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收到北京大学初晓波先生赐赠他研究徐光启的大作《从华夷到万国的先声》。全书旁征博引，体大思精，主旨在于阐发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徐光启对外观念的实质及其影响，所以书中多处涉及到当时中国方面对西方传来的知识的反应及其后果。书中对当时中西双方文化的碰撞及其影响均做了深入的探讨。全书以其宏观的视角也 又一次触动了我个人多年来有关那个历史时代的思想与科学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多年来显得颇为不合时宜。所以于拜读了初先生的大作之后，又联想到自己的意见，想借此机会写一些自己多年的感触，以就教于初先生和陈乐民先生他最近曾写有不止一篇论徐光启的文章以及其他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先辈和同行。
普世价值应该是普世的唯一标准，这里不许有双重的或多重的标准。至于其间有各种不同的差异都只不过是次要的、偶然的，是由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历史条件所积淀的。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只能用同一个标准加以衡量，而不能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否则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标准可言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我曾接触过一些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材料，包括有向达先生于三十年代去英、德两国访书所手抄的大量珍贵资料，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关材料及著述。当时即深感我国的学术界，对于历史开阖大局的关键竟然往往熟视无睹，而且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桩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对于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来华传教这一幕历史，大多数的研究大抵始终停留在泛泛的誉扬上面，而未能揭示其历史的实质。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大抵上可以说无非是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传统文明与近代文明。自从人类有了农业，定居下来，便开始步入文明的阶段。但传统的农业生产，其方式乃是单纯的再生产，即基本上年年都在重复着上一年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既然不变，便导致了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的不变。因而大抵上每一年都是在重复着前一年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当然，它在漫长的历程中也不是全然不变的，但那变化是缓慢的、微小的，几百年、上千年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实质的变化。怀德海Ａ．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有这样的论断：公元１６００年西方文明的水平大体上并没有超出公元３００年的水平。就是说，在一千三百年的漫长时间里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然而自从十六世纪起，人类文明在西方便步入了其近代化的阶段。开始是在西欧，继而逐步影响到全世界。于是便开始了人类史的近代化历程。这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场全面的根本性的大变革。
什么是近代化？它和传统社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大抵上可这样说：传统社会是单纯的再生产，所以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根本上也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方式，历千百年而不变，即使有变化也只是枝节的而不是什么重大的、根本性的。一直要到十六世纪才开始了一场人文大革新的时代，从而人类文明史便开始大踏步地一往无前而又不可逆转地步上了她的近代化的征程。与扩大再生产相应的，则是人类的知识和思想的加速度的进步。所谓近代化，究其内容无非是这样两点：一是近代科学，即有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的近代科学体系及其科学观与方法论，而工业化则可以看作是科学知识的应用；二是与近代科学相适应的社会政治条件，亦即近代的民主制。没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政治社会体制，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与世相遗而单独生存和发展的。没有科学与民主，就没有近代文明，人们就只能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社会之中。
