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世纪教会在教会历史的发展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不论在教义、教制、灵性生活、政治、文化和艺术、科技、建筑等都作出重大的建树，使教会可以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发展宪制性的教会。

在灵性生活中，教会一直十分重视，历代以来不少修道团体成立，为的是见证基督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东方的教会对修道生活的发展比西方还早，继有安多纽（Anthony）所倡导的独居式修道生活，也有帕科缪（Pachomius）的群居式修道生活；在四世纪巴西流（Basil of Casesarea）热心提倡修道生活定立不同的规条，着重在修道生活中工作、祈祷和读经，又训练修道士救济孤儿，援助有需要的人，奠定了服务性质的修道传统。这都是东方教会的修道传统，西方拉了教会直至耶柔米（Jerome）、安波罗修（Ambrose）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劝告和标榜才开始为西方教会所认同和接纳。西方教会的修道主义并不一致，各修会有共独特的规条，没有彼此联系。直至五世纪，吕西亚（Nurisa）的本笃（Benedict）的会规出现，并为各修会所接纳，西方教会的修道生活才进入一个有规格的修道生活。

本文的重点是深入浅出地介绍本笃的修会会规，从而瞭解中世纪早期的修道主义及其后的发展，并探讨本笃会会规对整个中世纪教会的影响。

一、本笃及其修会简介
本笃（旧译作「本泥狄克」是在四八O年生于吕西亚（Nursia）斯包来德附的翁布利（Ombrie）的一座小城，他是罗马的贵族。传说他自小便十分虔诚，不时向圣母像长时问的默想和祷告，十四、五岁便得家人同意，离开家庭到山川中修道。本笃的生平充满了神迹，他不但对属灵的事物洞悉一切，更满有慈心，对跟从他的修士作出严谨的教导和包容的宽恕。

本笃所创的修道模式，是一个群体共居，并必然严守规条的修会。他的修道院位于卡西谙山（Monte Cassino），他为修道院立下的「规条（Rule）」，自第九世纪起，即为西方修道主义的标准，日后修道院的改革常以返回本笃当初立下的「规条」为准，十至十二世纪的克吕尼改革（Cluniac movement）即为一例。

本笃不大注重学术研究；按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的记载，本笃不肯接受高等教育，反倒重视苦修生活，以便成为「有智识的愚昧，和具慧眼的无知」（scienter nescius et sapienter indoctus）。这当然不是说本笃不学无术，事实上他精通拉丁教父的作品，他的教士也每天花上四小时听课，默想圣经的属灵道理，或研习教父作品，特别是伟大的修道着作，像巴西流和迦贤（John Cassian ，约360-435）。在每一个本笃修道院内，均有三个主要部门：学堂（教导立志过修道生活的年轻人）、图书馆及抄经所（scriptorium，抄圣经的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修道文化及自己的神学。

二、本笃会会规
本笃对修会的内部精神保存了全部效力，却将外面的遵守，按照身体和道德的中庸力量予以匀称的减轻；同时他以锐利的眼光，将一座修院良好机能的标准，在细节上予以清晰的确定，使它的规则成为完整而谐和的形态，致使甚么也不缺，不必由外寻求补充。

本笃会会规共七十三章，从规条的涵概性来看，它非常有系统地把有关修院的生活守则、教导规条、人际关系、体制层次、灵性活动、个人和群体需要等都展示出来。清晰地指引修士的生活，也把修院带进一个有条不紊的生活中。

「规条」本身的神学没有太特出之处，但对怎样组织群体的苦修生活，倒有相当精细独到的见解。本笃会的神学与教父的神学（Patristic Theology）十分接近，无论从文体或内容来看，都是源自拉丁教父（他们在修道院学校采用 Cassiodorus的Institutions（约４８５-５８０）作课本）因此整个修道院十分尊重传统。

三、本笃会的神学发展
本笃会士在卡罗林文艺复兴运动（Carolingian Renaissance）中举足轻重，但在神学上却只是归纳了教父对圣经和教义的智慧，将之应用在当时的需要上。从他们:的神学可以看出，他们以圣经及教父的说话来教导人谦卑；有人说他们只是跟随在奥古斯丁（Augustine）、耶柔米（Jerome），和大贵格利这些伟大的收割者背后来拾穗，从默想的角度看圣经，而释经的方法常是寓意解经。

有些作者着作极丰，像约克的亚勒昆（Alcuin from York，约７３５-８０４）、拉巴努.毛如斯（Rhabanus Maurus of Eulda，约７７６-８５６）、史达波（Walafrid Strabo of Reichenau，约８０８-４９）；其他人像拉得伯土（Paschasius Radbertus）和拉特兰努（Ratramnus）这两位科尔比（Corbie）的修士，则参与圣嚏]Eucharist）及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辩论，而他们定真伪的准则，是以教父为凭。

本笃传统的神学，到了十一、十二世纪才大盛，尤以克勒窝的伯尔拿（Bernard of Claivaux）为着，他与刚冒升的经院哲学家（scholastics）的辩论，最能显出其神学才华。对修道士来说，神学是由修道生活的目标定规的--包括对神的认识、与修道经验有关的研究、敬拜与祷告等，他们尊重奥秘，而不太重视辩证的技巧。

