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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编 现代教会史 |
第22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
|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39－1958） 大战给基督信徒带来的灾难 1939年9月1日引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卷入战乱的欧洲国家的基督信徒和教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有些国家中，基督信徒甚至遭到严重的打击，致使人人扪心自问：面对战争，基督信徒应该作什么抉择？ 从另一方面看，当然这是事后的观察，战争也是使人类成熟，令人深思熟虑的时期。事实上，不少战争期间孕育出来的希望，都在战后几年间逐一地实现。在天主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促使教会革新神学，发展多种原始经验的时期。这些革新和发展在庇护十二世教宗任内最后几年中也遇到某些困难。 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以闪电术快速地占领了四分之三的欧洲。这种战术当然是以最短的时间进行致命的打击，使对方失去招架还手的能力。因此，破坏和杀伤力可想而知。面对巨大的破坏和残忍的屠杀，基督信徒的良知该作什么反应？该作什么抉择？面对侵略国和它的军民又要采取何种态度？是不是应该服从占领者和受占领者支配的政权？对犹太人的被屠杀可以抱着消极、不反应的立场吗？为了解救自己的国家而以牙还牙，以暴易暴，这从教会的信仰方面来说，合法吗？其它有关的疑问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总之，面对战争，欧洲各国基督信徒采取什么态度呢？不一而足，因国、因地区、因人而异。我们可以逐一地简要谈一下： 例如波兰西部瓦尔塔河流域整个地区被德国并吞后，德国企图使这个地区完全德国化，于是对当地的波兰天主教采取迫害的手段，使教会失去法律地位，因此圣堂和修会会院被查封，禁止教会任何团体活动，神父们都被拘禁起来。因此，许多当地波兰人民都被迫逃往华沙政府管辖的地区，而这个地区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里的犹太居民都被关在华沙的犹太人住区里面。为了这些不幸，波兰天主教徒向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求救，但是这位教宗担忧如果他出面为波兰人说话，波兰人的处境恐怕只会恶化。 在这次战争中，波兰丧失了六百万人，其中最有名之一便是方济各住院会的柯尔贝神父（Massimiliamo Kolbe,1894-1941,汉译“国伯”神父），他是奥斯维茨（Auschwitz）集中营最著名的受害者，国柏为救牢中的一个囚犯，被纳粹注入石炭酸而死。他死前一直在祈祷着。神父去世的那天是8月14日，圣母升天瞻礼的前夕。早先在圣城时期，当一名工作人员去世后，国柏神父为他写了墓志铭，现在刚好可引用在国柏神父身上“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因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无玷圣母。”1971年10月17日，教宗保禄六世将国柏神父封为真福。1982年10月10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他列入圣品 -- 一位殉道圣人！教宗以不可思议而又出人意料的方式宣布：他不但赢得了象徵贞洁的白色皇冠，他也在天主内赢得了代表殉道的红色皇冠；成全了当年那个十岁小男孩的选择。那曾因国柏神父的替身而得保全性命的高尼再先生后来能回家和他的妻子及孩子团聚。国柏神父被封为圣人的那天，高尼再也参加了国柏神父的宣圣大典。 在俄罗斯，纳粹德国的手段又是另一套。德军所到之地，只要当地的东正教会宣布脱离莫斯科，便可以恢复宗教信仰活动，也可以建造教堂。也因此，属于罗马天主教的乌克兰东方礼教会得以重新组织。正当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东正教网开一面的时候，苏联政府则鼓吹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宗教情愫，以增强爱国意识，为能共同对抗德国的侵略。也因此，先后又让俄罗斯东正教选出谢尔盖（Sergei）和阿来克西（Alexei）两位莫斯科的宗主教。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俄罗斯东正教的处境完全改观，苏联政府又恢复迫害教会的行动。 中欧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在1939年春天被希特勒并吞了西半部的波西米亚地区之后，东半部的斯洛伐克在希特勒的策略下，享有独立的政体。这里的政府由天主教一位名叫蒂索（Tiso）的蒙席领导，这位蒙席若要使自己的政府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前，就得跟随希特勒的外交路线和种族政策，参与纳粹党消灭犹太人的行动。于是在讲话中，这位神职都设法使基督信仰的教义和专制独裁的政治并行不悖。 东南欧的克罗地亚在1941年被德国占领后，也扶植了一个类似蒂索在斯洛伐克所领导的假独立的政府。这个政府由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 1889-1959）主持。由于安特．帕韦利奇是克罗地亚反对塞尔维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创始人，而克罗地亚人又大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与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不和。因此，安特．帕韦利奇固然倾向纳粹德国，但在克罗地亚许多天主教徒看来却也是对塞尔维亚人雪耻报复的机会，于是克罗地亚人开始对塞尔维亚人展开暴力复仇的内战行动。当时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总主教斯特皮纳奇（Aloizije Steinac,1898-1960）的处境很困难，他一方面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一方面反对同胞以暴力侵害塞尔维亚人。 北欧挪威誓反教路德派的主教贝格拉夫（Berggrav）原是一位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挪威后，扶植当地一位支持纳粹主义的政界人士维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1945）出来主政。由于德国企图透过吉斯林来控制挪威的路德教会，引起贝格拉夫主教的反对，于是这位主教由和平主义者转变为抵抗纳粹者，他领导教会反对纳粹迫害犹太人，反对政府征用劳工为纳粹效力，也反对政府派遣军官领导和监督青年学生。 西欧的荷兰遭德军侵入后，当地天主教主教们在1941年发布禁令，禁止荷兰天主教友参加荷兰纳粹党的活动。1942年到1943年间，荷兰天主教徒更和基督教徒联合抗议纳粹党人搜捕犹太人的行动。