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势如破竹:
要知道圣方济回头建立修会的那一年(1206)﹐正是中国元朝的皇帝成吉思汗统一中原﹐建立强大帝国的一年。他和他的儿子窝阔台开始率军西征。欧洲的一些国家简直如风扫落叶﹐ 不论多大多坚强的城市﹐不出三天都被攻打了下来。而且他们杀人如麻﹐残忍无度﹐使欧洲大惊失色。他更为西进﹐直达意大利北方的乌的乃城(Udine)。虽然欧洲人组织大军﹐ 企图阻止元朝军人的前进﹐但这些欧洲联军都不堪一击。教宗见无计可施﹐便打发使者去与蒙古王朝讲和﹐并希望能建交。两批方济会士﹐即柏郎嘉宾(Goiovanni Carpine)﹐及罗伯鲁(Rubruck)先后出使元朝。(先有两名道明会士, 但因害怕半途而返)。方济会士到达克拉昆仑山区﹐拜见元朝正在出征的大帝﹐后者罗伯鲁则到了北京﹐亦见到了元朝皇帝﹐ 且被以礼相待。可惜未能达到目的, 因为教宗真正的意向﹐是同元朝建立外交联盟关系﹐目的是联盟对抗回民﹐ 而且东西夹击。因教会所怕的不是中国﹐ 而是新近正在日渐强胜的回民。欧洲真正的危机不是中国﹐ 而是回教民族。但这里也不能不说是有天主的圣意存在﹐就是天主不愿使人大兴军事冲突。
彼此交往﹕
两批方济会使者虽未能成功建交, 却给亚洲的执政者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两批会士回国后也都对中国作了清楚的记录和报告﹐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一个清楚的印象﹐ 知道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她不但地大物博﹐ 而且文明倡盛﹐是个伟大的民族。这种观念至今不断见于教宗的言论之中。其实它由来已久。
建交未成﹐但许可意大人到中国来通商。这时有着名的马克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尼苛老和波罗二人。皇帝忽必烈打发这二位商人去见教宗﹐要求打发一百位方济会士前来中国传教。时在额俄略教宗第十世时代。不久后教宗尼各老三世打发了五位方济会士﹐前来中国作传教的工作。可惜这五位会士不知何故完全自历史上失去了影迹。至今成谜。教会要小心从事了。
一二八八年教宗尼各老四世上任﹐他是位方济会士教宗。他于一二九零年前后打发方济会士孟高维诺﹐率领一批同会弟兄﹐来我国传教。这是第一批真正的传教士﹐不再是为政治理由而来的。孟高维诺虽单人独马﹐却的确完成了教宗的使命﹐也真正的在北京开始了他的传教工作。虽有景教人士的大力阻挠和迫害﹐他仍然成功地建立了教会﹐修建了两座大堂﹐招收了一批为数四十人的修生。准备他们圣神父后在中国继续传教。并多次带领修生到皇官去演唱圣诗。甚得皇帝的欢心。
可是在西方罗马﹐ 由于路途遥远﹐对孟高维诺一无所知。皆以为他早己与世长辞了﹐因为已过去了十一年之久。 但作梦也未想到﹐十一年之后教宗突然接到孟高维诺的一封信件﹐ 报告了他在中国十一年来传教的工作和成果。教宗大喜﹐立即亲自祝了七位方济会主教﹐打发他们到中国来﹐一来祝圣孟高维诺为宗主教﹐二来帮助他传教建立更多中国教区。可惜七位主教中只有三位;到达了中国, 其他有的未能行成, 有的路上生病或者遇上强盗而被杀身亡。这几位主教将孟氐祝圣为宗主教后, 便开始了正式的传教工作。并在北京﹑泉州﹑建立了教区。其次在杨州﹑杭州等地展了传教工作。他们甚至将福音传到了山东一带地区﹐比如阳谷的波里村﹐周村教区的刘家寨﹐都有元朝时代的传教纪念和传说。而当地的老百姓也以自己为元朝时代的教友为荣。这是我在访问他们时亲自听到的。至于文物方面则不太多见﹐就我所知和所见只有北京以北的门头沟﹐仍然保存着一对石狮子, 据说是元朝教会的遗物。
教会走向下坡:
教会跟着元朝的灭亡, 走上了下坡。另一方面﹐教会当局也在西方受着打击。一种可怕的黑死病使近半数的修士丧失了性命﹐无人可以打发来中国传教。另一方面﹐教会内部也在闹着分裂, 无暇顾及传教区的工作。如此使中国的教会几乎停顿了下来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但方济会士们对元朝时代的辉煌历史﹐并没有忘记。这段在中国传教的历史﹐使会士们念念不忘。甚至许久以来在方济会内所谓之传教事业﹐主要就是指中国的传教事业为主。到传教区去就是到中国来传教。中国传教区成了方济会的大爱﹗
明朝时代﹕
元朝被明朝取而代之﹐明朝实行闭关自寸﹐不准外国人进入。而西欧教会内部又发生了困难和分裂﹐结果使已经在中国开始了的慱教工作﹐ 中断了近百年之久。
