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至第三世纪）

不被初世纪罗马帝国所了解的基督信徒

自从第一世纪末叶基督的福音开始在罗马帝国境内传开以后，教会信友的人数逐渐增加，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与别人不同，与基督的绝大部分同胞犹太人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更是大异其趣。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犹太人享有与帝国其它行省的居民不同的权益，所以他们到处设法让别人看出他们与基督信徒有别，甚至不承认基督信徒是他们的一份子。然而，基督信徒的人数渐渐增多以后，便形成社会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在统治者眼中就成了一个问题。

尽管如此，在统治者的眼中，基督宗教是被当做犹太教的一个狂热教派来对待的。

基督教义的纯洁性，它的道德律条的纯正性以及大多数基督教徒所度过的纯真而艰苦的生活，使教外人也对它十分推崇；那些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尽管他们可能会嘲笑关于奇迹的种种说法，也不免会对这一新教派的善行表示尊重；而且那些地方官员对这样一批虽不热心于战争和政治，却能够处处奉公守法的教徒也不但不会加以迫害，还定会尽力予以保护。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由于始终受到民众的信任，由于哲学家们缺乏宗教思想，以及罗马元老院和历代皇帝奉行的政策的支持而到处流行的多神教却普遍受到宽容，我们更会感到简直无法理解，基督徒究竟犯下了什么新的罪行，他们有什么新的冒犯行为触怒了那古老的一切听之任之的温和政策？那些罗马帝王们，一直安闲地听任一千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在他们的温和统治下安然存在，现在他们忽然一反常态，为何现在偏要对这种独特的但无害于任何人的宗教信仰的臣民严加惩处？古代世界的宗教政策在制止基督宗教发展方面，似乎显得格外严厉和蛮横。大约在基督去世８０年之后，一位素以温和、明智著称的总督竟然作出判决，将基督的几个无辜的信徒处死，而他所依据的更是一位一般认为施政贤明的皇帝所颁布的法令，那一次次向图拉真的继任者们一再提出的申述状中充满了悲惨的呼号，声称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无数臣民中，唯独遵守帝国法令、只不过是顺从良心的呼声谋求获得信仰的自由的基督徒不能分沾贤良的政府普遍施与全民的恩泽。

关于罗马皇帝为什么那样对待原始基督教徒的原因有一种说法似乎较为真实可信，因为这是从公认的多神教教义的精髓中推论出来的。人们早已注意到，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之所以能和平共处，主要由于古代各民族对各自的宗教传统和仪式都不言自明地表示认可和尊重。因此可以想象，某个教派或民族要把自己从这人类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声称唯有他们了解神的意旨，而且把该教派以外的一切宗教仪式都斥之为渎神活动和偶像崇拜，那它便必将触怒所有其它教派，使它们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容忍的权利是靠彼此的宽容维持着的，如果谁拒绝履行这由来已久的义务，那这种权利也就会很自然地不复存在了。现在，那些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毫不含糊地拒绝履行那种义务，那么仔细想一想，那些犹太人在罗马政府地方官员手中所受的待遇便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推论究竟有多少事实依据，从而也能引导我们去探明基督教所以遭受迫害的真实原因了。

关于罗马君主和总督们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尊重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重复了，我们这里只想讲明，伴随着耶路撒冷的圣殿和城市的毁灭以及随后发生的许多情况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那些征服者怒火中烧，并使他们能够以维护政治正义和公共安全一类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开进行宗教迫害。从尼禄到安东·皮乌斯王朝，犹太人对罗马的统治一直显示出一种无法忍受的情绪，因而多次引发出近乎疯狂的屠杀和叛乱。在埃及、塞普路斯和昔兰尼等城市里的犹太人一直不露声色、假装友好地和毫无戒备之心的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而他们在那里所进行的种种可怕的残暴活动使任何耳闻的人也不禁为之发指；我们因而不禁倾向于要对罗马军团严厉的报复拍手欢呼了。因为他们所惩罚的这个疯狂的民族的愚昧荒谬的迷信似乎已使他们不仅成为罗马政府的仇敌，而且成了全人类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了。犹太人之所以如此狂热，一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理由向一个崇拜偶像的统治者交纳税款，一是因为根据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谕，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有一位威力无边的救世主很快就将降临人间，他将解开他们的枷锁，并将为他们这些天之骄子建立一个地上王国。著名的巴柯齐巴，正是通过宣称自己是犹太人盼望已久的救世主，号召全体亚伯拉罕的子孙起来实现以色列人的梦想，才终于能组织起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和哈德良皇帝浴血奋战达两年之久。尽管犹太人一再如此进行挑衅，罗马皇帝们的愤怒总会随着胜利的取得而平息；而且战争和危险时期一过，他们也便不再惶恐不安了。由于对多神教的普遍的宽容，也由于安东尼·皮乌斯的温和性格，犹太人很快又恢复了他们的各种古老的特权，并又可以对他们自己的婴儿施行割礼了，唯一的一条无关紧要的限制，只是不得把他们的那个希伯来种族的特殊标志加之于任何皈依犹太教的外族人。残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犹太人虽然被排除在耶路撒冷的城区之外，他们却仍可以在意大利和其它各省市建立和维持相当数量的定居点，获得罗马法令所规定的自由，享有市民的荣誉，同时还能免除掉担任那些费力费钱的社会公职的义务。由于罗马人的温和性格或厌恶情绪，这个被征服的教派所建立的教权制度的形式竟获得了法律的认可。固定驻在提比里亚斯的大教长有权委任下属教士。行使内部司法权力，并每年从分散在各地的同教弟兄手中收取一定数量的贡奉。在帝国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新的犹太教堂被建立起来；那些或是按摩西戒律的规定，或是按犹太教教士代代相传的惯例一直奉行的安息日、戒斋日以及其它节日庆祝活动全可以十分认真地公开举行。这样一些温和政策终于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改变了犹太人的冷酷态度。他们终于从先知和征服的幻梦中清醒过来，逐渐也安于作驯良、勤劳的臣民了。他们原来的那种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情绪，现在已不再发展为流血和暴乱行为，而是消融在无甚危害的发泄行为之中。他们在经商活动中不放过一切机会掠夺那些偶像崇拜者，暗暗念诵一些难以理解的咒语，诅咒那个傲慢的埃多姆王朝。

