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与法国革命时代的教会

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变化中的教会

十七世纪末叶的欧洲在政治与文化上都逐渐起了重大的变化：葡萄牙与西班牙两个海外殖民国家渐渐势微，被英国、俄罗斯和普鲁士几个新兴国家所取代；在文化上，欧洲一方面扩大了对世界的认识，又因为许多传教士从传教区写回来的报告，也增加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憧憬。但是这一切良好的互动关系却因为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而招致反弹，教会在东方几个文明古国中的传教工作陷入低潮，甚至遭到驱逐，引来教难，令圣座传信部感到万分沮丧，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如此，教会还能保持它固有的精神于不坠，直到十八世纪末年。

十八世纪初，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流血冲突已渐趋势缓和，宗教和教会变得次要，文化渐趋世俗化，信徒急于摆脱家长式的管制，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某些塌陷的现象，主要原因来自启蒙哲学思潮对教会无情地攻击。这些攻击固然淋漓痛快，教会必竟还能够冷静地承受，甚至显出某些意料不到的生命力和复苏的迹象。

启蒙运动者对教会的大肆攻击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达到顶峰，而革命的成功又被启蒙运动者视为他们的全面胜利。教会在法国革命中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和迫害，实在令人无法想象这个素有教会最宠爱的女儿的国家，竟然如此反目，伤害她的母亲。

教会经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浩劫，竟锻出一个更纯净、更坚贞的信德。这样的信德终于迫使政权归还教会在社会中原有的身份和位置。当然，历经千锤百能屹立不摇，这决不是垂手得来，不费吹灰之力的事。十七世纪的时候，教会为面对誓反教的扩展和威胁，作了无数内部的改革更新，也大力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福音，培养了很多有为的神职人员和传教士。这一切都给教会团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十八世纪时，整个欧洲可以说都是信奉基督的，到法国革命前夕，欧洲农村地区95%的居民在每年复活节必定参与弥撒、领圣体。这种坚固的信仰基础使得教会经过欧洲十八世纪大风暴的袭击之后，在十九世纪仍然能够重振精神，恢复旧观。

十八世纪的欧洲虽然卷起大风暴袭击教会，可是在这期间教会也产生了不少有大圣德、大学问的人，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天主教修会之一，赎主会的会祖圣亚丰索·利果利（Alfonso de Liguori, 1696-1787）。这位出身意大利那波里富豪家庭的圣人是一位奇才，对文学与科学都有非凡的造诣，十六岁便得到法律博士。他著作繁多，达两百多部，对整个欧洲，甚至普世教会，都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伦理神学》（Theologia Moralis ,1735-1755）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因着这部大作，教会得以摆脱当时扬森主义过于严厉和放纵主义过于自由的伦理道德观念，走上中庸合理的道路。这位十八世纪杰出的圣人最关心的是向普通百姓传教，他创立“赎主会”的目的就是要向缺乏信仰照顾的穷人和知识程度低落的人士宣讲福音，就像救赎主耶稣基督生前所作的一样。为了教会礼仪的需要和提高教友的信仰热忱，亚丰索还谱了不少感人的圣歌，配以许多优美的诗词，这些歌曲歌词至今仍然传颂不已。

艰困的时代常孕育出伟大的圣贤，但并不是有了圣贤，就可以忽略导致艰困的因素。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欧洲许多地方，特别是法国某些地区，教友的信仰生活呈现停滞、不景气的现象，不但在城市里，就连在乡村也是一样，一般人的信仰心火普通下降，教友的善会组织减少，伦理道德松弛，对天主的敬畏之情不如往昔那幺在意，人们开始节育，私生子又增加，司铎和修会圣召萧条，宗教书籍缺乏，许多教会的慈善事业由公家接管。

这种种教会生活的退化现象是不是可以视为一般人抛弃基督信仰的征兆呢？或者是先前的信仰生活方式逐渐消失，而另一种新的方式又正在兴起呢？所谓两条曲线必将相逢交叉，根据某些人士的看法，教会内部生活在数量上下降，但在质量方面上升。在那个时代确实产生了不少有为的主教和神父，但是有更多的神职心灰意懒，主教的职位在法国和德国成了王公贵族争逐的对象，许多隐修院越来越无法维持下去，1766年以后，法国有关当局勒令关闭了426座隐修院，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也在1783年关闭奥国与荷兰所有度默观祈祷生活的隐修院，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意大利。

面对教会内忧外患丛生的局势，当时的罗马教宗有什幺反应呢？那个时期的教宗都不是什幺出色的人物，他们大都是年事已高的好好先生，而且都是在强有力的天主教国家的政治阴谋诡计要挟之下，好不容易折腾出来的人选所以大都没有什幺作为。他们只能在教宗国内执政，对国际事务已经没有置喙的能力，就连教宗国内部的事务也治理得怨声载道。

当那些政治强权把教宗逼到狭小的教宗国内，使教宗在国际上无法动弹，也没有力量去照顾欧洲各国教会之际，德国和法国那些启蒙运动的人物乘机打击失去罗马教宗支持，形同孤儿的本国教会。弗尔泰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掌旗人物，这一派的人原都是接受教会教育，甚至是耶稣会学校读出来的学生。他们以作家自居，一般人则奉他们为哲学家。他们企图用理性来解释一切，凡是理性无法了解的都属于荒谬，宗教上的事情更是如此，只有理智可以说明的，才足以相信，凡是超越理智，属于教会所强调的启示的真理，对他们来说都是无稽之谈。他们相信造物主天主的存在，否则世界宇宙是怎幺产生的？难道没有钟表匠能产生钟表吗？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者所能接受的宗教是人性的宗教，是人的思考逻辑内的宗教，是按照人的意愿所产生的宗教，或者更好说，是由人主宰。甚至是由人创造，合乎人的口味的宗教。有人称之为“自然宗教”。这些相当自以为是的启蒙运动者认为人民需要宗教，需要一位天主，以便从人心深处来维持一切秩序。弗尔泰甚至说：“如果天主不存在，我们也得发明一个。”天主教教义中凡是超理智的，启蒙运动者都恨之入骨，无法忍受。弗尔泰在他的著作中，常常视教会为人类的奇耻大辱，非予以粉碎不为快。

总而言之，启蒙运动是一种唯理主义的哲学，只有人的理智可以接受和了解的，才有意义，才有存在的价值。有钟表，必定有钟表匠，同样地，有宇宙世界，必定有创造宇宙世界的天主。至于教会所说的那些超越理性所能解释的启示的真理，启蒙运动那些唯理主义者都非打倒不可。他们的原则是：理性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十八世纪经过启蒙运动的扫荡，欧洲思想界几乎都成了理性主义的阶下囚，教会受到这些：“哲学家”的攻伐，似乎陷入一蹶不振、茫然不知所措的困境。那真是个大考验的时代。启蒙运动固然主导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但并没能够完全说服所有的人。正当唯理主义派风光无限的时候法国出现了一个异数，他讨厌那些自命不凡的启蒙哲学家所抱持的枯燥无情地唯理思想。这个突起的异军便是鼎鼎大名的卢骚（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卢骚是个慈悲的人，他古道热肠，强调人不但具有理性，也具有感情。良心是他最看重的人性特质，他以为人若没有良心，则与禽兽无异，是良心使人承认天主。卢骚比弗尔泰一辈的人诚恳，富有人性，但是他的宗教观念是建立在感情的层次。他和孟子一样，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但这种思想和基督信仰不同，因为卢骚以为人是性善的，环境使人变恶，只要改善环境，人间自然成天堂。这幺一说，基督的救赎工程还有必要吗？再说，若把宗教建立在感情上，则天主的启示还有什幺价值？

