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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梵于罗马进行第三轮谈判,突破之说未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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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11 22:47:02 发表
小崔的微信号是多少?俺能加上不?内部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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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7 04:23:14 发表
《 向北京献殷勤,教宗方济各失去了中国(和香港)》


02/05/2016
John Mok Chit Wai*

谈“中国”是危险的:这个词可能指中国文化、文明、中国人民,但也指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党制政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亚洲时报》采访时,教宗冒了重复卡萨罗里枢机“妥协政策”的险。前教廷国务卿的这一政策给共产党国家的宗教自由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一名香港学者的分析


香港(亚洲新闻)—教宗方济各接受《亚洲时报》采访引起了整个华人世界天主教会内外的强烈反响。有的是积极的(例如《环球时报》评论员文章)、有的却是消极的,正如我们在下面转载的这篇评论:



            不同消息来源(部分并没有得到证实)指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对话”或者谈判目前取得了迅速进展。部分人认为很快将会达成协议。不久前接受香港媒体《亚洲时报》采访时,教宗方济各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文化,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许多人视这一采访是进一步讨好北京的举动。教宗方济各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但似乎不完全了解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中-梵在现在建交,一定是他的遗产。

            从刚一就职起,教宗方济各就多次重申他渴望开启与北京的对话。每一次谈到中国,他都提及十六世纪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了传播福音他选择了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并因此而出名。

            西方许多人都试图将中国教会的冲突视为是一场文化型的冲突,一种“文明的冲突”。为此,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就应该进入纯粹的文化内的对话。这显然也是教宗选择的路线。不幸的是,从这个角度审视问题,教宗似乎没有考虑到今天冲突的核心完全不是文化不理解,也不是因为害怕中国的文化帝国主义才产生的。这是政治冲突,是因为极权主义的统治与宗教自由无法调和所致。

            “中国”这个词历来是个问题:它可以指中国文化、文明、中国人民,但也指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党制政权,事实上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代表的。教宗似乎认为,今天,中共是“中国文明”的化身,而事实稍有不同。中共一直推动最为与中国文化对抗的政策,无论是其历史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文革期间,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地试图彻底根除所有被视为‘反动派’的:其中包括了庙宇、儒家思想、传统宗教、知识运动等。

            红卫兵将孔夫子视为“头号天敌”,代表了“旧世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部分逃到香港的重要新儒家思想知识分子多次谴责中共威胁中国文化、甚至指其是“中国的苦难”。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得主余英时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片土地上不存在中国(文化)”。

            部分人可能会坚称,不久前出现了一种“中国复兴运动”。甚至中共也支持孔夫子的教导了,在世界各地开办了孔子学院。但事实是,中共仅仅是在重振政治性的儒家思想,从而达到传播奠定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目的,无条件地坚决服从国家。孔子学院是中共的宣传工具,对许多新儒学家而言,这一哲学应该是人文的、与民主——即便不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完美相符合的。可以肯定,就连孔子本人都会反对这一非人的统治、反对铁心肠的统治者们。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像明清时代,习近平不是皇帝。今天,利玛窦没有任何用处。胡锦涛和温家宝统治的十几年里,中共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相对放松了。但宗教自由仍然不在此放松之列,采用越南模式任命主教的方式被驳回了。

         

今天,可以说习近平是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所有权利都集中了、所有的自由都受到限制。希望这一协议能够让教会自由行动、让中共置身于重要变革之外,这种想法纯粹是无知(或者是过分相信的表现)。

        去年十二月,一名宁夏教区的年轻司铎蔚和平神父神秘死亡。许多人认为他的死与政府有关。死前,蔚神父邀请圣座不要急于(与中国)取得成果。因为如果普遍没有宗教自由,教会又怎么能获得自主行动的绝对权利?

            人应该向历史学习,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保禄六世教宗和他的外交官卡萨罗里国务卿积极推行了“东方妥协政策”,创造了与东方共产党国家的“对话”,结果是灾难性的。

            匈牙利的民族英雄约瑟夫∙敏真蒂枢机拒绝向共产党屈服,被圣座革职。教会开始与共产党合作,主教团实质上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许多教友认为,这是道德沦丧:他们对圣座的忠诚遭到了圣座本身的背叛。为了让教会活着,圣座用自己的手倒空了教会的灵魂。丧失了伦理道德原则、接受与政治当局的妥协后,教会再也不是教会了。直到若望∙保禄二世就职后,才改变在支持人权方面的立场,从而让教会重新成为道德权威。

            同样的历史(甚至更糟糕)好像可能会与中国重复。今天,教宗被卡萨罗里枢机的崇拜者帕罗林枢机为首的外交官们包围着。这其中,有《梵蒂冈内部通讯》和一大批高级教士,一直推动支持未来签署协议的运动,并大肆推崇。强调甚至许多中国“地下”教会的主教和平信徒都迫不及待地要看到这一天。

            总之,在中国天主教徒中十分普遍的“天主教在线”上,许多人强烈抨击各种圣座为了向北京宣扬而可能接受的卑躬屈膝的妥协。不幸的是,这些声音永远也进不到那些办事员的耳朵里。

            盛传教宗将会派新任命的“慈悲传教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宽恕那些爱国会“任命的”非法主教。而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主教和司铎呢,完全不在对话内容之列。如果是这样,此类协议不仅是令人感到耻辱的,而是不公平的。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不断地、公开地反对这样的协议:但却被排除在外、不受重视。

        香港也同样,这里的教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支持社会民主化的力量、支持人权的声音。总之,在现主教汤汉枢机领导下,教会似乎总是不愿意揭露侵犯人权和民权,以及中共及其志同道合者,特区政府的压制。

            有人认为,这种妥协的背后或许有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教会内许多人——包括汤汉枢机在内——为了不妨碍中梵谈判不想激怒北京。而又一次,危险是教会为了谄媚政治权威牺牲了自己的道德原则。一些教友们对这种坟墓的沉默、这种被动的合作感到屈辱。教会和中共之间的协议会损害香港的天主教活跃主义,使许多年轻教友远离教会。