既然这些犹太人虽然十分厌恶并拒绝礼拜罗马皇帝和他的臣民所信奉的神灵，却仍能随意过着他们的不受欢迎的宗教生活，我们便不能不想到亚巴郎的子孙所以能幸免于遭受基督的门徒所遭受的苦难，其中必另有原因在。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简单和显而易见的，但是，从古代人的情感来看，这差别却极关重要。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基督徒却只是一个教派；而如果说每一个集体都本应当尊重邻近的另一集体的神圣传统，他们却更有责任坚持他们的祖先建立的制度。神谕的声音、哲学家的教诲和法律的权威全都一致要求他们尽力完成这一民族义务。由于犹太人自视远比常人圣洁，他们有可能激怒多神教徒，认为他们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下流种族。由于他们不屑与其他民族交往，他们这样遭人蔑视也许是罪有应得。梅瑟法律的大部分内容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一个庞大的社会所接受，他的信徒们当然也可以援例，因此一般人普遍认为他们有权奉行那些他们如果违背便将被视为犯罪的种种教规。但是，这一原则虽然可以保护犹太教堂，却对初期基督教会并无任何好处或保护作用。由于信仰了基督的福音，基督徒便犯下了所谓的不合常情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另外，罗马人也许察觉出基督福音所教导的为人处世之道，所宣讲的人生观，所崇拜的对象，不但与基督信仰所出自的犹太教不同，与罗马帝国的思想风尚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背道而驰。因此，在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刚刚发迹的时期，基督信徒在宗教信仰活动上总是比较谨慎小心，不愿张扬，甚至闭门举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是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信仰生活方式反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和猜忌。换句话说，基督宗教义来自东方，而当时的基督信徒又不少是外来的移民，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容易叫别人了解，许多人认为基督信仰是一个教派，既然是个教派，就不是甚么光明正大的东西。这就是罗马帝国世界为甚么对基督信徒不太信任的理由。当时虽然有些护教作家，也就是为保护基督信仰而写作的人士发表著作，为信仰辩护，毕竟没能阻止帝国掀起的迫害教会的风浪。

迫害教会必须要有控告作根据，而那些控告大都是一些卑鄙的造谣和诽谤，另有一些则是知识份子反驳基督宗教义的言论。那些言论即使是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可以听见。

关于对基督信仰的造谣与诽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指控基督信徒是无神论者：基督信徒之所以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参与敬拜罗马皇帝的传统礼俗，也不附和那些来自东方的各种宗教流派，所以被认为是没有宗教信仰者。须知在那个时代，没有宗教信仰乃是背离正道的表示。既然社会上有这么多背离正道的人，则社会还能平安过日子吗？断不可能！罗马帝国所崇拜的众神既然被基督信徒所奚落，还能袖手旁观吗？决不可能，他们必定以种种天灾人祸来惩罚帝国，当时所发生的洪水、地震、瘟疫和蛮族的入侵，就是众神发怒的迹象。很多人认为基督信徒必定崇拜一个不可告人的对象，深怕别人洞悉他们的礼仪，他们所敬拜的可能是一头驴子，或是一个被判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恶棍。

第二类，指控基督信徒乱伦：基督信徒经常在夜间闭门聚餐，然后一起祈祷，并举行纪念基督的晚餐仪式。那些不了解和好奇的人，尤其是不怀好意、蓄意中伤的人，便诽谤基督信徒利用夜间来聚会狂欢，甚至在兄弟姊妹亲属之间从事淫乐的卑鄙勾当。

第三类，指控基督信徒吃人肉：我们知道基督信徒遵照教会的创立人耶稣基督的吩咐，要借着举行圣餐的仪式来纪念他。耶稣基督所说的圣餐就是要吃他的肉，并喝他的血。可是耶稣所说的他的肉和他的血，是取自麦子磨成粉的面粉所烤成的面饼和葡萄所酿成的酒。在举行纪念耶稣基督的晚餐时，基督信徒相信他们所吃和所喝的，的确是隐藏在面饼和葡萄酒形下的基督的肉和血。那些觉得莫名其妙的人便指控基督信徒在夜间举行圣餐仪式的时候，把他们杀死的婴儿当作祭品，然后吃婴儿的肉，喝婴儿的血。

以上那些谣言和诽谤在罗马帝国境内流传得很广，但并不是大家都相信。虽然如此，有很长的一段时期，社会一般人都轻视基督信徒。第一世纪初年，罗马帝国派驻近东庇提尼亚省（Bitinia）的总督兼作家普林尼（Plinius ,61-114）向罗马皇帝图拉真（Traianus）奏书说：“基督信仰缺乏理性，是没有分寸的迷信”。第一第二世纪间拉丁文学家兼历史家苏厄东（Gajus Svetonius Tranquillius,70-140）则称“基督信仰是新的和有害的迷信”。同一个时期，罗马拉丁历史家兼总督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54-120）在公元115年所出版的《编年史》（Annali,XV,44）中说：“基督信仰是可恶的迷信”。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虽然明智，却也认为基督信徒顽固。第二世纪希腊文讽刺作家路西安（Lucianus de Samosata,120-192）形容基督信徒天真无知，让别人剥削、利用。

