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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梵蒂冈大和解?

时间:2017-07-22  来源:天主教在线  作者:Peter Moody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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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周的许多报道都推测,中国当局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大和解正在进行中。两个机构之间正在进行私下谈判,教宗方济各显然渴望积极的结果,在这点上,与国务卿帕罗林几乎一致。
 
双方的问题主要围绕不同的自主概念:中国坚决认为,地方天主教会与其他所有宗教机构一样,在国内只是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特别是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领导,这里所指的外国势力正是指的圣座。然而,教会坚持自己的制度化自主权和执行自己使命的自由,这与天主教教义和践行信仰是一致的。
 
根据天主教法典和天主教教义,作为宗徒继承人的主教,必须由教宗任命。中国当局坚持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 - 通过公开和持续的支持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借助于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共产党统战部联系的列宁式传动带,最终有效的把教会控制在共产党的手心里。
 
虽然共产党坚持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但中国宪法却保障了敬拜的自由。然而,共产党坚决要求所有的宗教机构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初的天主教会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因此新政权高度紧张。梵蒂冈显然已经准备好接受作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的新秩序,但是教廷公使(大使)和教会的大部分抵制了党建立其对教会事务的至高地位的企图。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虔诚的神父、修士修女和平信徒都面临监禁。最后的破裂发生在1957年,那时,爱国会选出新主教,在没有教宗任命的情况下祝圣了。
 
在文革期间,所有公开的宗教活动都被镇压,在毛主席去世后宗教活动再度恢复。当局继续坚持“自选自圣”主教,然而,1979年新的“非法”主教的祝圣促成了“地下”教会的形成,与爱国会权下的“官方”教会不同的是,他们公开表明忠于教宗。直到今天,任命主教的问题是阻碍中国与梵蒂冈和解的关键问题。
 
然而,世俗当局参与选择主教有足够的历史先例。即使是现在,“官方”教会中的所有主教,也许只有七位主教需要教宗和党的一致同意。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的牧函中,香港主教汤汉枢机(圣名若望)甚至断言,“中国和圣座在任命主教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有些条件有利于中国天主教团体内的大和解。对于一个不是秘密的组织,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公开运作,也没得到罗马什么支持的团体来说,地下教会是一个惯常的但误导性的术语。而官方教会默默地坚持正统教义,实际上接受教宗的权力。两个团体可能仍然存在派系差异和个人怨恨,但是双方在礼仪、信仰和道德问题上以及在汤汉枢机所称的“教会学”(更确切地说,就是与教会的组织和本质有关的神学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过去,民事当局承认教宗在“精神”事务上的权威。本笃十六世治下的教宗也走过了承认民事当局在政治和法律领域的合法性这段路程,并重申了长期以来梵蒂冈的立场:由官方教会进行的主教祝圣虽然非法,却是“有效的”。不应该视官方教会为“裂教”,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永久性地从普世教会断裂出去。
 
尽管人们对世俗媒体和许多非中国教会场合所述即将和解的热情很大,但中国天主教徒和民事当局对汤汉枢机的思考反应至多不温不火。这种可能性的消息正值习近平总书记公开指责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当局强烈重申对所有宗教组织政治控制的必要性之际。
 
自2011年以来,由于违反了惯例,罗马不接受几个“非法”已祝圣的主教。对基督教群体,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徒,特别是在诸如浙江等基督教运动最强烈的地区,当局的压力越来越大,当局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并设法消除基督徒存在的任何迹象。
 
汤汉枢机建议中国天主教徒准备接受“必要的”而不是“全部的”自由 - 因为推动太多会冒着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自由的风险。毫无疑问这是谨慎的。但许多中国天主教徒,无论是官方还是地下,似乎担心,特别是考虑到教宗及其外交手段渴望明显的和解,教廷将为达成协议不惜代价,结果使教会的地位合法化,成为党的一个附属,而不是坚持长期阻碍协议的原则立场。长期的后果可能是在天主教徒中间滋生宗教冷漠,许多人衰落到世俗的大染缸中,而更严肃的信徒则在蓬勃发展的、也许是肤浅的新教派中找到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可想而知,这可能是当局不会感到遗憾的结果。
 
除了主教问题外,当局坚持要求梵蒂冈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将是台湾的重大外交损失,梵蒂冈是其在欧洲最后一个正式外交据点。然而,教宗并不适合参与发表谁是唯一合法政府的仪式,或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或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卷进实质性的在持续和无法解决的政治争端中。
 
汤汉枢机强调,和解需要当局承认三十多位依然健在的地下主教。此外,教宗本笃十六世指出,爱国会,因为它目前的职能,与天主教教义不相符。 汤枢机建议将其重新定义为一个致力于慈善工作的志愿组织。这两项措施对爱国会的机构和他们在党内的支持者来说都是令人不快的。
 
天主教会更大的自主权将导致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协会自身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威胁到党的领导原则。和在教会中一样,和解的问题无疑在中国当局中是有争议的。
 
现在的梵蒂冈机构缺乏像博基亚家族和美第奇家族前辈的精明狡猾也许是件好事。然而,指导与中国的关系仍然需要一点理智和不带幻想的现实主义。也许教会部门可能会留意到机警如蛇、纯朴如鸽的训令。
 

天主教在线译自中美聚焦网,伯多禄·穆迪(Peter Moody)是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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