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史-中古全盛时期的教会-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圣教会也就从这时候开始重新奋起。中古时代的文化在十一世纪末期到十三世纪的末期，达到了最高峰，并且实现了历史上仅有的一种社会状态，也就是说，欧洲的各个民族，虽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政治，和各自不同的习俗，却形成了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因为彼此之间的联系因素，并不是一个共同隶属的国家元首。换句简单的话说，维系彼此的不是人，而是一个共同的信仰、一个共同的理想。各民族都晓得自己和其他的民族都是一个在天之父的子女，耶稣基督的弟兄，也都承认教宗是唯一基督在世的代表，连政治、武力也得在神权之下低头。教宗在这时期，鼓厉教友们组成了十字军，以武力去解救被回教徒所占领的圣地。强度而虔诚的宗教生活，具体的在和平的事业上的表现，比在军事上的成效更大。例如，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建筑了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大教堂，传教士远来东方传教，也是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元朝忽必烈的时代，还在北京，当时称大都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主教区。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也都在共同信仰的联系和教宗的领导下，处处表现了活泼的生气，显示了宗教生活的新面貌。当时的环境，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蹂躏欧洲长达六世纪的蛮族入侵已经中止，无政府的状态也随之消失，封建的制度也逐渐形成，人口也不断的增加，工商业逐渐发展。蛮族入侵时，人都逃亡到乡野之间，而这时城市生活活跃了起来，不但是商人多聚集在城里，连读书的知识份子，建筑雕刻及金银细工等工匠们，也都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以圣堂为中心的圣堂学校和高等学府，也都纷纷的成立了。德意志、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等，也都在此时完成了现代国家的雏型。而当时的义大利已经被公侯和独立的城市所瓜分，中央则为教宗的领土，这些国家有时候和平相处，有时候爆发战争。当时的欧洲，似乎和十九世纪表面上没有多大的分别，最为奇特的就是，中古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多起于国王、公侯和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民族之间则很少彼此敌对，交战双方的首长，从来都没有想过拘留敌国的人民而囚禁在集中营中，百姓可以自由出入而没有什么国境的限制。圣伯多禄的宝座，也可以是义大利人、德国人或法国人来继承，一位义大利籍的主教，他可以到英国去掌理某个教区；一个英国籍的主教，他也可以在法国掌理某个教区。在巴黎大学，有着来自各国著名的学者担任教席，所招收的学生也来自欧洲各地，这种现象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拉丁文是当时知识界共通的语文，也是国际之间外交的语文，几乎人人都懂。在艺术界也是一样，建筑圣堂的工程师、建筑师、雕刻师，以及其他的技术工作者，都可以自由的来往欧洲各国去工作，欧洲各民族不在国籍上作不同的划分，形成了一体，分享着同一的文化，当时的欧洲，这种合一的形成，并不是建立在土地、种族或语言的一致上，而是因为各民族都有一致的宗教信仰，形成一个基督教世界。人民团结的意识感，是来自圣教会，教会的训导是一致的，信友们观点一致，形成共识。凡是领洗的人，都是耶稣的苦难圣死所救赎的，同为一个在天之父的子女，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奥体的肢体，这种信仰是普遍的，怀疑天主的存在或对天主漠不关心的人很少，更没有所谓的“无神派”。教友虽然已经领洗，但仍然带着人性的弱点，言行和信仰不符合的也处处可见，习俗或行为有时也很粗野，但是行为不检点的人，晓得自己是犯罪，也知道必须悔改才能得到宽恕，甚至有时候，他们作补赎的热情，比犯罪时的欲情更加的热烈。信仰主导了社会和个人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天主教的气氛弥漫了整个儿的欧洲，教堂的钟声成了日间生活的节奏，教会的日历是他们一年中，生活行事的指南，主日是公订的休假日，节日都与纪今耶稣一生事迹的纪念日。此外，也包括了纪念圣母和圣人、圣女的瞻礼。每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阶段，都被七件圣事所圣化，婴儿出生后不久，便由家人抱到圣堂去受洗，通常也同时领坚振，教友一年办好几次告解，也多次领圣体，不过，没有像今天这样，只要望弥撒就去领圣体的习惯。除了很少的特殊情形外，听告解的神父，所加给前去告解的教友们的补赎都不是公开的，不过，要比现在的重多了，多半是长久的祈祷、守斋、施舍等，有时候也会命人到某地去朝圣或参加十字军。主教给那些愿意献身事奉天主的人，祝圣为司铎，要结婚的男女，应当在神父面前表明双方的意愿，并且接受神父的祝福，最后，当人走到生命的尽头要脱离尘世的时候，神父会为病人傅油，减轻临终者的神形困苦。

下面为各位描述，中古时代的几种热心的事迹。然后再看看当时教会内的朝圣活动，以及对劳工问题的态度。还有在教会内教友们爱德的具体表现。中古时代的教友，无疑的是倾向信仰的，他们并不需要像近代历史家所要求的证明，就会以信德和虔诚相信圣人行传上所记载的奇迹，以至于，在敬礼圣人遗骸上，往往掺杂了一些迷信的色彩，甚至有人为了能获得珍贵的遗骸，便不惜采取不很正当的手段，甚至有人为了能获得珍贵的遗骸，便不惜采取不很正当的手段，甚至连隐修士们也不例外，还有的更假造遗骸来贩卖图利的呢！圣教会有时候就必须出面纠正，敬礼圣人圣女的遗骸本身固然是无可厚，但是，提醒他们勿忘基督，才是一切圣德的完美模范和根源，才是教会的主张。到了12、13世纪时，教友们已经和以前有所不同了，他们都更注意到，救主耶稣的天主性，对耶稣的天主性特别的尊敬。教友们尤其欣赏降生成人的天主，卧在马槽中的耶稣圣婴，以及为世人承受苦难和死亡的事迹。圣“五伤方济”发起并推动在圣诞节的时候，在修道院、在圣堂、在家庭里布置马槽，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奥迹。从此以后，也就相沿成习，一直到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普遍的，在过节时不可少的习俗之一了。