总之，所有散布流言、诬赖基督信徒的人，都不是真正了解认识基督信徒的人。正因为如此，有些知识份子开始慢慢研究调查基督信徒的思想与生活，他们阅读圣经，从中找出很多他们用世俗的标准价值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观念，并予以严厉的批判反驳。这些知识份子中最有名的两位都是生活在罗马的希腊哲学家，一位是第二世纪柏拉图哲学者切尔索（Celsus），另一位是第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学者波尔菲里奥（Porfirio,234-305）。他们两人从三个方面攻击基督信徒：

第一方面，他们认为基督信徒是即可怜无知、又自以为是的人。这两位希腊哲学者发现基督信徒都来自低层社会，所从事的都是低贱的行业，例如鞋匠、纺织工人、以及种种粗重的工作。老弱妇孺和奴隶是教会争取的对象，因为这样的人比较单纯无知，容易相信。他们又认为基督信徒破坏罗马文明的价值秩序，因为罗马文明所推崇的是既有知识学问、又富裕安适的生活，劳动是仆役的事，是没有尊严的行为，而基督信徒却宣扬为人服务牺牲，重视低贱的工作，甚至为此引以为荣。尤有甚者，基督信徒还相信妇女儿童能够比丈夫和父亲知道得更多，这对丈夫和父亲的权威和尊严无非是一种威胁。

第二方面，那两位希腊哲学家以为基督信徒不是好国民，因为他们不参加本城的祭祀活动，也不参加敬拜皇帝的礼节，对祖先的习俗也不接受，更拒绝担任行政官吏和军事职务，对政治事务和帝国存亡毫不关心。切尔索写这些攻击基督信徒的话的时候，正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率军在多瑙河畔对抗日耳曼蛮族的时候，难怪他说：要是每位国民都像基督信徒那样作的话，则帝国还能存在多久！

第三方面，这两位哲学家以为基督宗教义相反理性，他们反对的理由直到今天仍有人支持。比方说，他们认为基督宗教义所坚信的天主降生为人的道理是荒谬、无稽之谈，因为如果天主是绝对美善的，是永恒不变的，他一定不会屈尊就卑，变成一个脆弱的婴儿；再说，为什么降生为人的事迹要等到那么迟才发生呢？至于耶稣这个人，他只不过是个可怜的人而已，他不像苏格拉底，有能力接受智者的死亡；他所宣讲的教义都是从埃及和希腊古代的宗教思想中抄袭而来的；他所说的肉身的复活，更是滑天下之大稽，骗骗人而已。

波尔菲里奥则认为旧约和新约圣经穿插着一些庸俗的神话，虚构神人同形的故事；新约圣经中那位和平慈善的天主与旧约圣经中那位威武善战的天主彼此矛盾，四部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受难史也互相冲突；还有，基督信徒的礼节也是不道德的，他们所施行洗礼只会鼓励人养成不良的习惯，因为只要一瓢水就可以一下子把人所犯的罪过全都赦免了，那还有谁怕作奸犯科呢？尤其不道德的是基督信徒举行的弥撒圣餐，虽然这个礼节仪式只是象征的意义而已，毕竟信徒心中觉得所吃的是人的肉，所喝的是人的血啊！此外，基督信徒彼此之间也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互相排除对方。

以上所叙述的一切，都是罗马帝国初世纪时代基督信徒所遇到的民间、学者和官方的不良反应，这些态度对基督福音的传扬产生重大的阻力，也助长了迫害基督信徒的火焰气势。面对这种不利的局势，某些基督信徒只好挺身而出，从事护教的行动。

基督信徒对罗马帝国诽谤者的答复

第一世纪末年以后，基督的福音开始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扬开来，基督信徒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形成社会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来，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以及或大或小的不同力量；人多力量自然大，人杂力量自然分散；力量大，这对意见不同的那一方便构成对立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形成在民主开放的社会中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它对统治者便构成阻碍。既然是阻碍，就必须消除，这是很合乎统治逻辑的事。

罗马帝国是封建专制的社会，当初基督信徒人数慢慢增加之后，便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由于信徒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又与其它的人，尤其和权贵阶级的人不同，自然而然不被看好。既然不被看好，就非及早予以消除不为快。于是种种谣言、诽谤和攻击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迎面袭来，令基督信徒招架不住。这些为难有来自民间，也有来自学者，更有来自统治阶级者。基督信徒无奈之余，只有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他们之中有一些知识文化界人士，为了纠正社会舆论对教会的误解，也为保护教友团体，便开始写作立论，向帝国境内各界阐述基督宗教义的本质和信仰生活的内容，希望化解社会的误会。这些著作通称为“护教集”或“护教论着”（ apologia），顾名思义，就是在为教会的基督信仰辩护。

当时护教人士深深发觉，如果要使不赞同基督信仰的国民、知识份子、政府官员、立法人士和皇帝理解教会的信仰生活，就必须使用他们所能理解的文化思想表达方式。那时的文化思想是希腊拉丁文化，因此护教人士便设法使基督宗教义希腊化，同时又使希腊文化基督信仰化。从此，基督信仰正式走出孤立，得与罗马帝国社会各层面接触对话，而初期的神学也因此逐渐形成。