公元一五三三年十二位西班牙传教士﹐ 到墨西哥去传教。他们的首领组马拉加(Zumaraga)﹐当时己成了主教﹐而且是瓜达路培圣母显现的见证人﹐但见传教的效果不彰﹐曾要求教宗许可他到中国来传教。虽未成事实, 但他们对中国传教区的响往可见一斑﹗此时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属地马尼拉成立了圣额俄略会省﹐其目的不外是准备到中国来传教的人员。或者说是为到中国来的跳板。公元一五七七年﹐西班牙会士伯多禄阿尔发罗(Pedro Alfaro)率领三位会士前往广州传教。
(此时他比利玛窦早七年到达中国)。可惜只能居住数月﹐便被赶了出去。但他们仍不死心﹐在澳门建立了会院﹐他们吃苦耐劳﹐席地而卧﹐却立即吸引了二十位中国青年, 求入会修道。可惜他们为葡萄牙人所不容, 被捆绑起来送出了澳门。这是在一五八八年八月十一日(圣佳兰瞻礼)所发生的事。伯多禄神父非常不甘心﹐便去高阿(Goa)向葡萄牙总督抗议。可惜海中遇上风暴沉船。神父溺毙海中﹐土人发现他仍然双手合十﹐双腿跪下作祈祷状。因此以圣人恭敬之。（在南洋一带有许多方济会士们传教的纪念）。
此时已经聚集在马尼拉不少方济会士﹐见不能到中国来传教﹐便相继去了日本。这就有了日本第一批致命圣人﹐其中以方济会士为最多。道明会士因见去中国太难﹐ 便绕道去台湾﹐ 并留在台湾工作。而一位着名的方济会士﹐ 即李安堂神父(P. Antonio Maria Caballero)﹐同一位道明会士莫神父(P.Morales), 本应去罗马解决礼仪之争。但到达澳门后李安堂自己留下﹐ 请莫神父一人前往罗马。李去了福建传教。在这之前李在福建传教时归化了罗文藻。罗本有意入方济会﹐可惜不被接纳﹐便入了道明会。成了的第一位国籍主教。然后李安堂在澳门指导佳兰会修女们, 她们人数相当众多, 已达到三十多位中国女青年进入了修会。这是一六三三年的事。她们的会院很大﹐人数众多。可惜十年后, 西班牙人被赶出了澳门。回到马尼拉去。
李安堂神父仍不甘心﹐便带着两位传教员北上要去韩国传教。但到了北京遇到汤若望神父(Fr.Adam von Schall)。神父建议他去山东济南传教﹐谓那里大有可为。果然神父在济南修建了两座圣堂﹐建立了方济第三会, 即在俗方济会。并且在城中买下了一片很大的土地作传教之用。可惜传教士太少﹐李安堂打发自己惟一的同伴文都拉(P. Bonaventura Ibanez)﹐回欧洲去招集人马来帮忙。而此时由于礼仪之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康熙皇帝将传教士集中到广州去﹐不准他们自由地传教。此时李安堂己被祝圣为主教。于是约三十位在中国的传教士﹐在他的领导之下﹐利用时间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的传教会议。在这里制定了不少在中国传教的规则。有许多规则和习俗仍在中国照例实行﹐ 直到今天。 因此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这里也规定了圣若瑟为中国教会的大主保。时在一六六八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被李安堂打发去招兵买马的文都拉神父﹐一去十二年才回到了中国﹐而李安堂主教早己与世长辞了。
到了一六七六年文都拉神父终于从欧洲归来。他带来了四位新传教士。他们一行五人本来是要到山东的济南去传教的﹐这也是李安堂主教的意思。可是他们到了广州时﹐却被广州巡抚挽留了下来。在广州给他们盖了房子﹑会院﹑圣堂﹑医院等。结果六十年之久这里成了方济会的根据地。不但是方济会士﹐而且道明会﹐耶稣会﹐奥斯定会等﹐都来这里学习中国语言﹐过路暂住, 生病休养等。还有六十多年以来﹐这简直成了一切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中心点﹐一切经费和信件等大都由这里发出和传送。一位方济会的助理修士﹐ 是当时有名的医生﹐ 他名叫安多尼(Fr. Antonio de la Concepcion)。他不但是传教士们的主治医生﹐ 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教友和外教人﹐都前来看病。也因此有许多人回头进入了教会。它成了方济会在南方的中心地点。会院之大可想而知。方济会士们也从广州向外发展﹐ 广东省许多重要的城市﹐ 都在方济会的历史文件上多次出现﹐比如﹕顺德﹑启庆﹑东筦﹑诏关﹑惠阳﹑新会﹑南海﹑惠州﹑南海等等﹐都曾经有方济会士们的足迹。而且会士们也从这里向全中国内地出发去传教。尤其向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湖南﹑湖北﹑甚至连边区的省份也有会士们的足迹﹐诸如甘肃等地。
