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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

十九世纪的传教工作与殖民主义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拿破仑帝国瓦解,欧洲局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大致稳定下来。这时候天主教在欧洲又复兴起来,旧的修会纷纷重整,拓展会务,新的修会又如雨後春笋般地诞生。在这个时期,欧洲各国探险家争先恐後地前往非洲和亚洲发现过去他们所不认识的新地方,也因此教会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新的工作园地。传教士们固然因为探险家们的冒险而得了方便,但也有不少传教士们走在探险家之前。

一八一五年六月,战胜法国拿破仑的同盟国在维也纳和会中取得协议,恢复了海上航行的自由,於是欧洲传教士们再度踏上征途,前往海外传播福音。那个时代,欧洲社会舆论对海外遥远地方的殖民地并不感兴趣,传教士们动身前往海外传教区常被视为一般行旅或探险家的远行,不受到政府的重视或注意。偶而誓反教徒与天主教徒发生冲突,或者他们遭到迫害时,本国政府才会应传教士或信友团体的要求而介入。类似的事情在大洋洲和中南半岛发生过。

到了一八七O年普鲁士与法国又发生战争,法国战败求和,意大利王国也统一,并占领教宗国的罗马城以後,欧洲列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欧洲以外的地区,它们彼此竞争,企图扩大各自在海外的活动空间。一八八五年,欧洲十四个国家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对瓜分非洲的势力 围取得协议,协议第六条承认在殖民强国的保护下有传教的自由。就这样,殖民主义的行动给教会传播福音的工作打开了一片广大的园地,而传教工作也符合了殖民政策的推展。例如兴办现代化的学校,开设医院或推动社会福利工作,在这些事业上殖民国家和传教士们都彼此配合,行动一致。所有的殖民政府都希望本国的传教士隶属本国籍,不要忘本。一旦殖民地更换了殖民主人,原来在当地传教的人员都由新殖民国家的传教士取代。

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那个时代,如果说殖民地的传教士一方面为基督工作同时又为自己本国服务,那是不足为奇的事,并不被视为立坏的榜样。当时法国西北部大港勒阿弗尔(LE HAVRE)的商会曾发表一份文件,一方面抱怨法国人不关心殖民地的工商贸易,不愿意远渡重洋开拓商机,为国家带来财富,并宣扬法国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极度推崇法国海外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又宣扬了法国的文化与思想,让海外殖民地的人民认识法国,甚至热爱法国。这份文件又说法国传教士给法国商人和外交人员提供了很宝贵的帮助。

法国勒阿弗尔城的商会之所以发表这份文件,是有它的原因和目的的,因为在二十世纪初年,法国政府曾制定一些反对天主教修会的法律,对教会打击之深前所未有。於是,没有修会可以派遣传教士到海外传教,或者已在海外传教的会士因为自己的修会在法国本地被关闭,被解散,所以无家可归,只能老死在传教区,又後继无人。这一来,再也没有传教士可以在海外宣扬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更没有人可以协助法国商人和外交官。

勒阿弗尔城是法国大西洋海岸最大的海港,进出的船只和货物很多,对国家经济发生重大作用。这里的商会有远见,发表文件,要求法国政府特别准许天主教的任何修会或任何宗教在法国境内吸收有志到殖民地区和其他国家传教的青年,加以培育,使他们到殖民地区或外国,在传教之馀,继续宣扬法国的思想文化,扩大法国在精神、道德、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

从这项发表於一九O四年到一九一四年间的文件,可以看出勒阿弗尔港市商会的首要目的在於借助法国海外传教士的方便,以发展工商贸易,宣扬法国语言、思想、文化,至於传教,并不是商会关心的对象。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就因为欧洲殖民国家对本国海外传教士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上有这样的期待,所以传教士和他们的工作经常成为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的桥梁,甚至是欧洲和其馀世界之间关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关系经常也是不平等的,占优势的总是殖民国家,获利的也是它们。就因为如此,以传教为志事的欧洲传教士经常被当地政府和人民所厌恶,而信奉基督宗教的本地人也被自己的同胞视为不爱国家,不爱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的"二毛子"。

其实,在西方传教士、殖民地政府和殖民地驻军之间,并不一定常有一致的看法和行动。传教士固然忠於本国的政府,但他们也经常发现殖民者滥用权势,欺压当地老百姓和政府人员。为此,殖民地的欧洲政府经常把在殖民地传教的神父们当作权力的敌对势力,因为事实上传教士们懂得地方语言,与地方人民来往接近,比较了解当地人的心情和需要,这都是殖民政府作不到的事。再说,传教士也经常向殖民政府抗议,反对政府人员奴役地方百姓,反对西方国家在殖民地推动工业化,破坏当地社会的传统结构。更有甚者,法国国内反对教会神职的政治措施虽然没有延伸到海外地区,但法国政府为了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经常在海外牺牲教会的立场和利益。这样的现象在伊斯兰教地区屡次出现,而当地的传教士也不断向殖民政府抗议。

关於传教士与殖民国家和传教区的关系,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早在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叁日便发表传信部"确无一人"(NEMINEM PROFECTO)训令说:「传教士与不同政见的人有关系,所以不应该涉入政治与非宗教的世俗问题。传教士不可以加入政党,不可以在各国各民族内成为分裂的因素。……传教士必须努力了解这些民族的社会生活。在传授福音教义时,不能拒绝这些教友的工作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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