昔日护教言论的作家可能很多，他们的著作也许很丰富，其中大部分流传至今的，只有他们的大名和一小部分的思想摘要而已，这些还都得力于第三第四世纪巴勒斯坦的凯撒勒雅的主教犹西比乌（Eusebius de Cesarea,265-339）所写的十大册《教会历史》，这部历史留下了许多初世纪珍贵的史料。不过最重要的护教著作倒是留了下来。

第二世纪中叶一位名叫犹斯定（Jiustinus,100-165）的希腊文教友作家在罗马开办一所教授基督信仰哲学的学校，他极力维护基督信仰，反驳教外人士和犹太人对基督信徒的迫害，结果自己也殉道了。另有一位不知其名的护教作家写了一篇很动人的言论，把基督信徒比作世界的灵魂。这个比喻很适合希腊人类学的观念，因为希腊文化认为每个人有灵魂，而基督信徒就像世界的灵魂一样，他们使世界生活，也赋给世界生活的意义。这位不知名的护教作家大约在公元二百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写了一篇名叫《致迪奥涅托书》（Ad Diognetum）的文章，为答复基督信徒与其它人的不同点在哪里的问题，他说：

“基督信徒在居住的地方、语言和衣着方面与别人没有不同；他们并不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也不讲别人不说的话；他们的生活和别人的无异；他们住在希腊的城市，也住在野蛮的地区，随遇而安；在衣着、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上，都入乡随俗，但就如众人有口皆碑的，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具有令人敬佩的毅力；他们住在自己的家乡，却待己如外人；他们像任何市民一样参与种种生活活动，却像外来的人一样忍受一切；他们视外地为家乡，视家乡为外地；他们既婚嫁，也生子女，但绝不丢弃婴儿；他们一起吃饭，但不同床睡觉；他们虽然有肉体，却不按照肉欲生活；他们住在地上，却是天上的国民；他们服从确定的法律，却以生活来超越法律；他们爱众人，却被众人迫害；他们没有被判罪，却被判刑，遭处死，然而，也因此获得了生命；他们贫穷，却使别人致富；他们一无所有，却一无所缺；他们遭轻视，却在轻视中得到光荣；他们虽受诅咒，却因此而为自己的公义作证；他们受侮辱，却祝福侮辱的人；他们行善，却被视为恶徒；虽然受惩罚，却甘之若饴，有如获得生命；犹太人打击他们如外人，希腊人也迫害他们，却说不出何以故。总之，基督信徒之于世界，就像灵魂之于肉体；灵魂充满肉体的各肢体，基督信徒也分布世界各城市；灵魂生活在肉体内，却不属于肉体；基督信徒也生活在世界内，却不属于世界；肉体克制饮食，则灵魂变得更清净洁白；基督信徒虽然受迫害，人数却日益增多；天主既然赐给他们如此尊高的地位，他们怎能轻易放弃！”

上面这位无名氏《致迪奥涅托书》的文字确实把基督信徒的信仰精神刻画得入骨。至于有名有姓、有稽可考的护教作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北非迦太基（Cartago）的戴尔都良（Quinto Sttimio Florenzio,160-220）。他原是个教外的律师，却被基督信徒的勇敢所感动而皈依基督，于是开始发挥他的雄辩才能，致力于维护教会，约在公元197年所写的《护教书》（Apologeticus）这本书是古今最著名、也最有力的护教经典。戴尔都良被认为是西方教会拉丁文学作家中仅次于圣奥斯丁者。他在《护教论》中说：

“我们也为皇帝、为他们的职务、为世间的国家、为所有的和平、为推延天灾人祸而祈祷。可是正因为我们特别行这样的爱德，就令某些人眼红，并侮辱我们。他们说：看呀，那些基督信徒是多么地彼此相亲相爱！而他们自己却互相仇恨。他们又说：看呀，那些基督信徒是多么乐意为别人而死！而他们却彼此残杀”。

无论如何，那个时代的护教学者都一致指出控告基督信徒的不当，对基督信徒的宣判和处刑也不合理。他们一一地推翻所有的指控：有人控告基督信徒秘密聚会，护教人士便说“我们可以叙述我们举行礼节仪式的种种内容。你们控告我们东藏西躲有如老鼠，现在我们到处可见。我们和你们有同样的工作活动，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我们只不过不上你们的庙宇，不去看剧场的把戏而已”；古罗马的人早有堕胎杀婴儿的风尚，这些行为却是基督信徒所不容许的，可是偏偏有人指控基督信徒生活不检点，行为可恶，护教人士反驳说：“其实是你们喜欢声色犬马，纵欲行乐，容忍交换妇女，叙述神明之间淫逸猥亵的故事”。戴尔都良虽然言锋词利，叫罗马那些权贵受不了，却也因此不容易得到他们的同情。

罗马承受希腊文化哲学，讲究理性思考，于是认为基督信仰违反理性。护教学者便把基督宗教义上溯到古经旧约时代，为指出基督宗教义远比希腊哲学来得早，他们说：梅瑟比希腊思想家活得早，那些思想家只有研究梅瑟的份儿。有人指控基督信徒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祭祀帝国的种种神明，护教学者便反驳说：“我们是无神论者，因为我们不相信你们那些虚假的神明”。

在初世纪时代，基督信徒认为所谓的国家是个模棱两可的东西，那些重视圣若望宗徒所写的《默示录》的人都认为罗马帝国是个混乱的世界，是个畜牲，因为它敬拜邪神，迫害教会，这个帝国将像用泥土作脚的巨人，很快就要崩塌下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否任一种观念和现象，那就是：当时的基督信徒专心等待基督很快地就要再度来临，所以不把现世的事务放在心上。虽然如此，护教学者也遵照圣保禄给罗马人的教导和圣伯多禄给小亚细亚北部地区的信友的劝勉，宣称基督信徒对国家和统治者的忠诚。第四任教宗圣克莱孟在写给格林多城的教友的信中说：“我们虽然不认为皇帝是天主，但是我们服从他，也为他祈祷，我们是率先完粮纳税的人”。

