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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天主教史专题论坛，与会学者称将有助改善中梵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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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8-13 07:38:29 发表
【中国教会当代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至1950年7月内战结束。在大陆，教友私下流传于斌总主教在内战时被中共宣布视为“战犯”，但教会在内战时期的历史却完全空白，只留下一句话：1949年于斌总主教奉教宗命令去美国。直到2011年台湾教会新作的《1949年之后的中国教会》，才将内战时期的教会作为历史背景进行简单敷衍的叙述，首次向大陆教会承认于斌总主教被中共宣布视为“战犯”，除此就再无其它有价值的交代，因此怀着诸多不解和疑问开始探究。首先声明：本文如题，只局限当代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而非完整的历史。《一》国共内战时期的于斌总主教 ——教会在内战时期的资料经过多方查找毫无线索以后，很多人开始质疑台湾教会在隐瞒历史。之后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在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的季刊《鼎》发表了《记田于二枢机》的史记。由于史记叙述明显存在技术处理和修饰的原因，所以将史记中的资料和国内收集的资料按先后排序进行归整，重新还原历史事件的原貌。 ——1937年抗战爆发，于斌主教逃离南京教区岗位长达7年多（另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共在她控制的解放区已经建立政权，军事实力迅速壮大。同年9月于斌主教回到南京教区履职，12月第一次去隶属南京教区的无锡，他都忙于和军方将领及地方官绅酬酢时局，直至离开无锡，于斌主教都没有时间与一直等候的无锡神父见面。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当时中华民国教会发行的《益世周刊》记载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1943年于斌主教与各宗教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并由于斌主教担任轮值主席。在内战期间，‘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性质在《益世周刊》第三十卷三期有明确记载：“为全国各宗教徒参加戡乱救国工作起见特派总干事卫立民赴各地督导。”教会资料证明，‘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于斌总主教作为督导天主教徒与各宗教徒参加内战的工作机构。这时期，于斌总主教有数次奉命特使欧美的外交行程，最后一次是1948年底，在民国政府呈现强弩之末时，于斌总主教再应蒋介石总统及夫人宋美玲的邀请，显然是国大主席亲信的身份作为总统特使，赴美为蒋介石及其政府做游说工作，由于于斌总主教公开为蒋介石及其政府奔走，因此中共在1949年1月宣布于斌总主教为“战犯”。据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的统计，于斌主教从1945年9月回到南京教区履职，截止1949年7月底逃去台湾，于斌总主教在南京总教区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到一年半，而且还有许多外务。内战期间，于斌总主教每年都有长达数月时间在美国。 ——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没有好感，有些人因为民国政府官员腐败及施政不当表达抗议与共产党合作，还有些人对民国政府领导阶层完全不抱希望，在绝望中变成共产党人。显然，当时中国的问题是民国政府腐败无能，必须通过改革获取人民的支持，才能从根源上遏制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正如中华民国外交部叶公超次长向美调查团的石博思表达的看法：如果有一个良好值得他们支持的政府，有很多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中国人可能就会离开。 ——内战期间于斌总主教任国大议员被推举为国大主席，他从事的政治活动都有政府背景，所以在八年举国之力付出3500万生命取得抗战胜利后，国家经济民生一片凋零百废待兴时，于斌总主教无视民生疾苦支持蒋介石及民国政府内战。有资料显示，内战造成近千万军民死亡并加重了民生灾难。结果使共产党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使中国迅速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于斌总主教作为教会领袖必须以维护生命、和平与正义的宗教良知带领教会，将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去回应人民的利益，与人民期待政府改革的诉求，促成一个受人民欢迎的廉效政府，从而遏制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这才是主教为人民、为国家应该做的。但是，于斌总主教的政治却以政治领袖为马首，从而使教会失去自身政治的独立性，他违背人民的利益，也回避人民期待政府改革的诉求，最后以彻底失败逃离大陆告终。于斌总主教的政治错误源于他以政治领袖为马首的领袖政治，而领袖政治也回报成就他世俗的荣耀。《二》中华民国教会领袖的抉择 ——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是中华民国教会的领袖，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又将于斌总主教视为“战犯”，试图通过强力震慑达到瓦解和操控教会的目的，中共的震慑逼使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对自己肩负的使命、职责在教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做出抉择。 ——1948年到1949年期间，教宗庇护十二命令中国所有的主教、神父都必须坚守岗位。