            教会当局始终是道义的,永远也不是政治或者经济的权威。“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教宗方济各常常讲中东基督徒的苦难和殉道,但只字不提中国拆十字架和拆教堂。耶稣不是为一个政治运动或者一场革命献出生命的,但也没有向着政治压力低头。永远也没有为了传播祂的话而向当局妥协。耶稣不接受妥协。

            我呼吁主教、司铎和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请你们为我们中国受迫害的兄弟姐妹们祈祷。愿他们能充满天主的恩宠,从而继续他们勇敢的信仰见证。

            * 香港中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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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6 19:14:32 发表
刚恒毅枢机

陈方中

刚恒毅来到中国前的背景。看似复杂,其实也可分成几个部份:外籍传教士、外籍传教士所属的政府、中国教友、教廷,以及在各种因素影响下的中国教会。不能说外籍传教士心中没有天主,他们仍是传福音的人,但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个充满民族主义热情的年代,不少外籍传教士和其祖国之间有太过密切的关系。中国教会部份先知先觉者,也同样受民族主义影响,认为中国教友应认同自己的国家,接受自己的文化,主导自己的教会。教廷接收到中国教会的讯息,多次派遣调查人员清查中国教会实况,而且再一次尝到法国政府的厉害。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教宗本笃十五世就发表了〈夫至大通谕〉;此通谕中虽未明言,但主要就是针对中国教会现况,要传教士好好反省,是否把其祖国放在天国之前?是否忽略了培植本地神职人员的重要性?是否视其传教区为地盘,紧抓着不放?是否传教士不重视本地文化,不深入学习当地语言?

这样就应该很容易了解,为什么教廷会挑选一位没有外交经历的人,为什么要用教宗代表的身份。刚恒毅是没有什么可被法国挑剔的对象,即使如此,顾虑可能最坏的情况,刚恒毅的行动必须保持秘密和低调。以〈夫至大通谕〉为基础,刚恒毅的使命很清楚:召开全中国的教务会议,是宣示教廷直接主导中国教会,反过来说就是和法国保教权宣战。设法任命中国主教,是建立健全中国教会的关键步骤,反过来说也是纠正中国教会长期不正常的现象。在北京设立一所天主教大学,是代表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也代表可以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基督信仰。如果这些外籍传教士仍然消极抵抗,不愿改变他们培育本地神职的方法及态度,要求各代牧区主教遣派优秀修生至罗马的传信大学攻读,也就成了适当的方法。

在这个结构中,必须清楚了解,刚恒毅是教廷的代表,是教廷政策的执行者。不是他个人同情中国教会的处境,而是教廷要借着他改变中国教会的处境。所以他不是外国传教士的敌人,他是要改变某些外国传教士,习以为常和其母国政府过于接近的态度。他是中国教会的朋友,但如果某些国籍神父或教友,将其世间之祖国,视之超过天国,他也不会赞成。教宗的通谕为外国人适用,为中国人也适用。

所以刚恒毅在“爱国”这一点上的立场如何?应该这么说,他认为任何人都有爱国的权利 但这毕竟是属于世界的范围,一个基督徒的终极目标是寻求天国。外国传教士不准中国神职及教友爱其祖国是错的,但中国神职或教友,特别是神 人员,也应谨记他的第一优先是天国。因此他对他的主徒会士说:“假若有一个主徒会士,把自己修会的利益,或把那些属于其本国的利益,放在教会的至高利益之上的,他就出卖了自己的圣召。”适用于主徒会的,当然也适用于整个中国教会。

原则虽然清楚,但在实际运用上,有很多地方仍需刚恒毅自行判断。首先在艺术方面,这是刚恒毅的强项,他很清楚在建筑式样及绘画等,采用中国元素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欧洲传教士没有什么意见,毕竟基督信仰来自西亚,而我们所习见的艺术品都是欧洲化的,因此创造一些中国式圣像及教堂,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欧洲传教士,特别是法国传教士,则可以在刚恒毅具有政治意涵的行动中,找到可批评之处。他们的批评主要就是:刚恒毅不中立,偏离了他应有的位置。
三、对刚恒毅的攻击及其离华

首先,担任宗座驻华代表的刚恒毅,他的身份就足以成为支持法国保教权部份外籍传教士反对的理由。其后,他抵华后一步步剥除法国在华保教权的作 当然更会引起这部份外籍传教士的反感;法国政府对 自然也 抱 感,于是各种抨击、抵制或对抗的作为遂因应而生。

这些对抗的作为开始时只是耳语,但随着刚恒毅日益增加的行动,在筹备辅仁大学的时候,北京的助理主教富成功寻求法国政府的支持,邀请法籍道明会士,在北京筹备一所属于法国政府管理的学校,这是一个和北京公教大学对抗的行动。这所“道明学校”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开学,但不久后就在盛行的学潮中,被学生们嗅出了帝国主义的味道,被迫关门大吉。辅仁大学当时亦受波及,被称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但靠着教宗的八一通电,辅大的学生澄清了外界的抨击,也肯定了自己。

一九二九年一月,刚恒毅微服拜访南京国民政府的举动,按照刚恒毅的评断,引发了法国驻华使馆、法文报纸以及部分法籍传教士的不安。二月六日法文的《上海日报》用讽刺的语调说刚恒毅“对越不值得信任之人而越去信任他们”,说刚恒毅的行动错误百出,而“这正是义大利人所有的技巧与天真。”而若这样的政策继续下去,“最近这几年的事件已经清楚显示,他们(按:指传教士)幕后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按:指保教权),传教事业已变成了什么样子。”

二月二十六日法国公使德马尔德耳(de Martel)访问宁波代牧区,宁波主教戴安德(Andrew Defebvre)在致词时说,由于公使的来临,“又一次证明祖国关心我们的利益,因为在中国,法国有许多天主教的事业,不断而慷慨地给予我们协助与福利,也对我们保证为人与财产,提供为传教工作不可或缺的安定。”法国公使的答词说戴安德代表了法国传教士的典范,“您知道如何把传教士和爱国者结合在一起,因为曾对天主教传教事业有过卓越贡献的保教权,最近成为争执的对象。”“是的,保教权仍安然无恙,我郑重地向你们保证,当我担任法兰西共和国驻华的代表一天,我将尽全力维护这保教权所有的效力,……”刚恒毅将此视为法国公使对他的示威。

