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1月，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北京朝阳门。从那以后，渐渐地，这个封闭帝国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当前，我国、特别是首都北京的政府和有关方面都在为即将来临的2008年奥运会积极筹备各项事务，老百姓也在热情建言献策。
作为北京百姓的一员，笔者建议：北京应建一处“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博物馆。
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距今四百多年前，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万里迢迢来到澳门。第二年他被允许在当时的两广总督驻跸的肇庆定居，从此他在中国这片远离家乡的陌生土地上度过了一生。他不仅毕生献身于中西文化交流，而且对被历史学家称作“西学东渐”黄金时代的出现功不可没。
经利玛窦介绍而传到中国的西方科学文化，涵盖了极其广泛的领域。
地理学：他绘制了包括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他告诉中国人地球是一个球体；他对中国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进行了经纬度的测定，修正了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中中国部分里的错误。
天文学：他制作若干件日晷、天球仪等天文仪器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学者和官员；他多次准确地预报了日食和月食；他提出修改中国历法的动议，开启了明末历法改革的滥觞；他撰写和翻译了介绍欧洲天文学的多部著作：《浑盖通宪图说》、《理法器撮要》、《乾坤体义》等。
数学：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寰容较义》等著作。
机械学：他将体现西方机械学原理的自鸣钟带到中国，成为中国钟表业的“行业神”。
生物学和西医药学：利玛窦在肇庆撰写、并于1593年刻印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的第五章至第八章，分别以“论世界万物之事实”、“论下地草本等植物类”、“论下地禽兽之事情”和“论世间禽兽之志所饮食章”为题，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欧洲生物知识，并有附图。他在该书的第九章介绍了“佛朗机”（即葡萄牙）医治眼病和便秘的两种药物，也有附图。
哲学：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一书中，通过对天主的论证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西方经院哲学，专家称：这“实际上已经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奥古斯丁、安瑟伦的思想间接地介绍到中国，从哲学交流史的角度看，利玛窦的这个功劳是很大的。”
逻辑学：他翻译的《几何原本》一书不仅介绍了西方数学，同时也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徐光启称：“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几何原本》：“有界说，有公论，有设题。界说者，先取所用名解说之；公论者，举起不可疑之理；设题则据所欲言之理，次第设之，先其易者，其次难者，由浅而深，由简而繁，推之至于无以复加而后已。”这实际是从逻辑学角度对该书的肯定。
伦理学：利玛窦用中文撰写介绍西方交友之道的《交友论》；他还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天主教所倡导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心理学：他撰写了介绍记忆方法的《西国记法》。
语言学：他首次编纂出第一本中外文的词典——《中葡字典》，并制订出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最初方案，以此撰写了《西字奇迹》一书。
西方文学：利玛窦在他的《畸人十篇》中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伊索寓言》的故事。
除此之外，他首次将西方的油画和使用透视法的绘画技法带入中国；首次将古钢琴（当时称：西琴、天琴、铁琴）带入中国；他带来的体现西方造纸和印刷术的书籍，也使中国人耳目一新；他带来的鼻烟壶后来一度成为中国人的流行饰物和工艺品；等等。
同时，利玛窦通过他发往欧洲的大量书信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把中国的情况比较全面、真实地介绍到欧洲。
“西学东渐”第一人
利玛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此，如果说以上例举的是他传送的文化产品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搭建了一座沟通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这就是“文化适应”政策。
早期来东方的葡萄牙传教士与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传教士一样，欲以本国的文化完全征服当地的文化，但是却在中国屡屡碰壁。这种方法不改变，外国传教士就不可能进入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无法实现。
耶稣会远东巡察员范礼安（AlexandreValignani1538－1606）经过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全新的传教策略：不是要信徒葡萄牙化，而是要传教士中国化；要求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利玛窦则是这一“文化适应”政策的亲身实践者和开拓者。
他采取学术传教的方法；对中国的传统宗教采取排佛补儒的策略；尊重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孔的礼仪，加以宽容；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天主教礼仪作适当的调整，如礼拜形式、星期天和对女教徒的特殊对待，等等。
正是因为利玛窦开拓了“文化适应”的策略，中西两大文明之间才架起了一座桥梁，才使在随后的200年间有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持续地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将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即造就了被称为“西学东渐”的全方位的文化交流。
“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史（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地质学、测绘学、气象学、水利学、力学、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建筑学、化学、军事工程学、造纸印刷术、人体科学、西医药学、动植物学、酿酒业，等等）、艺术史（美术包括油画和雕塑，音乐包括乐器、乐理、乐曲，以及园林艺术，还有玻璃、珐琅及鼻烟壶的制造工艺，等等）和人文学史（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在有些领域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开创性作用。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学科门类中，只要追溯其发展史，都无法回避“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小学生，从一入学时语文课上学习的汉语拼音开始，到算术课上学的竖式计算法，自然课上的日食、月食的成因，地理课上的五大洲四大洋知识，到中学时学的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对数函数、物理学的杠杆、滑轮等等知识，无不来自那时的“西学东渐”文化交流。
诚然，利玛窦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传布天主教，但为了这个目的他无意间，有时甚至是有意地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就像蜜蜂虽然其本意是觅食，但却传播了花粉一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利玛窦堪称为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
同时，利玛窦可以说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相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典范。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西方列强弱肉强食、殖民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这种精神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历代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
