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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难时期的教会

公元第三世纪的罗马


  在公元178年到180年之间,马克奥里略在位的最后几年,罗马贵族家庭出身的圣女则济利亚的夫家瓦来里意家族的府邸,则济利亚在奶妈及女奴的教导下领洗奉教,并且许愿守贞,结婚以后,向他门当户对的夫婿瓦来里意透露守贞的心愿,并还向瓦来里意讲述耶稣的生平事迹以及教会的道理,瓦来里意就在当时罗马的主教乌尔班的手中受洗,然后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胞弟弟伯尔斯,弟伯尔斯也在乌尔班主教中领了洗,不久以后,他们在自己花园里营建陵墓安葬殉道烈士,以及举宗教仪式的行动,被仇教者告发,被捕受审死于刀枪之下,则济利亚,这位被后世封为“音乐主保”的殉道圣女则被判室息而死,但24小时后,却安然无恙的在密室中祈祷,又再改判斩首之刑,刽子手连砍了三刀,颈项仍然没砍断,则济利亚虽然全身鲜血淋淋,她还鼓足余力劝慰四周的人;此外,我们也提到在公元年190年,北非迦太基城12名信徒被逮,在总督面前无恐无惧地接受审判,接受了死刑,为了这死刑,他们还异口同声的宣扬赞美天主!
第二世纪的时光渐渐过去,下面走进公元第三世纪,也就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西晋惠帝在位的一段时间。第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极盛时代,但也早已埋下了衰颓的种子,这些衰颓的种子,便在第三世纪逐渐萌芽,社会逐渐失去了平衡,帝国的势力也逐渐衰弱,家庭制度日趋瓦解,伦理、风俗日益败坏,于是争夺王位的野心者屡次兴起内战。高摩德皇帝的被杀,结束了安东尼皇朝;柏尔帝纳在位仅仅只有87天,就被卫兵刺死;经过几个月的内战,一个从非洲来的皇位觊觎者,以残酷的武力恢复了罗马帝国的秩序,创立了一个新的皇朝,史学家称它为“塞弗禄皇朝”。
这个事件暴露了罗马帝国制度上的严重危机,帝国是由暴力统治的,在罗马帝国,皇帝掌握着全部的权力,但是谁赋予他大权独揽的?是元老吗?元老院早已无能为力了!是人民吗?人民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两个世纪了,所以皇帝的权力,是完全建立在由军队代所代表的暴力上面。
在整个第三世纪中,可以说罗马是处于军人专政的状态,皇帝的废立由军队来决定。军队则是因贿酪、嫉妒、恐惧、讨厌纪律等奇奇怪怪原因的,而拥立或推翻某个皇帝。因此统治着西方的罗马政权,事实上是一种盲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这个力量又纯粹是由卑鄙的利欲观念所支配着。而军队呢!它已经不是由罗马人民所组成的了。罗马人,对兵役已经不感兴趣,只是一些军官还是罗马人。在义大利的本土所征募到的军人越来少,而在其他各省区募集的士兵却越来越多,这些士兵大部份出身外族,例如日尔曼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等,他们被罗马军队征募,替罗马人驻守各地边防地区。而到了第三世纪的末期,整个罗马军都属于这个类型,这些招雇而来的人,根本就不认识罗马的传统精神,只知道服从地方上的军事长官,所以长官如果揭起反对某个领袖的旗帜时,兵士们就一致附和,权力一落在军队的手上,罗马传统的军队制度本身就瓦解了!这一切便形成了由下层开始的革命。
塞普丁·塞弗禄执政期间,也就是公元193年到211年,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到建安16年时,他力图挽回,想要恢复帝国旧日的声望,他去逝后,罗马又陷入紊乱的局面,短短24年之内,换了四个皇帝,塞弗禄的儿子被军人杀死、篡位者马克里努作了5个月的皇帝被废、新君挨拉加巴在位四年,也死于非命、最后,第四个皇帝因想要推行改革,触怒了军队,终究被杀而死。公元235年到268年当中,就是中国的三国时代,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处于无政府的状态,这一段时间中,形形色色想像不到的人都会登上皇位,例如出身哥德族的马希米努,他的身高有两公尺40公分,有如鹤立鸡群,每天喝酒25公升,一脚能踩伤一只马腿,他也不会说拉丁话。不过在罗马这些短命的主人中,也有几个却是有才能的,也想要力图收拾残局、重振旧日帝国的声威,他们却都死于非,在战斗中、在骚乱中、在阴谋中,被人杀害。
在那段时期,一切自然因素似乎都联合起来将西方世界投入恐怖和混乱中,第三世纪五十年代,地中海一带发生地震,地震之后又发生海啸,义大利和北非饱受伤害,驻守边境的军队,虽然拥有坚固的堡垒,但边防在各方面已发生分裂,那时候,虽然蛮族入侵,但并不是成千成万的侵入罗马的国境,而是一种半和平半暴力式的渗透进来。莱茵河、多瑙河边境不断受到攻击,而在遥远的草原深处,日尔曼人受到来自亚洲的人向西迁移的影响,往地中海方面突进,有时冲入边界,袭击罗马省区,例如公元258年,曹魏的甘露三年,法兰克人侵入了高卢和西班牙,一直达到非洲西北部,而在东方的波斯人,也力图收复旧日的领土,在东方也在进行着战争,造成罗马帝国处于腹背受敌,疲于奔命的局面,一面要在莱茵河、多瑙河应付日尔曼人的侵略;一面又得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抵抗波斯人,这些可怕的变动,当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引起严重的后果。其实呢!自从罗马帝国发动扩充领土的战争以来,它的生活程度已超过了本身所能供应的能力,罗马军队在占领的地区掠夺财富已消耗殆尽,征服领土的战争一结束,就陷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的危机又导致到了货币的贬值、物价飞涨、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操纵取利,整个经济制度,已经是混乱不堪的局面。罗马帝国虽然即将达到灭亡的程度,不过在公元268年,也就中国西晋武帝即位初年,在伊利利安皇朝统治之下,却使灭亡延缓了70年。