一九三○年三月,对刚恒毅最严重的攻击,由法文的《北京日报》(Journal de Pekin)发动,从三月二十日至六月十二日,不断发出各种批评刚恒毅的言论:“宗座驻华代表已经达成了他摧毁传教事业的目的。”“教廷受一位义大利籍总主教的影响,用尽办法,要从我们的传教士手中夺走教区而转给中国主教。”“他所致力的政策,甚至不是要中国教友去研读三民主义,在讲授要理问答时,不是要加上孙文思想的条文吗?”“未来中国神职的领袖已经有了(按:指陆征祥),根据教宗的希望,他已注定将成为天主教的领袖。”“梵蒂冈与其代表所玩的把戏为中国天主教是不吉利的,本地神职的观念根本就是谬论。”“有关教廷的最近通电,全是出自习于幻想的刚总主教之手。”

教廷机关报《罗马观察报》在六月二十九日公布了一个官方声明,声言刚恒毅的行动是受传信部准许的,教宗的通电出自教宗之手。但刚恒毅却隐然感受到似乎有一种不利的气氛。刚恒毅在回忆录中并未透露那些征象使他感受到这种气氛,但可以推测刚恒毅会问:为什么这个素来被视为与法国使馆联系密切的《北京日报》,会持续的以驻华宗座代表为目标?在他的背后是否已经有所布置?然后当刚恒毅向教廷报告时,教廷可能答覆较含糊不清,或是延迟答覆,刚恒毅会再问,这些外籍传教士报告了什么?

从《北京日报》透露出的讯息,可以推测外籍传教士当时对刚恒毅的批评,大概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中国政府不够强硬,以致传教士被抢、被掳甚至被杀的案件层出不穷;其次,在讲授三民主义的问题上对国民政府让步,破坏了教会学校教育内容的独立自主;最后,刚恒毅协助本地神职抢了传教士数百年辛苦经营的传教区。在这些问题上,教廷对他的支持不如以往。而教廷对他支持减少或趋于审慎,可能的原因是教廷国务卿换人,原来最支持刚恒毅的加斯巴力枢机年老退休,由柏彻里(Eugenio Pacelli)枢机继任。柏彻里是教廷的专业外交官,原担任教廷驻德大使,在一九三○年接任国务卿时,教廷与义国刚签订拉特朗条约,义国境内法西斯势力日渐增长,欧洲各国普遍受经济大萧条影响,因此柏彻里在外交上的优先是欧洲,一个在中国饱受攻击的宗座代表,是可能破坏教廷与法国关系的原因。或许因为如此,在中国问题的处理上,教廷的反应就显得较为慎重了。

刚恒毅写道:“由于不少人反对我,使我不得不要求传信部长准我返回义大利。”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刚恒毅离开北京,经香港转回义大利。他当时的心情是:“目前由于很多动机使我不知是否我的任务就此结束?抑将还要回来继续这工作?”十二月二十日的深夜刚恒毅搭乘的轮船抵达了义大利布林地西(Brindisi)港,随即接到国务卿电报,要他立即赶到罗马。刚恒毅认为柏彻里枢机必定有重要的事告诉他。

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柏彻里枢机接见了刚恒毅,刚恒毅问及在中国散布的谣言,“他回答说法国大使并未在圣座前表示我在中国是位不受欢迎的人。他给我打电报要我到他那里,所要谈的事,是有关中国大力消除烟毒的问题。”这个答案间接表示了新任国务卿,如前任加斯巴力枢机一样,是支持刚恒毅中国政策的,所以不用特别谈什么。接着在同一天,刚恒毅见了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刚恒毅说:“他明确告诉我,在中国应当继续已敞开的途径。”然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刚恒毅晋见教宗庇护十一世,“当我叙述某些谣言教廷有意在中国改变传教方针时,教宗立刻直起胸膛,清晰且斩钉截铁地对我说:‘要知道开倒车不是我的作风。’”

从刚恒毅的回忆中,他似乎从教廷得到了充分的支持;不过他这趟回来在义大利共待了六个月,当然他要拜访友人,回家乡探亲等,但他一定也花了不少时间用来解释和澄清中国的现况和问题。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这一段在义大利的时间几乎空白,足以反证其中必定有部份不足外人道之处。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他搭船经过美国,拜访了那里的天主教会,在八月十七日返抵北平。

这时刚恒毅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在美国时他开刀割除了左腋下的一个肿瘤。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右腿又生了两个肿瘤,割除后又罹患静脉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卧病,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仍未好转,于是向教廷申请返国休养。二月一日,刚恒毅艰难的离开北京,到上海后又卧床不起,二月九日被抬上返欧的邮轮,他当时设想离开或许是暂时的,但实际上刚恒毅结束了驻华宗座代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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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6 16:15:43 发表
无神论的高傲与有神论的谦和能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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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6 09:08:12 发表
《教宗的中国访问记:中国天主教徒的兴奋与怀疑,部分司铎遭警方监视》

02/05/2016

Maria Chen

官媒和广播等报道了教宗接受《亚洲时报》采访的消息。有人梦想教宗能够很快访华。地下教会司铎遭到审讯。赞赏教宗伸出的“橄榄枝”、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但也有人质疑北京领导人的回答。中梵对话不能取得成果,因为所关心的问题不同:政治和宗教。为了不以教会的自由、牺牲教会殉道者为代价,不要急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教会正在成长


北京(亚洲新闻)—许多中国天主教徒对教宗接受《亚洲时报》采访,特别是赞赏中国、向习近平和中国人民祝贺春节的内容感到十分兴奋。但也有人表示质疑,认为教宗友好的举动不会得到回应的,因为“中国政府太诡计多端”。本社未能联系到非官方教会的部分司铎,教友们介绍说,连日来他们一直接受警方的审讯,因为参加了一次要理活动。

