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会议的特点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教会第21次总会议或称大公会议。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在召集、组织，和管理上所遵循的规章和程序，与上届梵一会议（1869－1870），以及规模小得多的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都是相同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大公会议都得遵照特利腾，梵一，梵二会议的模式召开。比如八次古老的东方拜占庭大公会议并非由罗马主教，而是由皇帝召开的（虽然后来经教宗批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梵二开幕前夕正式发表的文告中指出，“就参加本届会议‘梵二’的人而言，数量之多，类别之广为历来教会所召开的会议之最。”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首先，本届大公会议代表的总人数，远远超过以前20次大公会议每次参与会议的人数。在这之前最大的大公会议要算梵一会议了，那时参加的有737人。但来自全世界参加梵二会议的主教就超过2600位（被推选参加第一阶段会议的主教有2908位）。把到场的神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计算在内，参加本届大公会议的人约3000位。单就大公会议全体人员共聚一堂这件事本身来说，已显示出它的头等重要性了：全世界主教汇集在一起，意识到他们对于教廷所起的作用，一些以前认为有争议的神学家也以专家身份列席会议，一些非天主教人士也以观察员身份积极参加。凡此种种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大会并没有标新立异，只是肯定了一些以前还只是少数人的想法；大会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梵二的教会理论把圣教会视作“天主的子民”，而不是一个等级社会；梵二也认定主教们的团体性和伙伴关系，这是大会在对主教训牧职权的决议中确定的。对有关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大会宣告教会在政权面前是独立的，也肯定了政府的非宗教性。大会对基督教会“合一运动”所作的声明，表达了相互对话的愿望，也肯定了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对宗教礼仪方面的改革，导致了放弃使用拉丁文，而返回到采用地方语言。在天主教的教学方面，对那个独占鳌头的经院学派——曾被教宗利奥十三世，在1879年《永生大父》通谕中肯定了的托玛斯学派，这次大会也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了。大会还在圣经学的更新和有关圣师著作研究的新发现上都有所贡献。 第二，更有意义的是，本届大公会议不仅人数最多，而就民族和文化而言也最富有代表性。梵一会议即使拥有737位代表，但完全来自于欧洲，其中包括从各传教区来的欧籍主教，各传教区的圣统组织方面在梵一与梵二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教宗本笃十五世在《夫至大》Maximum Illad (1919)通谕中，坚持说，最重要的是在传教区内建立本地神职界和本地圣统制，要求外籍传教士放弃偏见，完全适应所在国的风俗习惯。教宗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也相继颁发通谕，同样主张发展本地圣职界和祝圣本地主教，因此，在这届大公会议上，来自传教区的主教极大多数是土生土长，接受本地文化的主教。被推选的主教中，1089位来自欧洲，489位来自南美洲，404位来自北美洲；374位来自亚洲，296位来自非洲，84位来自中美洲，75位来自大洋洲。 第三，本届大公会议，由于有了非天主教和平信徒观察员参加，所以更具有代表性。第二阶段会议开幕时（1963），有3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及63位非天主教的观察员参加，比第一阶段又增加了18位代表。几乎各主要的基督宗教的教会都派有代表参加。此外，第二阶段邀请了11位平信徒参加会议；到第四阶段开幕时（1965），旁听的平信徒已达到52人，其中男的29人，女的23人，其中包括10位修女。 第四，这是第一个使用电灯、电话、打字以及其它现代通讯传媒工具的大公会议，也是第一个由全世界报刊、广播、电视报导的大公会议。 最后，本届大公会议的宗旨也是独特的，与以前的大公会议大不相同。它并不是为了对教会的教义和组织的完整进行严厉抨击，也不仅是为了重弹旧调或谴责异端邪说。恰好相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1962年10月11日的开幕词中说，本届大公会议旨在铲除不和的根子，并促进人类的和平团结。在此前提下，当会议涉及到教义时，一定要能从根本上区分教义的本旨以及它存在的方法之间的不同。为此，教会必须采用最佳的研究方法，和能表达现代思想的文字形式。因此，本届大公会议要铺平“通往人类所追求的合一的道路……以便使这地上之城能相似天上之城……” 总之，梵二会议在教会史上是空前的，因为它是第一次真正的大公会议。正因为如此，它标志着天主教会从受到各种文化限制，特别受到欧洲文化限制的教会迈向真正的普世教会。 梵二大公会议的后果 天主教两千年历史以来，共召开过二十一次大公会议，平均每一百年举行一次，每次大公会议对普世的教会都产生长远的影响。远的不说，十六世纪的特里腾大公会议便主导了四百年的教会生活，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召开梵二大公会议为止。为此，要评论一次大公会议的后果，绝不是一代的人可以遽下定论的。今天要谈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后果，仅限于会议结束后数年间所看到的一些现象而已，这些现象或如昙花一现，或继续在演变，很难盖棺论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愿意，也应该述说一下梵二大公会议的短程后果。 这次大公会议的文献所要求成立的组织机构，在会议结束后数年间都很快地诞生，象征主教集体领导地方教会的主教团（Confrentia Epicopalis），在全球各国纷纷成立。当然，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国家早有主教团的存在。最新颖的倒是世界主教会议（Synodus Episcoporum）的成立。这是全球主教襄助教宗治理普世教会最具体的方式和体现。第一次世界主教会议在1967年10月举行，有197位主教参与，其中2/3是各国主教团选出的代表。这第一次世界主教会议可以说是试验性质的，讨论的内容很笼统广泛，诸如威胁信仰的各种危险，无神主义，混合婚姻，修院改革，圣教法典的修订等等的。