初世纪的基督信徒对从军和当官也是有所保留的，因为从军不免要作战杀人，当官不免要判罪处刑，而杀人判死刑都与违背基督信仰的原则。当时从军并不是国民的义务，而基督信徒人数还少的时候，问题不大，可是信徒人数逐渐增多，而帝国前线又告急的时候，基督信徒不从军、不杀敌人，这就成了帝国安全的严重问题。难怪第二世纪希腊哲学家切尔索（Celsus）责备基督信徒说：如果人人都像他们一样，帝国不是早就要垮台了吗？所幸，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下令解除教难，恢复信仰自由，基督信徒不必在敬拜帝国的偶像，教友再也没有出任公职的障碍，只不过从军的教友如果杀伤敌人，事后必须忏悔杀人流血的行为。

公元第一第二世纪基督信徒所受的迫害

公元最初三个世纪，基督信徒因为信仰的对象与罗马帝国执政当局和其它国民不同，生活观念与方式也和一般人有别，所以在帝国社会中，他们成了特殊、甚至不受欢迎的一群，遇到帝国境内发生动乱，基督信徒便成为中伤、诽谤和嫁祸的对象。虽然当时曾有很多护教学者作家以言以文字为基督信徒的正直忠诚辩护，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没能说服帝国执政人士和社会大众改变他们对基督信徒的态度。这便是教难发生的原始原因。

公元最初三个世纪中，基督信徒并不是继续不断地遭迫害，而且遭迫害的方式、地点和围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尼禄（Nero）皇帝迫害基督信徒的行动只限于罗马城，而戴克里先（Diocletianus）皇帝时代则把迫害行动扩大到整个帝国。在那三个世纪中，基督信徒并不是一直躲藏在地下墓穴（catecomba）举行他们的宗教礼仪活动，他们只有到了第三世纪初年才向政府购买了那些地下墓穴。而地下墓穴因为是政府租给人民的地方，所以不能成为基督信徒躲藏的场所。后人所谓的“地窟中的教会”，一般是要说明初世纪的教会生活在不安全的状况中，当时的教友随时担心有被捉将官里的可能。不过，那时的教会也享受过一些相当长的平安时期。

每遇教难，必导致教友致命的现象。致命者的形象让我们想到他们是死于百般折磨的酷刑之中。但是致命者（martyr）这个来自希腊文的名词的原义是作证者、见证者的意思，这也就是说，致命者为了他的信仰而作证到底，至死不渝。对一位基督信徒来说，他坚决宣认他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天主，除了基督，他不崇拜任何神明，也不认为有其它的神存在，基督是他信从的最终目标，世上人间任何帝王元首和权威都不能超越基督。一位基督信徒为他的这种信念坚持到底，甚至为此而捐躯，这便是致命，也就是所谓的殉道。

其实，致命是不得已的事，若非必要，基督信徒并不狂热地追求抛头颅洒热血，但若是必要，他们决不畏缩，就像基督一样，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会像基督一样地复活起来。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罗马皇帝并没有在帝国全境不断地迫害基督信徒，帝国的法律对基督信徒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当时的迫害行动和事件一般只限于地方性，而且时间也不长。我们可以举出几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曾经当过罗马帝国总督的著名历史家塔西陀（Cornelius Tacitus,54-120），在公元115年所出版的《编年史》（Annali,XV,44）中提到尼禄（Nero）皇帝迫害基督信徒的事件。这位带有神经质、沉溺于文艺、又好大喜功的皇帝把公元64年罗马平民区大火的罪过加在基督信徒身上，塔西陀对基督信徒并没有好感，但他不相信是基督信徒纵火焚烧罗马城。塔西陀在他的编年史中这样写说：

“没有任何人为的方式，即使再多的财富、再隆重的祭祀典礼，也无法消除罗马的大火是受命执行的传言。为了解脱这个责任，尼禄皇帝便嫁祸于那些讨人厌的所谓的基督信徒。基督信徒这个名字来自基督，这位基督在提庇留皇帝执政时，被般雀．比拉多总督交处死刑。那个可恶的迷信方才诞生不久，就被压制下去，后来又死灰复燃，不仅在那个邪恶的诞生地犹太，也在罗马这个全世界所有令人不齿的事汇集的地方找到许多信徒。于是，凡宣认这个信仰的人就受到打击，在他们坦诚供认之后，又有很多人被控告，他们的罪名不再是放火烧焚罗马城，而是仇恨人类。把他们杀死已不再令人满足，还要叫他们披上禽兽的皮，好让狗来撕碎他们的肉，再不然，就把他们绑在涂上可燃烧的物质的柱子上或十字架上，晚间的时候就把他们点上火，当作照亮皇帝花园的火炬，并开始在剧场内玩耍作乐。尼禄皇帝就是这样自娱娱人，他有时候伪装马车夫混在人群中，有时候驾着自己的马车参加兢赛。即使那些人有罪，应该惩罚，但也令人不忍卒睹，因为大家都知道群众对这种闹剧并没有兴趣，那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残酷而已，他愿意把他们铲除殆尽。”

塔西陀这段历史记载指出尼禄是第一个迫害基督信徒的皇帝，而且把迫害当作娱乐来欣赏。相传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就是在这位皇帝的迫害中致命的。