            所有人都把采访同中梵关系联系在一起。一些人希望教宗方济各能够很快到中国去;但另一些人则持悲观态度,强调向中国共产党做出任何妥协都将令中国丧失自由。

            所有的受访者都要求匿名。

            一名上海的平信徒青年表示,教宗向习近平的祝贺将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方济各表达了对中国的厚爱。他说,“通过这次采访,我们感到与教宗,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结合在一起。展示这一深厚友谊的同时,教宗是十分睿智的:直接批评中国政府只能给教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教宗这样温和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是真善牧。我们所有人都强烈期待着教宗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陕西省西安的一位司铎却表示怀疑。他说,“尽管教宗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意愿是良好的,但我认为不会起什么作用。中国政府控制教会的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即便教宗这些温和的话(也不会令其改变)。所有的温和及谄媚对政府而言不会有任何不同。教宗方济各盛赞中国文化的智慧及其历史,但事实上,社会毫无道德可言。今天的一代人失去了文化根基,恰恰是因为近年来的沉重政策造成的。为此,这些温和的话无助于今天的局势”。

            中国中部地区一名青年对部分媒体,甚至国家广播电台也报道这次采访深感震惊。但是“教宗所表达的,并不是当局想要的”。

            “教宗方济各迈出的这一步是为了要与中国领导人见面。他的举动是至关重要的、是必要的,给了当局很大的“面子”。就此而言,教宗做了很多。谈智慧、中国的价值观等,可能会让这个政府有所行动。但迄今,政府对中国文化并不感兴趣。我担心这一切不会对外交对话产生任何影响。双方无法相遇:教宗寻求宗教方面的对话、北京寻求的只是政治对话,要圣座认可其绝对权力”。

就外交对话和寻求中国与圣座之间的共识,吉林的一名司铎表示,“中国共产党员们非常诡计多端,他们知道怎样玩儿游戏。他们不想失去对中国教会的控制,对话对建立外交关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要达到这一目的,梵蒂冈不能牺牲教会的权利。这几十年来,有这么多天主教徒为信仰承受了苦难。梵蒂冈不能无视这种情况,不应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太着急就可能会做出太多的妥协。在这一问题上,最好采用一切必要的时间,不要满足于一个仅在表面上好的结果。至于其它的,尽管教会备受监控、承受各种困难,但会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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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5 22:43:23 发表
联合新闻网-2016年2月3日

【记者林上祚/台北报导】外交部昨天强调,台梵外交关系稳固,台湾并与教廷合作推动中东叙利亚难民救助,对于教宗谈话,外交部未来会持续关注教廷与中国大陆关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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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5 22:13:49 发表
1957年9月13日 亚洲首位枢机主教田耕莘抵台

蔡汉勋,新闻工作者

   天主教在台湾的教友虽然不多,但因教廷梵蒂冈与台湾有邦交,以致在欧洲派任全权大使常驻,算是中华民国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收获。尽管1971年退出联合国以来,教廷仅派临时代办驻节台北,不像1952年时,由于中共驱逐黎培里主教,造成梵蒂冈当局决定将使馆“播迁来台”;到了1959年还同意升格为大使馆位阶;1966年更指派大使接替公使,显见教廷对台邦谊持续加温。期间最重要的转折,莫过于1957年9月13日这一天,远离中国的田耕莘枢机主教,毅然婉拒周恩来许以“中国天主教教宗”的虚衔,选择到台湾继续传教,并在1966年退休,隔年老死于嘉义。

天主教枢机田耕莘

   这位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的全球首位非白人枢机主教,同时也是亚洲地区及中国第一人,系于1945年的耶诞夜被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布“佳音”。在全球欢度终战平安夜,并为教廷打破“有色人种”藩篱而感到震惊时,田耕莘本人乍闻这项喜讯,也一度以为讹传。直到梵蒂冈发布正式官方新闻证实后,他还异常谦逊表示:“这都是因为中国战胜日本跻身为四强之后(法国尚未列入) ,由于国家地位增强才获此殊荣。所以,这项抗战胜利的收获,我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代表罢了!”于此便不难管窥田耕莘枢机主教虚怀若谷的美德。所以,尽管中共当局自1954年2月另立“爱国教会”与教廷打对台,并且要让田耕莘出任“教宗”,结果他还是唾弃无神论者的撒旦诱惑。

   其实,如果回顾这位忠于梵蒂冈,并且选择在台湾终老的首位亚洲及非白人枢机主教的一生:他早于11岁的1901年那年受洗;决定当神父而到衮州神学院修习时,竟因思乡情切而常背不出诵经,以致遭到教导的老师冷嘲热讽“将来绝不会有什么好成就”;雪上加霜的际遇是,他又因罹患胃病之故经常告假休养,遂被院长劝告:“神学院不比医院,你的病表示,你没有圣召的显示,最好还是回家还俗吧!”然而,他却拿定心性发愤图强,更加坚持本身奉献的执着理念,因此,在1939年便被拔擢为主教! 1946年2月18日到教廷敕封为枢机主教,并被任命为北平总主教,堪称是登峰造极。

   对于这些造化,田耕莘曾特别强调,“越是辛苦,越有寸味;心安理得,与主合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当其1960年被教廷任命为台北教区署理总主教后,尽管梵蒂冈从1965年开始示意与中国交往,两年后并开始接触,但其仍秉持在台湾岗位,在台北及终老的嘉义成立“耕莘文教院”与“田耕莘枢机主教纪念堂”,并创设了“耕莘写作班”作育英才,为台湾带来无尽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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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5 21:56:46 发表
政教困局之间的于斌主教

-十九二十时-

政教困局之间的于斌主教 ◆陈方中

     于斌35岁膺选南京代牧主教,在教宗诏书中,明白指定其主教座堂,“宜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所以很清楚的,教廷是要这位主教与中国的政治人物去建立人际关系,处理一些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外籍传教士无法插手,其他中国主教的学识及能力不一定能掌握住这之间微妙的分寸。在这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教会内外的负面意见,教廷也不一定完全支持,但于斌必须笑骂随人,持续走他应走的路。

