的准许，在中国政府承认的七个修院内教书，一教就是七年。从1989年（在天安门事件）到1996年，每年我都有6个月是在中国大陆生活，我亲眼目林林总总的嘴脸。我得到很好的款待；当他人要逃离大陆之际，我反道而行地进了大陆，因为他们很欣赏我。我看到了中国政府如何对待地上教会的主教们，我永远的不会忘记……因为这是我的亲身体验：闻目赌的。
我不能抹灭也改变不了我所经历的，因这一切都是有血有泪的。从我所知和我所体验到的中国，直到今天，愈来愈明显，现实的中国和我所认知的极权中国是同一个，没有任何差异性的。我的认知是非常珍贵的，不是人人有这样的经历。面对今天的政权，不容许我怀有希望与暇想，更不容我乐观。众人皆知近来的新闻，在一些大型会议的讲题，政党的言词总是异口同声地重述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梦，现在他们更严谨，对宗教更多的篏制和打压。因此，对中国政府给予天主教会虚伪友善的让步，我能怀有什么希望呢？正当北京政府一方面对其他宗教的控制愈来愈严谨的同时，却偏偏要让天主教会拥有特许的自由？这个我就起了疑心……我在思考中国政府的用意何在？他们目前欠缺什么？既然政府已经能掌控好全国的地上教会了，似乎再没有任何欠缺，虽然仍存有些许的反对声音；但整体上地上教会早已对北京政府贴贴服服地顺从了。我估计他们可能是希望罗马圣座劝服中国地下教会归顺地上教会吧，可能是要以短暂的自由来换取建交，来达到「不能说」目的。以我个人的经历，面对这个局面，我是悲观的，我想与其他人分享我的焦虑和畏惧。
我自认有责任说出实情，因天主给我一个特有的机会，能够真正认识共产极权，可惜的是很多人没有这个经历去认识……对纳粹党和共产党，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Santo Giovanni Paolo II）都很有深刻体会；相较来说，现任教宗方济各少了这种的体会……我担心在罗马圣座里的某些人没有这个灵敏度，也就是极*权的政党是很可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