梵二大公会议之后，合一运动正式走上天主教的日程，罗马圣座成立了基督徒合一秘书处，正式将大公合一运动纳入教会的工作日程中，大公合一运动成了全世界基督徒的运动。1996年5月30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表《愿他们合而为一》通谕，这是一份愿与其它基督信仰教派讨论罗马主教首席权运作方式的文件，教宗本人明白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是其它信仰团体很不容易接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有过痛苦的经验，为此教宗就历代的教宗在执行伯多禄的服务职能时对其他基督徒团体所造成的伤害表示祈求谅解及宽恕，这在天主教史上还是第一位教宗第一次表示要与其他基督信仰团体讨论教宗职务如何运作的问题。 除了各国主教团和世界主教会议之外，每个教区也成立司铎谘议会，作教区主教的谘询机构，协助主教治理教务。各男女修会也纷纷遵照梵二大公会议的《修会社会革新法令》，调整修会的会规和生活方式。各国主教团也遵循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积极推动礼仪改革的工作，各地教会都在举行礼仪时采用本地的语言，这是最基本、也最显着的改革；教友在弥撒中除了圣体外，也可以领圣血；圣道礼仪得到更多的重视和采用；开始有多位神父举行共祭弥撒。这些属于礼仪上的新改变大致都受到教内外人士的普遍欢迎，但也有极少数的怀旧派对礼仪改革不满，开始抨击新作风。 教会内部的新气象使教会有胆识走出圣堂门外，重新关切普世各地教会生活有切身关系的事务。再说，拯救和改善人类现世生活的处境也是教会义不容辞的使命。基于这种关怀，身为教会元首的保禄六世开始走出梵蒂冈，走出意大利。1965年10月4日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1967年5月13日到葡萄牙法蒂玛朝圣；两个多月后的7月25日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会晤东正教领袖阿忒纳戈拉（Athenagoras）宗主教，并到依兹密尔（Izmir斯米纳）和厄弗所凭吊圣若望宗徒、圣保禄宗徒，乃至圣母的生活芳踪；1968年8月22日到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麦德林，主持拉丁美洲主教会议；1969年6月10日访问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机构，五十天后前往非洲乌干达；1970年11月26日前往南亚、远东和南太平洋访问八个国家地区。这几次国际性的访问旅行使得罗马教宗获得全球教内外人士的好评。 随着教会的走进世界，罗马圣座各部门的人事也逐渐国际化，全球枢机主教中，意大利籍的已成为少数。 1967年保禄六世教宗颁布《民族发展》（Poplorum Progressio）通谕，其中强调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所谓的发展必须顾及经济、文化和精神各方面的需要。在国际贸易关系上必须保护贫弱的国家，使它们不受到不合理的竞争的损害。这道《民族发展》通谕对各国主教团和对1971年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都有重大的影响，生活在富裕国家中的天主教徒批评消费的社会，抗议富有的国家过度浪费世界的资源，以求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 梵二大公会议期间，与会教长并没有讨论限制生育的问题，因为保禄六世教宗愿意自己来解决这项日渐困扰世界的大事。他委托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看法倾向于超越教会传统上对避孕的立场。保禄六世没有接纳委员会的意见，他在1968年7月颁布了轰动全球的《人类生命》（Humanae viteae）通谕 ，反对任何非自然的避孕方法通谕一出，举世哗然，不但非基督信徒不以为然，就连先进国家中的许多天主教徒也不以为是，倒是第三世界地区的人反应比较良好。不支持这道通谕的人中，大部分认为教宗颁布这道通谕是一项没有符合全球主教集体领导教会的原则的行为，因为文献所触及的控制生育，对离婚者的牧灵工作，神职人员的独身生活等问题，都避开了大公会议的讨论和全球主教集体领导的职权。某些主教，例如当时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总主教胥恁斯（Leo Jozef Suenens）枢机，就对《人类生命》通谕持保留的态度。 这道通谕部分人士不接纳的某些原因是，他们认为通谕不从人的立场，而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对大自然的观念模糊不清；通谕的立论基础也模棱两可。他们质问说：人类不是一向都在为改变自然界，或为征服大自然而努力吗？言外之意，人工避孕以控制生育，这也属于人类改变和征服自然律的努力之一。基于这种想法，许多天主教徒自觉得不受到这道通谕的约束。他们的态度影响了教宗的威信，他们，尤其非天主教徒越来越难以接受自己的生活行为受到来自上方，来自外在权威的牵制，这为一位非基督信徒更是如此。某些人甚至抗议那些守独身的可敬老人怎能有权利去说那些与他们不相干的事。 继《人类生命》通谕掀起风波之后一个月，也就是1968年8月22日，保禄六世飞赴南美洲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两大城访问，主持拉丁美洲主教在麦德林举行的大会。在致词中，保禄六世宣称“发展是和平的新名词”；他反对那些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暴力行径。事隔多年后，保禄六世当初所推崇的“发展”的思想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因为他所主张的发展正中跨国资本主义的下怀。这些大资本集团都设在北美地区，它们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活动都获得当地军人政府的支持，而教会也经常被指控为保守主义者，并和军人政府同一鼻孔出气。 当时，拉丁美洲确实有许多看不惯局势，为贫苦大众打抱不平，处心积虑要改革生活的神职传教士，他们倡导“解放的神学”，同意基督信徒采用解放斗争，为贫困的人民伸张正义。这些解放神学家当然不以为解放行动仅限于武装革命斗争，但他们也认为暴力之所以产生，政治经济体制结构不能辞其咎。 这些抗争行动也遭来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击，他们把这一切现象都归咎于梵二大公会议。看到这些意想不到的现象的出现，保禄六世内心非常痛苦。他在随后几年间曾多次表示：「更新是好的，但不要改变」。1972年他沉痛地说：“我们曾期望大公会议结束后，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岂知过的竟是狂风暴雨，乌云密布的日子”。 