第二世纪初年，小普林尼被他的朋友和主子任命为罗马帝国派驻近东庇提尼亚（Bitinia）省的总督。他到任不久，很快就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和他的仁慈心地完全不相容的差事，他完全不知道该根据何种司法准则或法律条文来进行工作。小普林尼从来不曾参与审理和惩治基督徒的案件，对于基督徒他仅只知道这个名称，至于他们的罪行的性质如何，该如何定罪，以及该给他们何种惩罚，他全然一无所知。在这种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小普林尼便按他惯常采取的策略，对这个新迷信教派的情况写下一篇公正的，有时甚至有些偏袒的奏章呈交给图拉真裁定，请求皇帝屈尊解开他的疑团，开导他的无知。小普林尼一生既热心于求知，也一直在官场中周旋。他从１９岁开始便在罗马法庭上以出色的辩词一鸣惊人，在元老院占有一席之地，荣任过保民官，而且交游甚广，同意大利以及各行省的各阶层的人都有联系。因此从他的无知中，我们倒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他向罗马皇帝图拉真（Traianus）的奏书，说明他管理的地区迫害和处死基督信徒的情形。这位总督是有点尊敬基督信徒的，他在对他们所进行的调查中，并没有发现甚么严重的事。但是对那些被带到他面前的基督信徒，他该怎么办呢？难道只因为他们是基督信徒，就把他们都判刑吗？或者要等到发现他们的罪状，才定罪呢？普林尼于是奏书，请示图拉真皇帝，但皇帝的答复很令他困惑不解，皇帝说：“不能制定一种固定的一般规则。没有必要搜查基督信徒，也不能接受隐名的控告，不过那些坚持声称自己是基督信徒的人，就必须予以判刑。”

普林尼在公元111-112年之间向图拉真皇帝奏书说：

“我从未参加过审判基督信徒的预审，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一般来说甚么事应该惩罚，也不知道是谁在进行审问，更不知道应该调查、审问到甚么程度。究竟是不是只要声称基督信徒的人，即使没有罪，也必须予以惩罚，或者应该把信徒的信仰名称和罪行分开来看？目前，我暂时的作法是：凡是被送到我这里的基督信徒，我便重复两三次问他们是不是基督信徒，并用死刑威胁他们，要是他们坚持自己是基督信徒，我就把他们处死。其实，不管他们信仰的是甚么，单凭他们的顽固，就应该受处罚。另有一些也被同样的疯狂所迷惑的人，因为他们是罗马公民，我就把他们遣送到罗马。至于那些否任自己是基督信徒、或者承认自己曾经是、如今已不是的人，只要他们跟着我呼求众神，在你的像前献香祭酒，并诅咒耶稣，据说这对基督信徒是不可能的事，我就把他们放走。……事实上，基督信徒承认他们的过错只在于经常固定在某一天，在天亮之前聚会，轮番唱歌，把基督当作神来赞美，同时发誓不偷盗、不作奸犯科、不食言、不拒绝穷人借钱。然后，他们就分散了，但不久又重新集合吃一个很简的食物，如此而已。可是这一切在你发布禁止集会结社的命令之后，就不存在了。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倒是追查那两个称为女执事的奴隶，让真理水落石出，即使要刑求也无所谓。我自己所看到的，除了缺乏理性和过度的迷信之外，别的甚么也没有。……除了各城市外，乡村各地也都散布着这个迷信。”

从上面所介绍的罗马帝国庇提尼亚省的总督普林尼向皇帝图拉真所奏的书，我们可以了解一点当时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处境和遭遇。

公元第二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罗马帝国由马可．奥勒留皇帝当政。在这位有哲学家美誉的皇帝治下，护教学者儒斯定在罗马被处死致命；帝国东部近东地区斯米纳（Smyrna;Izmir）教区的主教波利卡布（Policarpus）也被处死，他是圣若望宗徒的弟子，也是未来法国里昂的主教依勒内（Ireneus）的要理传教员。公元一七七年里昂不知为什么发生百姓暴动，结果有五十多位基督信徒被处以酷刑，其中包括年届九旬的主教波蒂诺（Potinus），执事桑托（Santus），以及一位脆弱的女奴隶布朗蒂纳（Blandina）。当时里昂的教友写了一封信给小亚细亚的教内兄弟姊妹，叙述了这件教难的经过。这封由第三第四世纪巴勒斯坦的凯撒勒雅的主教优西比乌保存在他所写的十大册《教会历史》中的信，成了法国高卢地区基督信仰存在的最早证据。

以上所举出的是第一、第二世纪教会遭受迫害的几个比较著名和重要的案例。我们很难找出早期基督信徒遭受迫害的法律依据。不过我们知道在古罗马帝国时代是有合法与非法的宗教之分的，犹太教属于合法的宗教，基督所创立的教会乃是从犹太教脱离出来的，因此被列在非法的那一类。不过，话得说回来，罗马人对各种宗教其实是相当宽大为怀的，直到第三世纪为止，并非帝国境内所有的人都必须崇拜皇帝。尼禄皇帝大概没有制定反对教会和基督信徒的法律，可是他对基督信徒的态度却开了压迫的先例。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就是：基督信徒受到当时有关社会秩序的法律的打击。那时各地的行政长官按照自己的好恶解释法律的内容与执行方式，每当发生反对基督信徒的暴动，政府当局便把动乱的责任加在基督信徒身上。须知罗马帝国的法律是相当严厉的，既然社会舆论轻视基督信徒，则嫁祸基督信徒并予以判刑是能够减轻社会的紧张局势的，而且也可以提供兢技斗兽场娱乐所需的对象。