在启蒙运动围剿中挣扎的教会

欧洲的哲学思想发展到十七世纪上半叶时，起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理性主义的崛起。为理性哲学铺路的可以说是当时法国大思想界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这位理想主义的始祖发明了一种“方法论”，主张面对一切问题先大胆怀疑，然后小心求证。任何事物，除非本身已经完全明晰，否则绝不予以肯定。

笛卡尔本身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成名之作《方法论》原来也是为了反驳怀疑派的态度，并用以证明天主的存在而写的。他怎会料到他的哲学思想在身后竟引起另一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十八世纪那些以放弃传统宗教信仰与生活为自由表现的自由主义者，奉理智为是非正邪的判断标准，凡是理智无法了解的，都是荒谬的事。于是，宗教信仰中，只有理智能够接受的才足以相信，那些必须经由信德来接纳的启示真理，为他们来说全是无稽之谈。所以，这些唯理主义者的宗教是不必信仰，不需信德的宗教，就像数学一样，都是自明的道理。这样的宗教只是生活中的点缀品而已，不能提升人进入超性的境界，更无法拯救人类脱离现世的困苦，因为理想主义者固然也相信天主的存在，但这位天主是人自己选择出来的天主，是合乎人的观念和逻辑的天主，这样的天主无法，也不会使人超越自己的现世处境。

话虽然这幺说，可是理想主义者所鼓吹的理性至上的思想倒是很受知识份子喜爱和推崇的。有哪个哲学家不以理性为出发点？但是十八世纪那个时代的人把理性奉为最高的真理，而且是其它任何真理的来源。那幺天主教会和福音中许多教导和训诲都不是凭人的理智推论所能解释的，于是，教会里面那些使教会之所以成为天国临在于现世的最基本教义，也就是教会之所以为天主的子民团体、之所以为基督的奥体的道理，都在理性主义者所唾弃之列。面对这样的思想潮流，教会能够作什幺呢？在那个时代除了用传统的自卫方法，查禁反教会的书籍，写护教的书，或者请求政府机关干预之外，大概什幺也不能作，因为双方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势不两立，没有接触点，无法沟通。教会建立在天主的启示上，理想主义以为启示是无稽之谈。于是阳光道和独木桥，各走各的路，但因为理想主义者受到当权者的保护，例如弗尔泰和他的一伙人成为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的座上客，这些君王权贵都鼓励和支持那些思想家、文学家着书立说，打击教会，尤其是和罗马教宗作对。

面对四面楚歌，教会似乎只有坐以待毙一途之际，内部也产生了一些改革的风声和行动。在德国，正当弗尔泰一辈的人士如日中天，在德国全境发动划时代的启蒙运动的时候，那里的天主教也发起另一个启蒙运动，鼓励教友追本溯源，回到信仰的根源，净化信仰生活，革新神学，对誓反教徒采取比较宽容和接近的态度，他们甚至编撰天主教和基督教通用的要理书本，也印刷了两个教会共享的圣经通讯，开了基督信徒大公合一运动的先河。在意大利也有一位名叫穆拉托里（Muratori ,1672-1750）的神父，他建立了一套新的编写历史的方法，也鼓励人信奉理性的宗教。这位神父曾因1745年在米兰图书馆里发现了著名的公元三世纪的罗马教会的新约圣经目录而出了名。

这些天主教会内部倡导革新的人士虽然是为争取教会的生存，避免外在压力的窒息，但他们并不见得拥护罗马，甚至还和那些与罗马作对的党派合作，为的是要提升地方教会和地方神职人员的身份地位，不让教宗过问地方教会的事。一位名叫冯．洪太因（Von Honthein ,1701-1790）的德国特里尔（Trier）教区的助理主教，在1763年出版了一篇论文，引用康斯坦兹大公会议和法兰西主义的论调，声言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宗，而属于主教团。这个论调很叫许多人喜欢，也激起了反罗马的情绪，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很喜欢这种思想，把国内教会的事管得巨细无遗，他禁止国内主教向教宗请示，没有政府许可也不可以发表教宗的法令。他任意划分教区和堂区，关闭了许多隐修院，认为这种隐修生活无所事事，毫无用处，教区的修院也被封锁，只设一所中央修道院。就连神父应该作几台弥撒，唱什幺圣歌，敲什幺钟，如何埋葬死人，点什幺蜡烛，他无不规定，真是一位琐碎的皇帝。

这些受到启蒙运动唯理主义影响的王公显贵和某些地方教会人士既然把罗马教宗逼得几乎走投无路，当然也要对发愿绝对服从教宗的耶稣会士下手开刀。1770年代，耶稣会士已有两万三千名，有会院八百座，公学七百所，传教中心三百个。他们听王侯的告解，作王室和权贵子弟的老师，处处保护教宗的权威，以各种方式和反教会的人士抗争。在那时代，耶稣会无疑是教会的一支义勇军，本身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为那些敌视罗马的人无异是一支眼中钉，非早日去除不为快。为达到这个目的，那些法兰西主义者、扬森派异端者、以及政界显要们竟然捐弃前嫌，彼此狼狈为奸，组成联合阵线，开始围剿耶稣会。一些打着启蒙运动旗子的唯理派哲学家以为：打击耶稣会就是打击天主教本身。

打击耶稣会的行动由葡萄牙国王约瑟夫一世开端，他在奸臣朋巴尔（Pombal）的唆使下，取消耶稣会士在王宫听告解和讲道的职务，并借口蓄意谋杀国王，在一夜之间逮尽葡萄牙全国的耶稣会士，坐监的坐监，杀的杀，有八十位会士被处以极刑，其它的被投入船舱内，像牲畜一样被运到教宗国的海岸，把他们抛在那里。在法国，路易十五世国王也在法兰西主义派和扬森派权贵的压力下被迫签字，取消耶稣会。至于西班牙，耶稣会在那里本来最为顺畅，但因为宫廷中某些人物敌视罗马圣座，于是在查理三世国王面前诬告耶稣会士阴谋不轨，国王遂在1776年签署法令，把西班牙本土和殖民地中的耶稣会士全部驱逐出境，并把他们装运到教宗领土的海岸卸下。在这同一年，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大公国和南部的拿坡里王国也对耶稣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在十年之间，耶稣会几乎被欧洲各国取缔殆尽。但这些国家知道耶稣会既然是罗马圣座批准成立的，只有圣座有权解散它，于是把目标转向教宗。1776年1月，法国、西班牙及拿坡里驻圣座大使联合照会教宗克莱孟十三世，请求全面解散耶稣会，而且派大兵压境，软硬兼施。但克莱孟十三世不为威胁所动，可是他内心极为痛苦，一个月后竟溘然长逝。

教宗出缺期间，那几个国家又运用手腕，阴谋策动选举一位合乎他们口味的教宗。经过三个月波折终于选出一位方济各会士，取名号克莱孟十四世。这位教宗虽然心地善良又热心，但缺乏刚毅之力，在强敌压境之下，终于屈服强权的威胁，于1773年发表一道名叫《主及救赎主》（DOMINUS AC REDEMPTOR）诏书，明令解散已有两百四十年历史的耶稣会，并囚禁耶稣会总会长，这位总会长终于死于狱中。而克莱孟十四世也在解散耶稣会一年后抑郁而终。

