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返回书页 ] [ 返回目录 ] [ 繁体转换 ] [ 添加书签 ] |
| 第四编 现代教会史 |
第19章续 |
|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教会 前面说过，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但他的野心还远不致于此，德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日耳曼帝国，它的领土完整应当包括所有日耳曼人生活的地区，这其中有丹麦、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波兰、以及整个巴尔干半岛，甚至土耳其帝国都要作他的卫星国。而奥匈帝国那里肯让，他先下手为强，要把巴尔干列入自已的势力范围，这当然引起波斯尼亚人的仇恨，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西斯．腓迪南和他的妻子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学生普林西普（G. Princip）刺杀死亡。一个月后，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终于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以德、意、奥为首的同盟同与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两个大阵营展开了大战。大战的主要战场都在欧洲，无形中也变成了天主教徒之间的交战，因为交战双方各国的天主教徒无不支持本国的作战目标，而且都极力表现身为天主教徒，爱国决不后人。各国教会甚至出钱出力，为国家、为胜利而效命。敌对双方各国的主教也都为本国战争的胜利而祈祷。很多人认为是短暂的，且可净化人心，也是合法的，但在这种尴尬的局势，天主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好呢？ 基督徒互相协助，一个为军队举行的宗教仪式的神父宣讲说，天主正处于他们一边，一个巴伐利亚军人在酒樽中砌了个十字架，这是他信德的标志。 法国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使得国内的天主教徒又回到了原来在社会中的地位，那些被政府充军流放在外的修会会士也纷纷回国从军，他们在前线与那些反对神职、反对教会的同胞并肩作战，对付共同的敌人，无形中使原来分裂为二的“两个法国”又溶为一个。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支持法国对外宣传委员会，德国天主教大学生也组织类似的行动与法国竞争。 意大利天主教徒原来因为“罗马问题”而坚决与政府对立，如今则参与爱国战争，而与政府修和。 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总是重演：面对这场基督信徒彼此之间的大战争，罗马圣座由于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而感到非常难为，因为交战两大集团的各国都要求教宗支持他们。教宗是全球教会的领袖，是普世教友的精神慈父，在国际纷争冲突中他必须保持最客观的公正立场，不能有所偏袒。面对这场内容复杂、关系纠缠的大战，圣座只好采取人道援助救济的行动，例如出面担当仲裁，交换俘虏伤兵，安排随军司铎等等的。 当时的教宗本笃十五世是在1914年9月，也就是大战爆发一个多月后即位的。即位后，他不断发出和平呼吁，并劝阻意大利于1915年参战，但无效。 战争进行了三年，各国都疲惫不堪，趁着各方厌战之际，本笃十五世教宗于1917年8月1日向参战的各国发出和平呼吁，自愿充当调解人，并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建议。教宗提议的和平当然是一种修好的，彼此妥协互让的和平，他希望卷入战事的各国从长久计，从休战和解除武装所带来的更巨大的益处着眼，不必斤斤计较于赔款和归还土地的眼前利益。 然而，教宗的和平呼吁没有得到普遍良好的回应：法国教徒倒是希望教宗谴责德国，所以对教宗的呼吁不予以理睬，他们的态度可以从道明会士塞蒂扬热神父（P. Spertillianges）的立场看出一斑。这位神父于1917年12月10日在巴黎的玛达肋纳圣堂讲道，针对教宗的和平呼吁说： “至圣之父，目前我们无法接纳您的和平呼吁……。我们承认：如果有具体的可能性，以一种令人放心的条约来结束战争，则即使只延长战争一个小时，也是一种罪行、…由于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所要的和平将不是修好的和平，将不是外交官的和平，不是斯德哥尔摩的和平，不是"苏维埃"的和平，不是我们那些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即使是真诚，却是虚幻的和平，非常遗憾地，也不是经由慈父的心肠要求于战争敌对双方的和平。我们所要的将是激战到底的和平，是粉碎暴力的威力所带来的和平，是军人的和平。…我们是有时候也会说‘不’的子女，就像福音中明显的叛逆之子一样。” 从塞蒂扬热神父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法国天主教徒是不轻易言和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德国天主教徒倒是比较愿意接受教宗的建议。一般而论，本笃十五世教宗的和平呼吁没有获得好的回应，大概是因为他低估其中的困难，因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是无法用妥协式的和平来结束的。