中古世纪的教友，感觉在圣堂内如同在自己的家一样，主日和瞻礼日，喜欢在圣堂里消磨很长的时间，在广阔的圣堂穹窿下，彩色玻璃窗在阳光的照射下，所映现的美丽图像，礼仪的庄严、祭衣的富丽、圣乐的和谐、合唱歌声的韵致，这些都吸引着教友们的心灵，何况这时期，既无报纸、收音机、电视、电影、KTV、电脑、网络之类的工具作为消遣，所以教友们在圣堂里都能安心听讲，讲道的神父，或是讲解圣经或是阐明当天所庆祝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有时候，为了使道德的讲劝更加的清晰动人，便增加了比喻或是有趣的故事，教友也可以当场提出问题，请神父解答，难怪他们能一连静听两个小时也不感到厌烦了，当时神父不只是在圣堂中讲道，既使是在公共聚会时，在市场、广场，以及婚丧筵席前，也常有人讲道。此外在各种不同的时日，尤其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会在圣堂里表演圣经的故事，演员大都是司铎或其他品级的神职人员，穿着依剧情的需要而设计的服装，表演牧童和贤士朝拜耶稣圣婴，或是耶稣受难的故事，或是复活节的清晨，圣妇去圣墓的故事。开始时，先念几节圣经，随后就用当地的方言代替拉丁文来加以表演，因此这一类的表演，就像礼仪的延续一样，但是，演戏的部份不在圣堂里，而是在圣堂外面的广场上表演，有时候情节也不限于圣经的记载，也穿插了圣人的行实和想像出来的动人情节，到了中古时代的末期，也就演变成为宗教性的戏剧。

在当时还有另外一种信仰的表现，在中古时代教友的生活中，也占了重要的地位，那就是“朝圣”的活动，这种朝圣的活动开始于初世纪的时候，是有一批一批的教友从其他教区来到罗马，在伯多禄、保禄的坟墓前举行敬礼和祈祷，或是到巴勒斯坦去朝拜耶稣曾经住过的地方，以及耶稣受苦钉死和埋葬的地方。蛮族入侵时，虽然各地有战乱，并没有使这种朝圣的活动完全中止，战乱平息以后，朝圣的教友又不绝于途了，而且，有更加频繁的趋势。究意为什么盛行这种朝圣的风气呢？原来呀，参与朝圣活动的信友们，大都是为了向天主请求某种恩惠，比方说，请求疾病的痊愈啦！或是恳求赦免某种罪过啦！或做补赎啦！或者只是为了表现信德、赞美光荣天主和祂的圣人圣女们，或者呢，是为了修德立功而去罗马、耶路撒冷或是西班牙的圣地牙哥。相传圣雅各伯宗徒的坟墓在圣地牙哥。也有的去各地为奉献给圣母的圣母堂朝圣。那些旅程也都相当的遥远，而且危险重重，既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得餐风露宿，比方从巴黎到罗马，往反就需要八个月，去耶路撒冷就要花上三年的功夫，然而所看到的往反朝圣的教友却是络绎不绝。据统计，只是去圣地牙哥的每年便有30方人。公元1300年，教宗鲍尼法爵八世建立圣年大赦时，到罗马朝圣的，一年竟达到两百方人。再从另外一件事上，可以知道圣教会的精神和价值观，已经普遍的渗透到教友们的整个儿生活。对教友而言，工作已不再只是为挣衣食不可少的方法，而且是对团体的一种义务，也是圣善的活动和立功的泉源。农人耕田，工人打铁、锯木、制革都是在行善立功，为他人服务，储备自己升天堂的财宝。教会不断的重复着圣保禄说的话：“谁不工作，不配吃饭”的工作率。也把大圣若瑟这位木匠和工匠之子纳匝肋的耶稣，作为劳工的模范，过去那种轻视劳工的态度，已经逐渐的被扬弃，同行同业，组合在一起，制定生产的方法，形式和工资；同时也是彼此互助的机构，以便救助生病和年老的工人，它也是各种善会，每一种善会，都有它自己的主保圣人，特敬主保圣人的节日和供奉主保圣人的祭台，会员们会以弥撒和聚餐来庆祝，它也照顾同行会员的丧事并为亡者祈祷，主日和大瞻礼，一律停止工作，到圣堂去参与弥撒和各项庆祝活动，这样工人们一年当中就有一百来天的休假。

在中古时代最足以表现教会爱德的，就是专门为赎回被回教徒俘虏而成立的修会。在西班牙、近东，尤其是在非洲，有许多教友成了回教徒或战争的俘虏，大多是信回教的海盗，在劫掠地中海沿岸时所抓去的俘虏，在人口市场上转卖为奴隶，为了帮助他们获得自由，有一位巴黎大学的教授，名叫若望·玛达的创立了天主“圣三骑士会”；另外，还有两个西班牙人，圣伯多禄·诺拉斯高和圣雷蒙·伯纳福，他们创立了“圣母赎虏会”。在三个世纪中，曾有六十万教友被赎回来。至于这两个修会，以后会有提到。就这样，那里有灾难需要救助，便有教会的人在那儿活动工作，而她的收入也十分可观，除了教友捐献所得的十分之一外，还有自动的捐献和遗赠，这些财产不只是维持了神职人员的生活费，和圣堂里各种敬礼的花费，而且，还挑起了公共救济事业和教育的经费。在今天来看，已经占着政府庞大的预算，而由百姓们纳税来担负，而在中古时代的教们，却是受到福音精神的影响，把受苦的人当作是耶稣的弟兄，因而乐意踊跃的捐献，许多的修会会士更是抛开家乡和亲人，以便能完全献身去服务贫病、痲疯病者和被俘虏的人。

