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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08号

谢扶雅著《巨流点滴》


 

(信徒传纪丛书)

项退结

                香港基督救文慈出版社

                  一九七O年初版

                  定价:港币三元五角    二六八页

    这是一本当代中国智识份子的传记,同时是一位基督徒的传记。传记中所牵涉的问题,因此与所有中国智识分子有关,尤其与所有中国基督徒有关。

作者生于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至今十足年龄以逾七十八岁。正象他这一代的许多其它中国学者一般,他同时兼受了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因此他称自己的年青期为“本国传统时期”:他在故乡绍兴的家垫中读了十年书,做过“学而优则仕”的美梦,考过“童子试”。科举被废后,他在穷途陌路中,一度追随大舅父,想当一名“绍兴师爷”。幸亏在一九一O年遇到一远房族兄,帮他赴日本东京读书。东京求学时,他受基督徒朋友罗文光的影响,在一次眼疾时决定受洗。受洗后,与其它六人结成培育性灵的“团契”(这个在基督教中通用的名词据本书作者说是由刘廷芳所创)。归过后开始写作,一九一六年在上海投身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九二五年,谢氏得基督教青年协会的资助,赴美国芝加哥进修神学、哲学。一九二八年归国后,在广州岭南大学执教,为青年协会为写“人格教育论“及宗教哲学”(一九五九年港重印)二书。一九三七年,放弃教鞭,去河北定县参加乡村建设运动。抗战时,一度因日军追逼,落荒避入瑶山洞中蛰伏两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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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谢氏似乎又曾在大学执教,创“唯中论”的哲学体系。一九四九年至香港,在岭英书院主持中国文学系,并在新亚书院授课。一九五八年,他全家赴美国纽泽西州麦迪森(Madison),在“基督教名著编译所”从事译着工作以迄于今。

    基督教名著中,谢氏所译为”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圣多默的神学”。目下他尚在翻译“使徒后时代教父选集”。

    读完这本传记以后,我觉得本书对天主教提供了许多反省资料,兹择三项胪陈如下:

第一、我国基督教的“平信徒”,似乎远较天主教教友更活跃而主动。本书作者受洗后投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全国协会”,从事各项社会活动:青年会为教会服务的各种活动,很明显地是主动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一七一至一八二页),基督教徒参加这一运动的知名之士,有孙伏园,崔世英等等。青年会又组织了“中国基督教学生团契”,同时创青年进步、华年等刊物。这一切活动都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就开始。返顾我天主教,“公教进行会”于一九三四年才成立。而这个组织,除去个别会员(如陆伯鸿)有卓绝表现外,实在没什么活力可言;充其量,公进会员不过对圣职界偶尔帮些忙而已,他们不会自动地计划、行动。不仅三十年代如此,六十年代的中国天主教还是如此。任何教友组织,说句不中听的话,似乎都像是些本偶,完全靠慕后牵线人才会活动。不管是职工、中学生、大学生乃至大专教授的组织,都不脱这一模式。我这话绝非攻击这些组织或负责这些组织的指导人,更不是挖苦教友,而是客观事实的沉痛剖析。我也绝对没有意思归罪任何人,要如有过错的话,那是我们大家的过错,我自己也无意辞其咎。曾有人说,没有劣等的士兵,只有劣等的长官。天主教徒之始终不能主动,可能因为我们圣职人员不让人主动,不善于训练主动的人才;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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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种因于我们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和现行的制度和气氛。主动并不是造反,而是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教友立场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这样的服务以意识到自己真是教会的一份子为先决条件,而这一意识在我国教友身上似乎还非常薄弱。譬如,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勇气自创杂志,自创出版社,要想改造社会风气。我们的教友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最近十余年,透过教会关系出国的教友留学生,为数也相当可观。希望他们以教友身份有主动的表现才好!也许有人会说:新教友信德根子不深。那未,何以基督教中的一些新加入的教徒(谢扶雅等于十、二十年代就是如此)会如此活跃、主动呢?总之,这是一项值得我们反省的课题。仅有主动的圣职界而无主动的教友,中国天主教将始终不能生机充盈。七十年代的我国天主教应如何改弦易辙呢?

    第二、谢氏的活动,除去青年会的组织工作以外,最主要的是写作。一九二三年就出版了《基督教青年会原理》一书,未几译《完人之范》和《祈祷发微总论》。赴美国留学归国后,撰《人格教育论》及《宗教哲学》。晚年又参加《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编辑、最后这项工作,其构想、组织、成就,在在都值得天主教取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规模宏大的译书计划是由山东齐鲁大学的故教授孙恩三发起,这又是“平信徒”采主动态度的另一明证。这项计划以后由金陵神学院负责执行,开始时而且曾与天主教南京总主教于斌会商。他们要把古代、中世纪、宗教革命以后直至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名著介绍给中国学术界。至今已出版三十册。宗教革命以前的文献,完全和天主教相同,其中还包括上文所说过的“圣多默的神学”。是的,比起玄奘译书的热忱和规模,基督教的译书工作尚居其次。但比起天主教来,实在高明多了。

附带要提及的是,谢先生目下在译的《使徒后时代教父选集》,内容当与吕穆迪神父译的《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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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教父》大同小异。此书早已于一九五七年由香港真理学会出版。

    今后,这项义不容辞的译书工作如何能与基督教取得协调?天主教内部如何能为这项工作形成一股人力物力?这一切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说起人力,我不禁又要慨叹:天主教三所高等学府均以外语著名,但至今尚未造就优秀的翻译人才。当然,我们也必须解决译者的经济生活,使他们无后顾之忧而能心神愉快地工作。与其把大部份经费投资于建筑,实不如把一部份经费用到这里。

    第三、继五四运动而来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当时的基督教徒忧心如焚。除文字及曰头方面卫道以外,他们深觉教会必须本色化,其任务有二:一是使教会在中国自负责任,自理、自养、自传;另一是要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去西洋色彩。这一构想发轫于一九二二年,而且也是由“平信徒”所推动。谢扶雅先生的“唯中论”,就是他对教会本色化所作的一项努力。他最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如能每一代总有数千名基督徒君子,即能创造一种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国新文化”。

    “自理、自养、自传”,后来虽在“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的曰号下受共产党利用,成为一种分裂运动,但原来的意思极其合理,而且是教会应当达到的理想。基督教在这点所实现的,也比我们强得多。谢先生所主张的“基督徒君子”,更是我们大家所应努力的:每人应从自己开始。

    当然,我不能赞同作者的全部主张。例如他似乎跟着士来马赫主张重加考虑某些教义(二五一页)。我们认为应从不同角度对教义加深了解,但不主张修改——要是“重加考虑”的意思是修改的话。

    自序中把笛卡儿的外文姓名写成Rene Descarte,系Rene Des Cartes之误,“思在故我在”,也不如一般所译“我思故我在”更准确。引用康德时,用英文并不比用中文更有权威性,因为二者都是译文。但这些仅是枝节,无关全书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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