这种战争从本质论，非打败敌方是无法结束的。 经过四年的激战，1918年11月，德国和奥匈帝国先后战败，投降乞和。在交战双方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之前，意大利政府争取到有关国家的同意，不让梵蒂冈参加和平谈判，因为意大利担心梵蒂冈会把“罗马问题”提到谈判桌上讨论，也因此，梵蒂冈在日后无法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 和平谈判的结果很令圣座失望，因为圣座发现和约的内容对德国缺乏正义的精神，倒是报复的心态很强烈。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倒是某些天主教国家从此获得了独立，例如波兰和波罗地海几个国家都是。爱尔兰也在1921年独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年间，对教会来说，最大的特征便是圣座与很多欧洲国家也结束了政教的纷争与冲突。那个时期的本笃十五世与庇护十一世两位教宗都以修和者的姿态与各国交往。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俄罗斯在1917年10月发生“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掌握政权后，于次年准许俄国东正教召开全国大会，推选吉洪（Tikhon）为莫斯科宗主教。这个时候，圣座曾希望俄国全境都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特别是让乌克兰那些归依罗马的天主教徒能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生活。圣座不仅如此希望，更派遣一个使团前往俄罗斯，救助革命内战和荒的伤亡。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圣座也尝试与“苏维埃”的俄罗斯接近。但是这种种努力都没有能够阻止俄国共产党对国内各宗教团体的迫害。在此后的日子里，数以千百计的神父和主教都被铲除。 至于政教关系一向起伏不定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它把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历来纷争束诸高阁，因为一方面战争使局势吃紧，大家无暇旁顾，另一方面，全体国民都已经携手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所以天主教徒和反天主教的共和党人士之间的前嫌至少暂时消解了。1919年的国会已不再推行过去打击教会的法律，却祝望全国享有宗教和平。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而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这一片地方，现在又归还法国了，十五世纪出身洛林农家的法兰西女英雄贞德，于1920年5月16日在罗马被教宗册封为圣女，法国政府特别派遣代表来罗马梵蒂冈参礼。1921年法国与梵蒂冈恢复中断十七年的外交关系。1924年法国天主教会以教区社团身份重新获得法律支持。 本笃十五世教宗在法国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次年,1922年1月22日去世。继任的教宗庇护十一世大展他的外交长才，在位十七年中，与十五个国家签署了协定，彼此承认对方宗教和政治上的主权。 这种政治与宗教权限的划分与互相尊重，在1929年梵蒂冈与意大利政府所签定的《拉特朗条约》中达到极致。这项条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罗马问题”。条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协定（TRATTATO），另一部分是协议（CONCORDATO）。在《协定》中，教宗庇护十一世承认以罗马为首都的意大利王国，而意大利则承认教宗对面积仅四十四公顷的梵蒂冈城国享有最高主权。于是消失了六十年的“教皇国”终于又以梵蒂冈城的形态堂堂皇皇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至于《协议》内容，则在规定意大利境内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根据这项协定，意大利声明天主教为国教，凡涉及政治和宗教的事务，都应遵照教会法来处理，学校教授宗教科目，国家直接支付教会的经济需要。不过，这项协议在五十五年后，即1984年，由圣座和意大利政府双方共同进行了修订。 公教进行会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夏天爆发后，法国国民为了联合抵御外侮，所以都把彼此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歧见和冲突束诸高阁，大家前嫌尽弃，在前线并肩作战，在后方也携手合作。大战延续了四年，在1918年年底结束。次年，法国国会不再执行大战之前虐待天主教的法律，而且还希望国民在宗教上和睦相处。1921年法国与梵蒂冈也恢复中断了十七年的外交关系。1924年，法国天主教会甚至又重新获得法律上的地位。 在这看来教会似乎要进入另一个春天之际，谁也没料到气温遽然降到冰点：就在教会获得法律地位的同一年，原来那些反对教会和神职界的人在全国大选中又获得胜利。这些由激进党党魁爱德华．赫里欧（Eouard Herriot, 1872-1957）所领导的左派人士执政后，很快便宣布关闭法国驻梵蒂冈大使馆，而且严厉执行有关天主教修会团体的法律。 