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中国人，除了少数在行为上不信神者外，很少有在理论上主张无神的，大家一直守着敬天法祖的传统，这也就是说，一般的中国人没有不信神的。信神就有对神的敬礼与对神的解说，也自然有当守的规条，这便是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至少，或就一般来说，这便是自然宗教。罗素先生说中国没有宗教，如果这个宗教指的是像基督主义的超自然启示宗教，自然有理；如果说是没有任何方式的宗教，那就无理取闹了，并且还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污辱：因为说一个民族没有宗教等于说一个民族是无理性的，那就等于说他不是人，而只是动物了。证以中国的古书古籍，证以中国民间敬神的种种形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宗教的传统，罗素的话，可以说是纯粹瞎说，是误解中国的文化与人民的实际生活；而诚朴如梁漱溟者，认为无宗教乃是中国的光荣，这又是上了罗素的大当了。
        过去的中国人，不但有宗教，尊重宗教，信仰宗教，并且还有兼容并包的雅量，大家几乎都认为（至少一般百姓是这样）各宗教都是好的，彼此可以随意信仰自己认为好而真的宗教，谁也不排斥谁，另外还有万教归一的趋势，至少在民间的信仰，都是混合的信仰。
        过去中国以外的宗教，在传到中国以后，除掉偶尔在政治上遭到一些歧视之外，在民间几乎从来没有遭到歧视，佛教是这样，景教是这样，回教也是这样。元朝的天主教，并没有不受欢迎，只是时间太短，没有根深蒂固，加之当时的传教士与政府走的很近，并且更注意蒙古族的归化，元朝败亡以后，传教士人员不继，因之昙花一现，终至消灭。到了明朝末年，传教士再度东来，由于尊重中国传统，敬天法祖，当时朝野信教的很多，人们并不以他为外来的宗教而排斥他。后来由于部份的传教士误解中国文化，破坏中国传统，认为中国的天与上帝不是真主真神，认为祭祖祭孔是迷信，于是天主教就自绝于士大夫之门，而只有少数愚忠愚孝的百姓们信从，只有少数刁桀的分子企图藉用宗教的护身符，来为非作歹而信从。等到后来不平等条约一结定，传教士们在枪尖子底下传教，部份地痞流氓，利用教会这一特权，信奉天主教，而渔肉乡里，欺压善良。等到庚子年以后，他们进而蹂躏官府，弄得教会受中国高层社会的痛恨，说教会为文化侵略的先锋，帝国主义的走狗，教徒一概被人称为二毛子，人人几乎皆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人们往往误认中国民族是无宗教的，是反宗教的，其实就是征诸现在民间的事实，也不难知道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无可怀疑，在过去的中国人中，几乎很少有不信宗教的（当然不一定指我们的天主教），几乎也没有人是在理论上否定神的。可是这种良好的传统，到了西方现代哲学进入以后，逐渐的被破坏无遗，很多的人，尤其是受过当代西方一知半解的哲学影响的人，大多成了无神论者，至少是成了未可知论者。
        近代西方哲学的进入中国，而发生了披靡的作用，溯其源当推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在此之先，有谭嗣同与康梁以及严几道的介绍西说，但由于当时的教育关系，未能发生震撼并普及的效果。等到民国以来，随看教育的进步，就有了语体文的提倡，五四的爱国运动，民气的开放，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提倡，宣传科学与民主，打倒旧礼教等，而留学欧美的人士也渐渐多起来。廿世纪前后十几年代的西方思想，无论新康德或新黑格尔或博格森的学说，也无论是詹姆士，杜威与罗素的经验论，更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都是无神的，打倒宗教的。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在他的「理性与迷信」一书里，他认为宗教是迷信。胡适至少在开始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而在陈独秀大纛之下的社会主义以及各种变形，也都是反宗教的。一时风尚所及，人们大多以宗教为落伍，以宗教为迷信。在北伐前后，国共合作的时代，反宗教——以宗教皆迷信为借口——的空气极浓，由反宗教更进而反外来的宗教——天主教与基督教，其间受到更尖锐更厉害的攻击的是天主教，它被人们詈为文化侵略的先锋，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的鸦片（经历过民国十六——  十八年的人对以上各种詈骂的标语，总不该说没有见过吧），真的，在这期间的教会，还动辄利用治外法权，来处理许多并不关于教务的事件。这种滥用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留给一般知识界的坏印像特别深刻，活到现在的老年人，谈起这样的事件来，脸上还有余恨或余蔑呢！
        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说有两大路线：一是西方的，一是本位的。西方的，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在介绍或输入阶段，并没有真正的创造阶段，这是说，总没有达到自成一家之言，而成为原始思想的阶段。本位的，那便是中国固有的思想一派，而这一派，只是就其在提倡上是中国的来说，算作一派，并不是就主张上说，而成为统一的一家。并且在这个派别中，多多少少，也都搀入了西方当代的思想，有的搀入了唯心论，有的搀入了唯物论，有的搀入了其它的东西。若说他们是纯粹的本位或中国哲学，则有些不尽然了。到了今天，这种搀合的现象，乃成了空前的，这些哲学在骨子里几乎是全部西方精神了。