那真是启蒙运动打着唯理主义的旗子在反对理性的专治时代！

誓反教与东正教的复兴

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打着唯理主义的旗子，对天主教传统的信仰极尽攻击之能事外，也大大地左右着誓反教的神学思想，使它走入理想主义的人性逻辑和俗化的文化中。自从十六世纪发生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欧洲中北部和西部不少国家已把誓反教定为国教，使它成为国家的体制结构，听从君王指使。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君王中不乏拥护启蒙思想者，他们希望借此来与罗马的教宗抗衡。其实，这些君王不见得喜欢启蒙的思想，也不见得反对基督教义，不过在那个时代为进一步巩固君王个人的权力，增加国家的威力，打击罗马教宗是最好的途径。启蒙运动既然是以天主教会为眼中钉，所以很自然地便成立欧洲各国攻击教会的打手。

君王们既然与启蒙思想家挂钩，那幺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言论自然经由统治的君王进入本国的教会内。誓反教既是某些国家的国教，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便顺理成章地主导着宗教信仰。

面对理想主义主导着神学思想，又使信仰俗化，誓反教中也产生了一些运动，希望挽回信仰的超性本质，不使教会在国家体制的硬框中麻木不仁，失落宗教的纯净。

十七世纪末年十八世纪初，德国誓反教俗化得很厉害，成了国家官僚体制的一环，当初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所倡导的个人内在信仰体验，已不再受到重视，信仰生活成了形式化，于是许多虔诚的誓反教徒渴望恢复昔日个人信仰的重要性，不少人竟然开始阅读天主教的"师主篇"（IMITATIO CHRISTI）和中古世纪的灵修著作。

当时德国西部有一位路德派的牧师，名叫菲利普．施佩纳（Philipp Spener,1635-1705），他周游欧洲列国，在各地聚合小团体，教他们阅读圣经并一同祈祷，很像今天的查经、读经和祈祷班一样。由于这种小团体活动很受欢迎，很能满足当时许多虔诚的誓反教徒的内心需要，于是发展得很快。这个运动现象被称为“虔信运动”或“虔信主义”。

菲利普．施佩纳牧师为这个运动奠定了行动基础，那就是：成立研读圣经小组，重视每位基督信徒负有的“普通”司祭身份，神学经验的首要性，在神学讨论中要保持爱德，补全中古世纪的神修缺陷，以及在要理讲解方面改革讲道的方式。

菲利普．施佩纳牧师所推动的"虔信运动"以德国萨克森地区的哈雷（Halle）大学为主要发祥地。从这里发展出许多慈善机构，也激发出无数远赴外地传教的圣召，更孕育了不少音乐家，众所周知的圣乐《弥赛亚》（Messia）的作者韩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1685-1759）就是其中之一。

“虔信运动”虽然曾遭到路德派传统人士的反对，然而，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大部分誓反教的信徒都是这个运动的成员。当时有个青岑多夫（Zinzendorf）的伯爵，名叫尼古劳斯．路德维希（Nikolars-Ludwig ,1700-1760），他是菲利普．施佩纳牧师的代子。这位伯爵从小生长在非常女性化的环境中，缺少男性的朋友同伴，所以总是把耶稣当作自己的兄弟。他从小便体会到宗教信仰是属于心灵的世界，而不是理性的对象。他曾周游欧洲各地，与同是信仰基督的各种教派团体会晤，认识了一切信仰纯，道理简要不复杂的团体。

二十七岁时，这位青岑多夫的伯爵．收留了逃自莫拉维亚的胡斯派的遗民，并把他们重新组织成一个神权政体的团体，他自任领袖。不久，他又当了牧师，旋又当上这些莫拉维亚人的主教。这位伯爵主教虽然在自己的领地建立了一个类似神权的国度，但是他仍然留在路德派内，只不过也让誓反教各派的特征和平共存在他的团体中，并赋给这个团体“虔信主义”的特色。他按照成员的神修进展和身份，把他们分成好几种层次，有夫妻合唱团，女青年合唱团，寡妇合唱团和儿童合唱团，他们日以继夜地轮班祈祷，唱圣歌。

尼古劳斯．路德维希所创立的这个教会团体充满奇异的特征，所以十年之后，1738年，便在萨克森地区遭取缔。这位伯爵主教便前往美洲当传教士，也派遣他的莫拉维亚人弟兄们到新大陆。几年后，他又回到德国萨克森家乡，公开说明他的教会团体以路德派和“虔信主义”为依归，注重宗教感性情愫，强调基督苦难在信徒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人的得救所带来的喜乐。

青岑多夫伯爵享年六十，于1760年去世。不久之后，他的莫拉维亚信徒弟兄们成立了一个教派，名叫“兄弟团结教会”。当时，这个教派已有两百二十六位传教士。

正当莫拉维亚人的“兄弟团结教会”在欧洲和美洲逐渐发展之际，英国圣公会部分信徒特别是矿业城镇和新兴的工业城镇的居民，渐渐发现他们的教会太重视现世的权力和财物，以致和贫苦的劳动大众疏远，不再关心他们。于是异议份子慢慢多起来，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因此遭到迫害，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 ,1624-1691）便是其中之一。这位先生是个鞋匠，却知道宣讲一种以内在生活之光为主的道理。这种强调内心光明的信仰思想使得英国国教那些体制结构和俗化的信条都成为次要的事。乔治．福克斯邀请他的听众面对天主要怀着战栗的心情，并且要作天主的朋友，不要与天主作对。他要他们加入所谓的“天主之友社团”。这也就是贵格派的来源，因为这个名称在英语上意味着震颤、战栗（QUAKE）的教会。

“贵格派”崇尚归真还 的信仰生活，唾弃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彻底反对暴力，推崇和平。他们重视心性，重视与天主和与人的情谊，和启蒙唯理主义那一套格格不入。

继乔治．福克斯创立“贵格”教派之后，英国又出现一最震撼国教圣公会的人物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 1703-1791）。约翰．韦斯利出生在圣公会家庭，却反对宿命的思想。家中有很多中古世纪的著作和天主教的书籍。他和自己的亲兄弟查尔斯（Charles）聚集了牛津大学的学生为几个社团，讨论灵修，研读圣经，一同祈祷，也从事爱德工作。

1935年，约翰．韦斯利和查尔斯．韦斯利兄弟两人都当了圣公会牧师，随即渡洋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会晤了莫拉维亚人的“兄弟团结教会”，并深深为之所动。两三年后，约翰．韦斯利又回到伦敦，在1738年参加一次莫拉维亚兄弟教会的祈祷仪式中内心再度受感动，直觉得自己受到圣神的感召，需要归依。当时在他身边也有一个人，名叫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也有相同的感受。于是两人急欲把他们当时的经验公诸于众，但是他们的心愿不被人所接受。结果两人到街头巷尾、矿区和监狱各处宣讲他们的心路历程。有五十多年的时间约翰．韦斯利牧师奔走英国全境，到处讲道，劝人归依。他虽然我行我素，宣讲自己的一套，但始终没有脱离圣公会。

约翰．韦斯利牧师组织的能力很强，他并没有脱离英国圣公会，却很灵活、很有秩序、很有方法地把追随他的人分成大小不同的团体组织，并由一个由一百人组成的会议来统御领导。这些教徒本身并不能举行任何圣事，所以都必在圣公会的教堂领受。约翰．韦斯利为了方便起见，自己也祝圣了几位牧师，派遣他们到美洲新大陆去传教，他自己说：“我把新大陆当作我的本堂区来看待。”