1948年6月，田耕莘枢机请病假到上海治病以后，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到田耕莘枢机的北平总教区公开发表谈话，要求中国所有主教、神父甚至神学修士都要坚守岗位，这是教廷的决策，教宗庇护十二本人在德军占领罗马时就是这样做的。大概在1948年底，于斌总主教就有将南京总教区的年轻神父和修士撤退到台湾的计划，但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不准。1949年4月在解放军要渡江之际，于斌总主教公开违抗教宗命令，指示秘书龚士荣神父执行撤退计划，带领部分神父、修士租乘一艘上海往广州的货轮临时转往基隆码头靠岸到了台湾，迫使教廷接受这些人在台湾的既成事实。而后于斌总主教通过朋友谋求教廷在台湾分划新的监牧区担任署理。1949年7月底，于斌总主教逃抵郭若石总主教管辖的台湾监牧区，但随即接到教廷的通知命令他立即离开台湾，这代表教宗庇护十二对于斌总主教不能坚守岗位的不满，也代表教宗庇护十二准备与中共对话。罗光总主教说，于斌总主教接到教廷命令他立即离开台湾后写信告诉他，在年底结束南美之行后将返回云南或四川工作。于斌总主教对教廷的命令先以南美之行滞缓，然后以回到云南或四川工作婉拒教廷要他坚守南京岗位的命令。此后国军第13兵团在1950年7月前都驻守云南，从越南、缅甸入境云南的陆路、空航都畅通，但于斌总主教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决意逃离大陆，先前写信说回到云南工作也食言不去了，至此于斌总主教完全暴露不堪教会领袖的重任，若再勉强他回到岗位可能情况更糟。之后，教宗庇护十二批准于斌总主教暂居美国，从此开始他在美国10年的流亡生活。 ——同期田耕莘枢机在1948年6月请病假先后到上海和香港治病，他离北平前指定献县的赵振声主教代理管理总教区。在他离北平之前的一年中，中共日益扩大控制区域就有上百名神父被捕，在田耕莘枢机看来未来的局势是悲观的。1949年2月，耶稣会的蒲敏道神父告诉田耕莘枢机，教廷多数人赞成将神哲学修士撤往安全地带；但另一方面，好牧人要坚守羊群。田耕莘枢机这时住在香港道明会的会院，心中痛苦犹疑不定。1949年10月，民国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接田耕莘枢机去台北，他也同意去，但启程前一晚，教廷驻香港代办葛礼耕神父来看望田耕莘枢机，宣布教廷禁止他去台湾，并要他健康恢复后回到北平总教区的岗位。方若翰神父说，也有人给他送去到天津的船票。但田耕莘枢机对回北平有深切的顾虑，为此致信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但没有得到回复，最后田耕莘枢机为了保全自己没有回到北平的岗位。到了1950年10月，田耕莘枢机才离开香港，去罗马参加圣母升天定为当信道理的典礼，随后转往芝加哥郊外圣言会的会院，作为他以后8年的隐居之所。 ——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在教会危机之际，都为了保全自己违抗教宗的命令，抛弃下属和羊群，逃离大陆并拒绝回到自己的岗位，其抉择的榜样对留守大陆的教会造成了深远负面的影响。《三》掩盖教会分离、分裂及责任 ——在共产党全面夺取政权之际，教会陷入严重的前途危机，因此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后教会出现了以下三种选择：（1）1949年4月解放军要渡江之际，于斌总主教公开违抗教宗的命令，指示秘书龚士荣神父带领部分神父、修士撤退到台湾，当时对没有撤退的主教、神父称之为‘留守大陆’。同年7月底，于斌总主教也抗命逃抵台湾，其作为对当时教会的主教、神父和教友都造成强烈的震动与反响，从而导致其他教区有些主教和神父也抗命逃离大陆。（2）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逃离大陆后，留守大陆的部分主教和神父，试图在政治上对中共表示亲善与合作来换取教会生存的空间，但中共不领受。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的王良佐神父被迫发表主张建立‘三自’的新教会，同年成立‘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即后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前身，因此留守大陆的部分主教、神父在教会原则被逼与中共妥协，加入‘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从而使留守大陆的教会产生分裂。（3）1951年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遭中共驱逐，公使馆被迫移驻台湾。当时以龚品梅主教为代表的部分留守大陆的主教和神父，他们基于法理的立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坚持与中共政府不合作，捍卫教会原则不妥协，作为当时教会的‘两不’政策。龚品梅主教承认中华民国及政府的政治抉择一生都没有改变。 ——上述选择造成中华民国天主教神职分离与分裂，从而形成‘台湾教会’，和大陆‘地上教会’，及大陆‘地下教会’的雏形。所以，‘地上教会’是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神职，在中共治下分裂以后才形成的。但是，台湾教会在建立大陆教会的论述时，为了掩盖中华民国天主教神职分离与分裂，及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抗命渎职的错误责任，因此台湾教会策划了三个步骤作为论述大陆教会的基础：第一步，隐瞒于斌总主教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内战，和违抗教宗命令指示部分神职撤退台湾，及于斌总主教抗命逃离大陆的事实；第二步，无视教廷与中华民国外交承认的法理，违背事实，将中华民国教会留守大陆的神职强制划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教会，不承认留守大陆的龚品梅主教和所有主教、神父隶属中华民国教会；第三步，然后从1949年10月中共建国以后开始论述：由于大陆教会部分主教、神父与中共政府妥协，并加入‘天主教爱国会’，从而造成大陆教会分裂……。台湾教会通过掩盖和歪曲事实的三个步骤进行论述，其一，达到掩盖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目的；其二，洗脱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抗命渎职当负的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其三，将于斌、田耕莘两位主教当负的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转嫁留守大陆的主教和神父。