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次，赵柏田问我，当下中国的法学家，是否有人能在国际领域享有一席之地，如民国时期的——我知道，他要举吴经熊先生为例。或许，偌大的中国，只有吴氏一个充分的例证。这愈加令人悲哀。对柏田兄的问题，我前后思量，最终却摇头：没有，当下并无一人能够再现那种一剑光寒四十州的夺目辉煌。在弱冠之年与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坐而论道；出入20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宗师罗斯科•庞德门下；在28岁的年纪以“东吴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的名义担任该校的法学院院长，两年以后，接受美国哈佛大学与西北大学的邀请出国讲学，成为中国受聘哈佛任教的第一人，又是继剑桥大学霍兹沃思教授和国际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后，担任西北大学罗森泰（Julius Rosenthal）讲座教授的第三人；及至壮年，学而优则仕，由在野的法学家摇身为在朝的立法者，起草享誉后世的“五五宪草”。对照当下——当下的景况是否比民国初年还要恶劣呢？或是天才如羚羊挂角，已无迹可寻？鬼知道。
读陈夏红兄惠赐的大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读到写吴氏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吴经熊的学术及人生》，再次照亮了我的记忆。我以前只知吴氏是宁波鄞县人（具体地址待考），却不知他曾求学于著名的效实中学。这所学校至今仍然是宁波最好的中学之一。如果晚间无事，我从住处安步当车缓缓走过去，大概十分钟的路程，差似与天一阁的距离。吴氏在1937年皈依天主教，从而退出民国法学界，可谓世所共知，不曾想，他在1917年就是一名基督徒。那么这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从新教到天主教——是何等崎岖，还有待后人的挖掘。
我写中国近现代宪政史论，在民国一块，重点评判的是张君劢与萧公权等人，并没有太过注意吴经熊。此前虽草草翻阅他的论文，却不求甚解（据说清华版《法律哲学研究》所收录的论文还不及吴氏精华作品的五分之一），反倒对他的八卦逸事更感冒。这次拜读完夏红兄的文章，方才衍生对吴氏的浓厚兴趣。对于一些先贤，你必须低下头颅。想一下，那个初出茅庐，冒昧给霍姆斯法官写信的宁波青年，他的一篇论文让作为法律领地之泰山北斗的霍氏“觉得我是对一个见识渊博的学者对话”。后来的霍氏一直珍视这位来自远东的客人，就像珍视本杰明•卡多佐大法官一样。而那一年，吴经熊才22岁。他对霍姆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拯救我的国家，启蒙我的民众，振奋我的民族，使中华文明跟上时代的步伐。”三年以后，“近世中国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的两员，钱端升和吴经熊，同年自美归国，一哈佛而清华，一密州而东吴，南北布道，蔚为象征。”在归国前夕，吴氏预言：“本世纪将目睹世界最古老国家的再生，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的诞生，我将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吴经熊在1937年底皈依天主教，“演绎出近世中国法学史上的一桩名案”——许章润先生的这一评判并不算过誉。正如古龙小说《三少爷的剑》中的那句著名台词：“因为我是谢晓峰。”我们可以说，吴经熊之值得深入关注，正因为他是吴经熊——如他自己所言：“一个伟大灵魂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会迫使后人去研究他。”而1937年吴氏的地位是何等显赫：他不仅是国内第一流的法学家，在国际亦享有相当的声誉，他一直使用中文与英文同步写作并出版。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人，至上的梦想与至上的荣耀，莫过于成为一个国家的立法者，为生民立法，为万世立法。在1933年，吴氏就进入国民政府立法院，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且能行使委员长的实权。“吴氏宪草”即在此期间问世。1899年出生的他，那时还不到35岁。谁会料想，四年之后，他投向基督的怀抱，“几乎尽抛平生所学，与法学彻底分手”？
他的幼子吴树德回忆：
“对于中国和生为他那一代的中国人，他在1937年——一个他思虑着作出生命中的转折的阶段——写道，‘精神必定备受煎熬’。他比拟活在中国就如同是在进行着一场永无止息的生死之间的搏斗。他说，中国‘正在瞬息万变，有时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被旋风裹挟飘摇，双脚永难踏上坚实的大地。’……在他的青年时期，他的内心之缺乏平和恰是外部世界政治动荡和文化纷扰的写照，对此他感同身受。直到皈依耶教，他才重归安宁，这发生在香港那一年的十二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将我从我自己拯救了出来’。”