纳粹党为了报复，于是把拘捕的范围扩大到犹太裔的基督信徒，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便是德国现象哲学大师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高足，加尔默洛会的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1891-1942）修女。于是，荷兰天主教主教们又要求荷兰政府官员不要助纣为虐，把犹太人和工人充军到集中营或外地作苦役。 在那个时候，荷兰邻国比利时的冯．罗伊（Vov Roey）枢机主教则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他希望救亡图存，只要可以妥协的，就妥协，以便挽回和拯救那些没有必要牺牲的一切。也因此，这位枢机主教不太公开向入侵的纳粹抗议。他当然反对比利时的纳粹党徒，但也反对剧烈的抵抗，只采取缓慢的措施行动，希图反对纳粹把犹太人带走。 至于比利时邻国的法国又如何呢？1939年9月德国出兵侵略波兰后，英法两国随即向德国宣战，德军绕道荷兰侵占比利时乘虚而入，在1940年6月13日攻下巴黎。许多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吃败仗，理由在于国家世俗化，轻视宗教，而遭到天主的惩罚。当时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名将贝当(1856-1951)元帅以现代“圣女贞德”的姿态出现，在法国中部的维希城（Vichy）建立与德国妥协的“维希政权”。在这个政权下，教会的修会会士修女可以重新穿着会服，耶稣圣体瞻礼当天可以举行圣体游行，到各朝圣地朝圣的人士越来越多，教会学校可以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助。因此，法国天主教会喜欢维希政府，当时的法国主教中又有许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们支持贝当元帅主持的“维希政府”，认为这是天主所要的合法政权。 占领法国北部和巴黎的纳粹德国很快也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施行种族歧视的政策，当时法国教会领导人士对德国这项行动并没有表示任何正式的反应，直到1942年7月纳粹党大肆逮捕犹太人送往德国境内之后，他们的态度才转变。那时，图卢兹（Toulouse）的萨利埃热（Saliege）主教和蒙托邦（Montauban）的泰阿斯（THEAS）主教都对德国的蛮横感到不齿，也发表严正的抗议。其它地方的主教，如里昂的热利耶（Gerlier）枢机主教，也对德国感到愤慨，却因为他们本人也拥护与德国合作的“维希政府”，在道德和政治上言行不一致，以致处境比较尴尬。至于法国青年被送到德国从事义务劳动这件事，主教和教会内部个组织之间的看法都很分歧。 一般而论，法国的主教们不赞成抵抗德国，因为他们反对暴力，反对不服从当时的“维希政府”，也因此，教友们只能按照个人的良心和责任，决定自己的政治行动，并发行反纳粹的地下刊物。 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境内的教会状况：在德国，反对希特勒的声势行动很有限，因为反对希特勒政权无异在促使国家战败。不过，面对希特勒的种族政策，誓反教路德派信徒很快便采取反对的立场，他们中有很多人被送往集中营，并死在狱中，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便是德国著名的神学家迪特里希．朋谔菲尔（Dietrch Bonhoeffer,1906-1945）。 一般而论，德国大部分基督信徒都因为害怕，而对政府采取不表示意见的消极态度。定期在富尔达（Falda）举行会议的德国天主教主教团无意公开谴责政府侵犯人权和违反道德的政策与行动，只用一些不痛不痒的文字，轻描淡写地表示惋惜而已，1943年9月发表的《论天主十诫的集体书信》便是显明的例子。唯一少数例外的便是明斯特（Munster）的主教冯加伦（Von Galen），他在1941年8月发表严正声明，谴责政府对残障者和精神不正常者施以安死术。还有一些神父和教友，他们也仗义执言，批评政府的不是，结果都牺牲了性命。 庇护十二世教宗在战争中的缄默 1919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的协约国在巴黎的凡尔赛宫与战败的德国所签署的和约，可以说为二十年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种下了远因。的确，1939年3月12日庇护十二世教宗上任之后，火药气味已经弥漫整个欧洲。就在那几天，纳粹德国先后并吞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地区，并唆使西半部的斯洛伐克成立一个假独立的附庸国。不到六个月，1939年9月1日，德国东侵波兰，以闪电战术席卷这个国家，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更悲哀的战争庇护十二世教宗可以说是亲眼看到它的酝酿过程，爆发，经过和结局，而且深深地卷入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当时的教宗本笃十五世曾为和平大声疾呼，但他的和平呼吁遭到多方面严厉的批评。说也奇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庇护十二世教宗对战争所表现的极为温和的态度作风却获得几乎一致的推崇，直到1958年10月9日去世为止，仍然如此。岂知这位教宗去世五年后，德国一位名叫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1931-）的剧作家在1936年写了一本名叫《基督的代表》（IL VICARIO）的剧本，很受欢迎，恶意中伤庇护十二世，指控他没有公开谴责纳粹德国消灭犹太人的企图和行动。剧本一出，很快便激起尖锐和剧烈的争辩，大家都在问：庇护十二世教宗是个胆怯，缺乏勇气的教会领袖吗？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先不管事实如何，那些争辩促使有关各方公布许多历史档案文件，让社会大众对历史真相有个比较明确与客观的认识。 话说庇护十二世教宗，他曾经担任过圣座驻德国巴伐利亚大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成立“魏玛”（WEIMAR）政府，他又出使魏玛共和国；后来被庇护十一世任命为国务卿。从他的这段外交政治生涯，我们不难了解庇护十二世教宗对德国的问题是有相当的认识。再说，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魏玛”政府消失的时候，当时还没当选教宗的庇护十二世也以圣座国务卿的身份，和希特勒签署了有关德国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协定。1936年12月1日，纳粹德国颁布法律，规定全国青少年都必须按照纳粹党的精神，接受希特勒的青年教育。这项法律一出，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在国务卿帕切利枢机主教的襄佐之下，用德文撰写了一道名叫《极度关切》的通谕，表明天主教对纳粹主义的立场。