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黄洁夫教授和王海波教授一起参加了宗座科学院在梵蒂冈举办的抵制贩卖人体器官国际峰会。他表示，峰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讲坛，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我相信和你刚才提的问题一样，还是那些人，他们不断地造谣。不断从各种渠道向教皇科学院（宗座科学院）讲，他们非常害怕我和（王）海波的出席会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我想教皇科学院和教皇本人是非常聪明的、非常有头脑的，真的不愧是天主教的领袖。他们相信中国近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和向全世界展现的成功。同时也相信，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器官移植专家向他们报道的情况。峰会期间，一名与会者再次向我提出了那些抗议中国组织所采用的话题。我用客观的数据回答了他，那个人没有再反击。
圣座官员以及他们处事的态度给您们留下了哪些印象？
他们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很好的平台，让中国的声音被世界听到。宗座科学院院长马尔切洛（索隆多总主教）对我们非常热情，我送给了他一个小礼物，一枚石刻的印章，用中文写的他的名字，我还送给教宗方济各一枚印章。我向马尔切洛告别时，按照中国的习惯邀请他访问中国。他对我说非常希望去，但是要等待正式的邀请。我作为外科医生，希望能够推动这项计划。
像教宗方济各这样的宗教人士而不是政治人物，能够为抵制贩卖器官的战略措施做出哪些贡献？
这次峰会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和梵蒂冈都属于同一世界大家庭。教宗领导者十三亿信徒。我不是信徒，但是我赞赏教会的使命。至于教宗在打击贩卖人体器官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我记得恰恰是教宗本人指这样的犯罪是新形式的奴隶制，这是十分恰当的定义。我想，峰会的最后声明还可以为发展一个自愿捐献器官的合法体制构成重要的参照。由此，推动器官移植领域的符合伦理道德的方式。
那么，在中国真的有正在发生变化的客观依据吗？
我们应邀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要让人们认识了解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器官移植技术非常先进。过去，有灰色地带，因为允许从死刑犯人身上摘取器官。但这种做法的规则是要取得他们的同意。但中国很大，有人违法。所以，那时中国就变成了器官移植手术旅游业的目的地。近年来，得益于许多改革，在卫生部和红十字会支持下我们完成了一段历程。打击了买卖器官的行为，但人民应该意识到自愿捐献。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难接受捐献器官的，但我们仍然取得了进步。二O一五年，我们颁布了禁止利用死囚器官法。从那时其，唯一获取器官的方式是自愿捐献。二O一五年，我们共有4,080例自愿捐献器官，位居世界自愿捐献器官数量最多国家的第二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