法国新政府的这一连串措施立刻引起天主教的反弹，当时一名军事将领卡斯泰尔诺（Castelnau）便创立“天主教全国联合会”（Federation Nationale Catholique），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反映意见和立场。谁也没料到新政府由于财政和经济问题，不久便下台了。无论如何，这个新政府反对教会与神职的行动在民间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 除了上面提到的新成立的“天主教全国联合会”之外，法国还有另一股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力量，那便是过去提到的“法兰西行动”。这个在1898年便诞生的政治性组织创立报纸，发起种种运动，要一心一意走极端的国家民族主义，希望法国复辟，打倒共和国。可是在这同时，这个“法兰西行动”也激烈地反对犹太人。行动的创始人莫拉斯（Maurras）虽然不是天主教徒，却很欣赏教会的组织，因为教会的组织把福音里面具有革命性的成份中和掉了。当时确实有很多天主教徒对“法兰西行动”怀有好感，甚至加入这个组织，他们以为这个组织是对抗迫害教会的共和国的盟友。 法国不少天主教徒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罗马教宗并不以为然。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本笃十五世教宗已经考虑到要谴责“法兰西行动”，但没有正式表态。大战结束后，这个组织发展得很快，在枢机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中不乏支持的人，就连在罗马求学的法国修生们，也有其中的成员。教宗庇护十一世为此很担忧，因为这个组织与教会无关，一切以政治挂帅，刻意与共和国作对，和圣座倡导的修和路线背道而驰。 当时法国波尔多（Bordeaux）的总主教安德里厄（Andrieu）枢机应教宗要求，于1926年8月27日发表一封谴责“法兰西行动”的信。由于这位法国枢机主教不是心甘情愿地写这封信，所以内容写得不甚高明。虽然如此，教宗仍然同意这封谴责信的内容，并且在同一年的12月20日正式公开谴责“法兰西行动”，并禁止天主教徒附合这个组织的思想和行动。教宗的谴责一发布，“法兰西行动”立刻反应，表示绝不接受教宗的谴责。三个月后，1927年3月，罗马圣座再度表示严正的立场，指出：凡是不接受教宗谴责的人都不能领受教会的圣事，如有主教或枢机主教持同样的态度，必须撤职。 罗马的这项措施在教会内部一些人心中引起极大的不安与痛苦，有些人批评罗马教会当局心硬，不讲理。面对类似的争论其实很难立刻下评论，更不容易立刻看出正反面的效果，只有耐心假以时日，才会见分晓。例如这次谴责“法兰西行动”的风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得到益处的正是法国教会本身，这恐怕是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经过教宗庇护十一世对“法兰西行动”的谴责，法国天主教会终于走出了狭义上保护教会的观念，教友们都开始愿意接受即成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这种新的观念和态度为日后闻名并散布全球的“公教进行会”敞开了大门。 “公教进行会”（Action Catholique）原来有多种含意，有时候成了天主教友各种活动工作的统称。其实，它的特定含意是指天主教在俗教友的特定行动作为，这些特定行动作为的目的在于补充神职人员牧灵工作的不足或无法顾全的地方，而且与教会的牧灵使命完全配合一致。事实上，在俗教友协助地方教会推展传教牧灵工作并不是新鲜事，也不是什么创举，而是源于圣洗圣事本质的要求。说得更明确一点，公教进行会的活动不仅仅在给教会或神职人员提供有形可见的服务，更在于向非基督信仰或不再是基督信仰的社会宣讲福音，期使个人、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生活具有基督福音的精神。 早在公元1886年，阿贝尔．德．曼（Albert de Mun）便创立法国天主教青年会，目的在勉励社会青年借着自己的宗教热忱，研习聚会和明确的行动，来使法国社会重新生活在基督信仰的气氛中。 1925年比利时一位名叫贾尔定（Joseph Cardin）的神父在本国创立了“教友职工青年会”（Jeunesse Ouvriere Chretienne），也就是今天我们通称的“天主教职工青年会”。次年，1926年，法国盖兰（Guerin）神父在巴黎北边的克利希城（Clichy）聚集了第一批劳工青年。1927年，天主教职工青年会创立了一份“职工青年报”。这个职业青年团体是属于教会的一个运动组织，目的在传播福音，它勉励教友职工青年为基督作证，使不再具有基督信仰精神的劳工界能重新充满基督福音的气息。于是，天主教职工青年会有了自己的行动准则，就是观察、审断、力行。 这个公教组织的行动方式比较特殊，它的成员不是奉既定的普遍原理原则为圭臬，并加以实践，而是从生活经验中去体会和寻找真理。这样的使徒工作是横面的，是劳工与劳工之间，劳动场合与劳动场合之间的横向往来，彼此互切互蹉，互相传教，把人当作整体来看待，视对方既是一个劳动工作的人，也是一个基督信徒，这两种身份集合在同一个人身上，彼此分不开。天主教职工青年会创始人贾尔定神父认为：如果那个时代的劳动人士普遍缺乏基督信仰，那是劳动和工作场所使他们失去了人情或人性。为此，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改变工作环境的气氛。 继“天主教职工青年会”之后，许多专业性的青年运动组织应运而生，诸如1929年成立的“基督信徒农业青年会”，1930年成立的“基督信徒学生青年会”等等的。