同一时间，受修道院训练的神学家，像安瑟伦（Anselm）、圣提里的威廉（William of St Thierry，约１０８５-１１４８）和艾黎（）Ailred of Rievaulx，１１０９-６７，被称为「英国的伯尔拿」），则把苦修和臆猜之方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安瑟伦的门徒艾马（eadmer of Canterbury，约１０５５-１１２４），是第一个阐释马利亚（Mary）无罪怀孕之教义的人。其他重要的人物，包括改革家达弥盎（Peter Damian，１００７-７２）、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可敬的彼得（Peter Damian，１００７-７２），以及科隆附近之丢慈（Deutz）已修道院院长鲁柏特（Rupert，约１０７０-１１２９）。

中世纪末期，修道院再不是神学思想的中心。当时大学开始建立起来，经院思想抬头，再加上方济会（Franciscan Order）和道明会（Dominicans）等新运动的成央A以及人文主义（Humanism）的兴起，使本笃的神学传统失色不少。后来发生改教运动和政治动乱，跟随「规条」之修道院的数目，便大为减少了。法国大革命前一百年，好几个修道院在学术上都有杰出的成就，他们出版奥古斯丁的作品，内附精细的索引，使他们能应付杨森主义（Jansenism）的攻击。马比让（Jean Mabillon，１６３４-１７０７）编辑伯尔拿的作品；蒙法岗的伯尔拿（Bernard de Montfaucon,１６５５-１７４１）则编辑亚他那修（Athanasius）和屈梭多模（Chysostom）的书。当时却不是人人都赞成修士这样专心研究学问。

十九世纪，本笃的生活方式又再复兴过来，神学研究亦很蓬勃，新的修道院在比利时的马利苏斯（Maredsous）和史天布格（Steenbrugge）建立，后者还是教父及中世纪历代基督教集成（Corpus Christianorum）的编辑地；此外，德国和法国亦有新的本笃修道院建立，它们有些专门研究礼仪学，即本笃修道生活的核心，在「规条」中称作「神的工作」（opus Dei）。

四、本笃及其会规对中世纪教会的影响
「繁殖就是天主的降福」，这是本笃的基本的精神，也是会规基础；不排除任何人，人都能由当中找到救赎灵魂的方法和福音成全的途径。本笃像圣保罗一般，对教外人特别重视，当时他对半野蛮的哥德人甚为关心，对他们的皈依不遗余力。

本笃会不断发展传教工作，在各处建立传教团和修院：
五世纪至九世纪期间，英格兰由圣奥斯定归化，他是由圣葛利高里于他赛留（Celius）的修院派去的；日耳曼的归化是由圣保尼法爵（St. Boniface）和盎格鲁撤克逊的修士；斯堪地纳（Scandinaves）的归化则由高尔比（Cordie）的圣安斯色尔（St. Anschaire）；以后波罗的海岸（Baltique）则由殉道的主教圣阿达尔伯（St. Adalbert）发展福音工作。在十至十二世
纪，不少稳修会兴起，在本笃会会规的基础下传播福音，服务教会，其中如布根第会（Cluny）以及熙笃会（Citaux）建于法国；瓦龙勃罗沙会（Vallonbreuse）和嘉玛道力会（Camaldoil）在意大利建立。

另一方面，在十一世纪，可说是由本笃会来支撑着教会的生命，如圣葛利高里七世，真福鸟尔班二世（Urbain II）及一连串的革新教宗都是由本笃会出的。基于托砵修会于十三世纪兴起，本笃会的影响力渐渐减退，但仍影响了不少圣者，如圣日多德（St. Mechitide）和圣麦施弟德（St. Mechitilde）。在十四世纪，因为修会财产过多而原始的修道生活衰退，幸好仍引发其他虔敬者的反省，重新回到本笃的精神中，在意大利橄榄会（Congregation Oliveraine）兴起下培养了罗马的圣芳济加（St. Francoise Romaine）。

上述的修道团体和发展，都是追随本笃精神而衍生的，从此可见本笃虽然生于四世纪末，其修会和会规建于五世纪初，但他的精神是延伸至整个中世纪，影响了教会的兴衰，并且在灵性生活中支持着教会，阻碍并减慢了宪制教会的腐化生活，教会不致过分地陷入世俗的权力争斗中，而失去了灵性的层面。

结语
本笃对于属灵生命的执着，使他无惧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他的会规不单是对修会的规条，更是展露一个信徒的生活历程；面对中世纪初的欧洲，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蛮族的入侵，本笃把生活献给上主，并修订了过去修院杂乱无章的规条，使决心跟从上主的信徒可以按规条过信仰生活，也透过规条明白成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其应有的特质。

本笃的生命不单影响了中世纪教会，更对今日的教会作出呼聱，叫现代的信徒反省自身的信仰生活，不一定是隐修院的生活，而是培养在基督里的慈悲和谦逊，真诚地面对上主和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