        从西方介绍进来的哲学，至少就介绍的人来说，几乎大都是无神者，反宗教的。尽管在口头上，他们可能不反宗教，不说自己是无神，可是在事实上，在他们的著作里，他们大都是无神与无宗教的。就是他们有宗教信仰，或是他们曾受过宗教的洗礼，可是在实际上，在著作中，我们也很少看到他们有宗教的承认；就是承认，也只是情感上的，或礼貌上的，很少有在行为上与理论上，有所表现的；五四后的学者中，有着不少信仰基督教的人，可是我们却很少看到他们在理论的积极方面，表现出宗教或有神的思想来。
        在最初介绍西方当代思想进入中国的哲学中，有不同的派别，有的零零散散，有的比较整齐，有系统。现在我们约略指出：严复先生所介绍的是达尔文的天演论。达尔文本是信神的，用演化来证明神的了不起。可是他的弟子，在达尔文逝世后，再出版他的书籍时，统统将神的字眼去掉了，而在我们中国人眼中，达氏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此外严氏又介绍了斯宾塞，这个普遍的进化论者，自然也不承认神的存在，宗教当然在被否定之列。至论李石曾等的介绍互助论，我们在这里不必讨论，我们特别要说的是王国维零散的介绍叔本华与尼釆的学说，这二人也是无神论者，反宗教的。
        在他们以后，将西方当代哲学介绍入中国的要算胡适了，他介绍了杜威思想，胡适本人是无神论者，不相信宗教，也反对宗教，而胡适的影响可以说死而不已，受他影响的人，很少有信神与信仰宗教的。跟着杜威思想的传入，法哲博格森的前期思想也进入了中国；然后有罗素的东来，再加上张申府的介绍，罗素思想也风靡了中国。罗氏是反基督教与无神论者，在这期间马克斯的哲学也进了中国学术的大门，并且较以前的思想，到现在的影响，还可以说是日甚一日，甚至连小学都打进去了，这是我国青年思想的最大祸害。
        除了以上这些思想之外，由张东荪开始，西方康德以及新康德与黑格尔主义也打进了中国，康德是信神与相信宗教的，可是介绍他的人则反是，而新康德主义与新黑格尔主义更不在话下。
　　在西方近代思想，拼命的挤进中国，而动摇中国传统思想的期间，在另一旁还有一些老先生们，以维护中国古文化自任，这份心情是值得人们喝釆的，可是这些维护传统的学人们，本身是不是还相信我国传统的敬天法祖呢？在初时期，我们还看不出，但是到了较后时期的中国文化本位运动的诸君，几乎没有一个注意或重视到这方面的。换句话说，维护中国文化的仁人君子们，所注意的只是纯粹人文文化，而并不再提倡敬天法祖了，换句话说，是不信神与不要宗教了。
        那么在这种左右都不要宗教与神明的思想与教育的空气下，知识青年们的态度，大致说来，我们是可猜度过半了，只有不识字的老百姓，对于固有的宗教，佛道与敬天，还大都保留着，没有多少变更。
        大陆沉沦以后，中国文化与生命的命脉，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政府播迁台湾，痛定思痛，部份有识之士，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断的作着反省：在这里又分出不同的派别：大致可以东西思想来作分野。
        我们先说以西方思想的面貌出现的派别，老旧的像胡适的思想不谈了，还有康德或新康德与黑格尔主义也不谈了，我们要谈的是新进的两个大派：一个是逻辑实证论，也名为逻辑经验论。到较后期我们也要加上牛津和剑桥两派的分析哲学，前者是普通语言分析学，后者是治疗语言分析派。在国内只是嚷嚷分析派分析派：而实际上有系统的将它们介绍过来，却没有一个人，这是我国现在思想界的致命伤，也是我国现代思想不能建立起坚强体系的原故。此外则是最为披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在文学作品的表现上，虽然并不真是存在主义的，可是人们却在自认为是新潮派的东西。在哲学上，也并没有多少有体系的作品，先有洪耀勖自日文简介耶稣会司铎富尔吉的存在主义；后有笔者的存在主义的理论体系，然后又有劳思光的海曼所著存在主义哲学家，后来就有了笔者存在主义论丛，对存在主义内容作体系的研究与批判，然后又有台中某学人的存在主义，以及现代存在主义各种学说，可是对于存在主义的第一手数据所译颇少，因之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仍是阙然不详，并且只承认无神的存在主义。
        在政府播迁台湾后，士林哲学的介绍，较前多起来，有罗光主教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也有笔者的几部著作，光启出版社与真理学会的出书，李震神父的本体论等，李贵良的翻译。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我们用新的形式，不说天主教哲学的名字，而解说天主教哲学之实，是颇受一般青年的欢迎，老年人也对它发生兴趣，认为是平正通达，说理圆融，不偏不倚。