我们很可能要问﹕为什么中国初期的传教士都是西班牙人﹖理由十分简单。西班牙向来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国家﹐尤其在中古世代她的国王都是些热心的教友﹐对教会愿意帮助。尤其是自从她发现了南美洲的新大陆之后﹐一夜之间成了强大的国家﹐ 十分富有﹐ 也有能力来帮助圣教会传教的工作。而时在西班牙有一大批特别守神贫的方济会士。他们实在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到远方去传教。而国王也特别喜爱他们﹐对他们传教区的一切需要愿意支援帮助。如此这批方济会士既然有钱﹐而过的又是十分贫穷的生活﹐故此能作许多的事业。尤其是传教事业﹐更是他们特别喜爱的工作。
如此直到一六八四年﹐中国的传教士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西班牙方济会士。在这之后, 才慢慢有了其他的会士们来传教。圣教会为了集中力量﹐曾将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的传教地区交给方济会士来管理。直到一九四八年为止﹐在中国有七百六十多位方济会传教士﹐有五个总主教区﹐ 十三个教区﹐ 九个监牧区。
比利时在欧洲虽是个小国﹐ 人口也不多﹐ 但她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国家﹐ 特别热心恭敬圣母玛利亚。她与荷兰正好相反﹐荷兰多信仰基督教﹐对天主教没有太大好感。这与过去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比利时在历史上是西班牙的盟友﹐关系密切﹐也就大受西班牙人对圣母敬礼的影响。而且对传教区的热心也特别巨大﹐她国家虽小﹐却向传教区打发了比例上最多的传教士。比利时的传教士尤以方济会士为最﹐而方济会士在过去多年以来﹐ 每提到传教区﹐就不言喻地指中国的传教区而言。这就不用奇怪﹐ 中国的教会受比利时传教士们的恩惠甚多也甚广。
在距今一百年前的义和团教难时﹐比利时弟兄们主要传教于湖北省的宜昌地区。宜昌固然是个华中区的重镇﹐但在它的周围却大都是些少数民族﹐尤以苗族为最。这些少数民族的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与汉人回然不同﹐因为他们的风土民情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与汉族回然不同的民俗。但这一切为热心传教的比时弟兄们是毫无妨碍的﹐ 他们照样热心地传教﹐ 因为苗族人种也是中华大家庭的一份子。比利时的传教士不但规化了大批的少数民族﹐ 而且皆是些热心忠实优良的天主教教友。比如在一九零零年的义和拳教难中﹐ 许许多多, 甚至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的天主教徒﹐皆属宜昌教区的教友们﹐勇敢大方地为天主和他的教会致命而死﹐就是一个十分美好确实的证据。
比利时弟兄们传教的地区, 不但是落伍退化的地区﹐而且也是个人伦道德很差的地方。那里是土匪恶霸到处横行的地区。多少的传教士被人俘虏而去﹐ 藉以勒索金钱。不付钱﹐ 就用最残酷的手段将人质杀死。我亲眼看过了一位神父被土匪杀死后的照片﹐ 简直是如杀牛杀猪一样的情形﹐实在惨不忍睹。而方济玛利亚传教修女会的会袓苦难玛利亚﹐ 就亲自拿着这些照片﹐让她一批即将来中国传教的七位青年修女们仔细地观看。目的是为叫她们有自知之明﹐在来中国前先作好心理的准备。也使她们知道﹐ 到中国来传教不但要吃苦受罪﹐而且还大大有致命的危险呢﹗果然这七位修女皆为主致命而死了。且都在二零零零年的十月一日上成为致命圣人。 比利时就向着那半开化的一区﹐送去了大批的方济会士们。
中﹑日战争期间传教的工作中断了八年, 八年没有从比利时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战争刚刚结束﹐ 立即有传教士迫不及待地到中国来传教。 当时交通还未畅通﹐ 也没有保障﹐ 且十分的困难。 而数位青年的比利时传教士﹐ 已经不迫不及待地到中国来传教。他们只能乘坐一架军用老爷机飞向中国来。 这架老爷机勉强地飞到中国南方的昆明上空﹐ 就再也不能支持﹐ 而从半空中捽了下来﹐ 掉在一块花生田地里﹐因此撞击不大﹐ 也幸有天主的保护﹐ 使由飞机上掉下的人都仅是皮肉之伤﹐未受重伤﹐ 也只是虚惊一场。这几个人中就有今天仍然健在的﹐台北忠孝东路耶稣圣心堂的主任司铎﹐ 已经八十一岁的胡文义神父。 这个故事是他亲口向我说的﹐ 不然我也不会知道的。如果我不在这里讲出来﹐各位教友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的。在今天这个机会上﹐是值的向大家报告的。 由此可见这一批比利时弟兄们传教的热火。而这位胡神父虽然在大陆解放后受了不少的折磨﹐ 被驱逐出境后﹐ 到了香港根本没有回国﹐ 看到马鞍山有大批的逃难出来国军﹐无人照顾﹐ 他自动请命留在香港照顾那一批可怜的中国青年军人。 