所以，台湾教会建立的大陆教会的论述，不论做人、做事、还是学术都完全违背普遍的道德准则。《四》罗光总主教纵容外行的神职群众论述 ——将违背普遍道德准则的三个步骤作为论述大陆教会的基础，是台湾教会的耻辱，因此论述是何时、有何人参与建立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1966年之前大陆没有‘地下教会’。1966年至1976年文革教难逼使教会转入秘密的地下状态。1979年政府拨乱反正归还教堂，部分主教、神父选择公开传教，于是产生‘地上’和‘地下’形容主教、神父及教友的状态，后来演变成为‘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作为主教、神父及教友分属不同团体的名词，由此可以确定，大陆教会的论述是在1979年之后才建立的。 ——大陆1949年建国后闭门锁国30年，当教会面对中国大陆开放时，首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建立大陆教会的论述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此时台湾神父也有机会中转第三地持他国护照，以游客的身份潜行了解大陆教会的状况。这时期罗光总主教接替于斌枢机成为台湾教会的牧首。而台湾教会能够胜任论述大陆教会的学者屈指可数。现在从外面传来的情况是，询问台湾教会可能建立论述的人都说不是自己做的，但也拒绝说出是谁做的。后来又说，台湾教会的学者没有建立过论述，是台湾教会普通神职群众自发形成论述。当时的情况是，台湾教会的普通神职群众几乎每天发表有关大陆教会的论述文章，向港澳教会及海外华人教会输送论点，首先在人的意识里逐步固定论点和形成论述的轮廓。我们不禁要问，罗光总主教身为台湾教会的牧首，又是台湾辅仁大学的校长，据介绍也是著述颇丰的学者，他为什么闲置台湾教会的学者，将制定针对大陆教会政策的基础论述，任由一群外行的普通神职群众来做？为此，强烈要求台湾主教团进行调查，撤销对大陆教会所有错误和不完整的论述。《五》结语 ——于斌总主教逃离后，他的南京总教区在中共的胁持下发生三件改变大陆留守教会的重大事件：（1）南京留守神父、修女及教友800余人签名支持教会革新在全国沸扬漫延。（2）南京留守神父带领教友到教廷驻华公使馆抗议，要求中共驱逐驻华公使黎培理。（3）南京留守神父李维光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要的筹建领导人。所以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的错误有两个层面：首先个人层面，想跟随主耶稣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坚守岗位就是对的，逃离岗位就是错的。其二职务层面，羊在哪里牧人就必须在哪里，好牧人要为羊舍命；主教是教会的支柱，教会圣统赋予总主教、枢机主教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然而，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在教会危机时刻保全自己，抛弃下属和羊群，完全放弃不履行教会领袖的职责是严重的渎职，是职务犯罪，所以两位主教必须为自己渎职的错误负责，承担中华民国教会分裂的责任。 ——中共将于斌总主教视为“战犯”后，他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抗命逃离大陆。田耕莘枢机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对前途感到悲观也拒绝回到北平总教区的岗位。因此中共顺利达到两个目的：（1）教会领袖逃离使团体失去向心的凝聚力，从而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2）教会领袖保全自己的榜样打开了人性软弱的闸门，致使留守大陆的部分主教、神父动摇妥协，因此中共在1950年和1957年先后顺利通过成立‘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达到分裂和操控教会的目的。 ——于斌总主教公开违抗教宗的命令，指示部分神父、修士撤退台湾，在教会危机时刻瓦解人的信心，然后抛弃下属及羊群临阵脱逃自保。所以教会领袖渎职是造成留守教会分裂的内因；外因是中共政府，及支持的‘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分裂教会，只有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条件下教会才可能分裂。留守大陆的主教和神父被外因挟制产生分裂的行为其个人错误是肯定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但是，他们确实不是分裂教会的主角，而是教会分裂的内因和外因共同产生的果。 ——探究是根据可靠的资料，对中共夺取政权前后的中华民国天主教神职分离与分裂的过程进行客观的评述，同时也证明了教会分裂完全是中华民国天主教神职一手造成的，目的是，促进教会史学工作者重新研究中国教会的当代历史，对台湾教会蓄意掩盖和歪曲的论述进行纠正，重新界定教会分裂的责任，为留守大陆的已逝老人追讨一个公正的历史，如果认为文章与事实有出入并且有具体意见的，我会立刻反省改正。资料：（1）《政教困局中的于斌主教》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2）《益世周刊》第三十卷三期北京国家图书馆（3）《国民党最后的美国诤友--魏德迈将军与中美关系》魏良才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欧美研究》32卷2期（民国91年6月）341-386 （4）天主教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鼎》2012秋季刊《记田、于二枢机》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陈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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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8-13 07:37:19 发表