这道通谕于1937年3月14日由教宗署名，避过德国警察的监视，于3月21日圣枝主日当天在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堂内宣读，严厉谴责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国家偶像崇拜，并控告纳粹政府侵犯了它和圣座在1933年签署的协定。参与撰写这道通谕的帕切利（Eugenio Pacelli,1876-1958）枢机主教便是两年后当选为教宗的庇护十二世。由此可见，庇护十二世不但深深了解纳粹主义的本质，而且对它毫无好感。不过在与纳粹德国周旋上，这位教宗宁愿采用谨慎、折中的外交手腕，而不愿发表重大的声明。 1939年到1940年间，庇护十二世教宗在劝阻各方宣战之后，进一步邀请意大利墨索里尼远避战争，同时邀请欧洲各强国以谈判来解决彼此间的问题，但是他的劝阻和邀请没有发生效用。大战爆发后，局势急转直下，毫无和解的迹象，于是庇护十二世在许多公开谈话和圣诞节透过梵蒂冈电台广播的文告中，屡次指责战争的不当，并强调谈判和寻求一种以合理的平衡为基础的和平所能带来的益处。不过我们也得承认，这位教宗指责战争所使用的言词都比较平淡，内容泛泛。虽然如此，他倒是委托他的副国务卿，也就是未来的教宗保禄六世，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1897-1978）总主教设立一个消息联络处，透过梵蒂冈电台广播有关战俘和下落不明的人的消息，使得许多因战争而彼此分散的亲友又取得联系，得以团圆。此外还有许多犹太人或被纳粹与法西斯怀疑为犹太人，以及因种种因素而有遭纳粹和法西斯党人搜捕的人士，都在圣座的机关或修会的会院内找到避难所并受到庇护。 1943-1944年间，战争蔓延到意大利境内，庇护十二世努力设法保护罗马城，使它免遭战火的破坏，也使罗马市民不致于无谓地牺牲，于是公开抗议参战各方对罗马的轰炸。这位教宗的抗议没有针对哪个国家，只是泛指任何军事破坏行动，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布尔什维克”难道不和纳粹一样，甚至比纳粹更危险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最惨无人道的现象无非是纳粹党与法西斯党对犹太人的消灭行动。犹太人遭赶尽杀绝的消息很快便不断地涌到梵蒂冈，只不过其中大部分都含糊不清，缺乏正确的资料，有些消息的内容甚至听来很荒唐离谱，令人不敢置信。不过，到了1937年春天，庇护十二世教宗已经确实知道详情。但是面对这些惨绝人寰的事实，他首先感到的便是自己的无能为力。但他在两次公开讲话中，曾暗示和间接谴责消灭种族的行为：一次是在1942年圣诞节所发表的文告中，当时庇护十二世这样说：“人类必须还给数十万人期待和平的愿望，这些人不因自己的罪行，只因为他们的国籍或种族来源，竟被判死刑，或逐渐被消灭。” 四个月后，1943年4月30日，庇护十二世写信给柏林的总主教冯．普赖辛格（Von Preysing）说：“虽然我们有理由表示立场，介入其事，但是我们还是让当地在任的牧人来衡量是否、或者以何种程度采取保留态度，以避免更严重的害处，既然主教们的声明有危险导致报复和压力……。这便是我们不愿多发表声明的理由之一。” 从这封信，我们看出庇护十二世教宗不是不愿意对纳粹德国的种族政策，尤其是对犹太人的政策与手段发表立场，而是担心他一说话，不但不带来好处，反而使横行霸道的人更为凶残，则完全失掉保护弱者的原意。 一个月之后，1943年6月2日，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向枢机主教团发表讲话，是为第二次间接提到犹太人遭屠杀的悲剧，他说： “我们以激动的关怀之心回答我们焦虑呼求的人的祈求，他们因为国籍或种族而遭到极大不幸的折磨，甚至无辜陷入种族遭灭绝的境地……。你们不要等待我们此时此地把我们为减轻他们的痛苦，为缓和他们的处境，为维护他们不能被剥夺的宗教权利，为接济他们的贫困和需要所作的一切努力说出来。我们为此事而向有关当局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任何公开的暗示，都必须经过慎重的衡量与审度，为顾及那些受苦者的益处，也不使他们处境变得更险恶，更难以忍受。” 从上面这些公开性质的谈话，我们看到庇护十二世教宗为了避免激怒纳粹德国，既不提德国人，也不提犹太人，只是泛泛提到国籍、种族、灭绝这些相关的，间接的，暗示性质的名词而已。这位教宗所担心的是他的介入可能带来反作用，使他要保护的人反而蒙受其害。此外，他也让有关地方的主教们自己负起责任，决定采取的行动。这种作风所得到的结果有些含糊不清，在某些地方，抗议的行动招致更凶残的报复。至于外交途径的干预，在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匈牙利等国倒是产生某些作用，曾有一段期间，犹太人不再被带走。对意大利庇护十二世始终保持缄默，就连1943年10月16日犹太人开始被搜捕的时候，他也不作声，不过他暗中所推动的某些干预行为倒是使犹太人的处境不致于恶化。 总之，庇护十二世教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和法西斯党横行霸道的时候尽量少说话的理由，是出于他的外交政策。事过境迁，后来的人中有不少人以为这位教宗的态度倒应该勇敢强硬一些。 1964年德国慕尼黑的总主教德普夫纳（Doepfner）枢机说：“人在事后判断历史时，当然有理由说：庇护十二世教宗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表示抗议。但是后人绝没有权利怀疑这位教宗的行为动机绝对真诚，他内心深处的理由也是完全真实的。” 战争使教会反省并趋于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后，欧洲教会和教友的信仰生活受到极重大的影响，神父和教友的行动不再方便自如，许多神父都被捉到监狱里，教会不少高足被迫停顿，教友无法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度教会的生活。这段战乱时期不仅是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更是教会深入反省和探索信仰生活新方向的时日。过去在和平时代很少进圣堂，很少同教会来往的人，如今都遭到同样命运，他们或在监狱，或在被充军、被送往集中营里，或揭竿而起，进行对抗的武装行动中，都和神父们有了直接的来往接触，对教会和神职人员于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对他们无异是个新发现，其中不少人甚至对信仰完全改观。 当时原来属于“基督信徒劳工青年”（GIOVENTU OPERAIA CRESTIANA）团体的老成员开始创立“民间家庭运动”（IL MOVIMENTO POPOLARE DELLE FAMIGLIE），这个运动始终认为自己属于法国公教进行会（ACTION CATHOLOQUE），不过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由少数精英组成的小团体，而是一由社会大众组成的群众运动。“民间家庭运动”的成员以为：一个基督信徒要诵念信经之前，应该先善度基督信仰的生活才有意义。也因此，这个运开始投身于社会服务工作，运动的教友成员在战争时期必须自己筹划一切，负起种种责任，不一定事事要依赖本地的主教。 1941年法国枢机主教和主教们召开大会，在巴黎总主教叙阿尔（Suhard）枢机的要求之下，决定成立“法国传教修院”（Seminario della Mission de france），目的在为法国宗教信仰冷淡的地区培育和提供神职人员。这些新的神职人员都度传教团体的生活，设法使自己用一种新的方式，并用新的言语表达途径，溶入地方社会中。 一九四三年，戈丹（Godin）和达尼埃尔（Daniel）两位法国神父联合出一本名叫《法国，传教区国家吗？》