政治、经济的危机,不过是罗马整个社会制度衰败的反映,从第三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破隙逐渐扩大加深,帝国的组织受到慢性的消蚀和破坏,伦理道德也不存在了,金钱至上,成了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最基本的家庭伦理都被打倒了。而破坏道德伦理的是宫廷,上行下效,一唱百和,离婚姘居成了司空见惯的事,罗马的社会活力也在消耗步向枯竭,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观察罗马社会,都有一种衰败的印象,这个社会已不知自己应往何处去,只是盲目的向前走。许多人对于这种苦闷的局面感到不安、烦恼,它不再像奥古斯都时代那样,企图在本身的传统中觅取希望,而是将它的目光移往近东。近东的文化开始侵入古老的罗马,拉 丁人的心灵完全浸沉在近东的潮流,这种仿效外国的作风,越来越严重,不仅在伦理和宗教方面,甚至在政治组织方面,罗马也效法波斯。面对着组织严密繁琐强大的波斯帝国,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已破产的古罗马帝国,产生了自卑的心理,波斯的文化成了罗马人崇拜景仰的对象,戴克里先在第三世纪末期,便处处仿效波斯社会的统治方式,连宫廷礼仪也不例外了。
这种混乱激动的情况,在宗教方面也达到了顶点。罗马人对现世的一切感到失望,便自然地想从宗教方面获得答案,罗马当局,从皇帝起直到最低级的官吏,继续奉行国教的仪式,崇拜国教的神,同时近东的“泛神主义”不断打入罗马社会,近东各种宗教派系的神,都各有其崇拜者,此外,一切迷信、巫术、星相术像雨后的春笋,流行各处,当时罗马人对宗教问题所采的态度,可以拿塞普丁·塞弗禄皇帝的例子做个说明。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人,但他除了崇拜罗马国教的神以外,同时还崇拜希腊的“力神”和“酒神”,他加入希腊的神秘宗教,把迦太基的“天后神”带到了罗马,他也信仰埃及的“塞拉比神”,在叙利亚重修了“日神”的神庙,他还迷信星相术,他的妻子、小姨子、内侄女都是“日神”的司祭。
这种重矛盾、混乱的宗教信仰,可以归纳为四大类。
第一种是星相术,它发源于近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对于不可知的未来以及心中的愿望,都是从星相术中去求取满足,当时的罗马帝国,除了基督徒以外,几乎都相信从波斯传入的星相术。第二种是太阳教,当罗马军队在亚洲各国驻军之后,波斯的太阳教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祅教”,就开始打入罗马军队,军队再将这种宗教传到帝国全境,太阳教在罗马获得迅速的成功,太阳神的神庙也在各地相继设立,仅仅在罗马城内的太阳神庙就有60座。第三种是新柏拉图主义,塞弗禄皇朝时,阿茂尼·撒加斯在近东的亚历山大城,设立了一个哲学学校,这学校立刻获得了广大的支持和声望,人们称这批学者们为“新柏拉图派”,顾名思义,似乎是一种哲学,但同时也是种宗教,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宗教性的哲学,这一派并不排斥偶像崇拜,他们尊敬外教的神,把偶像崇拜的理论加以整理,给予新的解释,利用斯多噶学派、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来复兴偶像派。第四种是综合教派,星相术、太阳教、新柏拉图主义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并非彼此隔离对立的,三者综合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综合教派,这个衰败了的罗马社会,不肯接受固定的教义,宁愿接受武断的、混杂的、混合的宗教,其次呢,将各民族的信仰混合为一体,在政治方面是有利的,皇帝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确保领土的统一,所以呢,在这三世纪,大多数罗马皇帝都热烈拥护“综合教派”。
罗马社会在第三世纪中,所表现的宗教情形,便是这种状况,以前所提到的关于崇拜偶像所表现的特征,是越来越有力了。精神上的苦闷,以及对于真理的不安的追求,越来越敏锐,但是却无法得到满足,对圣教会的前途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些宗教形式,教会是抱持着对相反的立场,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为教会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们将一些诚实的心灵推向更灵性、更人道的、更完全及更令人得到安慰的教义,为挽救整个罗马古老世界的危机,就只有接受福音,信从主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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