公元11、12世纪的时候，新的教区纷纷建立，到13世纪时圣教会已有五百多个教区，大部份分布在义大利，尤其是在义大利的南部，在那里有两种性质的教区，一种是罗马与拜占庭所建的古老教区，一种是北欧人所建的新教区。法兰西，在中古时代所有的教省与教区，和第五、第六世纪时大致相同，只增加了一个教区。而在西班牙呢，变化较大，尤其是在公元1212年时，与回教世界间一场决定性的战争结束后，除了格拉纳达之外，其他被回教世界占领的地区，又重新投入圣教会的怀抱。公元1104年，在葡萄牙境内建立了布拉加总主教区，在英格兰有两大总主教，南部的坎特贝里有20个教区，北方的约克，在公元1188年以前兼管爱尔兰的九个教区，1188年以后直属罗马。斯堪地那维亚半岛有两大总主教区和一个主教区。波罗的海沿岸在13世纪建立了总主教区辖有七个教区，在匈牙利有两个总主教和十个主教区。波兰教省建于公元一千年，到12世纪时，已有一个总主教区和十个教区。至于广大的日尔曼，在13世纪时，已有六个教省，43个教区。

中古时期的主教区，平均比古代教区要来得大，但是教友的人数，却又比现在的教区要少，然而本堂区所统辖的地区确实是很大的。严格的说，古代的教会没有本堂，每一个信友团体有一位主教，那一个地方，需要再成立一个新的信友团体时，就会有一位主教到那个地方去主持教务。从第五、第六世纪开始，小的村落不再设立主教公署，在人数较少的团体里，就由襄助各教区主教的司铎，代替主教行使各种圣事，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形成类似现在的本堂的雏形和由来。这些替主教代行圣事的司铎，称为主任司铎。在整个中古时代，这样的一种制度，一直都有它的效能。在每一个城镇，只有一位主任司铎和数位辅理司铎，许多在中古闻名的主座堂，也都充作城市大教堂，或则是“咏礼司铎”专有的教堂，什么是“咏礼司铎”？在谈到各种新兴修会团体时，我会为各位再作详细的说明。像维也纳的圣斯德望堂，慕尼黑的圣母大堂、福瑞堡大堂，布鲁塞尔的圣古迪尔堂等，这些著名的大堂，都是当代有名的咏礼司铎们专有的教堂。十三世纪时，一般乡村里面，很少有主任司铎的设置，有本堂的乡村，就显得相当的特别了。比方，在日尔曼，有些乡村竟取名为本堂区教堂、教堂村，在义大利则有本堂、卡道莱的本堂、本堂城等名称。第十三世纪初年，太过于大的本堂呢，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就划分成几个比较小的堂区，但是，旧的总堂，仍然保持它原有的权利，像圣洗圣事，就必须回到旧本堂来举行，还有一年当中，几个重要的大瞻礼，信友们就都必须回到旧本堂来参与弥撒，以及各种庆典活动。在十三世纪的这段时间，日尔曼的境内，建造了许多属于哥德式的乡村教堂。

第十一世纪，教会革新运动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提升司铎传教救人的热忱，因为革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克吕尼以及相类似的隐修院的修士们。这时期教会的革新运动也就扬溢着修道的精神。他们提倡，以修道生活的方式作为司铎们日常生活的规范。这种风气，在教会内并不能算是一种创新，各位一定还记得，我曾提过，在第四世纪末期的时候，维赛利的欧瑟比和希波的圣奥斯定主教，都曾经以修道生活来培养训练司铎。主教会议时也常谈论到这个理想，但是从来没有在整个教会内切实的实行过。在第八世纪时，梅池的主教克罗特冈，依照隐修生活的方式，为他的咏礼司铎订定了一些规章。在公元817年，法兰克国王圣路易九世所召集的主教会议，也曾根据圣热罗尼莫、圣奥斯定和历代主教会议的议决，颁定了一种司铎规律，编写这套规律的是本笃会会士，人称亚尼安的本笃。这位本笃修士也奉命从事修院的改革工作，但是，却困难重重，尤其是私人教堂的制度，使得司铎们共渡团体修道式的生活，所作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而没能成功。

咏礼司铎本来是那些在教堂里登记过的神职人员的名衔，后来呢，就用来称呼遵照修院规章，而渡团体共同生活的司铎。十一世纪的革新运动是以全体司铎为对象的，所有的司铎都应遵守这个规章。最早的规章只要求司铎度共同生活，仍然可以保有私有财产。教宗尼古老二世在“拉特朗会议”颁布法令，希望全体司铎实践福音精神所要求的神贫，教宗亚历山大二世于1063年重新颁布这项命令，这一切和当代修道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圣彼德·达弥盎就曾经强调说：“所有的宗徒以及初期教会的教宗们也都是修道者。”但是克吕尼和额我略革新运动的特征，却是崇高完美的理想和实现这理想的微弱希望之间，不成比例的对照。因此，并非所有的司铎都改作了修道者，而是大部份的司铎从此开始度一种修院般的团体共同生活。过去圣本笃会的会规，不适合于传教救灵的司铎们，他们选用了比较缓和的圣奥斯定规则。这种规则原本只为献身事主而度共同生活的妇女们所立的。12世纪的初年，许多司铎团体就采用这种规章，这些团体不久以后又联合成会，这一个新团体所联合而成的修会，就是“奥斯定咏礼司铎会”。到公元1160年间，这新兴的修会已经有一百多所修院，而到了1230年成长到一千多所，咏礼司铎会的理想是作革新的教区司铎，受主教的管辖，传到现在，咏礼司铎修院已经不多了，但在过去，他们曾在教会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肩负过重大的使命。