梵二大公会议带来的失望与希望 回顾梵二大公会议结束以来的这段岁月，1968年似乎是个分水岭，不论在社会上或在教会内都如此。那一年五月发生大学学潮，反对政府和社会体制，充满革命的气氛。学潮很快便波及工厂，于是又掀起的工潮。最后，法国整个社会都陷入危机当中，教会也无法幸免，教会的体制也成了攻击的对象。教友们开始在圣堂中发言，多少带有要改革社会必先改革教会的口吻。巴黎总主教马蒂更宣称：天主不是保守派者。于是神父们开始聚会，高谈阔论，令人觉得教会也扮演着抗议者的角色。在这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士指责教会支持国家既有的体制结构，又有部分的人以为教会推行梵二大公会议决议的行动不够迅速，必须给教会施加压力。1968年圣神降临瞻礼当天，有些基督信徒、神父和誓反教牧师竟然联合举行弥撒圣祭，企图催促信仰基督的各教会团体早日合一。在那个年代，离职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它们希望借着婚姻、工作职业和政治活动，使神职与现世人性的生活结为一体。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之前、之中和之后，一般教会人士都相信这次空前的普世教会大协商，必能给教会带来新气象，使教会更具有吸引力。岂知大公会议结束后那些年来，教友的信仰生活普遍呈衰退的现象，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法国便是很明显的例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天主教徒约有30%每主日到圣堂参加弥撒圣祭；到了1966年，大公会议结束后那一年，这个比例便降到23%；1972年更降至17%。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意大利，只不过不那么严重而已，然而，主日去望弥撒的教友也降到20%。至于意大利的司铎圣召危机也相当显著。 关于司铎神职危机，从比例数字来看，申请离职的神父以中南美洲、葡萄牙、非洲、西班牙、法国和德语系国家为最高。1960年前后，全球有修女80万人，神父40万人。从1964年到1970年间，有13400位神职人员获准还俗；仅在1969年一年间，全球便有将近7千位修女获准取消所发过的圣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男修会中。原有的神职和修会人数急速下降，新圣召又似乎断了源，导致神职班的普遍老化。据估计，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后二十年间，全球约有7～8万神职人员离职，其中有8千位是意大利人。这样的数字很惊人，但是不幸中的大幸便是：梵二大公会议之后离职的神父，一般而论，都没有变为教会的仇敌，也没有失落他们的信德，这和一百年前发生的情况，尤其是法国的情况，大异其趣。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 司铎危机的现象可以从原因和后果两方面来探讨。原因这方面相当复杂：例如司铎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是什么？司铎对教会圣统的不同看法，人性感情的需要，对自身属于一种阶级感到厌恶等等的。至于危机所造成的后果，并不完全有害，比方神职人员短缺后，教会终于重新发现在俗教友在教会中的应有角色和职务功能，进而重新安排和设计牧灵的工作，以及净化司铎的职务，使司铎不必为俗务和为教友可以担当的事务费神操心，而能专务天主和人灵的事。 对梵二大公会议后意想不到的信仰生活衰退的现象，各方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甚至彼此相反。早在大公会议之前，法国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勒布拉（Gabriel le Bras,1891-1970）以及同一学派的学者便从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宗教衰退的原因在于俗化现象的快速蔓延发展，而且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便已经发作。然而，面对这种俗化的浪潮，净化却蔓延警觉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型态正在教会之外逐渐形成。这些学者认为，教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在崩溃，不过还有可能从废墟中重建。 另一派人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以为信仰生活的走下坡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急转直下的，而导致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的原因无它，就是召开梵二大公会议。持这种见解的人视大公会议为一项不智之举，是不幸的作法，是少数自以为是的神学家，礼仪专家和公教进行会的教友在庸人自扰。正因为教会把领圣事的规矩变得复杂，把领圣体的隆重气氛消除，又用知识份子那些累赘的思想模式来取代旧有的教会礼仪，因此，广大的教会信众才对教会失去信心。 然而，被这些保守派人士指为少数自以为是的学者专家则谴责这些以正统自居的保守人士的反动态度，他们指出：信友大众并不是变得冷淡，并不是不再关心信仰生活，而是因为他们从过去以来，一直被排除在教会之外，无法真正参与教会的生活与生命。 从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后所产生的这种种见解，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立场的思想派别。那些坚持传统如法国的勒菲弗尔（Marcel Lefever,1905-1991）主教者，一概拒绝梵二大公会议的一切，他们认为教会危机完全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是教会在自我毁灭，与当代社会各种问题毫无关系。另有一部分人士，尤其是在大公会议期间相当积极活跃的神学家们则认为：那些攻击大公会议的人对大公会议本身有误解，须要澄清观念，以正确了解大公会议的本质。这些神学家也承认教会受到西方文明普遍危机的反击。的确，教会是丧失了部分对社会的影响力，而梵二大公会议又开放了教会人士信友的言论，一些原在教会之外产生的运动，也开始在教会里面煞有其事地发展开来。大公会议之前教会战战兢兢维持的事，大公会议之后的教会却无法借着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来维持。大公会议所决定设立的教会新体制新机构成立得太快，而且似乎是以专制独裁的方式设置，这常使培养不够的教友或神职措手不及。总之，由于缺乏某种程度的历史透视，我们无法给梵二大公会议下最后的论断。梵二大公会议之后所发生的信仰危机的确是空前的。 