约翰．韦斯利在1791年去世后，他的信徒便脱离英国圣公会，自成独立的教会团体，在美国获得良好的发展。这个教会团体重视内心的归依，勉励人一生中不断地圣化自己，把天主教会中的不少精神又重新注入誓反教之中。这个教会团体就是一般所称呼的“卫理公会”（METODISM）。

上面所谈的德国“虔信运动”和英国的“贵格”教派，以及随之而来的“卫理公会”，其来源都是不满誓反教受到启蒙运动唯理主义的不良影响，把活生生的信仰团体变成僵硬的体制结构的缘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俄国。当时的沙皇伯多禄大帝(1672-1725)急欲根据启蒙运动的精神来使国家现代化。他先是禁止选举莫斯科新宗主教，后来又于1721年取消宗主教的职务，改由一个由主教和神父组成的“神圣教务会议”来领导俄罗斯东正教。这个教务会议由沙皇指派一位俗人来主持，这位俗人因此成了俄国东正教行政领袖，于是东正教在政权面前已经丧失了信仰独立性。凯瑟琳二世（1729-1796）女皇执政时，政治统治宗教的俗化现象进一步恶化。

东正教虽然表面上受到政治的重大干预，但是它传统的内在精神，不论在希腊世界或俄罗斯世界，仍然保持活泼的生命力。希腊的阿托斯山（Mt.Athos），也就是圣山，还是被各方尊奉为东正教世界的精神中心圣地。在十八世纪末叶政权嚣张的世代，这里继续散发出内在信仰的光芒。

法国大革命初期动荡中的教会

十八世纪横扫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思潮，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达到巅峰状态。部分启蒙理性精神藉着革命，由纯思想的鼓吹而成为实际的行动。这些行动表现在革命的政治活动上，则形成一股不可一世的势力。这股势力耀武扬威挟革命之风暴，以武力作后盾，横冲直撞，任何阻碍必在摧毁之列，天主教便是首当其冲者。

法国地中海岸的普罗旺斯省佛雷朱市静处一方，一位名叫西哀士的十七岁青年，正出发到巴黎去。这里的人民仍未得温饱，西哀士是一位低级税务员之子，家境清贫，他的家境一如其他子女众多的家庭那样，都者是在贫穷与匮乏之中长大的。家教甚严，又没有可承继的家产可言，他离乡到巴黎加入神职修院。他后来写信给父亲说“亲爱的父亲，你送来我度这样的生活，我也计会因此得以谋生，也许会一蹶不振，沉沦下去。”西哀士就读于圣苏尔比斯修院。贫家子弟加入修院可觅得一门生计，除加入神职班外，从军便是加一个选择，对于当时稍有资产的中产阶级，这便是红与黑的选择，红色的军服或黑色的神职袍。西哀士身体衰弱，所以只有选择神职袍。西哀士所受的教育使他震惊，他这样写道：“这是个不人道的教育制度，教育者竭力使学生仿效一些异常的典范，而且在精神和肉体上折磨他们。”西哀士很快便察觉到当时社会的问题，他寻求各种角色模型，暗地里研究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例如，他视一切超乎理性的信念，并斥之为迷信，强烈抨击天主教会，以及那位有神主义倾向的狄德罗，甚至那位反对一切信条的卢梭。传统的信念不断受到质疑，西哀士晋升神父后，成了沙尔德教区的副主教，这是法国北部一个渊源极古的天主教中心，当省议会管理委员会召开大会时，西哀士以神职人员代表的身份出席，这是教会职位踏足政治舞台的一大步，正可谓飞黄腾达、前途似锦，西哀士并不以沙尔德大教堂为象牙宝塔，他学会以敏锐眼光来看社会问题，他公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个人如何能争取那曾被国家和教会剥夺了的权利呢？难道自由、平等、博爱不就是基督徒的原则吗？”

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一年，这位教士挺身而出为身受压迫者请命，以煸动的口吻问道“平民阶级是什么？”当年适逢必需品供应短缺，欧洲的富有国家也出现饥荒，农产失收和通货膨胀威胁全国，但国内仍算大体平静，“平民阶级是什么？”这问题引发一场革命，“平民阶级如今形同无物，但他们将会成为举足轻重的。”这答复成了战斗性的口号，这革命起初虽只影响到法国首都，但最终要改变整个欧洲，其事实已在巴黎酝酿多时，非因一时的饥荒所致，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承受了启蒙思想，伏尔泰的反教会著作于半个世纪前面世，并受到禁止，但是他的推崇理性的主张却广受欢迎，随着蒙格尔费埃兄弟热气球升空，人类自古梦想的自由终于有了一个新的实现，这个升空的气球象征人类的能力无限量发挥，变改的时刻终于成熟了，人们有说不尽的理由去为一个更美好的生活而抗争，寻求一个远超法国当前的更公义的社会制度。

与此同时，贵族们却只闲卧在大庭里，不知百姓的焦虑与穷困，整日沉浸在新成就所带来的豪华生活里。新的发明、艺术珍藏等，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享受到，而这一小撮人住在他们豪华的大宅和花园的禁地内，察觉不到一个新时代业已开始。在王室里，虽然受经济危机的威胁，住在梵尔赛宫内的人，仍旧生活如常，王室的奢侈和排场，耗费全国岁收的十分之一，他们先辈赊帐度活，国家一半的预算全为支付当期债务利息之用，国家已处于破产的地步，法国路易十六并未察觉危机四伏，他是个追求物质享受的人，要过着传统的奢侈生活；国王与他的百姓各处天的一边，王后玛利·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人，来自哈布斯堡王族，她的法国下属对她缺乏信任，认为她既自大又挥霍。玛利·安托瓦内特将如同丈夫一样最终被送上断头台。她要为奢侈的生活付上沉重的代价，可是她至死都不明了所以被送上断头台的原因。

贵族为自已树碑立传，深信这“太阳王国”是奉天承运、永存不替，竟不顾城中百姓的饥饿和乡间农民的死活，生活在平民间的神职人员生活也十分清苦，而那些身为贵族的高级神职人员却站在王室的一边，从没有与低级神职人员接触，西哀士与许多神父打成一片，连成同一阵线，跟“王室教会”划清界线，投身一项他认为更神圣的任务，那就是革命。

话说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世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的财务和政治危机，于是召开了一次国是会议，召集神职界、贵族和中产阶级三方面的代表共商国家大事。这三方面的人士是当时法国社会的骨干，国家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中。第一级是神职人员，但他们除了少娄是显赫的主教、总主教、枢机主教之外，大部分是乡村的本堂神父，可想而知，他们代表他三分之二经上的堂区天主子民们的利益。第二级是贵族阶层，他们也占了会议席位的大多数，其影响力也不亚于神职人员。法国经济三分之二的主控权在他们手中，但由于法国王权过于集中，他们只有钱而没有权，一遇国家开支，他们常是摊派的对象，他们对国王极其不满。第三级是平民阶层，他们更不用说是既没钱也没权，只能听任权利的摆布，他们更是贵族转嫁盘剥的对象，因此在国王会议之初，从各方面所表达的意见已看出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渴望进行种种改革，包括教会的改革。从那些怨言中，并看不出对教会有什幺特别恶劣的攻击。