本来长上有意叫他去日本传教的﹐ 可是他热爱中国人﹐ 愿意一生为中国人工作和牺牲奉献。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怎能不令人五体投地地佩服呢﹗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 在中国传教的比利时弟兄们都被逐出境了。 但他们绝大多数要求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不愿去其他的地区。几乎全体又回到了中国的台湾来传教了。 最早来台的是一位老孟照琨神父(Methodius van Steenwinckel)。 他已上了年纪﹐住在台北的闹市昆明街。曾经闹过不少笑话﹐ 圣堂对面是个红灯区的妓女院﹐ 门口不时挂着一盏红灯﹐ 老孟神父以为那是圣体明灯﹐每次经过便跪下打千朝拜一下再走。真叫人哭笑不得。但他有好心﹐ 又因年老认错了目标﹐ 天主仍然会大大降福于他的﹗ 接着而来台的是老向弘道神父(Generosus van Niewenhuyse)﹐当时已六十多岁了。 二位老神父来台后没有正式的工作﹐ 主要是给美军和修女们服务﹐ 听他们的告解和行圣事。 第三位来台的是童达德神父(Dunstanus Put)﹐这位在大陆上己经是比籍传教士们的长上﹐ 来台后他立即同台北的郭主教商量﹐ 要求自己的传教园地。. 得到了松山' 南港' 汐止' 四角亭四个堂口作为传教地区。
他们有了自己的传教地区之后﹐ 便立即从比利时调来了其他的传教士﹐不但是曾经在大陆上传过教的神父们﹐ 而且也来了数位青年能干﹐又充满活力的传教士胜利军。 如此他们在台北展开了传教的工作。仅仅不到十年就已经有四千八百七十位教友﹐进入了教会。此外有神父驻守的圣堂两间﹐一个传教据点﹐八间幼稚园﹐一座中学及一间诊所。参与传教工作的弟兄已有十一位之多。
也幸亏有他们在台北地区有了工作﹐ 而且不断地建设和发展﹐ 才使中华方济会省在一九七零年成立的时候﹐ 立即有了自己的住处和工作的园地﹐才能成为一个正式合法合规和独立的方济会省。 会省的基地就是比利时弟兄们让给我们的土地和财产。因此我们可以凭良心说﹕没有台北比利时弟兄们的建设﹐ 就没有中华会省成立的可能。
比利时弟兄们在台传教己经有五十年了! 这是个漫长的日子。 而他们也大多与世长辞了。目前只还利剩下三位弟兄﹐ 虽也皆己年老力衰﹐. 但仍勇地站自己的的岗位上﹐为中国的圣教会作着牧灵的工作。今天他们己在台湾的土地上度过了五十个工作的年头。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向他们致贺并感谢他们五十年来的辛劳。 他们是我们中国教会的一批大恩人! 他们不求名﹐ 不求利﹐ 只是为了们中国人的得救﹐而奉献了自己一生的青春年华。愿天主保护降福他们﹐使他们平安幸福地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度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大家都知道中国教会的主保是大圣若瑟, 但是他是如何被选为中国主保的, 以及是在什么时和什么机会下被选出来的, 知道的人却非常之少. 至少我来没有见到过相关报的报告. 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对此有兴趣, 而实在是因为根本找不到它的有关资料. 它们大都保存在西班牙各大修会的档案室中. 本人在已快到退休之年时, 被总会长打发到西班牙的玛德里, 去完成两部有关中国传教历史的着作. 本人在不得己的情况下, 只得上路远赴班国. 在那里一住就是整整五个年头. 但也将两部<方济会中国传教史历档案>(Sinica Franciscana)的第九和第十册整理出版了.
正好在这两册资料中, 有不少关于中国天主教礼仪之争的资料, 因此使笔者于无意之间也得到不少的启示, 知道不少有关中国教会历史的问题. 其中就有大圣若瑟被选为中国教会主保的事.
当时由于礼仪之争, 康熙皇帝本来对传教士是仁至义尽的, 却不得不改变态度, 非常痛心地向传士们说: <尔等洋人连中国的风俗习惯都不懂, 还传什么教? 这种宗教在中国禁之可也!….又说: 我等民众向亡者父母烧香叩头, 完全是一种礼俗传统之事, 表示孝道之意, 与宗教完全无关!> 皇帝虽说禁教, 但并没有逮捕任何传教士, 只是不准他们传教, 将他们集中到广州去. 时在一六六四至一六七一年. 当时全国的传士人数并不多, 只有二十五人, 其中一位方济会士, 三位道明会士, 其余皆耶稣会士. 广州只有耶稣会院一座. 于是大家都集中在那里.
耶稣会的视查员并任命一位名叫安多尼的耶稣会士为院长, 来维持这个团体的生活.