（La france, Pays de Mission?）的书。书一出，全国哗然，引起一阵争论。根据这两位神父作者的观察，法国境内不只是乡村地区，就连城市也慢慢地变成异教徒从地方。他们在书中这样说： “不只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或堕落的青年，或打拳击的人无法溶入本堂区团体中，就连整个巴黎市民，甚至受过教育的，也丝毫没有基督信仰的精神。他们都是一些时装工人，是雷诺汽车厂的班头，都是我们从军时期的伙伴，他们都因为加入了他们认为无法分离的政党，而无法加入基督的教会……就像每一桩传教工作一样，要归化无产阶级者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有时候会长久看不到成果。此外，这项工作也要求从事的人完全投入……因此，传教士们要变成像平民百姓一样……他们有可能受到损害。所以，这样的工作需要有果断的神父来担当，他们必须专心致力于基督所特别喜爱的这种工作，但不能过于期待恢复自己的疲劳，那些出发去从事这种传教工作的人，也不要想有一天会回来。……我们公教进行会的工作者已经准备好在无产阶级中打通一道出口，你们身为主教的是否准备好接纳我们要带引给你们的新奉教者呢？我们所作的这整个研究的答复是：法国的教会没有为后天作好准备工作，它既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或许也缺乏必要的精神。” 这两位神父在书中所说的话很发人深省，而事实上在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法国传统的本堂区和公教进行会的组织都嫌不足，实在极需要在俗教友和神职人员专心致力，潜心于传教的工作，把一个几乎不认识基督的社会彻底改造一番。 当时法国天主教会这些有志之士的先见之明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共识，成了“巴黎传教会”（Mission de Paris）诞生的催生剂。巴黎传教会的宗旨在使教会在老百姓生活的地方诞生，使教会成了居民住区，人们工作劳动或散心娱乐场所中很自然的一种团体，而不再把社会大众从老远的地方引到圣堂来。于是，1949年年底，第一批“工人司铎”开始行动，他们要解决神父在劳工界中生活，执行司铎职务使命的种种阻碍和困难。当时一位名叫勒夫（Leow）的神父在南部的马赛港当码头装卸工人。不过工人司铎的这种革命性的选择却导致他们和本堂区神父们的紧张关系。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给欧洲天主教的信仰生活造成极大的震撼和困难，但是也给教会激发出许多空前的创举。一位名叫勒布雷（Lebert）的法国神父在1941年创立了“经济与人文主义”学说，（Economie et Humanisme）为推动社会用科学知识拟定一种以人为主体，为人服务的经济思想观念。另一位法国神父蒙蒂克拉尔（Montuclard）也在1942年设立一个研究机构和一份名为《教会青年》（Jeunesse de l'Eglise）杂志，为使教会在一个逐渐疏远它的世界中不再感到孤立。里昂的耶稣会士也在同一年创办了《基督信仰之源》（Sources Chretiennes）学社，出版教父们的著作，让凡是有意追溯自己的信仰根源的基督信徒，都能容易地阅读。1943年巴黎的道明会会士则设立一个礼仪牧灵中心，出版有关的杂志、书籍、并举办与礼仪有关系的各型会议，使教会礼仪恢复了它在教会精神生活中应有的地位。 大战结束与冷战期间的欧洲教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整整打了六年，人命财物损失之大史无前例，难以计数。欧洲中部和东部各国所遭的殃尤其沉重，波兰所受的灾难可能最严重，物质建设方面先不说，单单人民这方面便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其中有国家无数的精英，如军官，大学生，教授，神职人员等等的，都遭俄国人和德国人有计划地屠杀。 1945年2月上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政府领导人斯大林，以及英国首相邱吉尔三人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黑海滨的雅尔塔城举行会谈，讨论未来大战结束后世界的新秩序问题，同时签下有名的密约，作为战胜国战后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的蓝图。 根据密约，苏联便向西方推进，并吞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小国家，以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划定的波兰国境东部的一部分领土，还有罗马尼亚濒黑海的比萨拉比亚（Bressarabia）这片土地。至于波兰，它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国境东边领土被苏联并吞了，却从西边收回被德国占领的一片国土。战败的德国则被瓜分为两半，东德由苏联操纵，西德则结合于西方世界。 战后欧洲各国领土的这种新划分和新改变导致了欧洲人民，特别是德国和波兰两国人民的大迁徙。这种迁徙对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有许多基督信徒直接和间接受到苏联的压迫。在被同盟国控制的德国境内，各宗派的基督信徒因着新政治局势的改变所导致的迁徙，常常变成异乡异派的教徒，天主教和誓反教经常移居到非属于自己传统信仰的地区。 西欧国家由于在战争期间所受到侵略的专横对待，所以居民在反抗侵略者的行动中都产生建立一个更合乎正义的社会的渴望。但如今战后的德国一片秃垣败瓦，纳粹千年王国的恶梦已经告终，这场战争极尽有组织的人性摧残之能事，令生还者感到遗憾、沮丧和困惑。正如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说“总而言之，当人发现了这弥天大罪，和它曾令如此之多的人受到莫大的痛苦时，大家都感到很沮丧，人们的信仰也受到动摇，引出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例如在奥斯维幸集中营的时期，我们怎能同声赞颂和感谢上主。”但毕竟教堂或其遗址仍是挤满了人，基督信仰仍是最后安定的基础，德国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使他能与其它国家重建关系。尼默勒牧师代表德国基督新教向世界承认战时的错误： “我们自讼自承，因为我们不够有勇气认罪，祈祷不够忠贞，相信不够喜乐，爱人不够热切，问题在于谁要承担责任和认错，谁要来收拾残局，好让这罪不再在我们身上，这罪过像个无声的诅咒，令我们的生命凋谢枯萎。” 在此百废待举之际，许多基督信徒投身政治，希望缔造他们久所盼望的公平社会。受过第三帝国迫害的基督徒，令各国对德国的更新重振信心，一个好的例子是，德国基督徒与世界教会大会建立起联系。1948年，来自44个国家的新教代表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基督徒协进会。”世界大战的灾难令大家明白到，为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整个世界置于眼前，大会企图对大战后的萧条笼罩下做一整体的评估。不过，梵蒂冈却拒绝参加这一大会，天主教仍固守千年来的旧思想，认为自己中唯一的真教会，直到十多年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才于1960年打破天主教的僵化局面，设法与全球各基督信仰宗派的教会对话。