正当有名有目、有头有脸的宗教陷于衰退之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一股回归神圣与宗教气氛的热潮似乎又卷土重来。由于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乃至正式的宗教都没能给人的疑问和忧虑提供满足的答复，于是很多人又回到宗教里探索自己的需要。但回归的方式很模棱两可，因为他们心灵对宗教和神圣事物的感受和需求与基督信仰大异其趣。他们喜欢卜卦，喜欢星占，喜欢密传和神秘的事物。就因为如此，许许多多的教派便应运而生。 不少人以为这种回归宗教的现象无异给教会传播福音敞开一条路。许多团体运动组织都以耶稣为名，却和教会毫无关系。欧洲有一项调查指出：在所有先进的国家中，这种普遍产生的宗教情愫是一种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家研究的新题材。目前仍无法明确知道这种回归宗教的现象，是否就是前面所说的信仰生活衰退的一种补救。 走在梵二大公会议所辟的路上 梵二大公会议给普世教会带来了相当复杂的反应，一个把生活在二十世纪，但有很多思想与作风几乎仍留在中世纪的教会带进现代世界中的大公会议，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而且会招致各种不同的反应：前进派的乐观，保守派的悲观，怀疑派地观望，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微妙情结，这都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无论如何，领导梵二大公会议后的教会乘风破浪，在诸多暗礁中坚忍前行达十三年之久，为梵二大公会议奠下坚实路基的保禄六世教宗，虽然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却一心一意地，不动声色地带头推展大公会议的决议。 1965年10月4日，保禄六世在纽约联合国向全世界毫不隐讳地宣称他是“人类人道的专家”，他说“我们对人有所敬礼”。保禄六世这番语不惊人的话隐含着极深刻的意义，甚至是一股汹涌的暗流，这股暗流慢慢地运作，越来越明显，到二十世纪末发挥最大的效用。 保禄六世是开教会元首周游列国先河的教宗，他以访问各国和国际机构来表达他对世界问题的关怀，他发表言论，维护人权和正义。1967年1月6日，他在圣座设立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并在各国主教团内成立分会。这个分布在全球各国内的教会重要机构的宗旨，就如名称所标示的，乃在推动社会的正义和全球各地的和平。而正义与和平实在是人类千古以来所有问题的两大关键。正因为如此，基督信徒有所觉醒，愿意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期望借着福音的崇高理念，有助于缔造一个更安详、更富有人道的世界。 然而，由于社会各层面的运作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同是参与社会各种工作的基督信徒，他们之间的意见与作法也不尽相同，同是参与社会各种工作的基督信徒，他们之间的意见与作法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免发生紧张的关系现象。对这种现象教会非常关心，因为教会不愿意看到信仰生活与现世事务纠缠不清。有些国家的公教进行会行动更积极，更明显，他们愿意在政治上有明确的选择。这样的主张在基督信徒之间又造成了新的争论。 梵二大公会议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天主教向全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向东方集团的世界调整关系。若望二十三世在大公会议召开之先，已有这种抱负，他在美国和苏联于1962年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之际，在梵蒂冈接见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女婿。这件绝不寻常的事在当时引起了一阵喧扰。其实，这只是罗马圣座东进政策第一次非官方性质的接触而已，却为日后漫长又艰辛的东进路途敲开了第一扇门。 若望二十三世脚下的这块跳板，让他的继承人保禄六世得以继续尝试推进。这项艰巨的使命便交由当时主持圣座外交工作的卡萨罗利（AGOSTINO CASAROLI）总主教来执行。1970年，圣座终于和当时东欧集团最开放的国家，有“东欧之窗”称呼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恢复邦交。匈牙利首席主教敏真谛（Josef Mindszenty,1892-1975）枢机也得以在1971年离开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到维也纳定居，解决了一桩困扰圣座和匈牙利共产政府之间达二十三年的政教悬案。此后，保禄六世多次接见了苏联要人。1970年11月26日，这位教宗乘访问南亚和亚太地区多国之便，在香港逗留了几个小时，当时他在跑马场接见香港教友，并向中国大陆致意，他说：“为中国而论，基督也是情深似海的救赎主”。 罗马圣座对东方集团的开放态度使得东欧国家的天主教处境获得一点改善，罗马教宗终于能在东欧国家任命主教。然而，这样的改善一般而论只限于一点宗教自由而已。 全球天主教中心的罗马除了对全世界政治与社会事务上开放之外，也在基督信徒的大公合一运动上为天主教徒敞开了许多条路。保禄六世教宗先后会晤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领袖，埃及科普特礼的宗主教，英国圣公会领袖等人。天主教法典关于天主教徒和异教徒通婚的规定也缓和宽容了许多。 世界基督教协会是个重要的组织，天主教会虽然不是成员，但是也改变昔日存疑的态度，派遣观察员参与其事。其实，基督教会大公委员会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也正是天主教关切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支持世界许多地区受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例如为南非联邦的黑人争取平等，却因此被某些政府控告它介入政治，也因为如此，有几个成员教会团体退出这个组织。 除了与世界基督教会委员会建立友谊的关系之外，天主教会在不同层次与范围上也和誓反教各教会团体合作，发表共同的文件，例如1973年法国天主教主教团常务委员会便与法国誓反教联合委员会共同发表有关武器交易的反省声明；天主教也和誓反教联合翻译大公性的圣经；法国栋布（Dombes）地区一个团体也连续发表文件，建议誓反教与天主教对某些要点在神学上取得协议，这些要点包括：对圣体圣事有相同的信仰；在教会职务上、在主教职权上、在圣神和教会与圣事上的调和；以及普世教会中的共融等等。 正当天主教和誓反教在多方面合作之际，在思想理论上的大公合一运动却出现停滞的现象，或许因为在信理的关键问题上仍无法达致协议，无法获得共识。