下面介绍的是圣伯尔纳多和他所创立的熙笃会。克吕尼的修士们，在公元第十、第十一世纪的教会改革中，曾经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可惜到后来自身也陷入了松弛。原因是，修会的财富太多了，修士们虽然发了神贫愿，但是，时间一久之后，修院的财产日增月累，未免太富有，在事奉天主的事上，既然无所谓做得太好太多，于是圣堂便建造得格外的华美富丽而堂皇。教友们的捐献和遗产捐赠，源源而来，土地也随之扩大起来，修会的精神，和谦逊的德行，自然也就蒙受重大的损失。因此，很多有志之士，便开始自我要求向往更贫穷、更严格、更接近本笃会的原始生活。于是有一位克吕尼的院长，圣罗伯特在1098年离开了克吕尼修院，在勃艮地省的熙笃，另外建立了一座修院。目的在恢复圣本笃会规的原始纯洁。修院只能保有修士能自耕的土地，而且手工业也在修士的生活中，重新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衣服除了一件长袍之外，别无长物，熙笃的一切都显得贫寒，连敬礼天主的物品也不例外。土地贫济，修士们虽然拚命工作，收获也不丰，饮食自然淡泊，不吃鱼、肉、鸡蛋，只吃无盐、无油的黑面包，他们还半夜起身咏唱夜课。

要谈伯尔纳多进入熙笃会后的生活之前，我们先来问个问题。前面提到圣罗伯特离开克吕尼修会，另外创立熙笃会的原因，是看到克吕尼修会的财产日增月累之下，越趋于富有，修士的生活虽然并没有很快的衰退，但是也逐渐陷于松弛，修会的精神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圣罗伯特的理想，是要恢复更贫穷、更严厉、更接近圣本笃会的原始生活。但是，这种严厉的生活吸引不了成群的人来入会。眼看修士只死而没有增添的情况下，圣罗伯特未免有些苦恼而气馁之时。伯尔纳多带着他的兄弟、亲戚朋友，一群30位前来敲熙笃会的隐修院的大门，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伯尔纳多选择了熙笃会呢？”他的理由，正是因为熙笃会注意贫穷、严格地、忠心地遵守圣本笃的会规，他对于修会的生活非常的热烈而认真吗？1115年，长上们毫不迟疑地委派这位进会才三年的伯尔纳多，率领12位会士到有“明谷”之称的克利福地方去建立一座新的会院。他虽然年纪只有25岁，身体也虚弱多病，他在会规所定的刻苦严斋之外，又自动的加工刻苦，致使他的刻苦宣告破产，几乎到了任何食物都难以下咽的地步，一生与病魔搏斗，然而在他那虚弱的躯壳内，却蕴藏着一颗炽爱天主的心灵，一直至死，坚强的保持着他那股控制一切困乏的毅力，并且，展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圣伯尔纳多的新会院，热心的名声很快的传开，吸引了许多的新会士，发展得非常快。在伯尔纳多去逝的那年，也就是公元1153年，就已经有会士七百人，新建了68座修院。熙笃会更愿意把修院建筑在浇漓不毛的地区，经过熙笃会会士一个世纪的开垦灌溉，欧洲中部和东部的许多沼泽荒凉的地区，已经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修士们也成了中古时期的农业专家。

熙笃会的特征是，生活严肃，着重个人神贫，教堂的设置也很简单。早在1119年，修会召开会议时，伯尔纳多和斯德望哈定制定了修会的会规，称之为《爱的法律》。他兴创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明文规定，修会的最高权威不在院长，而在每年举行的大会，由院长指定的视察人员，应在大会中提出报告；各院院长每年都应召开大会共同商讨有关修院的事。这种制度是预防修院转向松弛的最好的方法。1215年，“拉特郎大公会议”宣告任何修会都应采取这种方式的管理制度，伯尔纳多对管理明谷的克利福修院，真是费尽心血，他为了善尽职守，连隐修生活最微末的细节也亲身去管理，再加上他为领导熙笃会所担任的角色，常是忙得不可开交，即使是一般常人，也会使精力耗尽的，更何况他那虚弱多病的身体呢！而他一心一意所注意的、所关心的，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默默无名的修士，努力圣化自己，他最怕因出离修院，而使他不能全心专务神修和祈祷。然而他的圣德，他的影响力却超越了熙笃会的院墙，远播各地30年之久。这位隐修士，因他特殊伟大的人格，实际上成了奉教各国的精神领导者。他个人虽然尽力隐蔽，上上下下的人却在遇到重大的事件时，都会去向他请教。教会和国家的高级人物，对这位简朴修士的精神权威也何止低头致敬，推崇倍致，只因为他已是当代的活圣人，他的生命不断的放射出圣德的光辉。根据与他同时的人所留下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当他讲道理时，他那因劳碌和守斋而削瘦的脸，他那苍白的脸色和他眼神的顾盼，都好像已经出神入化，处处使人感动，只是他这种外表，就已把听众折服，不需要他再开口讲道了。”我在这儿套句咱们中国的话来说，不正是一付仙风道骨。他把天主的道，已完全用他的行动实践表达出来了。在他周围的人已无需听他说些什么，只要看到他本人，就已经看到、也体会到了天主的道，因而呢，只凭他那超凡圣德的光辉，便成了教会的栋梁。在有关天主利益的争执中，他是无可比拟的仲裁着，他也是最卓越的神哲学家们的裁判，是教会统一的恢复者，是教宗和皇帝之间的中间人。伯尔纳多为他人谋求幸福的热诚，从不厌倦，他常怜悯人的困苦，他也会为了对方的好处，而勃发义怒。当他发现高级神长有亏职守时，便小心谨慎的提醒他们勿忘自己的责任，有时也会态度非常的坚决，他也指责过许多现职人员，甚至几座隐修院的修士，指责他们生活奢侈。被指责过的人反应都很好，因而使不少的人改过自新。有些法国主教跟国王起了冲突，对国王侵犯教会的权力提出严重的抗议，他也会站在主教这边给予支持和鼓励。公元1130年，罗马教会内发生了严重的事端，几乎使教会陷于另一次的分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当时的枢机主教团分成了两派，两派都先后选出了代表自己派别的教宗，而这两派的选举都不完全合法，于是，使得当时的主教、君王和教友都陷于混乱，不知所从，究竟那一位才是合法的？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召集会议来谋求解决了。圣伯尔纳多就被召去出席会议，他知道依诺森二世是最先被选出来的的，而且，他也知道依诺森二世也是最没有野心的，圣伯尔纳多便表示拥护依诺森二世为真正合法的教宗。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最后也都赞成了他的意见，但是，另一位教宗和他的同党却不肯让步。伯尔纳多为了劝人拥戴依诺森二世使教会避免分裂，在欧洲各地奔走了八年，他先使法国人表示拥护，又和英王，德皇及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往返磋商，直到教会回复了和平，伯尔纳多才回到他的隐修院。公元1144年，法王路易七世想去援救，十字军第一次出征后，在东方所建立的拉丁王国。教宗委托圣伯尔纳多去宣传十字军，他走遍了法、德两国的各大城镇和省区，热烈劝导宣讲，鼓起了人民的兴奋，组成十字军去援救拉丁王国。可惜啊！法王和德皇彼此嫉妒，而不能合作，结果这次的东征失败了。伯尔纳多这时候又去了法国南部，劝化那一带的异端者归正。1153年的春天，他显然已经筋疲力竭，但是，他仍然致力于为人调停纷争，不料当他回到修院，就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享年63岁。