通往合一的大门已经打开，趋向一个基督徒教会共融的团体正在形成，这是基督信仰在二十世纪最大的机遇，德国主教团长勒曼枢机说，“据我看来，这是圣神所感召，因此，我认为合一运动比一切世俗能解释的敌对态度更为有力。这是个伟大的希望，当我们谈到基督信仰在二十一世纪的机遇时，必须紧记我们若要抓住机遇就要超越宗派的界限联手合作。” 就这样，在许多西欧国家中，基督信徒渐渐地联合起来，在政治上形成第三势力，与共产党和社会党鼎足而立。这是西欧国家基督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在意大利有“基督民主联盟”，在法国则有使用没有宗教意味，但内容相似基督民主党的“人民共和运动”。法国天主教徒从此走出二十世纪初年被世俗主义潮流所包围的困局。在1944年到1945年间所成立的临时政府中，有六位曾是法国青年公教进行会的会员进入了内阁。曾有一段时期，“人民共和运动”居然成为法国第一个政党。基督民主政治力量的脱颖而出，也意味着法国右派保守势力的没落，因为这个势力在战争期间曾经和入侵法国的德国妥协合作。 一般而论，基督民主党在西欧各国的参政有助于昔日对政治抱着保留态度的天主教徒接受民主政治和议会体制。此外，各国基督民主党也在各自的国会中通过了不少解决社会问题和有关欧洲问题的法律。不过，由于基督民主党在西欧国家所发生的影响力，于是有人谑称欧洲已成为梵蒂冈的欧洲，因为是受到教宗和主教的遥控。这种说法当然是违背事实的，因为这些基督民主党都是在二次大战中与德国对抗时成立的，而当时这些对抗德国的民间教友力量都不在主教们的庇护之下从事反抗德国的行动。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战后那个时代，共产党正在各国进行种种活动，设法掌握政权，所以逼得教宗和主教们慢慢地规劝选民投基督民主党的票，以免无神和仇教的共产党执政。 战后初年，正当基督民主党在西欧国家如旭日东升之际，东欧和中欧部分国家的基督信徒则逐渐沦陷入当时被认为万劫不复的境地。 话说1945年9月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后不久，战胜的同盟国之间开始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陷入争执之中：当时的苏联立刻表明它在自己势力 围内的霸权心态。事实上，在战后短短数年中，东欧和中欧各国共产党以少数党的力量，竟在苏联的支持和策动之下，纷纷掌握了政权。非但如此，西欧国家中势力强大的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也借着鼓动社会全面大罢工的手段，多次展示威力，企图控制政治。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陆，越南和古巴共产党也在五十年代取得政权。一时，从东欧到古巴这一个支配着十三亿人口的共产党大阵营，正以其扩张的心态威胁着整个世界。在当时所谓的“铁幕”之内，迫害基督信徒的行动如狂风暴雨地打击着各地的教会团体，而铁幕内各国各地迫害教会，乃至迫害各宗教的方式手段和严酷程度也不同。 在苏联境内，反抗政府迫害教会最剧烈的地区莫过于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在立陶宛，神父们支持反对本国“苏联化”的行动，这项奋斗持续到1952年，结果大部分神职人员都被铲除；乌克兰忠于罗马的天主教徒由斯利日皮日（Sliipij枢机主教领导，斯大林把这位枢机主教迫害一顿，充军到西伯利亚，而乌克兰的天主教徒也普遍遭受迫害。苏联境内东正教的领导人士们虽然至少在表面上顺从政府，但教徒们也无法免于压迫。 总之，在苏联控制下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中，都由政府发动大规模审判本国内天主教领导人士的运动，那些政府控告教会人士非法从事货币交易，与敌人妥协等等，匈牙利的闵真谛（Mindszenty）枢机主教，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兰（Beran）主教，南斯拉夫的斯特皮纳奇（Stepinac）枢机主教，波兰的维辛斯基枢机主教等人，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初期间，欧洲天主教遭共产政权迫害的象征。 1956年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大会，清算斗争已死了三年的斯大林后，中东欧某些国家境内天主教的处境有些改善，例如波兰政府释放了维辛斯基枢机主教，但是在另一些国家内则变本加厉，例如匈牙利的闵真谛枢机主教被迫在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内居留了十五年，无法走出大门一步，因为匈牙利政府通缉他。 正当苏联在它控制的中东欧国家中扶植少数的共产党掌握政权，形成东方集团后，西欧国家也以美国为主，结盟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 A. T. O.），形成西方集团，与日后中东欧共产国家建立的华沙公约组织集团对垒。从此展开了持续四十年的冷战局面。在西方国家中，共产党员都被视为苏联集团的共谋，人人对他们怀有戒心。 1949年罗马圣座教义部颁布一道法令，禁止天主教徒与共产党徒合作，但是有些幻想在现世能建立绝对正义的人，都被共产主义所吸引，他们天真地陶醉在共产主义的美梦中。有些真正关心社会问题的基督信徒，他们看到共产主义者热衷于社会群众运动，常把社会问题挂在嘴边，于是不免为之所动，也同情他们，结果良心发生冲突。这也算是时代的病态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所面临的另一大挑战是世界经济的复苏与经济对人的控制。1950年代，这确实在购物商场内，经济奇迹决定了生活的新节奏，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与信德反省和宗教传统互相对立起来。对当时教会而言，这确是个新挑战，而且令东西方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在西方，有消费天堂的美梦，在东方，教会被共产主义理想所压制。德国吉森大学格罗宁迈尔教授说： “在我们的时代最历久不衰的信仰，似乎就是拜金主义了，现在的含义首要是经济增长率，增加生产，令需求激增的消费主义。这个发展决定了西方的整个步伐，股票交易的事实根本就是个新信仰，充满预言和许诺，既是天堂，也是地狱；银行和耸入云霄的保险公司大厦，成了这宗教的大教堂，商人取代了教士的地位，他们许诺拯救世人脱离贫穷落后，创造出人人平等的社会，换言之，就是要在此时此地建立一个天堂。在最近十年间，人们被这思想所控制，而这正是我认为最为怪异的事，人类有史以来，从未被如此单一的思想所控制。” 金钱是否只是纸张，这是人们所信仰的纸张，这纸张把世界一分为二，就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和那些以金钱换来为所欲为的人。在全球的商贸大都会门外，只见赤贫和困苦驻足，那些设法挤身商贸发展的国家，则成了缓冲地带，他们时得时失。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绝望的失败者，而且在这大军的人数还越来越多，赤贫的国家数目字倍增至四十八个，全球一体化和自由贸易能使这些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全球联营经济和巨大资金流动，这些是否进步所必经之路，谁来负责任，是股票还是政客？