比较年青一代的基督信徒希望各教会团体之间从事共同的活动，不必等到彼此在教义信理上获得共识后，才携手合作。 1974年，梵蒂冈召开第三届世界主教会议，主题是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当然，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的方式与途径有很多，因人、因地而异，比方说先进国家的主教们在谈到传播福音这个问题时，首先关心的便是社会俗化、企图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基督信仰成份与色彩，以及无神论这些问题。亚洲和非洲主教所关切的，则是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在顾及自己的文化传统需要之下，来向非基督信徒的同胞宣讲福音。拉丁美洲的主教所想的，则是如何使传播福音的使命工作和使国家从政治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这两件事配合起来。 这次世界主教会议的建议案由保禄六世于1975年12月8日，梵二大公会议闭幕十周年当天，以“劝谕“的形式综合公布出来，这道文献取名《在新世界中传播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保禄六世作这道劝谕中广泛地谈论向当代世界传播福音的各种问题，在某些章节里面，他的文字气势比较微弱无力。无论如何，他在文献中强调了下面几个重要思想：传播福音是不能逃避的义务，即使有些现象令人丧气，也不能却退；在传播福音时，不能忘却对宗教自由的尊重；传播福音时，必须注意到与文化的交融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福音本地化的问题；传播福音与人获得自由解放的关系等等。 保禄六世又强调：“必须使二十世纪的教会更有能力向二十世纪的人宣讲福音。即使需要流泪播种，但传播福音仍然是一件令人兴奋愉快的事”。 一份目前天主教发展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出天主教的地理分布形势正在变化。领洗入教的天主教人数，1971年上升为67000万，占世界人口的18.3%。美洲大陆受过洗礼的教友，为30900万；欧洲为26000万；非洲为5300万；亚洲为4200万；大洋洲为460万。第三世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约占半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当代的天主教应特别关注非殖民主义化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在各种新思想潮流的锋面和神学思考的焦点上，人们也观察到一些变迁。法国的地位，几年前一般在拉丁语系地区还是大起作用的，现在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有德国、荷兰、美国。在这方面，一如在其它方面，天主教的面貌有所改变了。 地方教会与罗马圣座 回顾基督所创立的教会两千年来的历史，令人彻悟到这是一个有机，而且充满生命力的精神体，两千年岁月所走过的道路，坎坷多于平坦，现世短暂的挫折，即使延续数十年或百年，并没把它难倒。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或也曾出现过教会挥刀动武，以确保自己的生存权力，但是它在历史中的延续并不是靠武力得来的，因为它几乎没有一个时代不处在被世界强权欺压的状况中。耶稣曾先知性地警告他的门徒：“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玛26：52）。世间的国度大凡靠武力建立，借武力维持，也因武力而衰亡。耶稣的话一点不假。教会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不断警惕自己不要借强权和武力以自保，几时有这种倾向，必然招致得不偿失的后果。 因此，对教会来说，道路崎岖颠沛是意料中的事，这是现世人生的必然状况。然而，教会并不是宿命论者，它始终怀着希望，一种不来自世人所许诺的希望，一种在现世培养，在末世实现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教会锲而不舍，在绝望中仍然怀着希望，一种超越人类本性的希望，继续前行，不为世俗的意见所左右，一心一意要完成它的创立者耶稣所托付给它的使命。 这个超性的希望便是基督所创立的教会之所以是有机体和充满生命力的动力。 已跨进公元第三千年代的教会，仍有很多看似希望的危机和看似危机的希望。这些即危机又希望大都存在教会内部，要了解它们的内容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福音与教会的普世性与地方教会之间存有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从1974年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可以看出来。 那次会议让大家都看出今天的世界在交通和传递讯息方面速度极为快速，大众传播媒体的种类增加许多，很多与会的主教都认为：世界讯息的交往既然如此快，途径又那么多，理应该有助于在普世教会内形成一种大家共通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各地的观念渐渐趋于一致。岂知事态的发展经常并非如此，因为地方教会的本位主义逐渐抬头，尤其当主导普世教会生活的西方教会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有成为全球教会马首是瞻的时候，地方教会的本位意识便显得更强烈。 回顾两千年来的普世教会，西方的教会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但是在二十世纪末期，西方教会已经一步一步地淡出主导的角色，教会的重心慢慢地从西欧向南、向东和向西转移。南边的非洲人口越来越多，这使它在教会内的份量越来越重要。然而，全球有一半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拉丁美洲，巴西更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国家，这不能不吸引教会当局的格外重视。至于东欧的波兰，这个有3500万人口的国家的教友是全世界信仰最笃实的一群，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出自波兰，这绝非偶然。这种情势使波兰天主教在普世教会中日渐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天主教的重心固然逐渐向南边的非洲，西边的美洲和东边的波兰转移，但是每个大地区的教会仍然有它特别关切、也属于它特有的问题。西欧教会最关心它的地区的俗化问题，这里的教会设法借着重整社会人心的伦理道德观，来重整它的价值体系。