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徒与巨人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但往往也有个案，徐光启也许就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2007年的11月的一天，上海市徐家汇的上海光启公园里，徐光启的后人和利玛窦的后裔一起在这个公园里为他们的先辈的雕像落成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这种新闻也许没有多少娱乐价值，所以去报道的记者很少，读者知道这个消息的自然也不多。
徐光启是什么人？
徐光启（1562-1633）明代科学家。字子先，上海人。曾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研究过天文、历法、数学等西方近代科学，并介绍到中国。他主张发展农业。著译有《农政全书》、《几何原本》等（2001年修订版《新华词典》）。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读的中学，当时的中学历史课本似乎没有提及徐光启。后来的课本提到徐光启的，也只是简单地介绍他是明代的科学家，只提著译《农政全书》。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戏文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其实这个红薯（俗称番薯）就是徐光启当年提倡农学引进的。徐光启死后的四百多年里，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不断给他戴上各种帽子——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中国的达·芬奇……但是徐光启的众多身份中，可能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他是一个正宗的天主教徒。
徐光启是个教徒。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600年的春天，徐光启来到南京天主教堂，在管家的带领下，进入利玛窦的书房，利玛窦急忙出来迎接，彼此握手寒暄，侃侃而谈，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3年后，徐光启再一次来到南京，接受“洗礼”成为一名正式的天主教徒。从此，徐光启与利玛窦不仅是师生关系，更是朋友关系。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于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学习，就是一次中西文化的会通。
四百多年前，中国跟西方的差距不大。有一个数据能说明这点，徐光启时代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29.6%，欧洲十四国的GDP占19.6%。也许正因为这样，中国人很有自信，也敢于与西方人“对话”，中西方之间的学习与沟通也是平等的。马克思在评论文艺复兴时期时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徐光启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此徐光启也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巨人。
1978年，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帷幕。转眼30年过去了，思想解放带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还有我们的“开放心态”。
今天，我们正在全面加快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兴而努力。民族的中兴，离不开世界发展的大环境，对古代的东西，对西方的东西，还是老人家说得好——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想起徐光启，写下一点感受，无非是想我们在纪念“思想解放”30年的时候，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中，我们更加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