由于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在他1610年去世后，中国朝廷赐给他一块墓地。当时有的官员对赐墓地一事持异意，他们以“从无此例”来诘问内阁。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曾这样反驳他们：自古来华的洋人，“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他不仅成为第一位获得在京长久居住权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位被赐葬于北京的外国人。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将利玛窦所倡导的“文化适应”政策称为“利玛窦规矩”，作为来华传教士必须遵守的准则。在罗马教皇宣布对中国教徒参与“祭祖”、“祭孔”的禁令，否定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这在教会内部称为“中国礼仪之争”）的时候，康熙皇帝说：“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邪乱，无非修道，未犯中国法度。”又称：“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新中国的领导层中也不乏对利玛窦等人给予肯定的声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市在利玛窦墓地所在地建设党校，经与教会方面协商，将原墓地的绝大多数墓葬迁至西北旺。周恩来总理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名传教士的墓碑在原地保留。
周总理在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的报告中说：“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1605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
“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地被破坏，但墓碑得到人民的保护。1978年10月，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决定：重修利玛窦墓地。
自1984年起，“利玛窦墓和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就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利玛窦墓地已经成为涉外旅游的重要景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游客和中国游客，络绎前来瞻仰利玛窦墓地，缅怀利玛窦的事迹。其中包括：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总理安德雷奥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台湾学者李敖，等等。
1982年是利玛窦来华400周年，当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加以纪念。2001年，是利玛窦到达北京400周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厅将利玛窦列为对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之一。中华世纪坛前青铜铸成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镌刻着有关利玛窦的三条记录：
公元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抵中国；
公元1601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献自鸣钟、坤舆万国全图，准留居北京传教；
公元1610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卒，葬于北京，著有利玛窦中国札记。
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访问意大利期间说：“利玛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此外，中国领导人对利玛窦的继承人——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也分别给予积极的评价。2005年，胡锦涛访问德国时说：“1622年，著名的科隆人汤若望抵达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43年。他参与了中国明末的历算改革，清初又编订《崇祯历书》，为中国实行新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南怀仁逝世30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向他的母校——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基金会赠送了“天球仪”（即南怀仁设计制造的大型天文仪器之一）的模型，以纪念他在中国科学史上的贡献。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在中国的学术界和公众中，利玛窦及其伙伴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北京历史上的一个亮点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闭关自守的教训时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这无疑是就全国范围而谈的。而作为都城的北京，在明末清初时期，即17~18世纪间，却出现了局部性的特例。
1601年1月，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北京朝阳门。从那以后，渐渐地，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为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计的西方人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安葬在这里；大量的西方图书运到这里，藏在这里，其中一部分在这里翻译出版；几座天主教堂成为向中国人展示西方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博物馆、图书馆，甚至还是音乐厅（南怀仁语）；涉及了方方面面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这里传播，或通过这里向其他地区扩散；一幕又一幕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生动活剧，在这里演出，虽经几起几落，却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
这一特例的出现有其多方面的历史原因：
首先，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认为，在中国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或者至少得到皇帝的默许，才有可能留居，进而传教。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要进入北京，通过为皇帝和朝廷服务而获得好感。
其次，当时的皇帝和朝廷在观天、修历、造炮、绘制地图、外交事务和宫廷服务（包括美术、音乐、园林艺术、钟表计时术、西医药学等）等多方面需要西方科技知识，因而也使那些具备各方面技艺的西方传教士留京居住这一按旧制本来不允许的事情，成为可能。
再次，一批开明的文人和官员通过与传教士的交往了解了西学，认识到西学的价值，对他们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其中也包括帮助他们进入北京，留居北京。
此外，由于作为明清两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具有独特的都城的辐射功能，每三年一次的天下举子进京赶考和地方官员来京大计（接受吏部对他们的考察），使这些举子和官员在京城结识了这些传教士，他们或多或少地了解了西学之后，就将它传播到全国各地四面八方。
最后，由于“礼仪之争”以及各种复杂的原因，曾经给予传教士传教自由的康熙皇帝，在晚年转而禁止传教，但同时继续容纳和欢迎身怀技艺的传教士在北京的宫廷里服务，也尊重他们的宗教生活。之后的雍正、乾隆两代也延续了这一政策。这导致在全国其他城市中的教堂被拆毁或没收，传教士被驱逐，而只有在北京，依然保存着教堂，陆续到来的西方传教士依然可以出入宫廷。这使得北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凸显。
这段历史无疑是北京古都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也是尚未得到充分书写的一个弱点，同时又是极具开发潜力的热点。从那时至今几百年过去了。笔者在考察时发现，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曾经居住过的肇庆、南昌、南京、杭州、福州、泉州、西安等地，保留至今的有关那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遗迹已经是少之又少。
而在北京，却保留下来可以铭记那些往事的若干遗迹和文物：南堂、北堂及原北堂藏书，及东、西两堂，陈列在古观象台上的八件大型天文仪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位于北京行政学院校园内的利玛窦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墓地，陈列于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法国传教士墓碑，藏于故宫博物院与雍和宫的西方钟表、仪器及艺术品，等等。
令人遗憾的是，在北京日益开放和走向国际化的今天，至今还没有一处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从而全面展示这段历史的博物馆。□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国际交流合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