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物之一是安杰洛·若瑟·龙嘉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1881-1963），这位质朴的司铎被命运神秘地推上伯多禄的宝座。阿伦特的散文标题是对其主人公基督信仰真实性的内在肯定：《安杰洛·若瑟·龙嘉利：1958年至1963年圣伯多禄宝座上的基督徒》[3]。在刚正不阿地履行伯多禄继承者的职务及相应的权力的同时，龙嘉利始终秉持他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对此，阿伦特首先回顾了来自见过他面的罗马平民的话语：“这位教宗真的是个基督徒。这怎么可能？”[4]。
自1958年教宗任期伊始，正如阿伦特所强调的那样，不仅是天主教徒，每个人都因若望二十三世的言谈举止而喜出望外并深受感染[5]。无独有偶，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纪录片《教宗方济各：言出必行的人》（Papa Francesco, un uomo di parola）也展示了社会各界对教宗方济各同样的敬仰。
因此，我们现在希望分析一下两人如何对待他们所处时代的困难。一方面，时任教廷驻土耳其大使的龙嘉利坦率地向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表明，他与梵蒂冈外交使团拒绝为支持德意志国提供合作[17]。为了尽最大可能挽救受到生命威胁的犹太人，他愿意与所有人展开对话（这不应与让步相混淆）。此后，作为罗马教宗，他曾在一次接见中简短会晤了共产党俄国的代表，并向他们致以祝福[18]。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代表两个教宗任期的两部通谕之间建立一种相似性，即《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简称PT，1963年）和《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 ，简称FT，2020年）。这两个文本均拟就于一个各种危机威胁之下的世界中，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分离下的阵营在不断增长的极化中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两位作者受到教会内部一些群体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两位教宗没有在其中明确洗礼和皈依对灵魂之救赎的必要性。的确，这两份通谕的关注似乎的确不在于这种最终救赎，而是更注重于指出那些以基督宗教为生活方式的人应该如何在此时此地（hic et nunc）生活和行动的问题。
因此，在忠于最纯粹的基督宗教传统的同时，在贫穷微小的亚西西修士（圣方济各）于一个充满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的世界中决定与苏丹王卡米尔（Malik Al Kamil）和平会面的800年之后，教宗方济各向在阿布扎比迎接他的塔伊布敞开了双臂。圣方济各选择的不是暴力，而是对话；贫穷微小的他没有选择世俗的权力和力量，而是选择了福音中的贫穷；他没有寻求世俗的成功，而是拥抱了十字架及其逻辑。当然，在世人眼中，他的传教可能是一种失败。因为，最终，即使在接受了教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徒和传教士之一的真实宣道之后，苏丹王依旧是一个穆斯林。于教宗而言，这段插曲正是亚西西圣人之笔迹在具体生活中的写照。方济各说：“我乐于援引圣方济各给予会士的指示，即如何去接近撒拉逊人和非基督徒。他写道：⌠让他们不要参与争吵或争端，而要以爱天主的缘故而服从每一个人，并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未经批准的会规》，Regola non bollata, XVI）”[31]。
这从根本上涉及到脱离意识形态，以便与所有人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相信，正如不断革新的教会（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39]，如今对我们的转变的召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种心灵的转变，以使其温良，摆脱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使我们两极分化，彼此疏离，不断加深社会中不同阵营或城堡间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