罗马帝国第三世纪与最后对基督信徒的迫害

罗马帝国和耶稣基督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时代诞生的，经过两百多年的经营，罗马帝国从城邦草创到雄霸天下后，开始顺应人类历史的必然规律，呈抛物线状态地走下坡，边疆地区、尤其是北部多瑙河流域一带，有蛮族入侵的威胁，帝国境内更有内乱，通货膨涨，人口减少，内忧外患交加，帝国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维系帝国于不倾，皇帝们首先必须铲除那些导致帝国分裂的因素，进而拉拢帝国人民团结一致。为达到这个目的，有个一举两得的办法，那就是倡导帝王崇拜。问题就出在这里：第三世纪初期，帝国境内基督信徒的人数可能已经到达三分之一之众，他们固然忠于帝国和人民，但是要他们崇拜帝王偶像是办不到的事。既然如此，基督信徒即使再忠贞爱国，也很难得到执政阶层的信任。于是罗马皇帝多次在帝国境内颁布打击基督信徒的法令。

公元202年，罗马皇帝塞蒂米奥．塞维鲁（Lucius Septimus Severus ,146-211）为了抑制非帝国宗教的发展，于是颁布法令，禁止犹太教和基督信仰在帝国境内传扬，违抗者处以重罚。这一声令下，慕道听道理都成了非法的事，而教友也成了军警搜捕迫害的对象。教会初期最著名的殉道者，如北非迦太基的女仆菲利琪大（Felicita）和她的女主人佩尔佩都亚（Perpetua），都是塞蒂米奥．塞韦罗皇帝禁令下的致命者。

贵族少妇倍尔倍都亚与四个基督徒关在地牢里，她写信给她的父亲说：“我十分恐慌，因我从末在这样漆黑的环境下生活过，这里闷热得要命，因为囚禁在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另方面，我因挂念自已的孩子而痛苦万分。”执事贿赂狱卒，好让狱中的人在阳光下抖动一下，他又暗中把孩子带到狱中让圣妇看了一下。”她说：“消除了对孩子的顾虑后，我即恢复了精力，临狱为了也顿时成了王宫，我宁愿留在那里，不想往别处。”

当教难继续时，掀起了一场信徒与教外人之间的信仰激战，妻子遭受休弃，丈夫被告发，婚姻遭折散，孩子失去继承权，伯尔伯都亚的家庭也面临考验，她这样写说：“我的父亲忧心如焚，他来监狱来找我，要我背叛自已的信仰，我眼见父亲心力交瘁而感到非常难过，他为了我的苦楚而愁容满面，总督终于对我们做出宣判，我们被处死于猛兽的爪牙下，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狱中，这些话是我在庆节刑前一天写的。届时究竟有什么事发生，但愿也有人把它写下来。”伯尔都亚和许多同道死于斗兽场内，官府企图罚一警百，但却引发了更多人的佩服，一位目击证人这样说“每一位被杀的基督徒，都有引发十多位教外人归化。”

公元235年，皇帝马西米诺（Gaius Julius Verus Maximius,170-238）为了削弱教会的力量，下令处死神职人员。公元249年，另一位皇帝戴西乌（Decius,200-251）受到帝国边境蛮族的威胁，极需要确保一旦敌人入侵，帝国境内人民都能团结一致，抵抗外侮，于是规定国民都要向帝国所敬拜的神祭献，并向有关当局领取祭献的证明文件。今天在奥地利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的莎草纸约有一万二千，其中一份只巴掌大的祭祀证书，是一位叛教的教友向非拉德非雅的祭祀委员会申请的，内容这样说：

“致非拉千非雅城的祭祀委员会委员，本人一向尊敬神明并奉行祭祀，今在阁下面前按照凯撒御令向神明献香，请阁下签发证书以兹证明。”

戴西乌的这项法令是罗马帝国全面迫害基督信徒的导火线和开端，有许多信徒因此殉道致命，可是也有不少信徒愿意祭献帝国的神明，因为皇帝的那道命令是在教会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安宁的日子后突然来到的，有一部分的信徒平安惯了，不愿看到自己的信仰生活遇到甚么风浪。第三世纪中叶北非迦太基的主教西彼廉（Cyprianus,200-258）写说：这些背弃基督信仰的现象深深困扰着北非地区教会团体的生活。戴西乌的这道命并不能挽回帝国衰弱的趋势，他签署这道命令的第二年他就死了，但消息传达得太慢，许多人在得到消息之前已成了冤死鬼。

戴西乌皇帝迫害教会的浪潮过后，教会又恢复平静，可是却因此而发生内部分裂的现象，因为面对那些在教难时期背离教会，而教难过后，又要回到教会的人，当时的教内人士有着不同的意见。

戴西乌只当了两年皇帝便去世，三个月后，瓦勒连（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195-260）被军队拥为皇帝。新皇帝希望团结帝国人民，共同对付波斯人，可是在他眼里，帝国境内的基督信徒好象是个陌生的团体一样，令他放不下心。公元257年，瓦勒连皇帝下令反对教会神职人员，禁止教会的敬礼活动，不准教友在坟墓地区聚会。次年，258年，这位皇帝再次下令：凡是拒绝向罗马帝国诸神明祭祀的人，一概处死。迦太基的西彼廉主教、罗马的西斯都二世教宗、以及他的一位执事老楞佐，都在这位皇帝的谕令下殉道的。

