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一位是唐朝的玄奘；另一位是明朝的徐光启。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2007年11月8日至9日，“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徐汇区举行。我应邀与会。到会者六十余人，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香港、澳门、台北等地；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亦与会研讨。我得知，许多地方都有徐光启、利玛窦以及那个时期中西交流的研究机构，如旧金山的利玛窦研究所，台湾的光启社之类，更不要说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的学者了。利玛窦、熊三拔、徐光启的后裔也来了，这给研讨会增加了历史传绪的色彩，引起与会者不小的兴趣。此系研讨会之一“花絮”，象征中西文化交流绵延不绝。对徐光启的纪念，有此规模，甚为不易。我感到，徐光启，诚上海人也，亦全中国之人也，亦世界之人也。我曾时时为徐光启抱不平：明朝出了那么多奇事，也出了那么多名人，相形之下徐光启似乎是被“冷落”了；除了专家们对他和他的业绩做了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之外，在大众方面，确乎知者有限。其实像徐光启这样的人，在明王朝中可说一人而已。
    
    开幕式以为徐光启、利玛窦新制两座铜雕揭幕开始。一座是徐、利在探讨《几何原本》的翻译问题；另一座，徐光启手握望远镜，仰望星空。这天上午，阳光明媚，秋风拂面，光启公园内，人群熙熙攘攘，许多晨练的市民以及过路的人也旁观了揭幕仪式，他们有人询问，也有人回答徐光启是谁，利玛窦是谁；知识真该大大地普及。在他们的头脑里，我想至少刻上了徐光启的名字和他为科技文化所做的贡献。
    
    参加研讨会的人都提交了论文，对徐光启作为中西文化会通的开山人物和科学先驱的方方面面，做出了各自很有心得的研究。这些论文编成专集，必是徐光启研究的一份有价值的文献。玄扈先生九泉之下颇不寂寞也。
    
    研讨会的第一天，为“主题发言”，安排了八个发言人，如中科院院士席泽宗讲“《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影响”，香港的张隆溪讲“徐光启对我们的意义”，台北黄一龙讲“明末西洋大炮的引进”等等。主人也让我作一个发言。我已交了论文，题为《徐光启、利玛窦及十七世纪中西文化会通与冲突》。我没有念那篇论文，只即席作了三点补充：第一是徐的思想，他在皈依天主教后的《与友人辩雅俗书》中自述“仆所持者尧舜周孔以来相传规矱而已”，很不赞成佛老之说，以为“幽邈无当”、“乖谬无理”。对天主教的“事天之学”，则以为“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可以“补儒易佛”。所以徐光启的思想是以儒为本，佛耶结合。利玛窦带来的科学知识，以及“天主实义”都是外国的东西，但光启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第二是徐的人格。徐在阉竖、权臣当道的中晚明，守正不阿，丝毫不附和党派的争斗，尝谓“植党为私，涣群为是”，“生无媚人之骨”，保持着人格的独立。第三是徐是悲剧人物。徐在朝为官三十多年，从翰林院庶吉士直到文渊阁大学士，一直清廉自持。晚年受命练兵，明成祖时立下的“三大营”制度已经蜕变成拎不起来的残兵，徐光启练兵承其敝，由于“孤纵一人”，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所上疏奏，朝廷只批“知道了，钦此”，便无下文。徐光启成了“光杆司令”，万般无奈，只能在古稀多病之年告老还乡。死时身无长物，囊无余资，“大学士”的境遇是很凄凉而孤寂的，空留下了朝廷按官阶修的坟墓，供人凭吊。然而正由于他是身处皇权专制下的悲剧人物，纪念他的功绩，更有独特的意义。
    
    第二天为正式的讨论，我因去医院，大部分没有参加，好在将来会有汇辑的论文。参加的人说讨论得很热烈，内容十分丰富。有一个法裔美国学者魏扬波（Jean-Baptiste Wieste）联系徐、利之交，讲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对徐汇区以及上海教育、科学方面做出的贡献，比如过去的震旦大学，还有现在仍在的天文台，都有他们出的力。最近杨绛先生在《走在人生边上》中也提到了这座天文台。杨先生回忆八十多年前读书时常和小朋友一起听一位劳神父（Père Robert）讲故事，送他们小玩具；他向孩子们说：“欢迎你们到我的天文台来，让你看一晚星星！”这天文台大概就是当初耶稣会传教士建的观测台吧?这是题外话了，总之，中西之间的邂逅和交往，实在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回忆。
    
    当晚，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举行了一个很自由的招待会。会间，一位在上海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用钢琴演奏了利玛窦谱的一段曲子，四个音乐学校的小学生合唱。研讨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会后，相约后会有期。据说，来年还将在利玛窦的故乡举办类似的纪念活动呢。
    
    研讨会结束后，除作为协办单位之一的《新民晚报》有报道，也有文章外，我没有见到片语只字，故有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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