接下来，谈谈圣伯尔纳多对中古时代神修生活的影响。伯尔纳多在工作中，四方奔走的百忙之中，还能找到时间，去指导那些来向他请教心灵难题的人，回覆由各地来信札，编写神修的著作，还把他那些脍炙人口的为圣经所作的解释，也都用文字记载下来。在名份上，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士，但是他答应他的一个学生，也就是教宗欧日要三世的请求，为他写了一本书，但坦率的提醒他，切勿忘记自己是教宗的身份所应担负的责任，后来好多位教宗也都拿这本书，作为自己生活上的指南呢。伯尔纳多无论是对自己或对别人，在应尽的职责上，虽然从来不稍作宽待，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过铁面无私的严厉。他有着诗人般的心灵，他那丰富的感情，可以在他的著作字里行间，表现得无比的温柔可爱，对基督的人性显示着细腻的热情，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基督，对他而言，不但是应当效法的模范、应当跟随的导师，而且，还是他灵魂上的朋友。他描述过一个纯洁的灵魂，与天主契合无间的神秘经验，他曾经这样说：“我最高的哲学和理想，是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最为喜爱的，就是瞻仰救主耶稣屈尊降贵，感动人心的那两个生活时期，一是躺在马槽中变成卑小婴儿的天主，一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对救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热情，也是同样的细腻。他曾以滔滔不绝的美妙言词，赞美称颂圣母玛利亚是罪人之托，是仁慈之母，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中保。圣伯纳多指引当代教友的热心，朝向一个新的方向，从默观救主耶稣的人性方面，以及祂一生在世的行实上，教友们获得了滋养灵魂、培养虔诚热心的食粮。在伯尔纳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身体的病弱和他灵魂的活力，也看到了他相当繁忙的外在工作，和他高度的灵修生活，这种看来似打相当矛盾的现象，在他身上意然能够微妙的融合为一。我们在佩服之余，承认他真是中古世纪的一颗光耀的明星，而熙笃会，也因圣伯尔纳多而留芳百世。

正当熙笃会建立并逐渐发展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有部份得到熙笃会的协助，创立各种新修会，我们通称它们为“军旅修会”。这一类的修会，像圣殿骑士会是法兰西十字军的一位骑士，名叫休格的，和他的七位同伴宣誓服从耶路撒冷的宗主教，同时还宣誓，以保护从欧洲来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友作为该修会的职责。他们的生活呢，是跟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咏礼司铎的会士们相似。圣伯尔纳多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修院规则，还写过一篇赞扬新骑士的文字，因而使得军旅修会享誉全欧洲。比圣殿骑士会更有名的另一种军旅修会，也在同一时期兴起于耶路撒冷，“专门护卫朝圣者的慈善会”或者称为“罗特骑士会”，再后来又有“条顿骑士会”类似的“军旅修会”也在西班牙出现，这些修会的目标是对抗回教徒，在中古所成立的军旅修会，有些存留到现在，但在生活习惯上已经有了改变，这一类“军旅修会”的创立，不过是为了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也是一种封建时代的产物，所以教会内并没有持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慈善活动，启发了后世的信友传扬福音的热诚，军旅修会的生活与教会修道生活所不同的是，他们把外在的活动当作终身要务，视它重于个人的成圣，因此，他们替后世的传教修会预备了土地。

