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位出席在比利时鲁汶召开的二OO三年欧洲与中国天主教研讨会（主题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与中国地方教会合作培养教会牧者”）的代表们，都一致表达了对大会圆满成功的赞许。首先，比利时鲁汶天主教会大学的南怀仁文化协会在组织这次对话活动时，突出强调了与中国教会开展教会人士教育培养工作的价值。同时，出席大会的，目前正在欧洲各国接受神学和灵修教育的四十五名中国平信徒、修女、神职人员和修生们，都一致表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早在会议之初，就充分体现了的十分成熟的友好气氛具有重大意义。这要感谢与会者们达成的共识，大家共同认识到，我们全体都肩负着在地方教会中开展传教的责任。台北辅仁大学耶稣会士房志荣神父发表的题为《推动地方教会新牧职的神学和圣经基础》的讲话中，阐述了促进统一与和解精神的重要性。就个人而言，九月二日清晨，我亲身经历了十分感人的时刻。我有幸应邀主持当日的弥撒圣祭，讲解耶稣基督的伟大祷文：“愿众人都合而为一”（若17，20-23）。我情不自禁地提到了中国教会和社会，在近十年来因着天主的意愿所取得的惊人进步。早在一九七O年一月，我曾经在罗马，与一些朋友们谈起了未来中国的福传发展。在欧洲，很快了就发展成了两个小组，一个是大公运动、另一个则是天主教会独立的组织，定期召开会议。我无法忘记我曾经出席的首届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气氛。当时，几乎是三十年前（一九七四年），也是在我们今天所在的鲁汶；第二年，又在德国科隆召开了第二届大会。那时候，中国还处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得不到任何有关中国的直接消息。就连我们欧洲国家的许多人，都将毛泽东视为神话。不少人甚至将他与梅瑟相提并论。说他将自己的人民，从奴隶制中解放了出来，并为他动用暴力开脱，将他的暴行说成是改造世界的工具。

       而天主教会的声音几乎一点也听不到……。十年以后，我们才陆陆续续地得到一些有关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幸存下来的信仰见证的零星消息。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才得以同正处在逐渐重组阶段的中国地方教会进行直接的对话，同时，还要面临重重困难和阻力。现在，我们这几天在鲁汶所看到的情形，实在堪称奇迹。这是复活的基督救主创造的奇迹，他承诺将始终与我们同在。

       此外，大会开幕式上宣读的中国大陆兰州教区主教韩志海蒙席的信，是本次会议另一个令人感到新希望与满怀信心的因素。年仅三十九岁的韩主教，因未经爱国会批准，被一位地下教会的主教祝圣，至今尚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但是，他却是中国教会新一代神职人员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三个月前写给被政府承认的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兄弟们的题为《给朋友们的信》中指出，是到了接纳教宗不厌其烦地重复的，要求中国合一的邀请的时刻了。他在信中不仅指出了中国爱国教会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同时，勇敢的韩主教还阐述了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近年来很多事情有改变，我感到这项事实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得知绝大多数的主教、神父、教友都因同一信仰而团结一致，也与教宗一致。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体验到对教会非常不利的事实，就是我们仍然分为‘官方教会团体’和‘非官方教会团体’。”

       另一个令我感到高兴，并充满希望的经历是，同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慧林教授的会晤。人民大学是近年来，我经常保持学术交流关系的多学中国大学之一。杨教授这位非基督信徒，却与神学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发言中，强调了中国社会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期望。殷切希望天主教会本性中固有的先知性作用，能够在当今一味追求物质，但却明显渴望一些较‘真实’的东西的中国社会中，积极发挥出来。今天，在毛泽东的新中国，人们惊喜地发现，被唯物主义垄断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化，正在重新认识到人性精神层面的意义；逐渐开始研究和重视基督信仰了。而在此，为我们开辟道路的复活的救主，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土地上开展福传事业的新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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