拉丁美洲的教会则关切众多居民生活的疾苦和贫穷，经济的被剥削，以及社会酝酿的革命动乱。这个地区发展出来的革命神学与西欧的神学格格不入。在西方，很多人接受生活俗化的现象，对宗教的神圣性不再有多大信心。在波兰，教会为了能在无神共产极权下生存，不能不走教会权威至上和唯信仰是从的道路。如果要波兰天主教会采行法国天主教的生活模式，则不出几年必定被消灭。反过来说，如果法国教会沿用波兰方式，势必再度掀起反教权的运动，就像二十世纪初年所发生的一样。至于不同宗教和宗派之间的关系，在西方还相当平安无事，彼此尊重、宽容，但这种情形若出现在中东或其它某些地区、则兵戎相见是常有的事。 以上所说的，是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以及地方教会之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不容易在普世教会中形成单一的观念和表达的方式。如果还要顾及一个地方教会内部因着神学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则要用同样的尺度、同样的说法来面对全世界的教会，那更是不容易！一位教会领袖若采用一种充满灵修、富有教义内涵、散发热心虔诚气息的言语来说话，看起来必定是放诸四海皆准，怎知这样谈话经常会被认为隔鞋搔 ，不切实际。 既然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有这种种问题，则必须予以解决。解决的途径之一，便是罗马圣座的革新。1968年保禄六世颁布《教会基本规例》（Lex Ecclesiae fundamentalis），规定教会中央领导机构的基本原则。表现这些原则精神最具体的行动便是枢机主教团的全球化，圣座各部会首长与委员的国际化，过去通称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更名为“信理部”，或称为“教义部”。担任重要职务的神长也有年龄的限制，要点着重在服务的效率，而非个人的资历和声望。此外，各国主教团的集体领导，和七次世界主教会议的召开，大大限制了、也平衡了过去罗马圣座中央集权的现象。 然而有些人对这种革新却感到失望，他们以为累积许多世纪的罗马治理方式仍旧会重新掌握寄望于集体领导的新作风，而从各国前来罗马担任要职的主教和枢机主教，会很快地同化于罗马圣座古老的传统治理方式。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牧灵活动 对普世教会，尤其是教会中心罗马圣座的各种革新措施，以及因此所引发的疑虑，保禄六世感到非常忧闷，他在晚年中有时甚至为此悲叹。处在这种境地和气氛中的教会，多少可以预感到保禄六世身后教会需要怎样的人选来继续领导它。在保禄六世1978年8月6日逝世后，1978年8月26日全球枢机主教推选威尼斯主教阿尔比诺•卢恰尼被推举为新的教宗取名若望保禄一世，这是为了表示他和两个前任之间的连续性。他是一位中庸、温和、关心贫苦人士的牧者。他是一位地方教会的主教，不出身于官宦场所，仍是意大利籍，不介入世界东西两大集团冷战对峙关系中。但是有谁预料到这位温文的教会最高牧人竟在就任二十五天后，骤然死于同年10月8日，不声不响地撒手人寰，在位仅34天。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故在震惊全世界之余，更给普世教会加速其国际化的良机。在经过了3天的审议和8轮选举之后，58岁的波兰克拉科夫总主教沃伊蒂瓦当选为教宗。 就这样，1978年10月16日傍晚出现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正面中央阳台上，向罗马城和全世界致意的，仍是一位不出自教会中央行政权力部门，而是来自遥远异地、而且年富力强的地方主教，波兰克拉科夫总主教区的沃提瓦枢机。他就是若望•保禄二世。 这位年仅五十八岁、来自东欧的枢机主教以黑马姿态脱颖而出，意味着普世教会要和意大利政治和西欧的教会保持距离的心愿。这样的心愿在若望保禄二世治理之下，实现得相当令人满意。若望•保禄二世是自1522年以来第一个非意大利籍的教会首脑，一个“来自东方”的教宗。他上任以后，继续增强由保禄六世发起的周游世界各地的旅行，在世界舆论面前显示出一种享有特殊威望的精神领袖的形象。通过这样一些措施，有时候教宗似乎在危机之后的几年里恢复了秩序。但现实无疑是更为错综复杂的，这样一些做法也不能准确地解释教宗的使命。教宗的使命在于把对传统的忠诚和时代的新风尚结合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影响将为天主教在一个寻求神圣事物和变动着的世界里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作见证。 自由和勇气是教宗平生的写照，1979年6月2日，教宗回祖国老家探访，当时的波兰还是由共产党执政，教宗在波兰的行动还受到种种限制，但他在华沙胜利广场的讲道中，却大声疾呼，“没有基督，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人性。”年轻的教宗宣称，从人类历史中摒弃基督就是违反人性，那时他只谈到基督，没有涉及政治，但他的讲话在波兰引起强有力的震荡，改尽管前苏联仍无动于衷，但魔咒已被破解。一年后，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八年后，波共倒台，波兰首度出现民选政府，几个月后。象征东西两大阵营对抗的柏林围墙倒塌，世界出现新的格局。二十年后，又在同一地点，教宗祝贺波兰人重获自由。美国前里根说评论若望保禄时说：“他是个勇敢的人，即使在波兰共产党执政的时代，他敢干为人民、为教会，对抗极权主义，而且是毫无保留地对抗；他更是自由和信念的象征，只要教会受到压迫，他一定会知道，为之挺而奋斗。”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评论教宗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哲学家、思想家，也是贤士，能体察别人的痛苦，要求和谐、容忍，勇士推翻加紧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他呼吁世界各国组织起来，并非只关心防御核子战争的威胁，反而更关心的是贫穷和疾病，关注任何不人道的事情。” 1987年6月，教宗第三次到访波兰，当时波兰的局势相当危急，团结工会被列为不合法组织，工人权益受到压制，但教宗演说时为工人辩护，并多次提及团结工会，并在演说后立即会见望文厦。他以坚决的波兰团结工会在波兰历史中的作用，团结工会推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步向自由，他没有谈及自己，只提到自己的国家，他避免提及望文厦和其他人。在人们问及教会在历史中的作用时说，教宗说，“当人在生命中觉察教会的存在时，它才会活在人心，不论在任何环境或制度下。这样才有依据去思考何谓人类，思考人类的良知、和信德带来什么，我们需要在教会里寻找这些真理，教会的真理，人类的真理。” 