     以一种全中国教会的视野,建立中国与教廷的外交关系,是这位首都主教当推动工作之一。要让教廷愿意与一个战时的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而此中国政府仅有半壁江山,另外还有南京汪精卫政府也声称代表中国,其中的困难可以想见。这是教廷在1942年采取单方通使的原因,也就是接受重庆的中国政府派遣公使驻教廷,而教廷继续在中国维持非外交身份的教宗代表,而且一如以往驻留北平,既不在南京,也不在重庆。就国民政府的角度,他们当然希望是教廷正式使节驻节重庆,要接受这样的安排,必须有人在其中穿梭,促进双方的了解,而于斌在其中扮演了称职的角色,是建交谈判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梵建交的另一个意义是法国保教权的彻底结束,是建立本地教会与普世教会正常联系的重要一步。但本地教会的另一层面,从1926年就努力建立的国籍主教,到抗战胜利为止,国籍主教人数尚不及全国主教人数的五分之一,而且在50年内,也不可能超过一半,更不要说完全替换外籍主教。在这个现实的状况中,于斌想到了一个新办法,就是推动设立一位中国枢机主教,中国教会有了中国枢机领导,其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这时候亚非各国均无本国籍的枢机主教,也就是说尚无有色人种枢机。

     在1944年9月,于斌在罗马已与谢寿康公使提及选任中国枢机的事。谢寿康不了解教会政治,他以为于斌是最佳人选,但于斌自己推动设立中国枢机,他就已设定自己不在名单内,因为教会职务越想要就越得不到。于斌更有自知之明,他这时年方四十四岁,当枢机主教还太年轻;他的爱国立场,更常被外籍传教士抱怨。于斌认为最适当的人选是陆征祥,他曾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妻子去世后,其时在比利时布鲁日的本笃修院隐修。熟知教廷运作的于斌,知道其中是有游说空间的。这些游说工作可以透过各种人际关系多管齐下,其中包括在教廷中得到教宗重用的枢机主教或是教宗亲戚等。

    1945年12月24日消息公布,教宗选择了青岛主教田耕莘,为第一位亚洲及中国枢机主教。在教廷一些人的眼中,陆征祥半路出家,缺乏中国教会经验,他的立场和于斌太接近。当时罗光任驻教廷使馆顾问,亲身参与其中的过程,在1946年4月写了一封信给于斌,信是这样写的:……事前,谢公使按照主教所定计划,极力为兴老(按:陆征祥)奔走。 ……迨消息宣布后,次彭公使向教廷探询,据说教宗此次选任枢机之原则,在选各国之主教,且兴老在国外多年,颇不足代表中国教会,故未被选。但我等都以为,既选中国主教,则名正言顺,应为首都主教当选枢机,教廷方面声称,南京主教尚年轻,他日当选之机会正多。然其中确实理由,​​必为传信部作梗。圣部以为中国第一任枢机,应为众心所归,而南京主教颇受宗座代表与传教士等之攻击,为敷衍各方,乃选一位诚朴之中国主教。

    这封信的前面都对,但论及田耕莘这位诚朴的主教则不对。正是因为田耕莘在阳谷及青岛代牧区,充份展现了他克服困境的能力,才是他在众多中国主教中被拔擢的原因。另一方面,他1929年在罗马由碧岳十二世亲自祝圣,他小心与政治划清界线,当然也是他被考虑的因素之一。

    另一件与中国枢机有关的大事是建立中国圣统制,结束已不合时宜的代牧制。名义上是田耕莘枢机领衔向教廷提出建立中国圣统制的建议,但实际上也是从1944年以后,由于斌及刚恒毅等人筹划,然后由田耕莘顺理成章的提出。然后教廷在1946年4月公布。田耕莘在1946年6月1日回到上海,受到比在罗马更热烈的欢迎,国民政府方面此时才与这位中国枢机第一次见面,相关的拜会活动多由于斌安排及陪同。

   于斌对南京教区是有亏欠的,例如在抗战结束后,他在1945年12月初次回到南京教区的无锡,但他忙着和军方的将领及地方官绅酬酢,无锡的神父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从1946年到1949年间,也有数次欧美的“国民外交”行程。他在国内时也有许多非教会行程,又要替全国各教区服务,剩下在南京教区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半,这也难怪一些南京教区的神父,抱怨他们的主教外务太多,他们未受到主教应有的照顾。于斌了解他对南京教区的付出不够,他也曾请教区的神父能原谅他,他不仅是一位按照传统方法经营自己教区的主教而已,他必须另辟蹊径,创造有利的传教气氛及环境。

        1948年至19​​49年间,碧岳十二世对中国教会的要求就是坚守岗位。从基本的原则看是非常合理的,各教区内的教徒正在遭受苦难,他们的主教、神父怎能离​​他们而去?从现实面考量。各地主教及神父留守不退,也是一种和新政权示好的表示,虽然这个政权在本质上是反宗教的。于斌在1948年底赴欧再做国民外交,因此中共在1949年1月即宣布视于斌为战犯,意即若于斌回到中国,会立刻被监禁牢中。在这情况下,当1949年5月中共已渡过长江,要求于斌回到南京是没有意义的。当时在教廷有一批于斌的友人,试图给于斌在台湾安排位置。方法是将台湾监牧区一分为二,北部交给刚恒毅设立的本地修会主徒会,然后让于斌以署理主教的方式,管理这新成立的台北监牧区。在1949年7月底,于斌来台,经台湾监牧区陈若瑟监牧同意,将中部以北地区划为台北监牧区。这时于斌突然接到教廷方面通知,命其立即离开台湾,这代表碧岳十二世对于斌不能坚守岗位的不满,也代表碧岳十二世准备与中共对话。其时或许于斌亦被命令回到不包括台湾的中国,因为于斌曾写信给罗光,告知他​​在结束年底的南美之行后,将返回云南或四川工作。