但是一大批传教士居住在一起, 且一住就是数年之久, 日子是相当不好过的. .他们间地位最高的要算是惟一的方济会士李安堂代牧(Mons.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OFM), 他是位热心聪明的好传教士, 而他也正是同另外一位道明会士莫若翰(Juan B.de Morales), 是礼仪之争的始作佣者. 只是后来方济会士们皆改变了对李安堂的主张, 而同耶稣会士们看立齐. 就是支持中国祭天敬祖的习俗. 于是也同耶稣会士成了这次争端的最大受害者.
话说二十五位传教士; 被集中在广州, 天天无事可作. 于是在们他中地位最高的方济会士, 也是最受尊敬的李安堂代牧号召和领导之下, 招开了有史以来的中国天主教全体教务会议. 这个会议共开了一个多月, 即由一六六七年的十二月十八日, 至一六六八年的正月二十六日为止. 在这期间大家群策群力, 各抒己见, 将自己传教的经验和心得加以报告' 陈述和辩论. 并将一切困难的问题加以解答, 对教会的习惯和教友们应守的规则作出正确统一的规划. 以兹遵守. 这个为期一个多月的会议, 为中国未来传教的规则, 和教友们应遵守的习惯等, 具有非常大重大的意义. 我们所见到的全中国教会, 尤其在中国大陆的北方, 颇为统一的传统习惯, 主要都来自这个时代的会议. 到了大会的最后一天, 请大家记住, 亦即在一六六八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这一天, 大家决定了中国全教会的主保为大圣若瑟. 事后李安堂主教作了两个报告, 上呈罗马, 再由耶稣会总长上呈教宗, 而教宗伊诺森(施作:英诺增)十一世于一六七八年颁发诏书, 委任圣若瑟为全中国教会的主保圣人.
问题是当时(一六六八年, 或者一六七八年间), 圣若瑟可说是在教会中仍然没没无闻, 不太受人重视的. 说不定是受了中国教会的要求圣若瑟作中国主保的关系, 才启发了圣若瑟于一八七零年也成为全教会的主保呢! 问题仍未解决, 人们仍要问, 既然圣若瑟如此没没无闻, 为什么偏偏作了中国教会的主保呢? 对此问题我也曾百思不得其解. 幸我曾经在班国工作了前后十余年之久, 又曾属班国瓦伦西亚(Prov.Valencia)会省. 才觉得问题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原来招开和一路主持中国第一个传教会议的 - 就是后人所称的: <钦定传信法>的李安堂主教, 其本人就是瓦伦西亚人. 而瓦伦西亚城民是全世界最为恭敬圣若若瑟的人民. 每年三月十九日的圣若瑟瞻礼, 他们都会大事庆祝, 不但圣堂内有隆重的弥撒, 而圣堂外大街上也是张灯结彩, 处处高高大大的牌坊, 有时几达二十公尺之高. 牌坊上又作出各种人物的模型, 非常逼真, 也很艺术. 这是全城放<大赦>的一天, 老百姓可以毫无责任后果的, 对全城的任何事物和人物, 藉着豍坊上出显的人物来加以批评' 讥笑或谩骂. 不用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全城和周围各村庄甚至全国的老百姓都会前来参观, 和加入参观和批断的行列的, 来对各个牌坊和其间所表示出来的, 非常有趣和具有艺术的创作, 来加以评头品足. 但到了半夜十二点时, 全城的牌坊都要付之一炬, 百余座巨大的牌坊突然起火燃烧, 也是十分壮观美丽的一景. 表示今后百姓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笔者本人就曾经亲自去参观过. 是为瓦伦西亚最大的节日. 数天以来全城人山人海, 热闹非常. 使人印象非常深刻. ,甚至终身难忘. 李安堂主教就生长在这个地区. 十分分自然 地在他的领导之下, 选拣中国教会主保的时候, 他提议并决定了大圣若瑟. 这是非常自然也十分合乎人情的事. 除此之外, 在找不到另外一种合适的理由了. 今以此文回应施' 岳二位同道, 也向大家报告一点, 有关中国大主保圣若瑟的事迹. 它也牵涉到中国礼仪之争的问题, 当然又有说不完的资料的.