在介绍托钵修会之前，我应该先把11——13世纪初年的社会及教会的现象介绍一下。有教会史的学者这么说，整个十一世纪可以说是宗教复兴时代，几位有才能的教宗，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的力量还很薄弱，但是却把教宗在精神上的地位积极的提升上来。新的“士林学派”，不但促进了教会内部的学术研究，而且还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而丰富的信仰生活。新兴的修会接二连三的创立，如火如荼的十字军东征的运动点燃了信德的热火。通常精神生活高涨的时期，往往也是教会危机丛生的时代，而这种现象，正与欧洲社会环境变迁的最初征兆有关联。十三世纪的欧洲，奉教的信友大概是三千万人，在过去的各个世纪当中，群众很少在历史上崭露头角，但到了十三世纪却恰恰相反，在十二世纪以前，欧洲著名的大城市极少，但到十三世纪由于商业的发达，促成了大城市兴起，开始时在义大利，继而在日尔曼、法兰西，而和大城市一同兴起的，是一种新的世俗文化。古旧的封建制度，已经失掉了它的绝对价值。王公贵族们发现，在他们面前的不再只是臣仆，而是广大的民众；中产阶级兴起，与他们争自由、争权力，于是，产生了一种阶级冲突。再就是，由于整个中古生活，沉浸在宗教精神里，所以披上了宗教外衣的新兴世俗文化，所呈现的隐暗活动，以一种离异教派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他们并不否认任何教义，也不和教会的权威对立，而是一种，不大与教义有关系的，怀着盲目的宗教热忱的民众狂热潮流。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华尔道派”，是由法国里昂城的富商华尔道所创立的。在1178年的一场饥荒中，华尔道把他的钱财赈济贫寒，与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了流浪的布道者，他们劝告世人要恢复原始的基督精神，其中不乏其人更进一步还宣发三愿，度神贫、贞洁、服从的生活，他们认为教友可以祝圣圣体。而另外一个比里昂的华尔道派更危险的是，法国西南部的阿尔比派。这一派起源于摩尼教，他们不信任何的有形教会，摈弃一切精神和俗世的权威，摈斥战争与死刑，他们只有一个圣事，那就是圣神的洗礼，唯有纯全的人才能领受，而领受了这个圣事以后就必须有严厉的苦行。一般的阿尔比派信徒，只在临终的时候，才领受这圣神洗礼的圣事。十三世纪时，阿尔比派是教会和国家的大患，教宗依诺森三世曾经邀请法国国王以十字军的武力来对付他们，结果就造成了使得双方损失惨重的战争。此后，在法国以外，也掀起了类似的潮流，更大的危机也正在酝酿中，这些暗潮，有如火山爆发前的强烈地震。好在，这次的危机并没有对教会造成巨大的灾祸，这就要归功于几位，把群众的倾向导入正途的伟大人物，也就是托钵修会的始创者，其中最最有名的是义大利，亚西西地方的圣方济。这种新形式的托钵修会兴起的背景，除了前面我所提到的暗潮之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欧洲封建社会到了十二世纪，就逐渐起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以前，人的生活依靠农业，所谓的富有者，都是拥有广大土地的人，生活的必须，全靠土地上的出产。而12世纪开始，城市兴起，有如雨后春笋，银钱的流通也越来越活络，经商的人，由于财富累积而越来越富有，只要有钱，从东方运来的各种奢侈品都能在欧洲的大城市中，就可以买得到，神职人员，甚至连隐修院的修士都逐渐的富裕起来。这么一来，更加拉大了贫富之间的距离，引起了贫穷者的嫉妒和仇恨。好在，向往主，耶稣一生的贫穷榜样，以及祂所训示的贫穷精神，反而受到许多有心人的重视。他们抛弃尘世间的一切财富，一心一意依靠天主的照顾，正像天空中的飞鸟、田野间的百合花一样的生活。许多的教友看到，这些有心人沿门托钵的生活方式而大受感动，也被吸引，果真去沿门求乞，巡回讲道，可惜！不少的人矫枉过正，给教会带来了危机，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宗教狂热者所组成的派别，以致于陷入异端的危险。而圣方济、圣道明，两位天主的圣者，给当时的欧洲和教会，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在过去，修会生活的典型，仍然是圣本笃，在第六世纪所建立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修道院都建筑在郊外，修士们在修道院里面耕田种地、工作祈祷，主要的目标是修己成圣，出外讲道只是例外的偶发事件。那么圣方济、圣道明，他们在12、13世纪所建立的托钵修会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虽然度的仍然是团体生活，也在圣堂里公念日课，不过，外出传教讲道或教书，却占去了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时间，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愿遵守绝对的神贫，不但是个人，甚至连修会也不得拥有财产，修院也都建造在城市里面，生活所需只是活一天算一天，这也就是托钵修会的历史渊源。