无论如何,国民政府全面溃败的速度超乎预期,于斌连云南或四川也去不成了。在不能去台湾,中国又不可回的情况下,教宗准许于斌在美国居留,或更好说这是教宗的命令。于斌及田耕莘这两位不能回到自己教区,或者也可说是不愿回到中共控制区域下的教会领袖,只能幽居美国。于斌得到史培尔曼枢机的邀请,得以在纽约从事“皈依中国人的工作,特别是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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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5 16:27:58 发表
美媒爆料:包括核武启动程序 令完成向美披露中国核心机密!请看:

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cnpol/story20160205-578817

报道内容显示,令完成向美国披露的信息,包括中国领导人启动核武的程序细节,比如为攻击行动而准备核武所需采取的步骤,以及发动核武所用的代码。

文件中的其他机密包括中南海内所用的安全秘密和通讯代码、中共领导层、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所用的蓝图、指令和管控信息等。中共领导和解放军领导启动核武的程序也被泄露。

报道并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称,如果令完成未来几个月被确认叛逃身份,他能向美国提供的信息,或是30多年来美国从中国叛逃者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形容:“这是情报界的一笔横财(intelligence windfall)。”

我们在这里和我们的政府说:天主教会永远不是政府的敌人,不要仇视天主教会了,而中

共政府的敌人就在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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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6:10:09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于斌总主教身为中国教会的领袖,他是中国教会的支柱和全体神职的榜样,在中共宣布他为战犯后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竟然不顾使命、职责抗命逃离大陆;田耕莘枢机主教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对前途感到悲观也拒绝回到北平教区的岗位。因此,中共轻易实现了两个目的:(1)教会领袖逃离使团体失去向心的凝聚力,从而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2)由于教会领袖保全自己的榜样打开了人性软弱的闸门,造成部分留守神职动摇妥协。因此,政府于1950年、1957年先后顺利通过成立‘革新会’、‘爱国会’达到分裂操控教会的目的。

——于斌总主教为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他公开违抗教宗要求中国所有神职必须坚守岗位的命令,指示部分神职撤退台湾,在危机时刻挖教会的墙角,瓦解教会神职的信心,然后不顾肩负的使命与职责临阵脱逃自保。所以,教会领袖渎职是造成教会分裂的内因;外因是政府及支持的‘革新会’、‘爱国会’分裂教会;只有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条件下教会才可能分裂。大陆普通神职被外因挟制产生分裂的行为其错误是肯定的,但他们确实不是分裂教会的主角,而是教会分裂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产生的果。

为了拉拢民主人士,1949年中共政府把好多民主人士拉近政府或其他有利益的单位,使民

主人士纷纷当上了高官和利益的获得者,可是经过1953年三反五反和1958年反右,这些民

主人士高官所剩无几,剩下的极少数也是吓得灰突突,到文革,消灭干净!这是对待民主

人士,对待天主教领袖能怎么样子?天主教会的分裂那更是中共政府的雕虫小技,与于斌

主教,田主教跟随政府到台湾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只是他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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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5:00:29 发表
——罗光总主教和单国玺枢机主教都继承了于斌枢机主教的政治遗产,都致力谋求台湾的政治利益,维护‘台梵’外交关系。因此,罗光总主教身后得到台湾当局高度的评价;单国玺枢机主教得到陈水扁总统的嘉奖颁授紫星勋章,他要求‘中梵’建交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完全的宗教自由,试图以理想完美的宗教自由干预教廷的外交政策,其结果只能使大陆教会改善处境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在单国玺枢机任台湾首牧期间,统独斗争达到白热化,花莲教区已逝主教钱志纯发表文章,以教友背教公开向教廷施压,阻止‘中梵’改善关系。其间,台湾教会有人策划教宗本笃十六访问台湾,失败后退而求其次,要求教宗出访座机经过台湾领空,试图利用教宗为台湾谋求政治利益,这种完全不顾大陆教会处境及教会利益的做法,台湾教会集体沉默,在岛内是支持,在岛外又洗脱了干系。还有人要求等两岸政治问题解决后‘中梵’再建交,让大陆教会做无期限的牺牲;更令人震惊的是台湾教会现任首牧洪三川总主教,在继承于斌枢机主教政治遗产的同时有所改变,他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一方面成为‘中梵’关系的障碍,另一方面助长台湾教内的政治极端主义,一旦‘中梵’建交必将致使更多不满的教友背离教会,给教廷制造棘手的难题。请问,谁敢相信他们会真心诚意促进‘中梵’改善关系,从而使大陆教会的处境得到改善?

——在教会问题上的立场就更微妙了。以前是粗犷型,纵容教友上骂教宗下骂神父;现在是文化型,冷漠严谨,说真理讲原则达到极致完美。但我们所看到的结果都是:有想法没有办法,或想法多于办法,再就是没有实施效用的办法,总之都是使现状无法改善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却恰恰契合了台湾的政治利益,其真实动机只有他们自己扪心自问?所以,对台湾教会存在利益的局限性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避免在教会问题上将天主的事情置于身后而损害了教会的利益。我们的视野非常有限,凡事要依靠耶稣、跟随耶稣,不要凭自己有限的思想与智力。

——通过这些年所见所闻不免有些感悟在此与大家分享,对待软弱受压迫处境的人,如果没有同情心,只有冷漠的正义,这种人充其量算是小义,只有心怀天主慈悲的人才会有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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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4:58:32 发表
——于斌总主教身为中国教会的领袖,他是中国教会的支柱和全体神职的榜样,在中共宣布他为战犯后为了保全自己不受监狱之刑,竟然不顾使命、职责抗命逃离大陆;田耕莘枢机主教在中共逮捕上百名神父后,对前途感到悲观也拒绝回到北平教区的岗位。因此,中共轻易实现了两个目的:(1)教会领袖逃离使团体失去向心的凝聚力,从而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2)由于教会领袖保全自己的榜样打开了人性软弱的闸门,造成部分留守神职动摇妥协。因此,政府于1950年、1957年先后顺利通过成立‘革新会’、‘爱国会’达到分裂操控教会的目的。