【‘中梵’建交忧虑者自身的道德危机】 ——道德的崩塌，人心向恶的演变，造成了中国教会内忧的局面。台湾教会标榜宣扬真理与正义，但却操持魔鬼的手段，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教会恢复时，在罗光总主教的许可授意下，通过掩盖歪曲历史的手段，将于斌总主教、田耕莘枢机渎职当负的教会分裂的责任，转嫁留守大陆的主教、神父。这一错误不是历史的问题，而是当代人错误的问题，只要没有妥善检讨与纠正，台湾教会集体的道德危机就会一直存在。 ——单国玺枢机要求‘中梵’建交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完全的宗教自由。这样的前提条件是直接发出零和对抗的信号，并且成为台湾教会决策的准则。单国玺枢机当然知道理想的自由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必须经过保守原则的中间旅途才能到达理想自由的目的地。但他忧虑‘中梵’建交损害台湾的政治利益；忧虑建交后重组合法的‘中国主教团’，会使台湾失去对大陆教会的权力。 ——我们且看台湾教会的谋士如何为单国玺枢机出谋划策。当时两岸统独外交战争非常激烈，在此背景下，策划上任不久的教宗本笃十六访问台湾，虽然有‘台梵’外交关系的理由，但使教宗陷入两岸统独外交的战争显然违背教廷的外交精神，而且必然激怒中国政府针对大陆教会采取报复措施，因此教会很快有人表示担忧，所以单国玺枢机知道这件事情，也知道问题的性质及严重的后果，因此被迫停止。但不久后这些谋士又退而求其次，再次要求教宗出访座机的航线经过台湾领空，因此完全暴露了利用教宗为台湾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这显然是挖好陷井算计教宗本笃十六，让他上任伊始就失去与中国对话的机会。单国玺枢机作为台湾教会的牧首，为了维护台湾的政治利益，和巩固台湾对大陆教会的权力，他极尽所能阻止‘中梵’改善关系，不惜负卖教宗本笃十六，负卖大陆教会，对上述所有一切台湾教会的主教、神父都保持沉默，他们在岛内是支持，在岛外又洗脱干系，从而加剧了中国教会内忧的局面。 ——现任台湾牧首洪三川总主教完整继承了单国玺枢机的衣钵。他出生台湾本土，早年旅游都反感大陆，他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一方面极力阻止‘中梵’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助长台湾教内极端主义。现在‘中梵’达成初步协议，我们就目睹到洪三川总主教布局的恶果，那些奉行极端主义的人，其言行否定了理想的自由是一个历史进程的规律，她必须经过保守原则的中间旅途才能到达理想自由的目的地。他们质疑教廷官员或教宗本人违反教会原则，并发出诅咒与谩骂，目标指向教廷具体的官员，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当今的教宗。为了消除关心教会人士的疑虑，汤汉枢机发表文章进行阐述：圣座与北京对话的目的，正是为了争取与保障宪法赋予中国天主教会应有的宗教自由与权力。……如果不是为了维护真理与教会原则，教会何须与北京一再对话？对主教任命问题，文章说：目标是一方面既不损害天主教的合一本质与罗马圣座的主教任命权，另一方面也不让教宗的主教任命权被视为对中国的干预。……我们相信教宗方济各作为普世教会合一与共融的维护者，他不会接纳有损普世教会的信仰完整，或伤害中国天主教会与普世教会共融的协议；他只会签署促进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合一共融的协议。教友要仔细阅读汤汉枢机的文章，增强辨识能力，不受人蛊惑。 ——文章陈述了台湾教会某些牧人及教友种种的作为。有些人喜好发表似是而非和完全臆测的怀疑言论，他们殊不知怀疑教廷和教宗就是污蔑教廷和教宗。还有藏匿自身利益企图更糟糕的人，他们对教廷及官员，甚至对当今的教宗，发出质疑和恶毒的诅咒与谩骂。凡此种种，难道不正是台湾教会自身存在集体道德危机的明证吗？他们正在加剧中国教会内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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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8069	2016-08-06 19:57:42 发表
17图南怀仁听语音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人，1623年10月9日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卒谥勤敏。着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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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8-06 19:57:06 发表
17图南怀仁听语音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人，1623年10月9日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卒谥勤敏。着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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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8-06 19:56:45 发表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人，1623年10月9日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卒谥勤敏。着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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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8-06 19:56:17 发表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人，1623年10月9日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1688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卒谥勤敏。着有《康熙永年历法》、《坤舆图说》、《西方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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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7-30 16:20:51 发表