这间圣堂虽然不是太大﹐ 也不算豪华﹐ 但是它己经有了五十年的历史。圣母已经陪伴着瑞芳的教友们五十年了。这是非常值得纪念和庆祝的日子。更何况我本人同这一间圣堂﹐有过不少的接触﹐也为它出过一点牛马之力。这里也是最早来台湾的老向神父的本堂﹐他在这里吃苦耐劳地工作了数十年之久﹐ 可说到死为止。其后有戴立林神父来接替他的职务。
不错﹐戴神父立林成了瑞芳的本堂, 但也紧接着开始了他要走的苦路。他为瑞芳这间圣堂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泪﹐失眠了多少个夜晚﹐但天主也终于降福了他﹐ 使他在数十年之后圆满无缺地保住了圣堂。 这实在是圣教会的一位大功臣! 更不用说﹐ 他为台湾争取了多少的荣誉﹐几乎年年带领小朋友们出国宣传访问。这是连政府的高级官员都作不到的事呀﹗
这间中华之后圣母堂﹐曾经是一间多灾多难的圣堂﹐ 为了它不知多少人操心劳力﹐费尽心思﹐ 想解决它的困难。可是历十数年之久﹐终于在圣母的祝福之下﹐ 问题解决了。而教会和圣堂都没有吃亏﹐ 为此我们实在有理由来感谢圣母的恩惠﹗如今她要过五十周年存在的历史记念﹐我们更当隆重地来庆贺﹐ 并且从心灵的深处感谢圣母妈妈的恩赐。也要感谢戴立林神父的辛劳。
这间圣堂的主保是「中华之后圣母堂」。也许有人要问「中华之后」是什么意思﹖这是圣教会自古以来的习惯, 使每间圣堂﹑团体﹑组织﹑学校, 甚至是个人﹐ 都有一个主保作为保护人。那么瑞芳在当初建堂之后就选了「中华之后」作为主保。目的是祈求圣母特别的保护这间圣堂和属于这间圣堂的教友们。那么为什么又是「中华之后」呢」﹖这是在公元一九二四年的五至六月间﹐全中国的主教们齐集上海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大会议时﹐经大家一致的同意所作的选拣﹐ 就是拣选了圣母玛利亚﹐ 天主之母﹐特别作我们中华人民的母后﹐好请求她特别照顾和保护我们和我们的中华民族。.这与中国大主保圣若瑟是异曲同工﹐前后相应﹐也非常陪衬的。就在距今三百三十五年前﹐当时全中国的全部神职人员齐集在广州(约三十人左右)。 在当时惟一的主教, 方济会士李安堂(Antonio M.Caballero)的导之下﹐于一六六八的正月二十六日一致通过﹕决定圣若瑟为中国的大主保。这个举动曾经使当时整个的教会非常惊愕﹐因为直到那时教会对圣若瑟的敬礼还是不太注意的。但自那时之后全教会才开始了对大圣若瑟的敬礼。这与后来一九二四年的中国全体主教大会上﹐拣选圣母为中华之母是前后呼应﹑相辅相成的。
瑞芳的圣堂早己修建﹐也早已破旧不堪了。 如今在主任戴神父的领导之下﹐有了新的圣堂和新的幼稚园﹐的确是件美好的事。这是「中华之后」圣母的恩赐﹐也是可爱的戴神父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结果。在此让我们向圣母妈妈和可爱的戴神父至以真诚的贺意﹐和巨大的感恩。 愿天主和他的母亲「中华之后」特别保护瑞芳的教友们和支持戴神父的传教.。
大家知道﹐ 来台最早的天主教传教士是道明会的神父。他们在1626年到了台湾开始传教。不几年后就有方济会士到了台湾﹐他们在淡水和基隆建立了传教区﹐ 修建了圣堂和会院。但是他们也很快发现﹐既然台湾已有道明会士在传教﹐方济会士就去了北方的大陆去开发新的传教园地。这些早期的传教士大都是西班牙人。德国正式来中国传教的事﹐和正式打传教士到中国来﹐ 是较晚的事。他们在上个世纪的初期﹐ 亦即在一九零六年了山东去传教。他们主要是在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北部地区传教。山东的南半部则让给了圣言会士们去开发。一切进行都十分顺利﹐成绩之好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如此直到一九五零年代﹐才有了巨大的变化﹐就是共产党占据了大陆。一切的外国传教士不得不离开大陆﹐或者是回国﹐ 再不然就是另外去找新的传教园地。不但德国的传教士如此﹐就是其他国家的传教士﹐ 都被驱逐出中国。当时在中国的方济会传教士就有八百多人! 这些人都非常不自愿地离开了中国。
来台湾传教﹕曾在山东济南传教的德国方济会传教士﹐ 约有七十人。他们在回国之后, 仍然十分在响往着中国的传教区和中国善良纯朴的老百姓。当时台湾仍是自由之区﹐但台湾毕竟是个小地方﹐ 只有三十六万平方公里﹐ 而人口不过有两千万﹐ 是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传教士的。但是德国人多少得到了「朝里有人好作官」的益处。当时方济会的传教秘书长是一位德国舒神父(Alfons Schnussenberg)﹐如此就在睁只眼闭只眼地来到了台湾传教。最早的一位德国传教士是甘慬言神父(Guido Goerdes)。他先来到高雄作为圣功会修女们的主祭司铎。紧接着两位杜色道夫(Duesseldorf)会省的神父(或谓科伦会省)﹐亦来到了台湾。先是苗神父(Friedbert Marx )﹐ 亦作修女们的主祭司铎。并为不久即将来临的弟兄们准备居处。不久又有宰慕良神父(Andreas Zernahr)﹐及胡国临神父(Hugolino Schorr)﹐于一九五三年的七月二十四日﹐到达新营租房而居﹐开始了他们艰苦的传教工作。当时他们的心情是﹕「我们两个小小的德国洋人﹐突然之间处在周围都是不同种族的人民中间﹗我们的依靠只有上主天主」。他们虽谦称为「小人物」﹐却充满了力量和信心﹐ 立即展开了传教的工作。