每个运动组织都设有男性和女性两个团体。 这种公教进行会团体在比利时和法国比较按照职业性质来区分，在其它国家则比较笼统，意大利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庇护十一世有“公教进行会的教宗”的称呼，他给公教进行会赋以教义的基础，他说公教进行会是在俗教友参与教会神职的使徒工作，甚至称那是在俗教友的使徒工作。而他们的工作则受本地主教的领导，目的在帮助天主的教会、在补充神职人员牧灵工作的需要。 总之，数百年来一直处在山穷水尽和柳暗花明轮番更迭之中的法国天主教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似乎是它的黄金时代。在政府推行政教分离和“法兰西行动”遭教会当局谴责之后，新一代的天主教徒推出一连串的创举，充分显示他们要在时代社会中有所作为的坚定意志。于是，天主教学生在高级中学和大学中崭露头角；公立学校的天主教教师们也常常在大学的圣堂聚会，讨论问题；天主教徒也成立职业工会；教友在文坛上也人才辈出，克洛德（Claudel），莫里亚克（Mauriac），贝纳诺斯（Bernanos）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天主教教友思想家如马里坦（Jaques Maritain, 1882-1973），穆尼耶（Emmauel Mounier, 1905-1950）等人已不再仅从被动保守的护教立场来思考宗教信仰问题，更以前瞻开导性的创见来阐述基督信仰的精华。 法国天主教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享受的黄金年代是值得珍惜的，不幸的是本世纪三大极权政治思想意识型态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孕育诞生。这三个极权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产生之初并没有完全展露它们的真面目，致使许多人，包括天主教徒在内，无法予以正视，也因此没能及时给以正确的研判和当机立断的选择。终于，人类付出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代价。 天主教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由战胜的协约国和德国签署和约而正式结束。在战争爆发不久，本笃十五世教宗曾劝阻意大利不要介入战事，但无效。当战争延续了三年多，各方都疲惫不堪的时候，教宗又向参战的各方发出修和的呼吁，不要太争执于物质表面的得失，以和为贵，但这项呼吁没有得到良好的反应，法国尤其不以为然。结果，《凡尔赛和约》内容显示报复的心态多于修和的精神。也因此，种下了人类日后更悲惨的一场祸患的根源。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终于应运而生，无神共产主义也因此得以坐大，把红色革命推销到世界各地。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天主教徒开始参与了政治生活。1919年斯图尔佐（Luigi Sturzo, 1871-1959）神父创立了“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 Italiano），这是日后意大利基督民主党的前身。然而，这个天主教徒组成的政党还没来得及巩固基础，墨索里尼和他所创立的法西斯党便在1922年10月掌握了政权。斯图尔佐神父因为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所以不得不流亡在海外。 意大利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是并没有从《凡尔赛条约》中获得原来所期待的，因此，民族自信心和国家意识受到相当的挫折。战后的意大利经济萧条，罢工现象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又担心“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渗透和煽动，于是一大群从大战结束、解甲归乡的人，一方面怀念昔日的荣耀与秩序，一方面不忍国家民族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在墨索里尼振臂高呼之下，纷纷加入法西斯党。这些党员大都是出身平凡、但反对教会和神职的人，却也乐意接近天主教会中的保守派人士。这些保守人士一方面害怕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对尚未稳定可靠的民主政治又不放心，所以对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并不厌恶。一般而论，天主教徒舆论中有一部分是偏向于墨索里尼的，因为他有意和梵蒂冈圣座解决有关“罗马问题”的纷争。也因为这样，虽然墨索里尼在1926年解散意大利全国所有的政党，天主教徒也不太在意。后来，墨索里尼在1929年初与圣座签署了《拉特朗条约》之后，他的声望在教内外更达到高峰。 从此以后，法西斯党越来越专制独裁，它甚至要控制国民的整个一生，把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纳入党的各种组织中。墨索里尼曾说：“人一出生，我便把他接收过来，直到他临死为止绝不放手，临终那一刻的事就留给教宗去管好了”。就因为法西斯党有这种控制人的一生的野心和企图，所以教会中的任何组织运动都被党政当局视为竞争者。 1931年教会的一些场所遭到法西斯党人的破坏，教会的青年组织也被解散。