“在检视他的生命和作品时——我发现它们是不可分离的——我知道父亲坚信他的宗教皈依乃是命定的。读者将《超越东西方》（按：吴经熊的回忆录）草草翻阅后就会明白，早在踏入天主教堂之前，他就已经感到他的生命中有一只引领着他的手，事实上，他感到是伟大的仁慈和对于上帝的同情，引导他进入上帝神圣的心中。他常常表示感激的不仅仅是他发现了上帝，而且是上帝发现了他。——上帝不是发现的对象，否则就是亵神。这也表达了他深深的谦卑。”
其实这一切早有其伏笔，在他的回忆录中，大约是皈依前不久，他写道：
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
——这样严酷的反省意识，我曾在日常生活之中偶然遇见，但是反省者多半停留于职业伦理的层面（如从事某一工作，必须因遵守世俗规则或潜规则而扭曲自己的良知），尚未上升到人性的纯粹高度。而像吴经熊这等智者，用他的儿子的话说，叫“天生虔信之人”，无论干哪一行，最终都可能选择放弃。因为他置身于世俗的喧嚣，却追求天堂的安宁。这令他永远处于左右撕扯的身心冲突之中。法官这个职业只是使他直面的矛盾更加剧烈，更加黑白分明，更加被压抑而透不过气。他的离弃是必然，落实在法学却是偶然。皈依基督是本质，与法学绝缘却是浮华的表象。
所以，对许章润论吴氏的文章：“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单是这一标题，我就不能太赞同。作为工具的法律，什么时候具备“慰藉心灵”的灵效？它充其量只是一针强心剂，可以缓解暂时的痛苦，却不能给予终端的治疗。我们经常重复哈罗德•伯尔曼的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里的“信仰”，仅仅指经验层次的“信”（习惯）——至多指先验层次的“信”（理性）——好比“我相信你来自某地”、“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是一个事实判断或价值判断，而绝对不是超验纬度上的“信”。两者的分别，正在于后一种“信”预设了一个与此世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具有提升力的“场”，它们与你呼吸视听的现实世界构成了一种永难弥合的张力，你必须信仰，才能超越残缺的此岸，而飞升到完美的彼岸。这种“慰藉心灵”的力量来自宗教。信仰法律可能是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能越俎代庖。法律可以沾染宗教的色泽，却不能僭越宗教的终极功用。一言以蔽之，对法律的信仰与对基督的信仰，在吴经熊身上，决非同一度的事物，前者属于大地，后者属于天堂；当然，它们更无法割裂开来，否则吴氏就不必心神错乱，毅然弃绝曾经视为天职的法学专业。
但是，问题之根源，依然得追溯至吴经熊的法律观。在他自身，就赋予法律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如他的告白：“作为一个受过古典精神熏陶的人，我怎样从事法律研究，大概是可笑的。我承认我对法律女神的激情似乎过于离谱的浪漫。我只能以永恒的眼光来审视法律问题。除开法学大师，我还求助于老子、莎士比亚、斯宾诺沙、歌德、惠特曼、威廉•詹姆士等人，以及其他许多的外行人，如孔子、康德和杜威。不知什么原因，我在法律和音乐这如此不同的东西之间竟发现了许多的相似之处，这一定与我分析能力的欠缺有关才对！对于生命奥迹的意识，象幽灵一样不断伴随着我，即使在判决一个很不重要的案子时，亦是如此。我的小宇宙沐浴在充满了宇宙感的柔光之中。”
1936年，他出版英文著作《法律的艺术》，发掘法律与音乐、诗歌、绘画之间的共通之处：“如果法律不是艺术，它就什么也不是。法律是‘人类组织生活’的人造艺术，诚如魏格莫尔（Wigmore）所提示我们的：‘法律规则是生活规则。’塞尔苏斯（Celsus）亦称，法律是公平与正义的艺术，是利益衡平的艺术。像音乐一样，正义之美是恰好的比例与有序的排列，它的出现，‘摆脱了纯粹的个体与偶然，因而提升了它的真实意义。’正义即美，乃因为它应用于人之关系；美即正义，乃因为它适用于现象世界。”——他祈望将真、善、美三大元价值汇聚于法律一体。这比王尔德的想法还要奢侈，王氏只是说：“我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只要人间至善，那就够了！”吴氏却要求法律至真、至善、至美：法律不是宗教，却高于宗教。
以如此高远的理想图景映照民国年间满目创痍的司法状况，他没有理由不绝望：“无边的幻觉破灭了，不尽的泡沫爆没了，对于一切的新异，吾心早已麻木，唯怀戒惧。东风与西风，南风和北风，一齐袭来，彷佛将我撕裂。偶像纷塌，委地成烬，而真正的上主，您在哪里！童心之我嚣嚣于新主已至，而讽世之我却置疑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而吴氏的心性并不是十分坚强，他的韧劲远不如同时代的胡适。在他感觉懦弱的时候，萌生于1917年的宗教情结适时复苏。就像西方的“再洗礼派”一样，他再度走入基督教的窄门。只是与二十年前不同，他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至于这一转折的原由，我说不上来，尤其是他的儿子的一段回忆，更让我难以索解：