网友匿名的原文：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并不带个人偏见，请问，与会者有几个能做到？！与会者哪一个敢讲历史事实？不都得按照党的要求研讨么？研讨后也必须经过宣传部门严格审查！这已经失去了自由，怎么可能研讨出真正有用的东西呢？有用也只是为党有用！或者说一群奴隶甚至是奴才，怎么可能研讨出什么！最后就是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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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7-30 16:13:49 发表
与会者没提到因不参加爱国会而被监禁的主教？既然是历史，没有关注过去因不参加爱国会被迫害，甚至致死的主教神父？会议有助改善一些教区“地上”、“地下”教会团体之间的理解，促进共融？研究为什么分裂为地上地下了么？你们一个会议就有助于地上地下理解，共融？参加你们研讨的有不参加爱国会的地下主教神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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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7-30 11:44:58 发表
天亚社旗下网上杂志全球脉搏(Global Pulse)主编自由派健将麦肯斯(Paul Mickens)虽不认为自由派与教宗的“蜜月期”已过，但亦抱怨他的变革来得"不够快，以致他的继任人会容易推翻"（见网页连接)他作出的变革。老实说，麦肯斯的言论反映出自由派确实越来越真正担心萨拉枢机等人有机会成为下任首位黑人教宗，戏称他为比约十三世。https://www.ncronline.org/blogs/roman-observer/pontificate-might-be-stuck-m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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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13803334811	2016-07-29 18:39:41 发表
和中共谈好谈不好教总不在户，他老人家无所谓。中国不可能建教，教总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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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13803334811	2016-07-29 18:39:41 发表
和中共谈好谈不好教总不在户，他老人家无所谓。中国不可能建教，教总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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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7-29 17:01:01 发表
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事实，并不带个人偏见，请问，与会者有几个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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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7-29 13:27:07 发表
网友匿名的原文：我不相信哪个爱天主的主教或神父不爱国,但这里所说的"爱国"指的是"爱党"吧? 不是共产党员,就不是必须爱党,但尊重是应该的;同样教会也不能要求教外人爱教会,但教会有权利得到基本的尊重。共产党的无知通病，老是把党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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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7-29 12:59:33 发表
天主教史的研究不可避免提出对人的研究，特别是对神职人员的研究！就2000年罗马教廷封圣的120 名中华圣人的研究就很有意义，越早对他们的研究就越有益处，前一段时间的研究表明，马赖神父根本不是政府批驳的那位神父，属于张冠李戴，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的研究人员就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问题，历史也会记载研究人员的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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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7-29 12:20:39 发表
这个研讨会还是很好的，但初步判断，研讨会还是粗浅的，不是太深刻！就一个利玛窦带给出中国的科学技术就是很值得这些人士讨论与深入研究！拿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带给当时的中国重大科技进步！！！如果大家缺当时的资料可到徐家汇藏书楼去看文献资料，就在徐家汇主教座堂旁边！觉得不够还可到香港圣神研究中心去查绚资料！都可佐证罗马教廷带给中国人民只有正面的东西，除了福音，科学技术在各个阶段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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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匿名	2016-07-29 11:45:27 发表
我不相信哪个爱天主的主教或神父不爱国,但这里所说的"爱国"指的是"爱党"吧? 不是共产党员,就不是必须爱党,但尊重是应该的;同样教会也不能要求教外人爱教会,但教会有权利得到基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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