庇护十一世教宗对这种蛮横的态度忍无可忍，终于在那一年六月发表重要的通谕，名为《我们不需要》（Non abbiamo bisogno）。在这道通谕中，教宗向国家集权主义提出强烈抗议，强调教会必须拥有推行教育的工具，而且宣称把国家当偶像来崇拜，把少年、青年和成年人据为党政机构差遣使用，这与家庭的自然权利和教会的超性权利背道而驰。通谕进一步指出；如果有人要求教会和教宗只能管宗教表面的事，例如作弥撒和施行圣事，其它一切有关教育的事都该当全归国家来安排，这种想法与天主教教义完全不兼容，天主教徒无法接受。 庇护十一世教宗颁布《我们不需要》这道通谕后，并没有进一步和意大利法西斯党政府作直接正面的冲突，但是他要求公教进行会不要参与任何政治、工会和体育活动，因为这些活动都由党政所控制，而法西斯党正是指控公教进行会具有政治意味者。 1932年以后，在法西斯党党魁墨索里尼的领导之下，意大利已经生活在专制独裁政体中，在这种政体的熏陶下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情绪自然高涨，即使对法西斯政府已没有好感的天主教徒也不例外。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发动埃塞俄比亚战争，派遣驻扎在邻近厄立特里亚的军队侵占埃塞俄比亚。由于埃塞俄比亚一点也不提防这项阴谋，所以毫无戒备，于是很快地被意大利并吞了。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具有古老传统的基督徒国家，埃塞俄比亚许多城填毁于炮火，基督徒压服基督徒，重重地伤害了埃塞俄比亚人民。这项侵略战争给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意大利国民带来了心理上的满足，就连天主教徒也与有荣焉，欢欣雀跃不已，米兰的总主教舒斯特降福凯旋归来的士兵说：“在这个国家和天主教这项慈善事业上，我们是与天主一起工作，尤其现在当基督的十字圣架借意大利旗帜在埃塞俄比亚战场上获得凯旋之际。”面对这种恃强欺弱的不合理侵略行动和全国欢腾的气氛，庇护十一世教宗也不敢予以正面的谴责，只有透过梵蒂冈官报《罗马观察报》指出：即使为了“生存空间”的需要，也不能不择手段地发动不合理的征服战争。所谓的"生存空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纳粹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的一种地缘政治学说。这种学说对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很有吸引力。 眼看军队一批一批地离开本土，开往非洲，意大利主教们也降福出征的军队和他们手上撑着的国旗，教宗实在有口难言。好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很快便在1936年结束，教宗为了当地又恢复和平而感到欣慰。意大利传教士从此在东非这块广大的地方扎实地从事传教工作。 天主教与德国纳粹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的惨烈杀戮和破坏，终于在1919年6月28日以签署《凡尔赛和约》而结束。战胜一方的协约国在和约中表现的态度是报复的心态浓于修和的精神，所以，《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解决和消除战争的仇恨，反而为日后一场更可怕的灾祸埋下了火种。 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是战争的结束没有给它带来它所期望的，而且战后经济萧条，社会动乱不安，共产主义有乘虚而入之势，于是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给未来的世界埋下了祸源。 即使战胜的意大利都无法平安地过战后重建的日子，更何况战败和负债累累的德国。于是一种反抗的强烈民族意识逐渐在德国人民中形成共识，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千千万万被失业和贫穷所困的人是不难结成一股洪流，矢志为打破困境而效命的。 1920年一位原籍奥地利的德国年青军官希特勒（1889-1945）加入了德国极右派的“德国工人党”。因着他的加入，这个政党便改名为“德国工人国家社会党”，简称为“国社党”，也就是通称的纳粹党。这个政党一直都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战败归咎于外在因素，这些因素就是犹太人，社会党人，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 1925年，希特勒写了一本书，名叫《我的奋斗》，他以这本书作为纳粹党的思想和行动纲领。是一部憎恶和轻视人性的著作，却成了德国最畅销的书籍和最合潮流的礼品，但把彻底读过的人并不多，但仔细看在眼里过它的人自会发觉，其中蕴藏着希特勒的恶毒阴谋，他一心要把世界置于水深火热之中，这邪恶的欲望很快便会实现出来，书中大肆宣传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基督信仰的思想。这种思想一传开，便受到德国主教们广泛的谴责，他们声明说：“一位基督信徒不能是个纳粹党人”。但是处在经济危机中的德国对天主教主教们的警戒能听入几分是很有疑问的，何况天主教徒在德国毕竟不是大多数，也因此，希特勒对主教们的谴责不太在意。 1933年1月希特勒被德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任命为总理，次年，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进一步接掌国家元首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俨然以日耳曼民族救星的姿态出现在国人眼前。