“在阅读和沉思他的一生时，我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动：尽管在各方面他都完全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与他的诸多同胞不同，父亲既不相信命运或者机会，亦非如同上个世纪早期的“五四运动”以还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般，绝然相信理性主义，将它奉若神明。而且，不同于西方的大多数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基本上将上帝视为父亲——有时候甚至是一位不可亲近、相当权威主义的父亲，家父可能由于其特异的心理特性，其所预期、追寻和找到的上帝却是一位充满爱意、同情心和宽大仁慈的母亲。”——按理说，天主教的上帝形象偏于传统、古板，更似一位“权威主义的父亲”。沉陷于恋母心理的吴经熊的改信，却有些“反其道而行之”。对此，到底该怎么解释？请允许我继续摘录吴树德先生的评论：
“他找到的关于上帝可能确乎秉具如此女性气质的主要线索，可以追溯至释、道的资料中，特别是在关于道乃‘天地源头’的‘神秘女性’这一描述当中。此处不遑辩释这一有趣的疑问，但应予指出的是，近年来有些学者研读父亲迻为文言的《诗篇》，得出结论说他对于希伯莱语耶和华（Yahweh）——普遍认为他是完全彻底、不折不扣的男性——的解读，是极为新颖的锐见，透彻阐明了其女性位格甚于男性，因而，是一个更具人性、为普通的信众和读者所接近的神。这仅仅是一个虔信的教徒的观点，还是他灵思焕发，指认耶和华既是我们在‘以赛亚书’中所看到的‘受难的仆人’，同时并为不朽的《诗篇》第23首的主角，‘善良的牧羊人’的形象。如果一切都不是，它至少强烈地提示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所看到的以基督为名的上帝理念的变迁。”
在我看来，这正是吴氏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不像某些基督教徒，信仰上帝之后，就一味攻击被他们视为腐朽、没落的中国传统，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洗清自己浸染的文化污迹。吴氏对西方文化的精深研究自不待言，而他对滋养他成人的东方文化，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他将《诗篇》与《新约》翻译为文言文，同时将《道德经》与优美的古体诗翻译为英文。他写作《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同时写作《禅宗的黄金时代》。他沉迷于源自西方的法理学世界而难以自拔，同时却有极具中国古典文人气质的《唐诗四季》问世。他既能主讲比较神学与关于阿奎那的课程，亦能担任中国哲学与文学的资深客座教授。他的回忆录名为“超越中西方”，而田默迪对他的早期法律哲学之诠释名为“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无论是超越，还是游弋其中，我们都应该同意他的这一观点——我以为，这是最理性，也是我最能接受的思想姿势：
“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藏蕴着神圣的本体（Divine Essence），那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的精神生命是一个不息的旅程，开始于当下，而在天国找到完满的善终。”
大陆出版的吴氏著作有：
吴经熊、华懋生编：《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11月出版；
吴经熊、黄公觉著：《中国制宪史》，上海书店影印“民国丛书”之一；
吴经熊著：《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吴经熊著：《唐诗四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吴经熊著：《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另有田默迪著：《东西方之间的法律哲学——吴经熊早期法律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06年8月10日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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