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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主教任命可能达成协议这一报道而言，看看教会与越南的关系作为一个可能的模式对中梵关系的发展是有用的。
这份协议有可能以早在1996年在越南实施的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模式为依据：圣座向河内政府提供三位主教人选，河内从中选择其一。
这种方式有一些问题：越南政府经常拖延批准，例如使教区主教多年出缺。接下来，当他们做出选择时，他们通常喜欢亲政府人选。
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告诉9月16日至18日在罗马开会的教廷大使们，与中国只是就任命主教展开会谈，不涉及任何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
他的讲话表明圣座在与中国的关系中采取循序渐进的行动。
与中国相关的圣座政策已成为讨论的主要焦点。
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批评了关于任命主教的可能协议。他在8月份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如果没有其他措施，协议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没有任何帮助。对他来说，这是主要的问题。
他也表示关注，协议将损害过去地下捍卫圣座独立任命主教的状况。而他们一直忠于教会。但在他看来，一份可能的政府介入主教的协议意味着他们维护教会自主权的努力白费了。
作为香港陈枢机的继任人，汤汉枢机坚持主教的最终任命权永远属于教宗。
汤枢机在8月4日写道，“教宗在自由任命主教时，会征询教会内人士的意见，从一些候选名单中，选择最合适的人选。”
枢机强调，在主教任命上会征询许多人的意见：该教区所属教省内的其他教区的主教们；该国主教团的众位主教；该教区现任主教或前任主教；教宗使节。教宗使节要去当地调查地方教会的意见，以及智慧超众的平信徒的意见。
按汤枢机的看法，这些原则“可因地制宜选择可行方式。”
香港的大主教自己提到的“越南模式”就是宗座专门针对越南天主教会的处境量体裁衣所制定的。
他说：“为任命中国教会的主教，宗座有权利专门针对中国教会的情况而制定特别的法规。”
他说：“这并没有违反教会信仰原则，也没有破坏教会共融合一。”
任命主教的协议可为建立中梵联合委员会和开始双边会谈铺平道路。
帕罗林枢机长期倡导越南模式。2005年，他告诉美国外交官，援引圣座与越南的模式，在中国任命主教不应该是“一个大问题”。
根据维基解密刊登的教廷电文，当时的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副秘书长——将来的枢机主教帕罗林说，越南模式“不理想，但它是一种向前迈出一步，增加我们参与的方式。”
这种对越南的方法在本笃十六世权下被放弃。但是，当帕罗林枢机被教宗方济各任命为国务卿后就再度恢复。
像中国一样，越南与梵蒂冈缺乏正式外交关系。 2011年，它接受了圣座派驻的“非常驻代表”。然而，这一立场本身就意味着外交角色。
越南与圣座举行了双边会谈，第六次会议于10月24日至26日在梵蒂冈举行。讨论的中心是越南宗教自由法案的最近改革。
越南代表强调了为改善宗教自由法案所作的努力，而教廷对这些努力表示赞赏，并重申了教会完成其使命的自由。
作为对中国的示范，宗教自由的问题在越南和圣座关系中一直是至关重要的。
自2013年越南宪法修订以来，越南的宗教自由法一直在讨论中。法律保障人民的信仰自由，并正式保障宗教自由。
然而，天主教团体在1976年共产党掌权后经历了一些限制。
同时，越南非常关心与梵蒂冈的关系。其8900万人口中有600万是天主教徒，尽管其人口主要是佛教徒。
据巴黎外交使团协会运作的通讯社Eglise d'Asie的报道，对宗教自由法的修改将简化程序，允许宗教活动。新法律的一个整体关注国家的责任，以保证宗教自由。
新法律将首次确立越南外国人的信仰自由，他们可能有权从事宗教活动和在宗教机构学习。
绝非偶然，在越南和圣座之间10月24日至26日的会谈之后，代表团强调双方达成共识，越南天主教会在国家内善度福音生活问题上继续从教会训导中汲取教导；同时也是“良好的天主教徒和良好的公民”。这句话旨在表明圣座对任何反政府的活动都不感兴趣，而只是为了保障天主教团体的自由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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