不久他们在周围发现了两位天主教的教友夫妇﹐这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又很快发现了几位来自大陆的老教友。就藉着这几位自己的熟人﹐顺利地展开了传教工作。周围有不少的外教人﹐ 也出于好奇﹐ 前来观看这两位黄眼睛大鼻子的外国洋人。见到他们善良可亲﹐也就慢慢失去了那种陌生远拒的心理。如此进堂信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两位传教士开始有了信心﹐在他们面前展开了一片美丽的景像。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快有了一位非常有力的助手﹐就是他们的传教员黄先生。这一位忠贞可靠又精通圣教要理的人﹐因为他曾作过准备圣神父的修士。未有圣成神父﹐但数位子女中一位作了方济会的神父﹐就我们的前省会长黄敏正﹐而黄神父的姐姐则是圣家会的修女。慬这一点我就可以知道﹐ 他一生忠诚老实地作了神父传教的助手﹐ 而且直到老年退休为止。因此除了传教士之外﹐这位黄先生也是新营的传教大功臣﹗而且这位先生生来多材多艺﹐他么工作也会作﹐修理任何家俱不要敆他人之手。当然重要的是代替神父们同外人打交道。他实在太重要了﹐ 天主也特别降福了他们全家。
既然传教的事业已经顺利地展开﹐当时会长苗神父便同高雄教区的主教立了合约。(是时还没有台南教区)。高雄的主教将整个新营周围地区划给了德籍的传教士﹐ 作为他们传教的基地。这是一块整整有两千平方公里的地区呢。后来这块地区划归给台南教区。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事。
最初前来找神父听道理的人﹐ 主要以由大陆来台的人民为主﹐也就是逃难来台湾的大陆难民。他们心灵空虚﹐特别需要精神的慰济。由于传教工作越来越重﹐需要人手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此时有顾和仁神父(Ambrosius Bueckmann)到来。这位顾神父很早就在大陆我的家乡传教﹐而且有一夜被土匪打断了腿﹐不得不早回德国休养。而如今人虽己经是大把年纪的人了﹐却仍然来到台湾作传教的工作。可惜于一九六六年的正月三日便与世长辞了。
不久之后﹐苗神父作了新营区的会长﹐他开始大力地从事建设的工作。新营区有不少的圣堂和会院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修建起来的。为了使建筑工程顺利前进﹐从德国调来了数位多才多艺的修士。他们的确成了新营传教区的胜利大军﹐ 都是有功之臣。除了德国来的传教士之外﹐ 也还有一批过去济南教区的中国青年神父也来到新营区﹐ 作为传教的助手。如[此一来传教的成果不言而喻﹐是非常良好的。教友的人数大事增加﹐而新修盖的圣堂也为数不少﹐计有﹕新营的天神之后圣母堂, 这里是神父们的根据地﹐故此圣堂和会院十分的壮观宽大。而教友也特别的多﹐ 计有五百多位。此外有柳营的圣方济堂和幼稚园一座﹐白河的圣三堂﹐这里的教友约有二百四十人左右。还有安息燎的圣家堂, 麻豆的耶稣君王圣堂, 这座圣堂因为经年失修, 已被钟义宗神父翻修加建起来﹐它是十分美丽宽大的圣堂。这是一九九二年的事。这里也原来是中国神父们的会院﹐可惜现因神父人数日减﹐ 已无人在此居住。这里也有一座十分像样的幼稚园和诊疗所。教友约有三百多人。此外﹐还有果毅村的圣堂。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盐水圣堂。在这里李少峰神父修建了美丽壮观的全中国式的圣堂。慬由上述的这大批的建筑物﹐ 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传教士虽然人数不多, 但在新营作了十分伟大的工作﹐给中国的圣教会作了惊人的供献﹗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及一位传教士的名字和作为结朿﹕梅义神父(Fr. Alban Mai), 是我最为熟悉的一位神父。 他曾经在我作省会长的时候作过六年的参议员﹐是一位十分忠诚可靠﹐ 又十分合作的助手。 是位令人心悦诚服的大好人。 他的母亲我也认识﹐ 是一位心十分善良的好太太﹐又爱说笑﹐对人客气。 前几年她才去世了。 那就不用奇怪﹐她的儿子是如此优良的传教士了! 多少次我在德国亲自听到不只一两个人说过﹕「梅神父如果住在德国﹐早己成了我们的省会长了!」他自己当然也知道会省的这种反应。但他一个人不言不语﹑谦谦逊逊地留;在台湾﹐仍然一位最简单的传教士﹗ 前七' 八年他就告欣我﹐ 有意回国休息去了﹐因为身体渐老不适。 但他一直未走留到了今天﹐仍然住我们中间﹐ 真是难得! 原因﹖ 他为了顾全佳兰会的修女们﹐她们皆是菲律宾的外籍修女﹐怕她们无人照管顾﹐ 便自愿留下来﹐一直在盐水作了修女们的主祭司铎。由此看来这真是一位好传教士﹐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我想诸凡同他接触过的教友们﹐都会对他十分爱慕和依恋的。他是住在中国最长最早的一位传教士了! 我们在这新营金庆之禧的时候﹐ 怎能不特别纪念和感谢这好神父﹑好传教士呢?! 要知道神父己是六十九岁的老人家了。让我们同时祝神父在我们中间﹐ 特别得到天主的降福﹐ 使他精神愉快﹐心灵舒畅﹐身体健康﹗
最后我们不要忘了﹐ 黎明中学也是德籍神父们﹐尤其 是苗克圣神父的得意之作。 她长久以来是台湾南部的一座出名中学。 造福地方人群﹐ 多少青年子弟是出身「黎明」学府的人材呀!