在宗教方面，他让基督教的牧师也接受军训，基督教也寄望于“民族觉醒”即国家社会主义，正是这此偏离教会的新教地区，使希特勒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最大的支持。当时的天主教徒在以新教徒为主的德国，是个颇有势力的少数派，在这个普鲁士的帝国中，天主教徒一直是次等公民，大部分仍对一个专制政府缺乏信心。不过仍有许多人面对这样的时代强人和时代局势，实在不愿意因为反对希特勒的政治思想，而被其它占多数的非天主教徒视为不好的国民。1932年天主教“先锋”大会成立，那是个青年精英运动，成员都自视为战士，许多天主教徒期望着一个新王国的来临；得来的却是希特勒的帝国，天主教精神与爱国情怀，十字架、热血和土地，结合成一个极危险的混合体，这些可怜的天主教徒也实在没有选择，因为他们更害怕共产党，权衡之下，可能纳粹党的害处比较小，而且纳粹党的产生也在某种目的上是为打击共产党的。于是，天主教徒中的保守份子都开始接受希特勒。 1936年德国教会会议主席沃尔克说： “德国，你这名字既意义深长，又充满光明和黑暗，充满危险和希望，德国究竟是什么？它就是德意志的土地和热血，由德意志人民的意志和精粹重建起来的民族国家和帝国……。这就是德国，我们的德国，一切为德国，德国为基督！万岁！” 至于希特勒，他之所以能够在选举中得胜，掌握政权，是得力于“天主教中间党”选票的支持，因为单靠纳粹党他无法获得超过半数的国会席位。为了酬谢和安抚天主教人士，希特勒找了天主教中间党一位保守人士冯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担任副总理，并在掌握政权后不久，便与梵蒂冈展开商谈，终于在1933年7月20日签署德国与梵蒂冈协定。 庇护十一世不把希特勒放在眼里，他并没有隐瞒这态度，却切望天主教在德国能巩固起来。早在1933年他便与德国执政者订立了一项政教协定，但也因此削弱了德国天主教参政的力量，教宗派了他的外交部长到德国，他就是教廷国务卿帕塞利。他早前就熟悉德国的情况，他日后成了教宗庇护十二世，但一般人认为他对德国情有独衷。1933年7月20日与德国签订的协定，使许多德国天主教徒大为震惊，这无疑希特勒外交的首项胜利，向希特勒伸手表示邀好的人接踵而来。其实，梵蒂冈对希特勒并不存有幻想，但是签署协定总比拒人千里之外更好，而且德国天主教会面对纳粹政府总有些法律条约上的依赖。果不出所料，协定签署不久，希特勒便取消国内一切政党和工会组织。几个星期后，天主教中间党也勉为其难地结束活动，主教们也废除了先前对纳粹党的禁令。 1934年夏在来比锡的内战纪念碑前，基督新教举行了一次德意志基督徒大会，支持帝国的穆勒主教应希特勒的要求接掌基督新教，务使信友在精神上配合国家的政策，当日出席他讲话的人约有四万，这位帝国的主教大力宣扬一种“英雄式的虔诚”：一种基督徒传统与军国主义的可怕地结合起来，“若你不能自助，那么上帝也难助你，我们认为种族、习尚和国籍是上帝委托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借以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些夸夸其谈难以获得忠于教会精神的基督徒所接受，1934年在德国西部城市乌百塔尔的巴门地区，一些基督徒成立了一个认信会，这些新教徒并不容忍教会内的“希特勒元首原则”或“雅利安民族优越论”，他们对德国的专制政府提出果敢的反声音，因而成了希特勒的对头。 从表面看，德国与梵蒂冈签署的协定对天主教似乎很有利，事实上协定的内容非常模棱两可。德国天主教以为有了协定，便可高枕无忧，即使出了问题，也有协定可凭。然而，协定对天主教所产生的却是一种催眠作用，让天主教徒的良知失去作用。难怪后来有些天主教徒埋怨说：“这项协定把我们给腰斩了”。的确，天主教的各种组织运动接二连三地被解散了，对神职界造谣诽谤的话也此起彼落了，种族歧视的行动开始扩散。我们也不能否认，德国某些天主教徒是反对犹太人的。不过，一般而论，自从纳粹主义诞生之际，德国的基督信徒，不论是天主教徒或誓反教徒，都抱着不闻不问，不知可否的消极态度，等到灾难临头才恍然大悟。 希特勒与奥国合并成功后，他在柏林举行阅兵式大游行，希特勒明确地讲出了他与教会的关系： “我们要在各方面采取严厉措施，即使所涉嫌疑者是位神父。按基督徒的看法，所有权力都来自神，我有权威，那么我便是神所派遣的；若神职人员违背其牧灵职务，不论他是天主教会或认信会，谁若多年来煸动人们反对目前的政府，现在是我得让他停止的时候了，我如今要消灭你，你就永不能再在公众前说一句话了。停止，我要消灭你！” 他果真如此，早在1933年第一座集中营已建于萨勒河畔的哈勒，所有拒绝顺从政权的人都遭受逮捕，德国到处张帖了反犹太人的标语牌，一些神学论著，诸如《人血神》《血与种族》《优生论》《种族、宗教、习尚》是德国司空见惯的所谓“学术”用品，从1935年开始实施了《反犹太法案》。但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同意这样，可是这法案没有受到清晰地反对，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只有少数人包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冒险伸出手来。如1934年，在瑞士誓反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和德国牧师神学家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oller,1892-1984）的启发之下，德国一些誓反教徒秘密地在伍珀塔尔（Wuppertal）成立一个名叫“忏悔的教会”，发表一篇反抗纳粹主义的“信经”。这个团体的人数不多，但其中有很多人成了纳粹党的牺牲者，最有名的便是神学家迪特里希．