古代当然也有科学而不是绝对没有任何科学，例如古人也知道“周三径一”以及阿基米德原理；但它在本质上之有别于近代科学的就在于它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所以它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程，而只不过是个别天才人物直觉的产物。它不是一场自觉的、有步骤的、有意识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过程的产物，而只是个别天才的偶然发见。它不是一场自觉的人类共业的产物，所以就没有持续不断发展的可能。关于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这一本质上的不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开篇，曾有明确的概括和阐述。此处不再赘述。至于近代科学之得以发生和发展，有一个思想上的条件是不可忽视的，即当时的文艺复兴已经突破了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思想牢笼，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其立足点已经从神意的启示转移到了以人和自然为本的世界观上面来。与此桴鼓相应的则是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经院神学对于思想的垄断和独霸，从而使得新的世界观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怀德海称美当时这场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的科学革命也是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的革命，乃是自从一个婴儿诞生于马槽指耶稣诞生以及随后中世纪神学思想体系的统治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绩。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近代科学之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其功绩和重要性大概是要远远超出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宗教崇拜的。
然而正统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体系的思想统治虽然已经丧失它原来在西北欧的统治地位和绝对权威，却还有能力在天主教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南欧发动一场宗教反改革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运动，而其中最为得力的支柱则是当时新成立的耶稣会。耶稣会士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所宗奉的仍然是中世纪以来阿奎那斯Ａｑｕｉｎａｓ的正宗神学。这当然是与返于人性与回归自然的近代精神格格不入的，然而他们的活动能力却还足以抗衡时代的新潮流。近代科学的伟大奠基人伽利略，被捉到宗教法庭上受审时，仍然不得不作自我检讨，进行悔罪，承认自己是误入歧途，接受了哥白尼的异端邪说，最后是被判了刑。而随着他之被监禁，人类历史又丧失了多少可能的科学成果！
耶稣会士的活动能力之强，确实是颇为惊人的。在当时的条件之下，他们的足迹竟然远及远东和拉丁美洲。他们甚至在拉美还建立了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巴拉圭。就在耶稣会的这场反科学、反近代化的圣战潮流之中，他们也来到了中国，随身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奇技淫巧，这些乃是他们得以进入皇家宫廷的见面礼。而且他们还需要以某些科学技术而不是正宗天主教的神学说教才能博得中国士大夫的青睐，而其中以天文、历数和火炮最为当时的中国所需要，因而这就成为了他们得以与中国土大夫接交的媒介。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传来近代意义的新思想和新科学。近代科学的基础和来源并不是依据天启和神论，而是要凭科学的实践：一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实验，从而积累大量可证实的数据：再是把观察和实验所得到的数据加以理论化，总结为一个数学公式。牛顿所总结的万有引力的公式是那么地简洁而明确，以至被怀德海誉之为那正是中世纪圣徒们所梦寐以求的“神圣的简洁Ｓａｎｃｔａ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ｕｓ”。它绝不亚于中世纪的圣徒所要发见的神秘的宇宙徽符。
在人类历史从传统转入近代化的最伟大的革命之中，最早对近代科学做出了开创性的思想贡献的，乃是弗·培根所提出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和笛卡儿所创立的推理归纳。不妨设想，当年所传入中国的不是中世纪的经院哲神学，而是培根和笛卡儿的思想方法论：不是耶稣会的神学以及朱理安Ｊｕｌｉａｎ历法，而是伽利略的实验乃至牛顿的古典体系，那么中国方面有没有可能提前两个多世纪就接触并接受近代科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新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从而也正式步上她近代化的行程呢？无论如何，近代化乃是一个普世的行程，是一切民族所莫之能外的，尽管各个民族发展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其间就有先后之不同以及某一些形式上的差别。我们不宜以民族特性或特点为借口来否定这一历史行程的普世性及其普遍的有效性。
简单地说，近代化的内涵无非就是科学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条件。当然，传统社会也并非就没有科学，所不同的只不过在于近代科学乃是一种有意识的、有步骤的日益以加速度在发展着的体制。故而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可以历千百年而没有什么重大的根本性的改变；而近代社会则日益紧锣密鼓地不断在变化与革新。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意识也就随之而日新月异，一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这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所亲身经历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近代化这一普世的历程在西方始自十六世纪，而其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无非是基于科学与民主的进步因为没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科学的进步就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科学发展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占有一席极为光辉的领先地位；但惜乎她却长期未能步入近代科学的殿堂。