国民会议定于1789年的5月5日召开，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每位与会代表都手持着烛光游行，足见他们的真诚和慎重。代表神职界与会的大都是本堂神父，他们与中产阶级的议员们联合在一起，要求组成国家立宪会议。法国国民会议于是在梵尔赛举行的宣誓中诞生。署名的人中，西哀士以神职人员代表的身份出席，当时还有一个不甚显赫的名字罗伯斯比尔。但这人不久便要使整个国家，连同那里革命分子在内，陷入焦虑和恐慌之中。他将建立一个恐怖政权，可是许多参加革命的教会人士，仍然天真地相信美好的日子将接鹭而来。

会议要求制定宪法，以限制国王的过于庞大的权利，扩大贵族及平民的利益，而国王则要求先解决财政问题并拒绝让出一切权利，由于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国王下令把巴黎重重包围，市民在外围攻克巴士底狱。面对当时来自农民的要求和骚动，法国神职界和贵族们在那一年，也就是1789年的8月4日晚间，决定放弃他们拥有的一切特权。三个星期后，8月26日，国民会议投票通过《人权宣言》。这个宣言成了新政府的执政基本原则，它的精神来自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思想和美国在1776年所宣布的独立宣言。内容以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权为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当时最重要的文献——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法国人民代表以这隆重的宣言声明：对人权的无知、疏忽或藐视是造成公众灾难的唯一原因。”法国教会很希望借这变革，使教会的面貌一新，1789年的彻底剧变至今仍发挥着其影响力，许多神职人员认同《人权宣言》，尤其是西哀士神父，他在国民会议中的发言，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正是断锚起航之时。”所有全国境内的教会产业在不少神职人员的同意下全归国有，文化和教会的存在只是为人民和国家服务，他们努力达成彻底的宪法改革，如同一年的11月2日，在欧坦（Autun）教区主教塔列朗（Talleyrant）的建议之下，神职界都把财产归公，让国家来处理，但是国家必须维持神职界的生活需要以及他们从事社会福利和教育工作的所需。由于当时法国教会拥有的地产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所以教会产业的变卖导致了全国私有产业空前的大变动。那些中产阶级和富有的农民购买了许多产业之后，使得这两个阶层的人与大革命结了不解之缘。不幸的是许多教会产业落入这些人手中之后，不少珍贵的艺术品和教堂或隐修院，拆的拆，改的改，或被移作他用。巴黎附近的圣狄约尼消主教座堂，曾安葬中世纪法兰西的历任国王，昔日的社会制度清晰明确，上有这王，贵族和神职人员，下为一般平民百姓，但十八世纪末叶，有识之士和自由主义兴起，反对国王和教会的旧式权威，这种剧变翻转整个社会，人民对国王的敬意尽失，他已不再奉承运来统治，王室的灵柩被人从大教堂地下墓室移出，他们的遗骸散落各处，教堂荒废，四壁不全，石块被人拿去作建筑材料，主教和神父被视为权贵的同谋取，一一遭人寻仇和报复。

1790年2月13日，国家立宪会议禁止人民宣发宗教生活誓愿，那些已经是修会人员者，如果愿意继续度修会的生活就得迁移到为他们指定的地方去。

这一项禁令使得法国许多隐修院人去楼空，门可罗雀。法国中东部克吕尼镇那座建于公元910年的本笃会隐修院，40位会士中有38位脱下会衣还俗。这种现象在女隐修院方面比较不严重，修女们比会士们更忠于自己的圣召。说也奇怪，当时教会舆论对立宪会议禁止人民弃俗修道的政令似乎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立宪会议既然已经完全重组了法国政府，并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于是进一步想整顿教会的内部组织秩序。主张这种行动的议员们并不是反对宗教的人，不过他们的思想大大受到启蒙运动和法兰西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教会应该受制于国家。

1790年7月12日，国家立宪会议投票，通过了《神职公民法令》。根据法令，法国全境从135个教区缩减为85个教区，即每一省一个教区；85个教区中有10个是总主教区。每六千居民得设立一个本堂区。主教和本堂神父由地方居民，不论教友与否选出。选出的本堂神父要向教区主教报备；选出的主教则向总主教报备；总主教则向教宗报备，目的在使教宗知道并参与这件事，同时也借此表示他们与教宗共融。那些制订这项《神职公民法令》的议员们以为这样作，是回到教会的原始的状况。

立宪会议制订的《神职公民法令》虽然是通过了，但是会议在讨论这项议案时，32位主教立宪议员中有30位提出书面反对意见，他们以为修改教会组织章程，但没事先征求罗马教宗同意，这是不当的。当时教宗庇护六世对法国立宪政府的这项措置并没有立刻表示态度。

事隔四个半月，1790年11月27日，立宪会议要求全体在职的神职人员宣誓：效忠国家，效忠国王，绝对遵从《神职公民法令》。结果，法国全境160位主教中，只有七位宣誓。至于普通神职人员宣誓的比例，则因地区的不同而有差别，平均说来，全国大约有一半的神父宣了誓。那些没有宣誓的主教和神父都因此而无法继续执行他们的职务。不到一个月后，这些被政府吊销职务的主教和神父所管理的教区与堂区开始公民投票，选出新主教和新本堂神父，顶替被政府撤职的原来者。

三个月后，1791年3月10日，有声音从罗马来了。当时庇护六世教宗发表诏书，严厉谴责《神职公民法令》的不是和巴黎立宪会议议员思想原则的不当。这位教宗指出立宪会议所通过的人权宣言与天主的启示背道而驰，因为宣言所指的那些绝对的自由否认了天主和真理的权利。庇护六世教宗并要求那些向立宪会议宣誓效忠的神父和主教公开认错，同时禁止由居民选出的主教执行任何职务。

教宗的诏书一出，法国教会便发生强烈的震动与分裂：一边是国家所承认的“宪法教会”，另一边则是忠于罗马，不肯屈服的教会。当时的环境很复杂，各地和每个人的状况也不同，实在很难对时代的选择遽下论断。那是一个悲哀的时代所制造的悲哀故事，需要很大的智能和冷静的耐心来面对，尤其需要天主的仁慈。不过，立宪会议冒然下令选举主教并祝圣新的神父，致使选出的牧人和神职很受非议，这倒是越俎代庖、缺乏明智之举，足为殷。

法国大革命逼教会走上苦路

法国大革命前后十年，从路易十六世国王于1789年5月5日召开全国三阶级大会，讨论国是起，到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腐败无能的“五人执政内阁”为止，天主教会可以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使并非天天受到暴力的迫害，但长期受到政治有系统的宰制、约束，以及法令的干预和歧视，这个教会除非顺着别有用心的政治路线走，实在是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致命或转入地下是唯一的出路。在革命最初三年中，那些不愿屈服于时政，不愿意宣誓效忠于侵犯信仰自由的宪法和国家的主教和神父，还受到宽容，他们只是不能公开举行教会礼仪或执行牧灵职务而已。他们的圣堂虽然被没收，被充公，被转授给隶属于《宪法教会》的神职人员，但还能潜入地下，在私人家中奉献弥撒圣祭和行其它的圣事。

但是到了1793年4月，制订宪法的国民会议向奥地利宣战，却又节节败退，国民议会让吉伦特派退出执政地位，由极端派的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雅各宾派把持政权，皇后玛利·安托瓦内特以叛国罪被判死刑，判词这样说，“自从玛利·安托瓦内特来到法国后，一直加害和剥削法国人民。”她的遗言这样说：“我不妄想死前得到精神和慰藉，因我不知是否尚教会的司铎是否尚存在，我诚心宽恕那些折磨我的人，我死在由宗徒传下来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中，这是我自幼由前人所承受的信仰，也是我受教育和一直宣认的信仰，我吻别我可怜的孩子，主啊！与他们永别令我何等痛心，别了！别了！”判词宣读后，她双手被绑起来，她的头发被粗暴地削去，颈上套上绳索被人牵去，在三万宪兵的驻防下，刀锋毫不留情地飕飕滑下……。