朋谔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他在1945年被纳粹党绞死。他的著作在死后出版，对后人有重大影响，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狱中书简》。 1936年12月1日，纳粹德国颁布法律，规定全国青少年，除了家庭及学校的教育外，无论在物质、精神或道德上，都必须按照纳粹党的精神，接受希特勒式的青年教育。这项法律一出，罗马庇护十一世教宗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开始撰写一道天主教对纳粹主义的立场的通谕。这道名叫《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谕用德文写成，于1937年7月14日署名，用避过德国警察监视的方式在德国全境传开，而且在3月21日圣枝主日当天，在德国所有的天主教堂内宣读。 教宗庇护十一世在这道通谕中说： “种族或民族，国家或国家的形式，乃至权力的掌握者或人类团体的任何基本价值，这一切在现世的秩序中都占有必要和受尊敬的地位。可是如果有人把这些概念从它们应有的价值体系中取下，加以神化，当作偶像来崇拜，他便是颠覆和假造了天主所创造和所安排的秩序。…每个人拥有得自天主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昭然存在于众人之前，不受到任何企图否认它们，废除它们或忘却它们的人的破坏。” 这道《极度关切》的通谕有一部分是由当时德国慕尼黑的总主教福尔哈伯（Faulhaber）起草的，另一部分则由当时圣座国务卿，也就是后来的庇护十二世教宗，巴切利（Pacelli）枢机主教撰稿的。通谕严厉谴责了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国家偶像崇拜，并且控告纳粹政府侵犯了它和圣座在1933年所签的协定。但是这道通谕并没能改变希特勒的态度，他已在积极地为即将来临的狂风暴雨作准备。 天主教与无神共产主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之后，这两个国家的天主教会人士忧喜参半。忧的是法西斯与纳粹都是极端的国家民族主义，具有浓厚的种族歧视和排外意识，对内又企图控制全国人民的思想与生活行动，这与教会的福音精神格格不入。事实上，这两个主义政党在掌握政权之初，先向天主教会示好，然而很快地便显出它们的真面目，处处为难教会，打击教会，逼得教宗庇护十一世分别通谕，予以谴责。喜的是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经济萧条，人民怨声载道，社会动乱不安，在这种局势之下出现以复兴国家民族为号召的政治强人和主义政党，自然很能满足国民的国家民族意识需要。所以很多天主教徒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并没有采取积极反对的态度，他们不置可否，立场消极。再说，法西斯与纳粹都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为敌，再不好也不会像共产主义那么险恶、其实，当时的天主教会一般人士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并不深，而且共产主义表面上还没有在俄罗斯以外的世界各地显示出什么狰狞的面目。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皇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内却治国无方，造成贫穷落后的局面，人们怨声载道，对外又参与了大战，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趁此国势衰弱之机，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落根的祖国。但社会主义理论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无神主义的基础上，所以基督徒对社会主义并不予以支持，1918年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上最后一次举行宗教仪式，东正教领袖提康宗主教公然诅咒布尔什维克。而新建立的社会主义越权对内大力镇压异已人士，俄国东正教是首当其冲的对像，神职人员遭受流放，教堂上的十字架被摔下，所有的宗教物品被搜出，全国奉行无神论，列宁在信中写道，“人民在饥荒严重的地区，开始以人为食，我们要以强硬和不顾一切的手段没收教会的财产，对任何抗拒者绝不姑息。” 列宁于1918年死后，斯大林当权，事实证明，他的血腥统治并不次于希特勒，他在苏联建立了金字塔式的独裁统治体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劳改场及集中营，梭罗韦特斯基的修院是于1920年被改为苏联境内的第一个劳改营，著名的前苏联人权斗士索然尼幸《吉拉格群岛》有更祥尽的报导。劳改营中一位不知名的囚犯的写下这样的遗言： “亲爱的玛奴诗雅，我已在营中服役两年，而且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也许再没有需要我吧！初时仍听到关于你的消息，以为你总不会忘记我，我知道你已很久没见我的面，开始逐渐把我忘掉，但我仍尽快回到你身边，请你待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而事上他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每天都有大批的人死去只有几个人能裂活过来。