——于斌总主教为了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他公开违抗教宗要求中国所有神职必须坚守岗位的命令,指示部分神职撤退台湾,在危机时刻挖教会的墙角,瓦解教会神职的信心,然后不顾肩负的使命与职责临阵脱逃自保。所以,教会领袖渎职是造成教会分裂的内因;外因是政府及支持的‘革新会’、‘爱国会’分裂教会;只有内因、外因都具备的条件下教会才可能分裂。大陆普通神职被外因挟制产生分裂的行为其错误是肯定的,但他们确实不是分裂教会的主角,而是教会分裂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产生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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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4:33:01 发表
徒子徒孙嘴硬有什么用?^_^你们的教皇说的话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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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4:14:47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天主教徒如果觉得在中国被迫害,很简单,到联合国申诉,请联合国主持公道。
如果联合国没意见,梵蒂冈没意见,中国天主教徒的血泪控诉,不显得可笑?哭给谁看?

就你们这些垃圾,你们有什么能力与天主教抗衡!自我陶醉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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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4:10:53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陈日君不是追求人权吗?给你个好消息: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布:堕胎是人权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惩罚了一个拒绝让公民堕胎的国家。他们通过此举,将堕胎视为一项人权——决定自己要不要成为父母是每个人应当拥有的基本权利。

这个案子始于2001年,一名17岁的秘鲁姑娘需要进行一项有医疗需要的堕胎,但却遭受拒绝。于是,她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申诉,要求秘鲁政府进行赔款,而她最近刚刚收到赔款。我们希望这一决策能够为将来的案例创下先例。根据Women on Web,世界上25%的人口居住在堕胎不合法的地方,这非常不公正。

为什么掌控自己的繁殖是一项人权呢?以下是五大原因。

1.堕胎权利影响女性幸福

当女性不知道自己是否或何时需要放下一切成为一名母亲时,她们的自由就被大大限制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能够合法堕胎的女性具有更积极的未来前景。当我们拒绝堕胎时,便是在拒绝女性规划自己人生的能力。

2.反堕胎的立场并不科学

那些相信生命始于怀孕的人无法解决这样一个事实,即半数受精卵会自然而然地离开身体。如果反堕胎者真的如此关心受精卵,那么他们应该致力于想办法预防这种“损失”。从胎儿发育阶段上看,疼痛的神经机制通常在26周时形成。

3.身体自主权大于胎儿的“生命”

即便胎儿算人,那也不打紧,因为处置自己的身体是一项没人能够夺走的个人选择。献血可以拯救生命,但我们并不强迫人们捐献血液,这项自主权利比任何可能挽救的生命更重要。如果你被绑架到一个需要你的血液才能存活的人那里,逃跑并非不道德,堕胎权利也是如此。

4.堕胎权利能减少不安全堕胎

如果人们想堕胎,通常总能找到堕胎的途径。需要堕胎的人通常被置于绝望境地,有些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怀孕的威胁,有些人根本无法养活孩子。世界卫生组织和古特马赫研究所发现,当人们无法进行安全堕胎时,便会诉诸于自行引产;此外,禁止堕胎并不会降低堕胎率,那些堕胎率最高的国家恰恰是堕胎不合法的国家。

5.堕胎可以拯救生命

美国妇产科学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堕胎会威胁生命。在感染、心脏衰竭、子痫前期等医学疾病中,堕胎对于拯救母亲生命是必要的。不过,堕胎是否为医疗需求其实无所谓,因为这是一项个人选择,我们无需为其辩护。

天主教,屋漏偏逢连夜雨 ^_^

还有脸讲人权!知道中国的人权在世界的排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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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3:23:48 发表
对话总比对抗强!教友建议:中梵对话的原则是 1.先易后难 2.先宗教后政治!

那么中梵之间最易的事是全国教区的划分,既考虑 1946年圣统制又要考虑行政区划分和

教友人数得多少来划分,可在未来一年内完成!

第二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可在未来两到三年完成!

第三. 双方有意愿的话,可就建交进行深入细致的谈判,可在未来五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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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1:21:32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崔新刚算哪根葱?即便达成协议,也没有任何意义。越南就是双方任命主教呀,圣堂照样被拆,修会,教会照样被压迫。有屁用呀。

崔新刚也是灰色的了。葱的不是!东闾罗马直串。

小崔不会也成了卧底吧?还是爱国爱教精神鼓舞的。崔哥儿,我也想去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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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0:34:33 发表
现在方济各和中共配合默契,徒子徒孙没看出端倪吗,敢反对,就是逆天而行呀。本笃退休,方济各上任,就是上帝的旨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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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0:34:10 发表
方济各当上教皇,是上帝的旨意哦~徒子徒孙们不要逆天而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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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0:08:57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崔新刚算哪根葱?即便达成协议,也没有任何意义。越南就是双方任命主教呀,圣堂照样被拆,修会,教会照样被压迫。有屁用呀。

崔新刚也是灰色的了。葱的不是!东闾罗马直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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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0:02:20 发表
网友 匿名 的原文:

天主教徒如果觉得在中国被迫害,很简单,到联合国申诉,请联合国主持公道。
如果联合国没意见,梵蒂冈没意见,中国天主教徒的血泪控诉,不显得可笑?哭给谁看?