然后雅各宾派实行清党，到处打击异已，进行更多的内部互相举报，检举党内的“负卖者”。忽然间到处有人被举报，一时人心惶惶，监狱人满为患，至结束恐怖统治，仅在巴士底狱已有一万七千人被处决，一位目击者报导说：

“有个人死囚身材魁梧，为让他人能看个清楚，那些人把他拖到台上，现在死囚看到刽子手、林架和杀人工具。围观的群众发出嗜血成性的尖叫，行刑过程的速度很快，使这残酷的行为变得较为缓和。献上牺牲的时辰已到，刽子手和助手准备好一切，便一手执着受刑者的手臂，高大的助手执着他的另一条臂，另一人拉起受刑者的双脚，他随即朝刀下臣卧下去……,他的头被切掉，他身体仍穿着衣服就被人丢到囚车上，混在一片血泊中，屠杀一个接一个地继续下去，好一场恐怖的屠杀！”

那些原来受宽容的主教神父们就被政府视为眼中钉，非除之不为快。在那种风声鹤唳的局势中，许多神父都被驱逐出境，落难到欧洲各国，而主教们也早已移民到国外了。据估计，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全国共有三万教士被充军，二千人被驱逐出国，其馀留在国内的，不是被杀就是销声匿迹，冒着生命的危险暗中继续照顾教友。

其实早在1792年9月雅各宾派执政前，国王路易十六世就不同意政府这种虐待和迫害教会的行动，那些仇视教会的人于是怒上加怒，在同一年，也就是1792年9月，率领巴黎疯狂的暴民闯入各地的监狱，把囚犯全部屠杀了。如，西哀士曾就读的苏尔比修院，被收归国有，神父们拒绝向宪法宣誓，因而被捕，数百人被处决，在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下，宗教成了政府监管的事情，这位暴君自立为圣贤，而他的教会除理性外别无他神，圣衣会的修院在1792年被改建成监狱，这里曾发生集体大屠杀，今日仍可看到惨剧的遗迹。一百五十多位神父的遗骸保存在那里。在修院禁地围墙后面进行的屠杀，共历三小时，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暴力事件，今日仍可这些头颅和骨骸上看到当日凶器致命的痕迹。被害者被杀的速度惊人，革命行动竟引以为豪地写着“每分钟杀掉一个人，好一个杀人业。”

在这期间，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人被杀。这些被杀害者大都是革命暴政的异议人士，其中约有三百位是不愿向革命宣誓效忠的神父。

在这同一个月份，由政府承认的“宪法教会”负责的公民身份户籍登记事务也被取回，交给市政府办理，因此，宪法教会连这幺一点小小的公共事务职权也被取消，老百姓不再需要到它那里办事。离婚也被法律许可了。四个月后，有人在路易十六的居所内的墙壁内发现了一个装有大量文件的铁柜，大部分是与其它国家的来往信函，这些都成了他“里通外国”的罪证，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世国王竟然以“叛国罪”被判死刑，送上断头台。这对基督信徒而言，是大逆不道，因为天主教国家的君王都是被天主傅过圣油的人，他们即使腐败无能，也不能用非法暴力的手段加以铲除。

以上这种种不幸的发生，并非只属于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有更大的企图在内，因为那个年代的执政者和拥护他们的人不仅要铲除天主教，更要消灭一切宗教信仰。由于革命政府的蛮横作风，很快掀起了法国西部旺代（Vendee）和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居民的起义。一场残酷的内战终于爆发，躺在血泊中丧生的人不下十万。

法国中部的小镇克吕尼，自十世纪她的黄金时代起，就是法国天主教的根据地，这里有全欧洲最大的修院建筑群，克吕尼是法国历史悠久和天主教信仰根深蒂固的象征，是十一世纪教会重大改革的发源地；可惜教堂的高塔被拆除，因为革命极端政府认为这些高塔有违平等原则。革命的精神在克吕尼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革命军人放火烧毁修院和教堂的陈设，把圣像打得粉碎，整个建筑群被夷为平地，遗址被用作马厩，克吕尼成了采石场，石材被拿去卖掉赚钱。

法国仇视教会并处心积虑要消灭它的行动企图，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之间达到高峰，那是历史上著名的“恐怖统治”时期。当时，那些执政者把信仰基督的西方世界延用两百多年的天主教额我略教宗历法取消，废除教会的瞻礼主日庆典，又把七日一周改为十天一周，以便消除星期天那带有浓厚天主教信仰气氛和涵义的“主日”痕迹；巴黎圣母院的圣母像被象征民主和自由的“自由女神像”所取代，各地圣堂和宗教建筑物被捣毁，或改作舞台剧场，让暴民在里面胡闹，为非作歹；大肆宣传反神职的言论，鼓吹、甚至要求神职人员还俗结婚；许多神父，修会会士和教友都被控以叛国或迷信的罪名而被处死，。虽然革命法庭举出许多政治理由控诉这些神职、会士和教友，但事实上，他们的的确确是殉道者，他们为信仰而致命。

这种“恐怖统治”进行了九个月之后，法国人民外在的宗教信仰活动完全消失，就连革命政府所成立的“宪法教会”也不复存在。许多议会人士对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已忍无可忍，一个月之后，1794年7月27日，“热月派”发动政变，恐怖独裁统治者罗伯斯庇尔（1758-1794）在政变中被推翻，送上断头台。被为“捕快凶手及殉国英雄”的马拉，”也被一名叫科黛的年轻妇女借故走近而刺杀了他。当时他正因皮肤病而经常浸在浴缸里，但革命党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圣贤，更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与祭坛，人们用他的名字来叫自已的孩子，法国有二十九个地方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的心脏经防腐后放在翁中，一如圣人遗髑供人瞻仰。这位恐怖统治的他有一个信念，“为了维护公共治安，二十万人头颅落地也在所不惜。”

为时十个月之久的恐怖时期终于结束，“热月党”执政，成立由“五人”组成的督政府，进行了一些改革，制定了一部较为合理的新宪法，宗教生活于是开始复苏。

恐怖暴政结束后，执政的国民会议立刻停止先前由政府拨款维持教会财务需要，并控制教会的措施，同时恢复承认教会内部信仰生活行动的自由。这是法国政教分离的开端，但这样的井水河水互不侵犯的分离分治局面也只维持了七年之久，直到拿破仑又发动了政变，于1810年7月15日与圣座签署协定为止。

恐怖暴政结束，法国人民恢复信仰自由，1795年的四旬封斋期，全国各地的圣堂又挤满了参礼的教友。这时候，不论是昔日革命政府所设置的“宪法教会”，或是不屈服于政府压力的“坚贞教会”，都设法重振旗鼓，重新组织起来，但彼此的对立仍然存在。“宪法教会”于1797年和1801年分别召开全国教务会议，设法恢复初期教会的长老制，并尽量使教会生活适应时代社会的种种改变，而且也发行自己的刊物，取名《宗教年刊》（ANNALI DELLA RELIGIONE）。至于“坚贞教会”在重整工作上比较谨慎小心，它多方设法调整那些处在"恐怖统治"时代下的教会组织结构和工作使命。这项工作在里昂作得最出色，教区被划分成许多个小的传教地区，在这些地区内神职传教人员巡回走动，没有固定的居所。每个小传教地区则由在俗教友中推举出来的人来负责管理，并担任要理传教员。