80%的世界财富竟操于20%的人手中。 勒曼枢机说“我们最的挑战莫过于减贫，但事要配合有力的教育行动，这当然不是要按我们的标准而行，我们必须找出他们自身的需要，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要及时认出可能酿成冲突的纠纷，并成立化解这些冲突的国际性机构，这可说是我的梦想。” 西方殖民地的独立与新兴的教会 二战以后，欧洲列强在十六世纪，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在各大洲所建立的殖民帝国纷纷解体，各殖民地的人民相继独立，建立国家。这些刚脱离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好歹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在殖民统治时期多少都受到殖民政策和基督宗教思想的冲击。而这些新兴国家中已经存在的基督宗教，特别是天主教，仍被视为欧洲殖民国家进口而来的宗教，醉心于传统文化的人无不以宣扬自己的传统来消除西方国家所遗留下来的一切，这使天主教会的处境相当尴尬，甚至非常困难。各民族享有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这不正是过去欧洲殖民者一向宣扬的思想吗？ 因战争所造成的民族隔阂所又不断地引发更多的民族冲突。各民族和平相处，是基督信仰传统理想，但却屡遭挫败，例如在南非所见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象征着人类的失败，白人无法视黑人是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南非圣公会主教图图勉励人们学习视各人同为上帝的受造物。他说，“我们强烈地体会到，就如我常对人说的，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在这里，最后的决定属于真理、美善、爱心和欢笑。而我们也亲眼看到，谎言如何被揭露，不公义如何被推翻，我们深信良善最后必获得胜利。” 在美国，数年前也曾有人作过同样的梦想，美国浸信会的牧师马丁路德•金，1963年，他对聚集在华盛顿的庞大听众说： “我有一个梦，他梦想一个和睦相处的社会，一个许诺之地。在那里，正义与仁爱奉行在人间，这正是耶稣昔日所活出来的基督徒理想，他是为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也为此被钉在十字架上。” 1968年4月4日，这位基督徒民主斗士成了种族冲突的牺牲品，但他的信息并没有消失，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修和大游行。他的精神鼓励着无数的人为人权做斗争。 那些新兴国家中高唱民族主义的人，有些为了彻底消灭西方留下来的有形与无形痕迹，于是找到与西方处于冷战对立中的苏联的大力支持，他们在国内设法逐渐取得政权，然后走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如果一时掌握不到政权，便从事游击活动。于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从一国之内的社会阶级斗争演变为殖民地人民对西方国家的斗争。从这种心态与情结，可以了解为什么二次世界大战后寻求独立的国家和人民中有不少是反对基督宗教，尤其是反对天主教的。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便要求它统治地区中的基督信徒推行它所谓的摆脱外国控制的“三自运动”，即与圣座脱离关系的“自主”，不受外国支助的“自养”，与不接受外国传教士的“自传”三个运动。接着，在中国大陆的外籍传教士很快地被驱逐出境，而本国籍忠于罗马的教会负责人士则被囚进监狱，或遭处死，中国政府又命令中国天主教成立“爱国会”，不与罗马保持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这种反宗教的气焰随着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而达到顶峰。 正当世界各地的西方殖民地渐渐宣布独立后，它们之间也慢慢形成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股第三势力，是所谓的“第三世界”。这个世界里的新兴国家众多，在国际上成为不能忽视的力量。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知道拥有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开始把自己的贫穷和不幸归罪于西方国家，而西方又都是信仰基督的国家，所以基督信徒也成了归咎的对象。 面对这种有口难辩的误会，各地教会领导人士都觉得有必要，也渴望向人分辨传播福音和殖民行动之间的不同。1945年12月，庇护十二世教宗在梵蒂冈电台所发表的圣诞节无线电文告中重申：教会是超越国家的，教会也不是与欧洲连结在一起的帝国。教宗在文告中也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担忧，因为共产主义指控天主教是殖民主义的教会。至于殖民地国家的主教们则肯定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是合法的，例如1955年喀麦隆的主教们，以及1956年比属的刚果和卢旺达与布隆迪的主教们都表明如此的立场。这些主教都是在非洲工作的欧洲传教士，他们的立场被殖民者指为机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顾教会的益处，并为反对本国的利益而效劳。 殖民地纷纷独立后，当地的教会也一步一步地走向圣统制，成立教区，由本地司铎出任教区主教，接替年纪渐大的欧洲籍传教士主教的牧职。因此，随着殖民主义的消失，新兴年青的地方教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它们的确都是自治的教会，外籍传教士都担任协助传教的工作。 1957年4月21日，庇护十二世教宗颁布《信德的恩典》（Fides Donum）通谕，强调传播福音并不是少数人的权职，每一位主教都负有传教的重任。教宗在通谕中向每位主教说： “各位敬爱的主教们，你们既然与基督和他的代表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本着活泼的爱德精神，肩负关怀所有教会的职责（格后，十一：28）。基督的爱催促着你们（格后，五：14），所以你们要和我们一同深深感到宣扬福音和在全世界建立教会的迫切义务。……另一种彼此帮助的方式，当然是更艰巨的，已有许多主教在作，他们准许一些神父，也许也要付出一些牺牲，前往非洲，在一段时期内接受当地主教们的安排。这样作，他们为那里的教会提供了无法取代的服务。” 从《信德的恩典》这道通谕，我们看出庇护十二世教宗希望各地的专家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派遣自己本教区的神职人员到需要帮助的年青教会地区，提供暂时性的服务，以表现出每一位主教都与罗马教宗一同分担向全世界传播福音，建立天主的神国的重任。那些被派往外地协助年青教会传教的教区神职人员，通常被称为“信德的恩典”的神父。这些神父既然都是凭着信德被派往传教区年青的教会服务，所以克苦牺牲是在所难免的。这种视辛苦为甘饴的精神正是普世教会形成基督唯一的奥体，大家互为肢体，彼此共融的体现。