1981年5月13日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接见朝圣大众之际，受到从保加利亚伊斯坦布的监狱中神秘地逃出来的职业杀手阿里阿加的暗刺，此向行动受到苏联克格勃组织的指示，原因是教宗对抗1945年雅尔塔协定所构成的世界局面，这个协定把世界划分为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两个阵营，世界从此进入冷战时期。1982年5月13日在遇剌后的一周年，他到法蒂玛朝圣，感谢圣母的保佑，他说是圣母的手改变了子弹的方向；十年后，他又重游法蒂玛，感谢圣母引导东欧人民，尤其是俄国人民争取自由。2000年5月13日，他在法蒂玛宣布方济各、雅先达两位小牧童为真福品。 1984年3月25日是救赎圣年的终结，教宗把全世界、特别是苏联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一如圣母在1917年的要求的。 拉丁美洲长期以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有殖民地，六十代刚刚兴起来独立运动又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操纵，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妥协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家也为马克思主义助阵呐喊，对于拉丁美洲千千万万受苦的人民来说，十字架就代表着信德和苦难。1979年1月，教宗首次访问墨西哥时，有人向他提出土地私有问题，没有土地的人民期望教宗义无反顾的捍卫他们的基本人权，他深知拉丁美洲人民饱受折磨，教宗二十一年来探险访过他们二十次，他肯定教会援助贫民的工作，同时也提醒受压迫的人民不要被利用去参与武装冲突，社会必须有公义才能确保和平。1979年10月，他在访问纽约时论及马克思主义者说，“我想对那些人说，行恶不是通往美善之路，帮助有需要的人穷人和弱者。” 教宗也向西方文明发出挑战，指出发达国家的人被财富蒙蔽，虽然他们享有自由，但违反人权的事仍暗地里发生，对于无数没有发言权的人，造成极大的伤害，首当其冲的是未出生的新一代，他说，“我毫不犹豫地向你们和世界宣告，生命从受孕一刻至出生，者是神圣的。” 教宗也心系非洲，到访过十二次，在咯麦隆的首都雅温得，他签了对整个教会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是教会在非洲的《宗座劝谕》，这个文件鼓励教会在非洲传福音，并同时强烈谴责富有国家犹如整天在温室里花天酒地的富翁，对自己门前的拉匝禄（非洲人民）的困苦不管不问，教宗称之为掠夺非洲的新土匪。1992年，在塞内加耳的葛雷岛上，教宗对着无边无际的海洋默祷，象征着他体恤奴隶的痛苦，这里是中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贩运奴隶的转运站，殖民主义者把大批的印地安人贩运到美洲。在南非，当时由信奉新教高教会派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统治，施行的是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受到歧视，要利受到藐视，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争取人权的斗争，教宗鼓励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团结国民，消除种族仇恨。曼德拉对教宗留下深刻印象，他这样评论教宗说，“他是个非常谦逊的人，正因为这份谦逊，反而令他在世界各国芸芸的领袖中更为突出，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我。” 教宗上主的见证人，2000年四旬期第一主日，他在圣伯多禄大殿严肃地恳求上主赦免基督徒过往的罪过，教会自责的七篇文章由罗马教廷的资深枢机宣读，其中叙述了教会事奉主时所犯的过错，罪行包括对犹太人的暴行，基督徒的分裂，侵犯各群体和少数民族的人权。教宗深信，基督徒在获得宽恕和原谅别人后，就能见证人类的盼望。 1982年，他应国王哈桑二世的邀请，到访摩洛哥，他形容这是历史性事件，他更在卡萨布拉卡球场与青年人会面；他到访罗马的犹太人会堂，与犹太人的精神领袖哈依夫大拉经热情拥抱，曾称呼犹太人为兄长；他召集全球宗教领袖到亚西西；在印度的甘地墓前下跪；在曼谷赤足拜会泰国佛教精神领袖，在这些庄严的场合中，举止和缄默重于言语，彼此赠送礼物祝愿世界和平。但他最看重的是，基督徒能团结一致。 1984年6月12日，他在日内瓦拜访世界教会协会的重要机会上，第一次为历代教宗在执行宗座首席权时对其他基督信仰团所造成的伤害及分裂请求宽恕，他说： “天主公教会确信她所保存的罗马主教的职务，忠于宗徒传统和教父的信仰，合一可见的记号和护卫者，为大多数其它的基督徒却构成一个难题，因为他们的记忆曾烙下了某些痛苦的往事，就我们应为此事负责的一方面，我随同我的前任保禄六世在此请求宽恕。 1999年5月9日，他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为普世基督徒的合一奠下了基础，弥补1054年教会分裂的创伤，他出席罗马尼亚中央广场由东正教宗主教特奥西斯提主持的拜占庭礼弥撒，这位总主教也出席了教宗主持的天主教拉丁礼弥撒。他向大公宗主教迪米特里奥一世说： “我承认我觉察到因着很多不同的理由，并且违反所有有关人员的意愿，那本来该是一种服务的(首席权)，有时却会在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来表现它自己。但…我只想真正地服从基督的旨意，因此我承认，作为罗马的主教，我是蒙召来行使这项职务的…我坚定的祈求圣神光照我们，启发我们教会所有的牧人和神学家们，致使我们能够--当然是一齐--找出一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这项职务得以达成为所有有关系的人所承认的爱的服务。” 1995年5月25日，教宗发表了他的自动诏书《愿他们合而为一》，他为历代教宗在执行宗座首席权时对其他基督信仰团所造成的伤害及分裂请求宽恕后，他又愿意与其他他离的基督信仰教派就罗马教宗首席权的运作方式展开交谈，他说： “在所有的教会和教会团体中，天主公教会意识到她保存了伯铎宗徒的继承人，罗马主教的职务，天主建立为教会‘永远的和可见的元首与合一的基础’；天主圣神也助佑他为使其它所有的人分享此一基本美善。根据教宗圣大额我略优美的说法，我的职务是天主众仆之仆。这个称呼是对抗将权能 (特别是首席权) 从职务上分离的危险之最佳保障。这样的分离相反福音上权力的真正意义：‘我在你们中间，像似一个服务人的’(路22：27)，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这么说，……我确信我在这一方面有特别的责任，首先在承认大部份基督徒团体对大公主义的渴望，其次留心在必要时我要寻找一个行使首席权的方法，只要不放弃使命的本质，仍然向新情势开放。” 