对教会的这些活动，法国执政当局本来相当宽容。到了1797年，“五人执政”当局因为担心保皇派的人东山再起，于是又对教会严厉起来，有些神职人员被捕，他们或是被枪毙，或是被充军到南美洲的法国殖民地圭亚那。不仅如此，政府当局还设法制造一些宗教代用品，鼓吹新型的崇拜，使国民远离教会，例如崇拜一个莫名其妙的“最高的实有”，崇拜理性，崇拜自由，甚至崇拜农业等等，不一而足。

正当法国内部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几乎丧失理性之际，欧洲其它国家深恐革命思想火焰将漫延出去，于是在1792年联合出兵，攻入法国。但法国革命军也大举反攻，甚至占领了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并建立了一些卫星国家。在这些占领区或卫星国家中，法国政府所实行的宗教法令也不一样，例如在比利时，所有的修会会院都被关闭，会院的产业都被出卖一空，六百位神父遭充军，著名的天主教鲁汶大学也遭封闭，每位主教和神父都必须宣誓“永远仇恨君主政体”，否则不能留在国内生活。这种种强制性措施终于在1798年引发了农民战争。

当时的罗马教宗国也被法国革命军在1796年侵入，教宗庇护六世被迫签订《托伦蒂诺（Tolentino）条约》，割让部分土地，赔偿巨款，让度许多艺术珍品。次年，1797年，一名法国将官在罗马一次暴动中遇害，法国政府于是拘捕了庇护六世教宗，虏至法国，并在罗马进行无耻的抢劫掠夺。八十二高龄的教宗心力交瘁，于1797年8月29日死于法国瓦伦斯（VALENCE）。当时有很多人以为这是历史上最后的一位教宗。

两个多月后，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结束革命政府十年的寿命。政变后最初几个星期，一切并没有显着的改变，但经过十年的斗争与折磨，不论是政府或教会，都已经疲惫不堪。这种状况促使政教双方逐渐走向彼此妥协的地步。

西哀士懂得明哲保身，危机一旦过去时，他又再活跃于政坛上，他以新成立的督政府成员的身份为过去的功勋领受名誉佩剑，他挽回了自已的名誉并保住了自已的生命，他如今要进一步寻求政治的稳定。他在自已的心腹之间曾说，“我需要一把剑，但有谁能拿着它呢？”这个带来拯救的人物就是拿破伦，西哀士为他的兴起而铺路，拿破伦宣布革命结束，他以人权宣言为基础建立了《拿破伦法典》，他还与教会达成了政教协定，在艰难的时代保障公义，在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之余，也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制度，不久教宗也加冕他为皇帝，国内的战斗已经结束，但与欧洲诸葛亮国的战争却继续，军队带来战争与恐怖，但也传递着“平等”和“博爱”，法兰西共和国的理想将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红蓝白三色旗是革命的象征，国民自卫队的统帅拉斐德曾将军向各代表说，“我给你们一个微章，戴在帽上，它要遍游世界各地！”这位将军的话实无虚言。今后的岁月将由拿波伦来向欧洲各地推行革命的果实了。

拿破仑与天主教会

法国在1789年5月揭开大革命序幕之后，旧时的权贵成了革命打击和消灭的对象，天主教会因为一方面拥有无数的产业，另一方面许多主教也由权贵来充当，或者一位普通神职人员一旦当了主教，很自然地便成了社会的显贵，因此，天主教会也和旧时的权贵一样，成为革命运动的眼中钉，不断地遭受约束、控制、剥夺、压迫和屠杀。

由于革命演变成暴民运动，欧洲各国王室唯恐法国革命浪潮波及他们的王土，危害他们的王权，掀起社会的暴动，于是联合出兵攻入法国。不料法国革命军也发动反击，占领了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以及意大利中部的教宗国，建立许多卫星国家，逼迫当时教宗庇护六世签订《托伦蒂诺条约》，要求赔偿巨款，割让土地，让出许多艺术珍品。

次年，1797年，一名法国将官在罗马的暴动中遇害，法国终于找到借口，把年迈的教宗庇护六世押往巴黎。这位教宗不堪精神打击和旅途劳累，于1799年8月底死在法国东南部瓦朗斯（Valence）途中。消息传来，枢机主教们便聚集在威尼斯，并于1800年3月14日选出基亚拉蒙蒂（Chiaramonti） 枢机主教为教宗，取名号庇护七世。这时，拿破仑已在法国发动政变，推翻“五人执政团”掌握政权四个月。

庇护七世教宗在担任意大利伊莫拉教区的主教时，曾经说“民主政治的执政方式不会与福音抵触”。拿破仑当了法国“第一执政官”后，也深深感到法国人民如果不在宗教上修和，这个国家是无法统治的。不过我们不能以为拿破仑的看法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观点，而是纯粹基于政治上的投机考量。他执政后不久，便与罗马圣座代表孔萨尔维国务卿枢机主教展开极为艰巨的谈判，并于1801年7月15日签订和平协定。在谈判之初，拿破仑向国务会议说：

“我的政治在于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统治人民。我相信这是承认人民的意愿的方式。我在结束旺代（Vendee）战争时，我就作天主教徒；我住扎在埃及时，我就当伊斯兰教徒；在我赢得意大利民心时，我就作拥护教宗的人。要是我必须统治犹太人时，我必给他们重建撒罗满王的圣殿。在宗教里面我看不出有什幺降生为人的奥迹。神父比康德和德国那些梦想家更有用。一个国家没有宗教，如何会有秩序？当一个穷人看到一个富人时，如果没有一个权威告诉他：‘天主愿意如此，世界必须要有穷人与富人同时存在，但在来世就不如此划分。’你说这个穷人怎能接受贫富悬殊的现象？”。

上面举出来的话，使人看清拿破仑执政的态度。他和罗马圣座签署协定后，法国教会内部结构重整，每位主教都必须先辞职，然后重新任命发配，神职人员的生活重新由政府负责，修会会士没有被列入政府支付的对象中。总之，拿破仑和圣座所签的协定保存了法国宪法中与天主教有关的条文规定，以及三百年前，即1516年法国国王佛兰西斯一世和教宗良十世在意大利波伦尼亚（Bolongna）所签署的协定的主要内容。于是，身为第一执政官的拿破仑，就像法国过去的君王一样，可以为本国指派主教，这些主教则由罗马教宗承认，并授以神权。

就这样，因着协定的签署，法国政府又与罗马圣座恢复关系，重新奠定了宗教上的和平。奇怪的是：当拿破仑把他与圣座签署的协定提交国会表决时，他竟然擅自增列了七十七条有关法国教会的组织条款，里面充满“法兰西主义”和“若瑟主义”那种国家统辖教会的自大狂。教宗提出抗议，但是拿破仑不予以理会。

根据协定，法国全境教区的数目由133个减至60个，其中有十个是总主教区。那些先前由国家指派的“宪法教会”的主教都必须辞职，不能提出任何反对的理由。至于旧时代不是受政府控制的主教们中，则有三十位左右拒绝辞职，其中还有少数几位推动教友进行反抗。也因为如此，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小教会”（PETITE EGLISE） ，这个小教会团体分布在法国西部和东部的里昂一带，至今仍然存在。