工作﹐ 使他在一切事上成功。 我也向乘机本堂的教友们致贺﹐ 他们中可能有些是我所认识的呢。愿『中华之后』圣母保护祝福大家﹗
说起来这是一件数十年前发生的事了. 是雷永明神父仍在世时所显的一个奇迹. 大约是在一九六零年代, 圣经学会才创立不久, 尤其是才从北京搬来香港., 住在港岛的半山区坚尼地道七十号. 当时也有三位年轻年神父来到香港避难. 雷神父同情他们, 就叫他们留在圣经学会帮忙. 其中的一位名叫张俊哲神父, 大约三十岁左右, 作图书馆的工作.
这位张神父生来体弱多病, 再加上可能不服香港水土, 不久病倒了, 患了严重的胃病. 雷神父就将他送到意大利修女们开办的那座老嘉诺撒医院中去. 那里有一位非常着名的伟奥医生, 是位外籍的手术专家. 他立即为张神父动了手术, 将胃割除了三分之一. 但手术后反应非常不良. 数日以来神父不吃不喝, 也完全不能动, 犹如死尸一般躺在那里. 伟奥医生见状十分失望, 就令人将他送到另一间隔离的小房间中去, 使他一个人在那里等死去. 因为医生已经失望了.
神父固然肉体不能动, 但心志非常明白, 也知道大家己对他失望了. 并且看到一位护士不时来到他的小房间, 打开门帘向里面探望, 然后向外面的人摆手示 意谓: 他仍未死! 但神父看在眼里, 明白在心里, 就是不能动弹一下, 表示自己仍然活着. 这样数天过去了, 快一个星期了. 张神父不死也不活. 伟奥医生见状也慌了, 于是决定第二天再给神父动一次手术, 看看有无反应. 当天晚上雷神父亲自来了. 打听了病情之后, 未说一句话, 就进入神父的小房间, 跪在神父的床前开始祈祷. 大约十分钟后, 神父起身对张;神父说: <神父你不用害怕, 你还不会死的. 圣母告欣我, 你仍然有未作完的工作. 你要为光荣圣母好好地去作吧>. 说完这话, 降福了病人, 雷神父就走了. 到了外边见到伟奥医生向他说: <医生, 请不要再给张神父作手术了, 因为没有必要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未十分明亮, 一位修女护士来了, 进到神父房间看看病人是否仍在人间. 忽见病人叫修女说: <修女, 我的病好了, 我要起床. 请给我找来我 的洗涤用品, 我要刮脸的, 因为好几天没有刮胡须了, 不太好看的呀>. 病人说着说着自己坐了起来, 而且作状要自己下床了. 修女大事紧张, 赶紧叫他先不要动, 立即出去叫来了另外两位护士小姐. 三个人前后护拥着神父, 使他下了床. 神父竟然自己走动起来. 三位医护人员吓的大惊小怪. 但神父自己若无其事地, 大摸大样地在房间走动了起来, 来回走了好几趟. 张神父真地经雷永明神父的祈祷痊愈了. 过不几天就回到圣经学会工作去了.
这位大命不死的张神父到今天仍然健在, 也已经是八十五岁的老人了. 不但人老了, 而且是骨瘦如柴, 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 但精神和头脑十分清晰, 仍然在台湾的新营本堂中工作. 去年此时他经过香港回大陆探访家人, 曾在圣文德堂同我居住了三天, 我曾经再次向他询问有关, 雷神父给他治病的情形. 也更瞭解雷神父祈祷的功能, 那时雷神父仍在人间, 也还只是一位四十多的人呢.
张神父也一生按照雷神父吩咐, 作了圣母要他作的工作, 就是为圣母无玷之心侍围团而工作. 目前在香港有不少教友仍然由于这个侍围团而认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