在若望保禄二世的推动之下，基督徒合一运动取得很大的进展，2000年1月18日下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邀请君士坦丁堡的世界东正教领袖阿塔那西奥斯 (左)和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坎瑞George Carey（右）开启了罗马圣保罗无墙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 Paolo fuori le Mura) 的圣门。开启圣门仪式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这两位基督宗教的领袖共同下跪祈祷世界和平。世界基督宗教三大宗派领袖共弃前嫌同襄盛事，反映了全世界基督宗教合一的可能性。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圣地行 1999年圣诞夜，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圣诞夜，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主持万众期待的仪式，开启圣伯多禄大殿的驿门，他以一个简单的动作为千千万万的人开启圣门，仿佛全人类都带着冀盼与苦难跨过了这道门。 “愿所有跟随我们的人，迎接彻底改变历史的真理。基督就是真理，他是天主的独生子，在白冷一个马槽出生。”这是教宗在圣诞夜向全世界说的话，若望保禄二世的主教职责集中于确立天主教的身份，促进普世教会的合一，一直是他心目中的首要任务，踏进新千禧年，他对这使命尤其重视。他企盼在有生之年能踏着耶稣基督和圣保禄宗徒的足迹进行他的个人朝圣。 他多年的愿望终于成行，2000年2月24日，他沿着圣经中提出的路线到西奈山。途中，他告诉苛普特礼的宗主教山鲁大三世，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里他再次以行动支持所有基督宗教的合一，旨在对人类社会所遇到的挑战，提供一个共同的回应。在西奈山的第二天，他来到以色列子民领受约书的山上；这里非常荒芜、只有沙漠和山石，在这里教宗赤脚跪下重复着当年天主对梅瑟的话语，“我不自有者。”身为二十三个东正教团体的领袖和修院的管理人的达弥罗宗主教，陪同教宗并向他展示梅瑟的岳父耶特洛的井，和当年梅瑟所见到的焚烧荆刺的根部；接着参观修院内的珍藏品，这里珍藏着许多古代的圣经抄本，其中著名的西奈抄卷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此外还有珍贵的十字架，和礼仪用的长袍，教宗细心地欣赏，内心却忘不了三大宗教、唯一天主。 到访圣地是教宗这次朝圣的高峰，自他接任教宗便期待有这一天，2000年3月20日，他站在梅瑟死去的乃波山上，就象立于天地之间；三千年前天主在这里向天主子民展示许地的所在，他凝视着约旦河谷的河流和山恋，深知这次朝圣非常艰巨，这片应许地充满斗争，三大一神教千百年来为这片圣地纠缠不清，甚至发生冲突。 2000年3月22日，他来到耶稣受洗的约旦河谷，稍稍停下来祈祷。白冷的朝圣直闯天主的奥秘，也触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伤疤，教宗重申巴勒斯坦人有权在此居住，他一到达就到圣诞小堂主持弥撒，在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的晚餐庭，教宗也在此举行了弥撒。 2000年3月24日，教宗来到提庇黎雅湖畔，二千年前伯多禄曾在这里撒网，耶稣第二次显了捕渔的神迹后，耶稣也曾三次把他的羊群托附给伯多禄，这堂里有一座小堂，堂里有块大石，自第一世纪以来，信友纷至沓来朝圣。在真福八端山的山坡上，教宗主持以色列历来最大的弥撒，有十万名青年参加，在山泉区的增饼堂，他在耶稣放饼的石块前跪下祈祷。 在耶稣喜受的葛法翁，教宗在圣伯多禄大屋的遗址前祈祷；在纳匝肋圣母领报节的晚餐上，教宗也在场参加重要的禧年庆典，耶稣道成肉身二千年，全由圣母在家里答复天使的报告。 在耶路撒冷的革责玛尼山园大殿，教宗全神观注几百岁的橄榄树，教宗在这里私下作了祈祷，他的祈祷非常专注，受到很多人的注视，一位犹太学者说，“看到教宗感觉好像在时空中穿梭，凭借信心，人就能达到与造物主直接对话的境界。” 在圣墓大殿，教宗的朝圣达到高峰，在这里教宗亲吻傅油石，据说耶稣死后遗体被涂上香膏并放于石上，教宗在这里作了长时间的祈祷，离开以后，下午四时半教宗又突然折回，在石床的十字架前圣静静地祈祷了二十多分钟的祈祷，在精神上达到这次私下朝圣的高峰。 3月23日，教宗来到犹太大屠杀博物馆，它是为纪念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而建的，这件事令犹太人与基督徒关系恶化，教宗的来访代表悠长的悔罪之旅已经展开，他不仅探访罗马的犹太人会堂，还到圣伯多禄大殿道歉，教宗在博物馆没有讲话，但他出席屠杀纪念仪式就已足够。在死难者名字前，想到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不禁怆然泪下，教宗是波兰人，在自已的祖国也曾经历排犹运动和大屠杀，在悼念悲残历史的同时，在这里能够与家乡瓦多维斯的生还者会面，有教宗和他们一起，他们至少也感受到一份亲切感。 教宗在以色列赢得很多人的认同，首先是总理巴拉克，他说“教宗到访大屠杀博物馆，已令犹太人感到安慰。” 由于耶京是三大一神教的圣地，2000年3月26日，教宗在耶路撒令面对一个严峻的考验，阿克撒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殿，大穆夫提萨比是当地最显赫的穆斯林的精神领袖，教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回教显贵，萨比感谢教宗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但另一宗教领袖向他递交抗议定书，要他谴责某些人摧毁他们的家园，禁固其子女。教宗来到圣殿的遗址哭墙下，恳求犹太人的宽恕，在‘哭墙’前静默后，用犹太语和拉丁语颂念了圣咏第一百二十二首：“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我要向你说：祝你平安！为了上主我们天主的殿宇，我为你恳切祈祷，祝你幸福。”他把于3月12日在圣伯多禄大殿曾宣读过的祷文封好放入西墙的石缝中，然后画十字祝圣了千百万犹太儿女企盼默西亚到来的‘哭墙’，此举受到犹太人的称赞。并结束了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长时间的冲突。 教宗放置的信中写到： “我们先祖的天主，你为了将你的名号带给所有的人筛选了亚巴郎和他的子孙：我们为在历史进程中给你的儿女造成的痛苦感到深深的懊悔，我们请求你的原谅，并将与盟约的子民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教宗停留片刻后用颤抖的双手抚摸了‘哭墙’。一位犹太拉比对教宗的行动发表评论指出：“此行意味着犹太和基督信仰团体之间关系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不知道教宗放在‘哭墙’内的祷文内容，但是为了基督信仰、犹太教、穆斯林团体的和解，我希望这讯息能飞向九霄云外，传播给所有的宗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