接着就介绍义大利亚西西的圣方济。他生于公元1182年，是一位相当富有的布商之子，从小就生活奢侈，挥霍而爱好嬉戏、好斗。在参加当时各城邦之间的战斗中，他被俘掳而病倒了以后，使他不得不安静下来祈祷、思考、阅读。他的内心因而逐渐起了变化，改变了他对人生的观念，他开始寻找思考自己的前途，遇到痲疯病人，他便亲自照顾他，看见年久失修而倾塌的圣堂，他便亲自去修理，有一天，他在圣堂里望弥撒时，听见当天所念的玛窦福音第十章，其中第九节说的正是：“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棍枚……”这句话为他而言，是一线光明而有所顿悟，他开始计划，要逐字去实行这节福音的教训；他要和自己的同伴们去实践贫穷、刻苦和抛弃一切的快乐。为救助自己的急需，他们要去行乞，他们要以当地的方言，向贫穷人宣讲福音，没有地方可以投宿过夜时，便卧地而眠，随遇而安的时常赞美天主。不久以后，果然有人被他吸引，请求他收为门徒，圣方济于是就请求教宗依诺森三世批准这种“托钵、传教、祈祷”的生活方式。教宗看到这位身体因刻苦而显得衰弱，但是目光却炯炯发光的青年人来到他跟前，身上只穿着一件，当时一般乡下人所穿的，带有风帽的粗布长衫，腰里绑着一条绳子，光着双脚，还有十二位和他同样打扮的同伴们。这一群看起来像是流浪汉的人，没有读过什么神学，竟然希望去为百姓讲道，当然得不到教宗跟前的神长枢机们的青睐，他们中间有人说：“圣教会有历史以来，的确常常向贫穷人宣讲福音，也很照顾贫穷的人，但是得看事实的真像，义大利、法国不是正有一般暗潮，像他们这样的异端者，在散布邪说，也度着沿途乞讨的生活方式，滥用宣讲福音的权利来欺骗百姓们呢！”教宗也知道有这种人，但是教宗更明白教会正需要改革，去同异端斗争，过去所采用的方式，已嫌不足，教宗反倒被眼前谦逊服从的方济打动了，何况前一晚，教宗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像圣方济一样装扮的人，将摇摇欲坠的拉特朗大殿一肩挑起，正好抵住那堵要倒的墙，又把它竖起来，使得拉特朗大殿不致于倒塌坠毁。圣方济不正是天主派来，扶直教会于不坠毁的人吗？于是，教宗就批准了圣方济所陈述方生活方式，圣方济取名的“小兄弟”的修会，便这样创建起来了。圣方济和他的同伴们，由于内心的兴奋，和对世物毫无牵挂的自由，感到不可言传的喜乐，就开始两个，两个的，一边乞讨，一边宣讲痛悔补赎。从他们身上散布着友爱的喜乐与和平，凡是愿意事奉天主的人，不论是神父或是普通教友，都欢迎他们进入这个修会，会士的人数与日俱增，在13世纪末，全欧洲已有小兄弟会的会院八千座，会士多达两万人。1224年，在他所隐居的亚味诺山的旷野里，耶稣被钉的五伤，正在他祈祷入神的时候，也印在方济的两手两脚和肋旁，一直到死，都没有消失，而且还经常鲜血淋淋，带给他好大的痛苦，但他始终诵赞天主。两年后，方济以44岁的英年带着耶稣的五伤，在小兄弟们的环绕下，在赞美死亡的圣咏声中去逝于亚西西附近鲍穷古拉小圣堂中。两年以后，教宗额我略九世就宣布，圣五伤方济列入圣人品级。他可以说是教会史上，列品最快的圣人之一。

圣方济既不是一个狂热者，也不是一个喜欢阳光花卉，做着白日梦的人，他只是一个简单、朴实而敏感的人，他不是神学家，但是具有教友应有的十分坚强的信德，沉默寡言，但绝不矜持。当他创立修会的时候，他也接受别人与他一齐工作。有人说，他是个不切实际梦幻者，其实他是个谨慎、实际而聪明的人，他曾经与教会的权威者教宗合作无间。在苦行方面，他极为严格，尤其是在神贫圣愿上，那真是丝毫不倦怠疏忽。他始终是以身作则，教诲他的修士们，他散布着洒脱与慈祥的光芒。圣方济不是组织家，不是立法者，然而在他所唤起的民众运动中，并不含有当代教外民众活动的领导人物所有的不合法情愫，毫无疑问的，身材矮小而谦逊的方济，真正是世界级的伟人。他到达了，很少有人到达的契合天主的境界，许多圣人在生前或死后有过敌对者，圣方济是没有敌人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他，但是，所有的人，既使连教外人也都敬爱他。他的理想和言行对当时教会影响深远，不但化解了当时教会外来的危机，还改革了教会本身内部。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伟人。与圣方济很不同的，是十三世纪第二个伟大的修会创始人圣道明。他虽然没有圣方济那样的芳名远播，但他的工作在教会史上也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12、13世纪时，因应时代的需要而新兴的托钵修会中最为著名的，由圣方济所创立的方济会，下面要介绍的是圣道明和他所创立的道明会。圣道明于1170年生于西班牙卡斯提尔的卡勒雷加。他在帕仑西亚学校念过神学。1195年，道明在欧斯玛作了咏礼司铎。1201年，他与主教合作，根据圣奥斯定的规则，把主教座堂的司铎团体，改为咏礼司铎修会，他陪同主教到法国南方阿尔比异端横行的地方去巡视，而道明便留在当地讲道，但是收获并不大，因此，他感觉到有组织一个修会来感化异端派的必要。他主张以宣道配合善良的生活，一方面来实践使徒生活的理想，一方面完成以言行归化异端派的任务。1215年，圣道明到罗马去参加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并且要求教宗“依诺森三世”批准他创立一个新的修会，但是，大公会议原先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了新修会的创立，因此教宗依诺森三世只批准了他的计划，但要求圣道明采用已被批准的修会会中的一种，而不必另外再订定新会规，于是道明就采用了他自己所遵守的圣奥斯定规则，还参考了柏勒蒙脱拉会和咏礼司铎修会的规章，订定了新修会的会规。1216年，得到新任教宗何诺留三世的批准，圣道明就以福尔哥主教送给他的，在都路斯城的圣诺马诺教堂做为他的第一所修院，如此，就产生了教会中另一支生力军道明会。以后陆续又建立了其他道明会的修院。圣道明在1221年去逝，他的修会事业继续由萨克松尼的若尔当予以完成。圣道明是一个和圣方济完全不同的人，其实他们两个人，除了一腔为教会服务的热血，以及将教会带到一般平民中间的决心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相同的地方。圣道明是一位神父，也是一位学者，他的理想是训练出一些神学家，用真理来说服异端派，因为他立的修会，以宣道为其首要的任务，所以又有“宣道会”之称。

