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未来委员会”最近发表的报告显示，捐精者的成年子女因未能知悉生父是谁而受到身分问题困扰。生物伦理学专家多默．伯格（Thomas Berg）神父告诉记者，捐精的做法“严重低估”了人类与亲生父母连系的需要。
这份报告的主题为《我爸爸名叫捐精者：对捐精出生的年轻成人的新研究》，由委员会成员依撒伯尔．马夸特（Elizabeth Marquardt）、诺弗尔．格伦（Norval Glenn）和卡伦．克拉克（Karen Clark）共同研究。
马夸特说：“许多人以为，这些年轻人是因为父母想要孩子而生下来的，所以怎样怀孕为他们并不重要。”
克拉克指出：“但这项研究显示，捐精者的子女成长后，如果有意地不被告知父亲是谁或无法跟父亲建立关系，他们会感到严重失落。”
这是首个探讨捐精者成年子女的身分认同与身心健康的代表性比较研究。据估计，单在美国，每年便有三至六万名儿童藉捐精而出生。
这项研究发现，藉捐精出生的年轻成人比由亲生父母抚养的年轻成人，较容易感到困惑、孤单、抑郁、犯罪和滥药。
三分之二的捐精者成年子女同意“我的捐精者是构成自己的一半”的说法；约半数人因他们的成孕过程涉及金钱而感到不安。
逾半受访者称，他们见到跟他们相像的人时，便疑心他们是否有亲戚关系；近半数则表示担心爱上不认识的亲人，或跟他们发生性行为。
此外，三分之二受访者同意捐精者孩子有权知道自己的身世；约半数则表示，即使孩子获告知真相，依然担忧或强烈反对藉捐精受孕。该报告向美国及全球的法律与医护界领袖、媒体和普及文化、父母和准父母，以及公民、社会和宗教领袖，提出十九点建议。这些建议就捐精受孕的伦理、意义和实践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促请社会人士思考：“美好的社会是否该有意以这样的方式制造孩子？”
藉捐精出生的阿拉纳．斯韦塔（Alana Sveta）在网站〈FamilyScholars.org〉讲述自己的故事。为免让人知道自己出生的真相，她常告诉人父亲已去世。她觉得藉捐精出生“令人毛骨悚然”和“感到恶心”，她“为此感到难堪”。
斯韦塔说，其他藉捐精出生的孩子都有相同感受，但大都沉默不语。她说：“这纯粹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一直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问题。母亲及其伴侣的需要压抑了我们的需要。”
奥利维亚．普拉登（Olivia Pratten）同意斯韦塔的意见。她说：“不幸的是，许多经营生育诊所的医生继续忽视或驳斥我们的声音，说我们是‘充满怨言的少数’。但正如这项研究证明，我们并非少数。”
藉不知名捐精者授精而出生的普拉登在网站表示，她自五岁获悉自己的身世后，一直渴望知道多一点关于父亲的事。“对我来说，本能上，他是我的生父。”
她谈到捐精受孕方法的内在缺陷时指出：“当采用这些技术的父母称为‘顾客’，那就表示因此而来的孩子是‘产品’。”
“韦斯特切斯特伦理及人类研究所”主任伯格神父接受访问说，这项研究将会影响深远，因为“它提出了各种问题”。
神父对研究结果不感意外。他说：“这结果非常合情合理。渴求跟亲生父母连系是超出许多人能理解的一种力量。”
他解释，辅助生育行业“严重低估了人们对这种连系的需要”，结果是“那些藉捐精出生的孩子因缺乏了这连系，在自我认识方面遇到巨大缺口。”
神父说：“人类必须活在根基之上。我们需要故事，告诉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一个无法全面正常发展的人，缺少了这样的故事。 ”
他说，对那些匿名捐精者的孩子来说，“那根基正正缺失了一大块──‘我是谁？’这问题永远无法得到完整答案。”
“这些孩子由于自我认同的问题未能解决而饱受困扰。”
对于研究发现约半数受访者因自己的出生过程涉及金钱而不安，伯格神父表示，“我们把生命商品化”，社会正自食其果。
神父说，为免造成更多伤害，我们不应容许再有人藉捐精或捐卵而出生。人们要完全改变心态，因为社会必须“重新认识天主为性、婚姻和家庭所赋予的真正意义”。
他解释，重新理解这三重关系至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对文化的整体意义、丰富多彩和重要性已被彻底忽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