这叫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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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10:02:16 发表
把联合国搬出来,用普世价值打基督徒的脸,基督徒这才发现拖后腿的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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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8:49:31 发表
天主教徒如果觉得在中国被迫害,很简单,到联合国申诉,请联合国主持公道。
如果联合国没意见,梵蒂冈没意见,中国天主教徒的血泪控诉,不显得可笑?哭给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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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8:05:20 发表
仿佛在一夜之间,天主教的保守偏执成为世界公敌。天主教自诩代表人民,不想却被世界人民抛弃,可怜哪。丧钟为天主教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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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7:42:42 发表
“奴才”盼的是什么?奴隶盼望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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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7:15:20 发表
这样看来,天主教是这个世界发展的阻力,阻碍世界的发展,难怪人们纷纷退教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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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6:52:03 发表
难怪欧美各国纷纷通过同性恋法案,原来联合国早就“提倡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应当享有平等与自由权利”,自由恋爱,自由结婚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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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6:23:16 发表
送上联合国网址给天主教徒开开眼
http://www.un.org/zh/sections/what-we-do/protect-human-righ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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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6:00:21 发表
  2016年2月4日 从2月5日开始,联合国在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的邮局将开始出售一套邮票,主题为提倡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应当享有的平等与自由权利。这也是联合国邮局首次发行这一主题邮票。

  联合国邮局这次发行的主题为“自由与平等”的邮票一共六枚,其中英语、法语和德语邮票各两枚,这反映了发行邮票的邮政办公室所处的城市,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使用的主要语言。
  
  这套邮票的发行是联合国开展的提倡保护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人权的“自由与平等”全球宣传运动的一部分。
  
  联合国邮局的设计负责人巴拉达特(Sergio Baradat)表示,联合国邮局希望通过这套色彩丰富的邮票展现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的多样性。
  
  巴拉达特说: “我们通过这一套邮票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提高意识,反对世界范围内针对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恐惧,以及针对这一群体的暴力行为。我们力图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实现这一目的。”
  
  从5日开始,人们可以同时在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的联合国邮局以及网上购买到这套邮票。同时可供选购的还有首日纪念卡、明信片、信封和海报等。
  
  纽约总部在4日下午举行特别仪式,在正式发行前介绍这套邮票。活动上除了展示邮票之外, 还有来自联合国邮局和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官员发表讲话。同时,纽约男同性恋合唱团也在活动上演唱。

同性恋是病?联合国不这么认为
腐朽的天主教,好日子还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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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5:51:36 发表
  2016年1月28日 一个由联合国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ACHPR)的组成的人权专家小组1月28日共同发表声明,敦促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Ernest Bai Koroma)签署该国议会于2015年通过的“安全堕胎法案”,使该法案能够毫不拖延地立即生效。人权专家们表示,这份法案将在保护该国妇女性和生殖权利并拯救孕产妇生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和非洲人权专家在28日的声明中表示,塞拉利昂议会去年12月通过的这项有关安全堕胎的法案,旨在确保妇女和青少年能够接受安全的堕胎服务,并保证她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在12周孕期内和在乱伦、强奸、胎儿发育不良或是孕妇健康状况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在24周孕期内授权结束怀孕。声明表示,由于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组织对于堕胎合法化的犹豫,这项法案的签署遭到延迟。目前该法案已被总统科罗马送回议会重新审议。
  
  人权专家们表示,塞拉利昂的孕产妇死亡率仍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该法案将成为保护塞拉利昂妇女和青少年的包括性和生殖权利在内的健康权利的奠基石。签署这项法案将为塞拉利昂拯救数百万名妇女和青少年的生命提供一个巨大的机会,并使该国成为在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孕产妇死亡和保护妇女权利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非洲国家。
  
  人权专家们呼吁塞拉利昂政府尊重其在国际和地区人权法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确保妇女能够有权利接受性和生殖服务,包括孕产妇健康和一切形式的避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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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5:40:18 发表
陈日君不是追求人权吗?给你个好消息: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布:堕胎是人权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惩罚了一个拒绝让公民堕胎的国家。他们通过此举,将堕胎视为一项人权——决定自己要不要成为父母是每个人应当拥有的基本权利。

这个案子始于2001年,一名17岁的秘鲁姑娘需要进行一项有医疗需要的堕胎,但却遭受拒绝。于是,她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申诉,要求秘鲁政府进行赔款,而她最近刚刚收到赔款。我们希望这一决策能够为将来的案例创下先例。根据Women on Web,世界上25%的人口居住在堕胎不合法的地方,这非常不公正。

为什么掌控自己的繁殖是一项人权呢?以下是五大原因。

1.堕胎权利影响女性幸福

当女性不知道自己是否或何时需要放下一切成为一名母亲时,她们的自由就被大大限制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能够合法堕胎的女性具有更积极的未来前景。当我们拒绝堕胎时,便是在拒绝女性规划自己人生的能力。

2.反堕胎的立场并不科学

那些相信生命始于怀孕的人无法解决这样一个事实,即半数受精卵会自然而然地离开身体。如果反堕胎者真的如此关心受精卵,那么他们应该致力于想办法预防这种“损失”。从胎儿发育阶段上看,疼痛的神经机制通常在26周时形成。

3.身体自主权大于胎儿的“生命”

即便胎儿算人,那也不打紧,因为处置自己的身体是一项没人能够夺走的个人选择。献血可以拯救生命,但我们并不强迫人们捐献血液,这项自主权利比任何可能挽救的生命更重要。如果你被绑架到一个需要你的血液才能存活的人那里,逃跑并非不道德,堕胎权利也是如此。

4.堕胎权利能减少不安全堕胎

如果人们想堕胎,通常总能找到堕胎的途径。需要堕胎的人通常被置于绝望境地,有些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怀孕的威胁,有些人根本无法养活孩子。世界卫生组织和古特马赫研究所发现,当人们无法进行安全堕胎时,便会诉诸于自行引产;此外,禁止堕胎并不会降低堕胎率,那些堕胎率最高的国家恰恰是堕胎不合法的国家。

5.堕胎可以拯救生命

美国妇产科学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堕胎会威胁生命。在感染、心脏衰竭、子痫前期等医学疾病中,堕胎对于拯救母亲生命是必要的。不过,堕胎是否为医疗需求其实无所谓,因为这是一项个人选择,我们无需为其辩护。

天主教,屋漏偏逢连夜雨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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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5 03:13:50 发表
崔新刚算哪根葱?即便达成协议,也没有任何意义。越南就是双方任命主教呀,圣堂照样被拆,修会,教会照样被压迫。有屁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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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6-02-04 23:32:07 发表
为了这仨人儿,谈判了两天!双合法!

必须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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