瓦勒连皇帝在公元258年第二次下令，要求全国人民祭神并迫害教会之后，便率大军与波斯王萨浦尔一世转战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等地，结果大败，全军投降被俘，260年波斯人把他剥皮，作为战利品示众，死于监狱中。当时基督信徒相信瓦勒连皇帝的惨死无异是天主的惩罚。隔年，瓦勒连皇帝的儿子加列诺皇帝颁布谕令，容许宗教自由。从此，教会享受了大约四十年的太平，除了几个地方偶尔发生反对基督信徒的事件外，一般都相安无事。就在这段平安日子，教友的人数大增，尤其是在小亚细亚，许多地方诞生了新的教会团体。

公元285年，戴克里先皇帝即位，开始整顿帝国行政，把帝国分为四部分，东西罗马各有两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位皇帝，整个帝国成了四头政治，全国八十六行省分归于十二个行政区。皇帝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建造巨大的建筑物，开始向人民科重税，并执行高压政策，让百姓屈服。罗马帝国俨然成了专制独裁和警察国家，执法严峻，对皇帝的崇拜也达到巅峰状态，皇帝头戴皇冠，手那权杖，宫廷内部的人必须行朝拜皇帝的仪式。这一来，帝国皇帝成了政治和宗教的领袖，凡是对帝国过去所制定的法律事务质疑的人，都是罪犯，对国家宗教事务表示不同意见的人都受到迫害。公元297年，摩尼教徒开始遭殃，后来，基督信徒也无法幸免。

由于帝国享受了四十年的宗教自由，所以教友的人数大增，圣堂也林立，所以帝国军队中不乏基督信徒。戴克里先皇帝当政时，要求人民敬拜皇帝，军人更不能免俗，可是有些基督信徒军人拒绝违反教规，不向皇帝行祭礼，结果招致皇帝的反感。东罗马皇帝之一加莱里奥（Galerius,250-311）认为教会使帝国旧有的传统陷入危险，于是从公元303年2月到304年2月整整一年间连续发布迫害教会的命令，而且每下愈况，宗教书籍被烧毁，圣堂被拆毁，容忍基督信徒的法律收回成命，全国人民必须向帝国皇帝和神明祭祀，违抗者被送往矿坑劳动，或被处死。

迫害宗教的命令颁布后，并不是帝国境内各地都一致彻底执行，比方说在高卢地区，西罗马帝国皇帝之一君士坦佐．克洛罗（Constantius Clorus,250-306）只是拆掉几座圣堂，敷衍一番就算了。但在意大利、西班牙和非洲，迫害的行动非常暴虐，不过时期不算太长，从公元303年到305年而已。可是在东罗马加莱里奥皇帝统治的地区，因为迫害令是他下的，所以迫害教会的行动又残忍，时间又长，为时几乎十年，直到313年才结束。这位皇帝不但正面压迫，还传播一些相反基督信仰的假圣经，以扰乱视听。面对基督信徒的困境，当时的犹太教徒表现出一幅幸灾乐祸的冷酷态度。

公元306年，戴克里先皇帝的帝国四头政治开始崩溃，帝国皇帝从四位变为七位，而且彼此攻伐，酿成内战。统治高卢和不列颠地区的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佐和信仰基督的皇后海伦(Helena)所生的儿子君士坦丁在那一年即位后，挥军东征，把西罗马帝国每位皇帝一一击倒。公元312年，君士坦丁率大军决战马森齐奥（Marcus Aurelius Valerius Maxentius,275-312）皇帝部属于罗马都城泰伯河米尔维奥桥（ponte Milvio）上，大获全胜，定下江山，结束多年的内战。

当代文献记载了发生于312年的一件事，君士坦丁以今日德国的特里尔城为统治中心，他由高卢挥师南下，与在罗马统治意大利本土的马克森地交战，他围攻罗马已多时，他的情报官向他报告，敌军正向他方推进，马克森地早前曾去求神问卜，卜辞指明敌人要死在罗马城外，马克森地满认为自已胜利在望，他为了阻止君士坦丁进城，把提伯河上的密尔维石桥拆除，当时河水高涨，各渡口均无法越过，君士坦丁与军队在河对岸扎营，马克森地急于实现卜辞的话，遂筑起了一道临时浮桥，并在提伯河对岸驻了20万大军，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士兵，312年10月27日，大战的前夕，相传这时君士坦丁看到天上出现了一道皓光，基督的名字缩写在天上，他所看见的基督的名字与他数年后在钱币铸的模样相同。德国慕尼黑的天文台研究指出312年10月27日火星、土星、木星、金星四颗星极罕见的连成了一条线，而摩羯座和天鹰座的星群组成了希腊这母的“P”，这个标记预示了君士坦丁的胜利，

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君士坦以少胜多，战胜了敌军的优胜兵力和御林军团，马克森地置身于混战中，当他正走过浮桥时，他的战马受惊失蹄，马克森地也坠入河中淹死。君士坦丁再次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主人。

 

罗马帝国政府对基督徒的十次大迫害

 

 

经过多年的迫害，西罗马帝国的教难终于结束。东罗马皇帝加莱里奥在公元311年患了可怕的重病，临死的时候颁布谕令，解除对基督信徒的迫害，但是他的继任人没有遵行。公元313年，君士坦丁皇帝和另一位罗马皇帝李锡尼（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250-325）在意大利西北部米兰会面，瓜分帝国为东西两大部分，君士坦丁作西罗马皇帝，李锡尼作东罗马皇帝，两人同时对宗教政策达成协议，为了社会公益和安全的问题联合写了一封谕令给东罗马帝国庇提尼亚省的总督，宣布给帝国境内所有的宗教信徒完全的自由，基督信徒被充公的圣堂应该系数归还。东西罗马两位皇帝在米兰联合写的谕令，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米兰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