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因为有了《亚洲新闻》和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关于中梵关系的不断“爆料”，各路媒体和人士，包括中国的《环球时报》、欧美各国的知名媒体、中外神长教友（本人也算其中一个）甚至社会人士，开始发出分析、评论、抵制、展望的声音，一时间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是的，不同人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只要有理有据，尽可以表达、分享，此不必多言。
此前，我已经在《关于当前中国教会，这位神父和我想到一起了》（原文见链接）一文中，阐述说《天亚社》执行主任，耶稣会会士米格尔-凯利（Michael Kelly）神父在《梵蒂冈-中国的主教之争》一文中，针对当前中国教会现象，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和我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鉴于陈日君枢机又通过采访形式对凯利神父的文章表达了看法，称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现象在教会历史中“从未见过”、“前所未有”，三天前，凯利神父遂以《陈枢机实在是错了》（原文见链接）一文，建议他不但应该学习教会历史知识，也应该降低情绪调子，好能真正实现帮助中国教会的好意。否则，即使声音喊得再高、道德评判多么响亮，也只能适得其反，让人离他远去。
凯利神父首先指出说，“事实上，就90%的教会历史来说，天主教会选择和任命主教的主打过程，要么和今天中国的模式一样，要么相近。”而现在普遍执行的由地方教会推荐三个候选人，通过教廷主教部或传信部审核后，最后由教宗任命一位的做法，只不过200年的历史而已。但这一现行模式是教宗比约七世于1804年，受到法国国王拿破仑不但要他到巴黎为其举行加冕礼，而且还拒绝接受教廷任命的40多位法国主教的屈辱后，才开始努力寻求改变所获得的结果。但最终演变成目前的模式，得益于欧洲皇权政治的结束。否则的话，今天欧洲的主教们也许还是由各地的贵族家族把持着。
但对紧随十五世纪末新航道和新大陆的发现而出现的传教区（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来说，主教的任命权基本上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这是因为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调解下，西、葡二国于1494年6月7日（*凯利神父说成1493年）签署了“托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将整个地球划为东、西两半分治，西边（除了巴西）属西班牙，东部（除了菲律宾）归葡萄牙。于是，作为殖民统治亚、非、拉三大洲的上述二国也扮演起了“保教”的角色，选拔和委任主教的事情自然非他们莫属——尽管还需要教宗的签字认可！
凯利神父称这样的模式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才终止，但本人认为应该在十九世纪中，随着西、葡二国的国势衰萎，其它欧洲日益崛起的新型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法、荷、奥等）取代其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力而告终。当然，这些新型国家也从未放弃影响和操控各传教区主教任命的事情，但好的是随着教宗本笃十五世于1919年颁布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 通谕，世界各传教区的主教人选逐渐由本土人士担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使徒”雷鸣远神父和教廷第一任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等人努力不懈的结果——六位中国神父在罗马被祝圣为主教——终于在1926年变成了现实，成为中国教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
回顾了教会历史，凯利神父又把目光转向目前的中国。虽然他认为教廷和一个天主教本来就不是主要宗教的大国打交道很困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正是基于对中国教会未来发展的关切，教廷才选择了同中国政府的对话和沟通政策，绝非陈枢机希望大家都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教廷国务卿等人是“胆小鬼和出卖者”而导致的。但如果陈枢机等人一定要坚持这样的主张和观点，只能说明对教会和世界历史的无知或无视。在这一点上，凯利神父还举了如下的几个例子：教廷同纳粹德国及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都达成了协议；美国和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今中国的状况，其实远比上述情况要好得多，难道教廷就不该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和谈判，努力达成协议吗？凯利神父更以其亲身经历指出说，今天的陈枢机等人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迫离开中国大陆的许多老传教士们一样，仍然无法接受中国早已是共产党执政的时代，似乎还在等待蒋介石“光复大陆”后再开展牧灵和福传工作呢！
最后，凯利神父也向陈枢机提出了两点中肯的建议：1）学习教会历史知识；2）降低情绪调子。否则的话，那种动不动朝着不认同他观点的人们怒吼，并且把他们说成是“邪恶”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地帮助中国教会。
在最后这一点上，我更是认同凯利神父的看法：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时，且不说做基督徒应有的温良和善及服从美德，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尊重和尊严都不在乎了的话，即使他/她是真理的化身，也只能让人恶而远之！陈枢机说他在阅读帕罗林枢机的访谈时会“反胃”，那也应该会意识并顾及到其他人在看他访谈和博文时的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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