在任命主教这件事上，拿破仑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以便利于国内教会的修和。他在那些革命之前就担任主教的人中拣选十六位出任协定新划分的教区主教；又从革命后由政府任命的“宪法主教”中推选十二位出任新职，其馀的教区主教则由神父中选任。拿破仑的长辈亲戚约瑟夫．费谢（Joseph Fesch）也当上了里昂的总主教，后来又升为枢机主教。至于在法国所并吞的地区或所建立的卫星国家中，拿破仑也比照法国本土的方式来重整当地教会的组织结构。

在拿破仑的新政统治之下，旧有的修会生活体制和产业完全没有被列在考虑的范围，各修会会院的产业都被政府没收。当时的德国人批评这种措施和新局势是个俗化的现象。

虽然如此，拿破仑的权威和声望仍然蒸蒸日上，当他争取到教宗庇护七世同意前往巴黎，为他举行称帝加冕礼时，他在法国天主教中的声望更达于巅峰。当教宗抵达法国境内时，固然无处不受到凯旋式的欢迎，但法国教会领导人士们对拿破仑的歌功颂德更是无以复加；他们称拿破仑为上主所傅油的人，为新达味，为昔日的波斯皇帝居鲁士，为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查理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在1806年所编的《帝国要理》中，更把国民效忠皇帝的义务推崇到极致。

不料，拿破仑这种政教权威和人间光荣的时日并没能维持长久。在他称帝后不到两年，便与罗马教宗又起了冲突，这种紧张局势持续到他下台为止。原因在于拿破仑控制了大部分西欧地区后，进一步企图控制英国。他把整个欧洲大陆封锁起来，不准和英国的船只通商往来，英国的盟邦也在禁止之列。拿破仑要求教宗国也遵守他的禁令，教宗不以为然。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Jerome Bonaparte）离婚，另结新欢，他要求教宗宣告热罗姆的第一次婚姻无效，教宗认为理由不合教义，予以拒绝。拿破仑无法忍受，1808年2月出兵占领罗马。次年，1809年五月，又把教宗国并入法国版图。教宗于是把侵略者开除教籍。法国各地的警卫虽然森严，可是教宗的开除令竟然能在法国各地散发流传。教宗拿破仑任命的主教也拒绝给以承认，不授予神权。拿破仑狂怒，拘捕了教宗庇护七世，把他押到意大利西北部的萨沃纳城。教宗不屈不挠，三年后又被押到法国的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在那里两年，七十岁的教宗不作外表的抵抗，但他的意志坚定无比。拿破仑废后，遗弃约瑟芬，另娶奥国公主，玛利亚．路易斯为后。他的离婚虽然获得巴黎教会当局的认可，可是当时居留在巴黎的罗马枢机主教们都拒绝参加婚礼。

被押在枫丹白露的教宗虽然最后与拿破仑又签署了所谓的《枫丹白露协定》，局部承认拿破仑任命的主教。但第二天教宗立刻反悔，宣称他在暴力下所签的协定无效。

这个时期，拿破仑的军事武功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他在转战南北的战役中节节失利。于是在1814年1月决定释放庇护七世教宗。经过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5月24日凯旋式地回到罗马。这时候，拿破仑已经在他逼迫教宗另签新协定的枫丹白露宫内，签署了下台让位的诏书。一代皇帝从此一蹶不振，走向末路。

法国革命的遗产

法国大革命，从狭义上来看，是从1789年5月路易十六世国王召开全国三大阶层联合会议，讨论国是开始，到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政变后，掌握政权为止，前后共十年六个月。可是因为拿破仑执政后，政变之前的许多政策仍然继续推行，天主教会的处境也不见得获得多大的改善，在某些局势下，甚至遭到拿破仑强权的压迫和侵犯，直到他于1814年初逊位下台才告结束。所以，从广义上来说，特别是从天主教会的立场来看，法国大革命前后持续了二十五年；前十年是暴民暴乱式的革命，后十五年是强权强势的革命。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法国教会和罗马圣座蒙受浩劫，创伤之深无法复元，在历史上划下了时代的句点，令人不堪回首。

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打击和压制之下，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会都改了面目。昔日教会拥有的产业，如今大都流入一般俗人的手中，再也取不回来，法国社会走入了第一次空前巨大的俗化浪潮中。法律规定信仰自由，任何人得以宣称自己是基督信徒或无信仰者，国民的身份与婚姻状况都向政府登记，他们一生的重要过程阶段如出生，领洗，婚姻，生育子女和死亡这些基本资料，已不再由教会来掌握处理。在教育上，教会也不再居于领导和督导的地位。国家与教会分道扬镳，一切我行我素，离婚成了国民在法律上的权利。事实上，日后无神论或反教会国家的体制与思想，都可以以法国大革命为滥觞。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法国大革命前后二十五年对天主教会固然是个万劫不复的打击，却也是个巨大的考验和净化。经过这幺长久的磨炼之后，教友的信仰和信德获得了净化，教会也抛弃了无数缠身的俗务，得以专心致力于它的基本使命。主教们都成了自己教区教务的真正负责人，神职人员也相当称职，都听主教的支配，他们一般都来自很平凡或清寒的家庭，能晋升司铎也可以改善自己的社会身份。所以他们大都努力作个善尽职责的神父。

至于那个时代的教宗，由于必须面对强权的蛮横和启蒙运动所掀起的反教会潮流，所以多次亲身经历政治和军事的压迫，甚至沦为俘虏，任帝王摆布。但他们大抵都能忍辱负重，以温良和坚定不挠的尊严和态度来承受世间王权的欺凌。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良善的教友都深深为教宗们的表样所动，他们意识到向圣座求助是保护教会抗拒国家政府无理要求的唯一途径。当时教友们这种拥护教宗的情绪，在历史上被称做"教宗中心主义"（UltraLmontanism）。这样的情绪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持续了整个十九世纪。

到此，如果可以作个简要概含的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把法国人民分为两半；一半是自由主义者，这些人整天高唱大革命的自由与平等的口号，仿效大革命的精神，视教会为败类，不屑与教会往来。另一半则是天主教徒，他们历经大革命的迫害，自己的传统遭铲除，所以大都把大革命的运动浪潮视为魔鬼的作为，他们无时不在渴望重新享有昔日革命之前的社会与宗教生活气氛。也因此，当自由派人士愈是想尽办法要维护革命的既得利益时，天主教徒愈是持相反的态度。

不过，慢慢地，法国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在当时的对立状态却逐渐地转移到教会内部来，因为教会内部出现某些人士，他们以为1789年大革命所宣传的那些原则思想并不是和基督的福音绝对不能兼容，或者互相冲突。这部分的人并以为：旧时代的一切已经像江河的水流逝，一去永不复返，所以，企图复古，设法恢复旧观，那是枉费心机，毫无可能的。

说也奇怪，拿破仑从欧洲政坛消失后，法国天主教会，甚至整个欧洲都在如火如荼地推动教会的复兴运动，而且成果丰硕。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去讨论和争执昔日大革命所鼓吹的种种思想原则，因为谁也不愿意让那些可怕、令人厌恶的回忆重新浮现在脑海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革命所争取到的自由，任何人都珍惜，只不过那些肆无忌惮和放任的自由却常常困扰着世道人心，就连天主教内部也不乏这辈的人。面对这种纷扰的欧洲新局面，庇护九世教宗不得不在罗马召开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讨论对策。那是1869年的事，离法国大革命整整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