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十年间，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之际，部分天主教人士似乎不习惯于世界这种新的局面。渐渐地，教会中不少负责人士以及一些教友团体组织对世界的新秩序表明了立场，这才逐渐促成了教会中保守人士以基督信仰的精神和国家民族的意识，来接纳古老殖民地独立建国的事实。 牧灵工作与神学研究的活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公教进行会又开始活跃起来，现在社会中担当使徒传教的工作，这个组织在不少传教区国家的教会中也建立起来。 天主教公教进行会（Actio Catholica）是个联合地方教会内所有在俗教友使徒工作团体的组织，但在各国各地的性质或工作范围恐怕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意大利，这里的公教进行会是个结构很紧密，几乎是中央集权，并由意大利主教团指挥的机构。在其它某些地方，公教进行会则和圣母军结合在一起。圣母军在1921年源于爱尔兰，1945年起在世界各地开始发展，它的宗旨在从事直接的使徒传教工作，是纯宗教性的活动，毫不在乎社会与经济背景与环境。 在法国和不少国家中，公教进行会是个训练有素的教会组织，它很强调向生活周遭的环境传播福音，并努力设法改善社会的生活条件。这些训练有素、学有专长的公教组织在1950年以后的十年间，在法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50年，法国主教们成立“劳工公教进行会”（Action Catholique Ouvriere），目的在划清公教进行会与当时社会上各种带有政治和社会运动色彩的民众组织的界线。法国主教们的意思是：公教进行会参与教会使徒传教的使命，所以就是参与主教们的使命，这个组织肩负着教会当局托付的使命，它与政党和工会的属性有别。当然，公教进行会的有些成员也负有现世事务的职务，不过，类似的职务都是交付给个别的人，而不是公教进行会本身的真正使命，因为法国主教们寄托在这个组织身上的首要工作是传播福音。 前三次我们曾经提到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天主教当局为了向本国重新展开传播福音的地方工作，先后成立了“法国传教修院”和“巴黎传教会”，又有戈丹（Godan）和达尼埃尔（Daniel）两位神父联合出版一本名叫《法国，传教区国家吗？》的书，而当时巴黎总主教叙阿尔（Suhard）枢机也在1947年发表了一篇论《教会的进步或衰退》（Essor ou declin de Eglise）的牧函。以上这些创举和著作文字都在强调一件事：需要向法国社会失落基督信仰的环境，特别是劳工界，重新展开牧灵的工作。 然而，由于一般神职人员很难与劳工界人士接触，更无法进入劳动的场所，因此“工人神父”都来自法国传教会修院和巴黎传教会，或某些修会。他们的人数虽然有限，但到1954年已有一百位左右，当时法国著名的天主教作家吉尔伯特．塞斯布龙（GilbertT Desblon, 1913-1979）在1952年写了《圣人下地狱》（I Santi Vanno all' inferno）这本小说，以工人神父的生活经验为主题，让社会大众认识他们，结果激起很大的共鸣。这种经验改变了司铎生活的方式，使司铎们不再以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在十六世纪中叶召开特里腾大公会议时，便已经完全固定下来了。这些工人神父不穿长袍不住在本堂区和修会会院，而是租公寓，经常和非基督信徒或共产党徒一起劳动工作。 话又说回来，工人神父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人人都喝采的，所以引起不少争论。这些争论不但来自思想保守、传统的基督信徒，甚至也来自“劳工公教进行会”的成员，这些成员不了解工人神父这种非常直接的使徒工作方式，他们甚至认为司铎们越俎代庖，取代了在俗教友的使徒工作。 1946年法国天主教“爱德之子”修会会士米绍诺（Michonneau）神父在巴黎郊区的牧灵工作显示：一个本堂区是可以变成为一个传教的团体的。1947年，另一位名叫勒米利厄（Remillierx）的神父则以教会的礼仪为出发点，把他的本堂区改变成一个有活力的团体。部分人士以为勒米利厄神父的作法稀奇古怪，因为他为教友所作的婚配圣事和圣洗圣事的事前准备都不寻常。还有，他举行弥撒时是面向教友，而不是背向信众，面朝设在圣堂内部尽头靠墙的祭台。不过，勒米利厄神父的作风却逐渐为所有的本堂区所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要理教学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这个运动早在1930年代便由马里耶．法尔格（Maria Fargues）和弗朗索瓦．德尔凯纳（Francoise Derkenne）两人发起。这时候则由法国全国宗教教学中心主任约瑟夫．科隆（Joseph Colomb,1902-1979）神父负责领导推动。他当时强调要理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不足，主张宗教教育应该多重视圣经和礼仪材料，并使信仰和儿童的生活经验连结起来。这就是说：要理教学必须是渐进的，应该和每个人的成长阶段的经验相配合，而且所用的言语也要符合听者的接受能力。因为约瑟夫．科隆神父的推动，法国成立了不少要理教学研究机构，培育了许多专业的要理教师和义务传道员。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方殷之际，庇护十二世教宗颁布了《圣神默感》（DIVINO AFFLANTE SPIRITU）通谕，鼓励天主教友多研读圣经，于是翻译圣经之风大盛，其中以《耶路撒冷圣经》的问世最为轰动。这都证明天主教徒确实重新发现圣经的重要性。当时教友们，尤其是研读圣经的人，都把圣经当作天主的话来研究，来看待，而不只是神学言论引经据典的根据而已。 随着圣经研读风气的盛行，天主教圣经注释专家的著作也纷纷出笼，成为一套一套的丛书。不少有关圣经历史的著作显示神学并不是超越时空的学问，许多关于礼仪和教父的经典之作都被翻译出版，并附带评论。在这种评论和研究潮流冲击之下，教会的礼仪逐渐更新，注重基督学和教会学的成份和意义。 谈到基督学，不能不提一下法国耶稣会士德日进（1881-1955）神父。这位曾在中国北方参与考古工作，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北京猿人”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他的神学思想在本世纪上半叶算是很先进，因此，他的有关教会信仰的作品生前都无法正式发表，仅能暗暗地流传，只有在他去世后才问世，一时举世轰动，洛阳纸贵，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人的现象》和《神的氛围》两本体积不大，但见解极具革命性的书。许多学者专家认为德日进神父的神学思想是“泛基督主义”，是“宇宙神秘论”，是“基督宇宙中心论” 。根据他的见解，物质含有精神能力，在这种能力背后可以发现基督。德日进神父主张：整个宇宙都朝着“原始点”运转，一切的存在都向原始点集合，回到基督那里。这个主张获得不少学者的支持。 至于教会学，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经有所发展，本世纪五十年代继续演进下去。当代几位著名教会学家如德蒙舍依（De Montcheul），孔加尔（Yves Congar, 1904-1995），德吕巴克（De Lubac）等人，都努力把教会神学值根在历史中，并且不把教会当作一个好象基督已经设计齐全，巨细无遗，万无一失的完美团体来介绍给世人，而是把教会当作恩宠的奥迹，当作人和基督相会的场所来看待。 