差不多全部的东正教神职人员1930年在这里遇害。国内一千座天主教教堂，到1941年只存两座。 但是共产党并不因此而满足，因为俄罗斯只是他们的根据地，他们要把革命从这里推销到全世界。为了达到世界革命的目标，共产党必须成立全球革命网。负责这项秘密任务的是“第三国际”，以及在各国或暗或明成立的本地共产党。对共产党在俄罗斯执政后发生的事和长远的计划，西方国家的基督信徒知道得很少。只有当共产党在本国内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甚至掌握政权之后，西方的基督信徒才发现事态不妙了。 苏联外销共产革命的第一个西方国家是西班牙。列宁曾说：欧洲首先应该解放的国家是西班牙，他相信西班牙虽然信仰最虔诚，但总有一天要被共产党所统治。1931年1月4日，西班牙国王亚尔丰索十三世被迫逊位亡命，西班牙建立共和政体。对这场不流血的革命，天主教徒曾以乐观的态度接受了新政体，但是不久之后他们便觉悟了，因为共和国政府中有很多人员反对神职，他们煽动反教会的情绪，破坏圣堂和修会会院，以宪法来规定政教分离，国民教育完全世俗化，制定离婚法律，禁止修会会士担任教育工作，解散耶稣会，充公修会的财产。 当时教宗庇护十一世看不过去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竟变得如此野蛮，伤心地在1932年颁布一道名叫《我们极可爱的》（Dilectissima nobis）通谕，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此后，西班牙内部敌视教会的现象和情绪稍为缓和了下来。1936年2月西班牙举行全国大选，左派各政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获得胜利。他们得意忘形，故态复萌，开始公然烧毁圣堂，殴打神职修会人员，破坏修会会院，关闭天主教学校，禁止教会公开举行宗教敬礼仪式，神父接二连三遭残杀。那年7月13日，一位天主教教友领袖卡尔沃．索特洛（Calvo Sotelo, 1893-1936）在国会严重抗议政府放任残杀和破坏的行动。第二天他就被杀害了。四天以后，曾被左派“人民阵线”政府疏远的右派将领佛朗哥（Franco Bahamonde Francisco, 1892-1975）在北非西属摩洛哥率军起义，向共和国宣战，一场可怕的西班牙内战从此展开。 这场内战持续两年半，左派共和党人和共产党徒残酷无情地打击天主教，有两千座圣堂被烧毁，七千多位神父和十二位主教被屠杀，还有无数的修士修女惨遭凌辱杀害。至于佛朗哥将军，他俨然以反共产党十字军领袖自居，他的行动也受到西班牙几乎全体主教的支持，绝大部分的天主教徒也拥护佛朗哥，只有西班牙北部一直企图独立的巴斯克地区人民站在共和党这一边，当地也有一些神父被佛朗哥的国民党人枪毙。随着战争的加剧，佛朗哥军队对付敌人的手腕也和左派政府军不相上下，而且这场以宗教为由的战争也暗藏着其它目的。 将近三年的内战，左派政府军虽然获得其它共党国家派遣国际志愿军的支持，终于敌不过受到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和德国纳粹政府支持的佛朗哥国民军。这场战争的代价是一百多万生灵涂炭，无数教堂艺术建筑和珍宝毁于炮火，国家从此一蹶不振。 在内战爆发一年多后的1937年9月，圣座实际上已经承认佛朗哥将军建立的国民政府。 正当西班牙左派“人民阵线”在1936年2月掌握政权，开始打击国内天主教不久，法国的左派“人民阵线”也在那年五月的全国大选中获得胜利。于是法国内部开始呈现左右两个极端的党派，左派是由具有革命倾向的基督信徒组成的，名叫“新世界”，它的标志是十字架上放着镰刀和锤头，右派名叫“火十字架”，是一种联盟组织。面对这两个大党派，法国天主教徒似乎必须作抉择。当时法国共产党书记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曾向基督信徒伸出双手，欢迎他们加入，但是天主教徒对左派人士没有好感，所以那项政治宣传并不成功。不过这个左派势力的“人民阵线”已不再表现出反教会神职的立场。 在这种新局势之下，法国天主教徒需要在共产主义思想和人之间作妥当的区分，他们想要知道基督教义和资本主义是不是站在同一边。当时，人民阵线政府总理，与共产党在行动上结盟的社会党人莱昂．布卢姆（Leon Blum, 1872-1950）在接受天主教《九月》周刊访问时表示；法国天主教徒与人民阵线之间有合作的可能。从此，也就是自一九三六年起，法国天主教徒开始接受国内政治的多元化。 面对共产党在苏联境内迫害基督信徒，又向外推销革命，在西班牙无情地摧残教会，在法国向天主教徒招手的种种现象，当时教宗庇护十一世在颁布《极度关切》通谕，谴责德国纳粹主义后的第五天，即1937年3月19日，又颁布了谴责共产主义的《神圣救主》（Divinus Redemptoris）通谕。通谕中这样说：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任何愿意拯救基督文明的人都不能在任何方面与它合作。若有谁陷入错误，与之合作，致使共产主义在其本国得胜，他必定首先成为自己迷途的受害者。那些基督文明越是悠久，越是伟大的地区，一旦遭共产主义渗透，则那些无神主义者的仇恨越显出它的破坏力。” 庇护十一世教宗为此邀请天主教友在解决社会问题上以教会的社会训导为依据，他禁止教友和共产主义进行任何性质的合作。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教宗谴责共产主义这件事特别重视，因为一般人都知道纳粹主义只是地方性问题，而共产主义却是全球性的灾祸。 庇护十一世教宗于1939年2月10日去世。那年九月一日，三个本世纪的极权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便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