阮元的《畴人传》一书可以视为中国方面直迄十九世纪初的一份科学知识的结集。然而其中对于近代科学体系却依然茫无所知。一直要到十九世纪的下半叶，李善兰才第一个正式提出了近代科学的古典体系。也是在这时候，当时的新学派才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要求开议院以通上下之情的主张。这就初步提出了近代民主思想在制度层面上的要求。这也就无怪当时《翼教丛刊》苏舆一辈人抨击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宣扬“民权平等之说”乃是在提倡“民有权则君无权矣”的非圣无法之说。假如中国方面能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就接触到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而不是古希腊的静力学和中世纪的经院神学，那么中国方面或许应当会有一番新面貌。多年以前我曾和科学史家席文Ｎ．Ｓｉｖｉｎ教授就这一话题交谈过。他曾深有感慨地说：当时那批来华的传教士实在不是什么好的中西文化的媒介者。
事实上，当时在中国方面也正在酝酿着近代思想的因素。在人文思想方面，唐、顾、王、黄诸人的著作都鲜明地反映出近代人文思想诉求的萌芽。在科学方面，则是徐光启在大力呼唤科学新时代来临的先声。徐光启一直多年不懈地坚持他的农田实验和天文实测的工作。同时在科学理论上他就努力要把一切科学结果归纳为一个数学体系。这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中国学者也正在努力要总结出一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正在叩着近代科学的大门。把自然现象归结为一个数学模型，这是近代科学精神的所在。在这一点上，徐光启的工作和祈向，正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令人遗憾的是，徐光启的努力方向并未能继续发扬光大。由于错过了时代的契机，以至于要迟至十九世纪的下半叶，中国方面才开始迈出她那近代化行程的步伐。
近代化的历程乃是普世的历程，那是一个走向科学和民主的历程。各个民族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道路，所以当她们走上了人类共同的道路时，也必然地各自带有其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的特色。不过这一点并不能成为抗拒普遍真理的根据。科学之成其为科学，民主之成其为民主，在实质上是并无二致的。不能说你是你的科学，我是我的科学；或你是你的民主，我是我的民主。这里只能有一个标准，不能有两种或多种标准。普遍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是不能以历史的特点为借口加以抗拒的。假如普遍原理真的与某种特殊的国情有所抵牾，那么应该改变的乃是特殊的国情例如妇女缠足，而不是普世的价值男女平等。马克思是德国人，他的大作《资本论》写于英国，所以他的思想理论也必然带有某些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痕迹，但他思想的实质却不受德国古典哲学或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某些时空条件之下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不能也不应该用来抗拒真理的普世性。毕竟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十七世纪也并不缺乏先进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思想脉搏的跳动，尽管还是朦胧的并不十分自觉的。而当世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们却往往仅限于讴歌徐光启介绍欧氏几何原本的丰功，却无视于其开创有系统的观察与实验，并始终致力于总结出一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一原创性的思想，从而不同于中世纪经学并开辟了近代科学的丰功伟绩。就这一点而言，诚可谓是索解人正不易得。徐光启还不能说是中国的牛顿，但他的功业却足可以无愧为中国的达·芬奇。他们的思想都是那么地超前，以致整个时代都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他们那科学的宏伟想望。徐光启自己也不是没有感到超前于自己时代的悲哀，所以也不禁惋叹当世还没有人从事他所从事的事业。
记得是１９４９年的年底，我曾聆听过范文澜先生的一次讲演。讲演中他提到：假如十七世纪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得以建立，又假如当时大顺王朝能很好地吸取并利用当时西方传教士所传来的科学知识，那么也许早就会出现一个近代化的中国了。我聆听了这一论点，感到颇为意外。第一，假如大顺王朝能够顺利建立，也仍然会逃不出传统的格局，最多也不过是朱元璋皇权专制的重演。第二，更何况当时西方所传来的并非是任何近代的科学，而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那与近代科学在根本上是正相抵触和背道而驰的。即使为人所艳称的《几何原本》也是古希腊的遗产，并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可见流俗之见是何等地深入人心，虽贤者亦在所难免。中国近代的历史使命，首先无非是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而近代化究其实质，无非是科学与民主。徐光启的生平业绩，其功不在政治，而在于其对于科学的追求。而其对科学所追求的，无非就是要追求一条走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大道，这正是近代科学的唯一大道。他强调科学家只有掌握“象数之学”，才能“明理辨义，立法著数”，正如工匠之掌握斧斤寻尺，由此进步“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就此而言，徐光启无愧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先驱；而正是在这一根本之点上，却往往轻易地被过去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