这种回到教会根源，并重视教会在历史中的意义的新观念，大大有助于信仰基督各教会团体和各宗派之间的接近。 大公合一运动与神学的进展和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使无数的人在痛苦中相遇，这些人的生活、语言、文化和宗教背景或许不同，甚至彼此对立，但是基督信仰的恻隐之心使大家产生同舟共济的精神，互相支持、照顾和解难。战争带来了难以计数的难民，更有千百万的人遭受迫害，犹太人便是其中最不幸的一群。这些巨大的痛苦和灾难激起天主教和誓反教徒和衷共济，协助难民和遭迫害的人。这种在基督的爱德中共同出力，援助受苦的人的经验，是个日后彼此努力，走向合一的良好基础。 1948年，誓反教部分教会团体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慢慢地，几乎所有的誓反教各宗派和东正教都加入这个组织。根据“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基本原则，任何宗派的教会团体，只要宣认信仰“耶稣基督是天主和人类的救主”就可以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并不是超越和高于任何教会的教会，而是一个提供给每个教会团体互相聚首，彼此聆听、交换意见的场所，也可以说是个处在期待中的团体。这个团体定期在世界某个地方举行大会，讨论特定的题目。 天主教当局当初对基督信徒的合一运动一直持着保留和缄默的态度，而且有两种意见互相对立：有一派人士主张交换要统一，也就是说分裂出去的誓反教或东正教弟兄应该回到真正教会“罗马天主公教会”的怀抱。另一派人士则主张天主教会可以和分裂出去的誓反教和东正教各宗派平起平坐，彼此对话交谈，走向合一。 当“普世基督教协会”诞生之际，罗马天主教当局不但拒绝加入，而且还禁止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在一起举行宗教性质的聚会，天主教徒也不可以参与别的教派的圣餐祭礼。 两年后，1950年，罗马的态度有了重大的改变，当时的“信理部”，也就是今天的“教义部”，发出一道训令，承认大公合一运动是一件“美好的事业”，是天主圣神的果实。信理部同时授权各地主教准许天主教徒和誓反教及东正教徒举行宗教聚会，也可以和他们一齐诵念天主经。法国里昂著名的库蒂里耶（Paul Couturier,1881-1953）神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早已经为文大力推动基督信徒的合一运动，他强调：各不同教会团体的信徒都应该承认自己的教会团体在历史上所铸下的，违反教会合一的错误；要是每个教会团体都忠于自己的传统，都真心祈祷，天主必不会拒绝基督所祈求的，而且，基督本身也为他们而祈求的合一。 库蒂里耶神父的见解和主张获得东正教、誓反教、圣公会、以及天主教的接纳。1937年起，这位神父在法国栋布（Dombes）的熙笃隐修院成立一个小组，每年邀请誓反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父聚会，度几天类似大公合一性质的退省，增进彼此的认识和了解。随后，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每年一月下旬的八日合一祈祷终于成为大公性的合一祈祷。 当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有令人满意的进展之际，教会内部又发生某些问题，致使局势呈现紧张的危机状态。这都是一连串彼此不了解和恐惧所造成的结果，也是事态演变到极限，不能不产生困境的自然现象。 1950年8月，庇护十二世教宗颁布《人类》（Humani generis）通谕，就某些足以动摇教会信仰基础的思想言论表明立场。这道通谕指责那些所谓的“新神学”的虚伪见解威胁教义的根基。这种新神学乃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人思想观念的神学反省，这些反省很重视历史的因素和份量。然而庇护十二世教宗要求整个教会在哲学和神学上回到圣多玛斯的神哲学思想正统。至于信仰基督各教会团体信徒之间的关系，庇护十二世在《人类》通谕中表明他对大公合一运动的某种忧虑，他担心有人不谨慎，以调和主义来混淆大公合一运动的真义，只为了寻求彼此的合一而牺牲教义的本质。 《人类》通谕中并没有指名指姓地批评，也没有列出“新神学”的种种错误，但从字里行间可以隐约看出哪些神学思想和哪些神学家受到指责。比方说，通谕指出人类多源论和教会有关宇宙人类受创造及原罪的当信道理不兼容。这种立场显然是针对德日进神父而表明的，因为德日进神父主张人类有多种起源，并非单由亚当和和厄娃两人传衍下来的。 为“人类”通谕付出代价的是一些耶稣会的神学家，他们的思想激起了自然和超然，历史与信理之间的争论。当时名噪一时的神学家如德吕巴克（De Lubac），加内（Ganne），布亚尔（Bouillard）等人，都被迫放下教鞭，也不能出版著作。1954年，因为与“工人神父”的问题发生关系，几位道明会的神学家如孔加尔（Congar）和舍尼（Chenu）等人也不准再教书。 1950年11月1日，庇护十二世教宗隆重宣布“圣母灵魂肉身一同升天”为教会当信的道理。这件盛事令举世天主教友欢腾，却在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上，在誓反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激起了存疑。 方才我们提到道明会几位知名的神学家因“工人神父”的问题而被迫放弃教席。“工人神父”之所以在法国诞生，理由在于要向贫苦的人士传播福音不能不顾虑到法国大多数劳动界人士都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工会或政党。某些天主教人士以为：为了关怀社会中贫苦的人士，天主教徒可以成立一种“进步基督徒联盟”（Uniuo des Chretinens Progressistes），与共产党配合。当时，法国一位思想先进的神父蒙蒂克拉尔（Montuclard），在1951年写的一本名叫《事件与信仰》的书中表示：社会的改变必须先于传播福音。然而罗马圣座信理部禁止天主教徒与共产党徒合作。不久之后，圣座开始担忧工人神父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工作。庇护十二世教宗认为工人神父已不再是属于度灵性生活的人，而且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已使在俗教友的行动特性发生问题。的确，工人神父的生活风格已经俗化，而庇护十二世教宗则设法维护司铎生活职务的完整性，他期望看到的是具有传教心火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一种新形态的司铎职务。 虽然经过法国枢机主教们的从中周旋，那一批工人神父仍然必须在1954年3月1日放弃他们在工厂的全时工作。一百多位工人神父中，有一半听从教会当局的指示，另一半则继续已往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和劳动阶级人士分不开，而且教会似乎对劳动人士不关心。他们的态度激起不小的反响，法国主教们重新改组“法国传教修院”，也创立了“工人传教会”，协调劳工牧灵工作。这一切都意味着法国天主教决不放弃教会传教与牧灵的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