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核心的一位女抗争者，披露行动成功背后的地下通讯网络，但警告这场斗争尚未取得胜利。
三十岁的J.H.向《十字架报》分享，她参与过六月在香港举行的每一场示威，这些抗议行动由一个非常独特的青年运动所带动，没有领袖或意识形态，组织自社交网络上一个匿名且不露面的系统。
基于安全理由，她同意在不透露身份的情况下接受采访。在七月一日大规模和平游行及香港立法会大楼遭破坏后的一星期，警察展开调查，并已有近二十名被称为「青年」的人士被捕。
这位任职于本地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工作者问道：「经过这疯狂的六月，我必须承认我感到有点沮丧、困倦、筋疲力尽。如今将会发生什么？」
七月一日是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从英国管治回归中国的廿二周年，在当日示威行动的前一天，她跟抗争战友在立法会大楼附近聚集，自发地帮忙分派樽装水和小毛巾，以对抗叫人受不了的湿热。
她说：「早在六月九日，我就走在第一场示威游行里，百万市民抗议把疑犯引渡到中国的条例修订，晚上我留守在立法会附近，当时有数千年轻人包围那里。」她的语速十分快，仿佛会被未来数周吞噬她的浪潮冲走。
「在这些平均年龄介乎十六至廿二岁的年轻人中，我几乎是最年长的。他们的组织和后勤系统，与二零一四年的雨伞运动全然不同，而且毫无关系。」
自助群组的地下世界
她用手上的电话，开始下载几个通讯应用程式及加入各公开讨论区，「在国际水域」，是向所有人开放的。
她向外望，继续说：「这令人眼花缭乱，因为有多个群组组织起来处理物资（水、口罩、眼罩、头盔、小型货车和私家车）、通讯（视频、设计师、创作、制图人）、急救（医生、护士、药物）和法律支援（义务律师）。」
然后，J.H加入了加密网络的地下世界：匿名、没有电话号码显示，以及无法追踪的。
她说：「监察小组播放信息视频，以便在特定时间、地点、铁路、车站的整个范围内，确定警察的位置，两名、三名、四名警察……各群组有三十至五万名成员，这还没算提供情报的地区居民小组在内。」
「这些示威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崭新模式的抗争，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年逾三十岁的人，以及更多的父母，都无法理解。这一切发生于手机里。这是那么自然。」
这场运动是虚拟的，但现实生命的能量与创造力贯穿这位香港女子的血脉，她坦言惧怕「失去自由」。
「我们是操作者」
她解释，今天非常年轻的一代，并不像其父母或政治阶层般运作。
她说：「他们不想要领袖。他们不想受政治操控，他们没有一套政治意识形态，只为他们相信是正确的事而战，非常简单，而同时又令人费解，因为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以至生命，来实现目标。」
J.H.的父母很保守，就像建制本身一样，不认同这场运动，并认为其背后有外国的操纵。
她答道：「我们其实才是在操控其他人的人。」她以二十国集团峰会于日本大阪举行之前，在全球报章购买广告版面的众筹运动为例。
「一个社交群组发起一个很棒的主意，但在立法会前的年轻人，甚至不看报纸，也甚至不知道二十国集团是什么！」
J.H.绝非被摆布，并承认对于使用和平还是暴力的手法存在分歧，但与二零一四年不同，组织尚未有分裂。她指出：「我不同意占领立法会，但我仍然保持团结。」
汲取了一四年的教训，政府诋毁这场运动的策略并不奏效。
J.H.说：「另一阶段才刚开始，整个系统正在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但在香港，我们从不沉睡，这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
在她看来，尚未见失败或成功。她警告说：「这还没结束……将会有镇压。休息和复原的时间来了，我们绝不能太快令自己力竭筋疲，因为这场抗争将持续一段长时间。」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Hong Kong’s protests: A 21st century revolu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