道明会的会规，一直到现在仍然为人所称道。它曾经是后世修会的模范，尤其是耶稣会的会祖依纳爵。他创立耶稣会的当初，也曾以道明会会规作为蓝本。道明会也是修会历史上，第一个有中央组织的修会。修会的最高立法权属于修会的大会，执行大会的议决事项的全权，则属于总会长。会士向总会长宣发“服从”圣愿，“服从”圣愿是道明会圣召的重心，其他的一切修道圣愿都蕴含在“服从”圣愿之中。1218年，道明会士，开始在巴黎大学担任教职。大雅格伯和多玛斯·亚奎那的时代，道明会士曾经名噪一时，因为他们都有高深的神学素养。教宗额我略九世，认为道明会士特别适合担任“信德法庭”的工作，“信德法庭”也被称作“异端裁判所”。在那时代的法国西南部和义大利的北部，异端派流行的地区，这是一个必须要设置的机构，道明会士作了裁判者之后，给自己招来了许多的敌人，然而，在保卫信德的纯全上，他们有过很大的功积。

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规定以后，非经特许不能创立新的修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议”议决的第十三条条文说：“为了使教会内各种不同的修会有条不紊，今后严格禁止新形式的修道生活的产生。愿意度隐修生活的人，可以从已经批准的修会中，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修会，而愿意创立新修会的人，得从已经批准的会规中选采一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呢？那是因为在当时，一般的群众运动，常常隐含了反教会或是有着裂教的倾向，就像在前面几讲中，曾经提到的华尔道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也可能是由于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们，看到托钵修会的崛起，心里多少存有疑虑。无论如何这一条文必须以教会的法律条文来解释，也就是说，从今以后，非有特许，不得创立新的修会。换句话说，1215年的大公会议，把教会内的整个有关修会的制度的监察权归属于教宗。十一世纪的隐修会会规，早已获得了宗座的许可，随熙笃会之后，呈请教宗批准修会会规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以往的修道生活，都以传统的规范，修道者尽力模仿效法古代修士的生活。从此以后，既使生活方式和古代修士不同，只要教会的元首予以承认，也可以成为一个修道者，因此，这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不但没有阻塞了修道生活的路，反而使得修道生活的范围更加的扩大了。而事实上，从此以后新修会的创立，都得到了教会的批准。13世纪时托钵修会除了道明会于1216年、方济会于1223年获得教宗的批准之外，第三个要介绍的托钵修会是加尔默尔圣衣会。圣衣会发源于圣地巴勒斯坦，由法国神父在1155年创立于加尔默尔山，不属于军旅修会，而是一个隐修团体。他们最早的会规是在1226年得到教宗何诺留三世的批准，后来因为巴勒斯坦的环境不利，就在1238年迁到塞普鲁斯，再由塞普鲁斯去了欧洲。1241年，英国籍的西门斯·多格，他把去到欧洲的圣衣会从隐修院改为托钵修会。在1247年又得到道明会的协助，重订会规，也放弃过去一人独处私室的生活，而采用共同生活制，1274年的“里昂会议”正式承认成为托钵修会的一支。在十六世纪以前，这个修会没有什么重要性。除此之外，在1235年，教宗额我略九世批准圣母慈善会。1239年批准圣方济第二会也就是贫穷加辣修女会。加辣是这个女修会的第一任总会长圣女加辣。她是义大利亚西西的一位富家少女，因为在亚西西的主教座堂听见圣方济讲论天主，因而也决心抛弃一切，在贫穷中寻找天主。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前途的修会，也从隐修会改制为托钵修会，那就是享有盛名的奥斯定隐修会。1243年，教宗依诺森四世把都斯加尼的几个隐修团体合并成一个修会。教宗亚力山大四世又在1256年，促使其他的团体也加入这个修会，采用奥斯定的规则，他们专门从事神学方面的研究。

最后一齐来探讨，托钵修会在牧灵工作上的责献。对我们的教会而言，新兴的修会，尤其是方济会和道明会，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托钵修会与过去的修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并不是在会士个人的神贫精神，所有较早的修会，像熙笃会等，都注重会士的苦行和神贫，而托钵修会的创新则是连修院本身也必须实行神贫的精神。托钵修会没有专属自己的森林、池塘、耕地、佃户或雇农，只有生活必须的东西，或是教堂附近几间简陋的小屋子，此外，已经是别无长物了。托钵修会会士们的家，不再是修院，而是整个修会的总会址。自从圣本笃以后，修院生活的基础，稳定性和永久性，都已经动摇起来，这一点，只有当一个，愿意过无求于世的生活时，才能办得到。在社会环境演变的挑战下，托钵修会在民间不再是精神上的主人或封王，而是民众的兄弟，他们不是仰仗权利，而是以共同的信赖为基础，民众不需走向他们，而是他们走入群众，他们把教会带到一般平民中间。当时的在俗教士的腐败，往往使人怀疑起教会的真正任务，可是托钵修会是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基督的真精神，他们和一般百姓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他们比社会上最穷的人还更穷，他们到处宣讲，不愿勉强人，只愿劝导训诲。乡人、儿童、军人、囚犯、教外人、异端派都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服务于教堂、医院、痲疯病院、监狱等场所，他们访问贫病、照顾孤儿寡妇，这正显示了教会的博爱精神，并不因为少数不尽责的教士，而丧失了教会的真正面貌。这一批新形式的托钵修士们的努力，暂时缓和了反教士和反教会的情绪，在教会的传教史上，开展了一个新的纪元。这是第一个贡献，道明会、方济会和会士们都从事学术研究，消极方面，他们驳斥异端、保护了纯正的信仰，积极次面，他们企图融合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和基督教会的神学，因而产生了中古时代，执学术牛耳的“土林哲学”，这是第二个贡献。第三个贡献呢，托钵修会的会士们跋涉长途，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传教，方济会士和道明会士先后出使蒙古，其中最最著名的要数方济会士蒙高未诺。他从1289年到1328年在中国传教，还担任过北京的总主教。1318年，罗马教宗划分传教区，亚美尼亚、波斯、中亚一直到中国属方济会士，印度则属道明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