        再则是以建立新儒学自期的几位学人，像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以及徐复观诸人。他们以复兴中国儒学为己任，其志可嘉，其心可许；但是无可怀疑，他们并没有真的达成了初意。唐君毅与牟宗三，走的是新黑格尔与新康德的路线，这两派的哲学，我们统称之为唯心论，而他们反称之为理想主义，无论名称如何，他们都强调人的自本自根，人的自我满足，一切行为，皆是出于自己，并为自己，而止于自己，自为因果，这就是说在自己内有自己存在的原因，人只为自己而活，而不为其它而活，道德、宗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事，都是自己，无关神明。他们的理论，表面上看去，并不否定神的存在，也有宗教的名词，但是这个神是谁，是一个理念，是存在于人，是不出于人，是无别于人，推到最后，也就是自己。宗教也是这样，它的对象已经不是神明，它的理论已经不是客观的教义，是建立在自我上，也是建立在人上。如果说他们的神是自己，是人，说他们的宗教是人的宗教，是自己的宗教，可以说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总之，好像哲学强调了自己，强调了人，主张了主观性，他们忽视客观超越的存在，而只承认内在性，主观性。然而人毕竟是偶有的，可有可无的，今天有，明天便消失了，纵使明天不消失，不久之后，总要消失，沧海桑田，桑田沧海，最后也要没有了沧海，也要消失了桑田。这样一个飘然类转蓬的人，如果能作为一切的坚强基础？这种学说的推演不但是上帝死亡，上帝只在人心，而更带来了人类的死亡，人类的无意义，一切是虚妄的，一切都不坚实，宗教只有主观的意义，最多只是作为心之安顿的暂时用途，共此而已，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然而哲学有两种：一种是书本上的哲学，是体系的，是教授的；一种则是生活的，存在人心中的。在书本上的哲学中，从表面上看，对于宗教，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天主教，自从西方部分文化输入以后，可以说是不利的。然而我们且不说信仰这种书本哲学的人，只是少数，只是暂时的，并且在骨子里，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对神的渴望，永恒的追逐，无限的希冀。宗教的探求，以及真理的钻研在这些人内心有知无知的表现中，乃是一种宗教的热诚，一种宗教的情操，一种宗教的笃爱，如果运用适宜，引领得法，这些哲人是不难引入宗教，即真宗教的信仰的，这是我们作传教工作者，所应该知道并注意的一种境界。此外即便从消极方面看，由绝对虚无或空虚之中，一转而到实在，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个由虚入实，由心的空虚而进入实在的把握，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全在我们的把握与运用，和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有的注意。
        此外，在生活哲学中，也就是在一般人心中，中国人的宗教情操一直是很浓厚的，如何能将这份浓厚的情操转而到我们的宗教，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从现在中国的哲学的表面去看，无可怀疑，对于宗教是有着悲观的趋势的，然而如果从深处看，从他们都是要追求真理，解决人生的心意去看，热爱真理的精神，正是转向宗教的精神，我们不但有埋由悲观，而更该打起精神，加强工作，我们再重复一句：如果运用得宜，丰硕的成果正在等待着我们，问题是我们要研究一下：什么是使我们运用得宜的方法与步骤。
        有了事实的发掘，有了问题的提出，解决的办法，我想不用说，大家也会找到的。如果硬要画蛇添足的要我找出解决的方法的话，那我个人也只是原则性的，提出我的想法，供给大家作一个讨论的开始与提示，循此而集思广益，以期发掘出更好的方法：
        一、我们应该和这些思想在一起：意思是说，我们对当前的中国哲学思想，无论是舶来品，无论是自发的，我们都应该对他们不陌生，都应深入并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真意与指向，入虎穴而后得虎子，与他们在一起，洞澈他们，我们就能有办法引领地们回入正轨。
        二、要深浸于中国文化，这本来从上一题能演绎出来。真理虽无国籍，但真理在每个文化中，有其特色的外衣，不深入于这个表现在外的文化，我们便无法与浸于这个文化中的人们来往，更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发生亲切感。那么对这一文化的构成的因素：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应有深入的了解。
        三、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国家，就须笃爱它的文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们笃爱一个文化，才能改正它的错误，发展它的优长，而使在这种文化下生长的人接受我们的感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才能将真的宗教输入他们的文化之中而发荣滋长。
        以上是我个人对中国当代哲学与宗教的一个无甚高论的看法，敬请大家批评与指教。
编者附志：本演讲虽已在「基督教论坛」第二五三期（民国五十九年八月三十日）第六版发表，但并不完全。本文最后数段（由「有了事实的发掘，有了问题的提出」起）在该报刊均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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