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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与中梵外交关系

时间:2009-09-03  来源:鼎  作者:田英杰著 陈爱洁译 点击:

一月十五日是已故本笃会陆征祥院长(1871- 1949)逝世六十周年纪念。他在中国近代政治历史上担当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尤其涉及中梵关系这方面。在他的《回忆与反思》(Souvenirs et Pensées)一书里,用以下的说话概述了他作为中国外交总长,如何尝试建立中梵外交关系:

自从加入政府后,深信精神价值观是更为重要的,也确信这些价值观支持着所有尊重它们的国家;所以,我尝试为民国争取天主教会的合作我曾经长时间观察天主教会的工作和生活,自己也成为一员在一次适当的场合上,在内阁成员的同意下,我要求(北京)宗座代牧正式咏唱赞主曲(Te Deum),祈求天主降福中国这样的仪式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在北堂举行,外交使团出席其目的是为中国与耶稣基督宗教并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注入新的精神我认为此举只是开始而已 

一九一七年,我有机会继续前进我向政府建议与圣座达成协议,好能促成民国与圣座之间的外交关系此项建议获得批准后,我便开始接触梵蒂冈,对方也立即同意……然而,某欧洲强权声称要采取行动保护各传教站,于是加以干预和有系统地反对,强迫我们放弃这个如此简单和正常的计划直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即超过四分一个世纪后,计划才达致 

        陆征祥如何实行这些倡议?我们可以从他当时在政府担任的官职,以及从中国政府与天主教会的关系的政治背景,而找到解释。本文的目的是就这双重议题提供更多细节。

陆征祥的政治生涯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零年八月十三日间,陆征祥数度出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或国务总理。他是从外交官职务晋升至该等官职。

        
陆征祥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生于上海,领洗加入基督教会,因其父亲是基督教传道员之故。他就读上海广方言馆(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专攻法文,其后入读北京同文馆并于一八九二年毕业。翌年,他奉派俄罗斯圣彼得堡,担任中国大使馆翻译(直至一九零六年)。当时的外交国际语言是法文,但陆征祥对俄语也熟练自如。当时的大使是致力改革的许景澄(1845-1900),十分关注他的事业,并训练他担任外交官。陆征祥敬许景澄如父亲。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二日,陆氏与来自布鲁塞尔的比利时女子培德(Berthe Francoise-Eug
énie)女士结婚。一九零五年,他在驻俄大使馆升任参事,一九零六年升任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并于翌年出任外交主管。一九一一年,他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奉派回圣彼得堡。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廿二日,陆征祥加入天主教会。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陆征祥支持国民党,并于一九一二年三月至一九一二年九月,出任以袁世凯(1859-1916)为总统的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在八月至九月,他更出任国务总理,但由于缺乏政治影响力,所以被迫辞任上述两个职位。然而,他很快被重召加入内阁,由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九月出任外交总长,在外交部推行改革和现代化。他废除清朝遗留下来的复杂官僚架构,要求各职级的人员认识外语,并设立现代公务人员招募考试。他设法做到避免支持新政府的任何党派,但这种相对的政治中立意味着他未能影响政策,所以再次请辞。一九一四年,他在法国和比利时出任中国特别使团团长。

        
一九一五年一月廿七日至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七日,他第三次在北洋政府出任外交总长。北洋政府获得国际承认,与日本和俄罗斯进行艰巨谈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零年八月,他第四次出任外交总长。

圣座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背景 

        
即使著名的「礼仪之争」带来种种负面的后果,但在一七二零年至一八一零年期间,传信部委派一位副总务长住在北京,而且在某程度上能够与中国当局调解。但是,随着迫害增加,副总务长被迫离开首都。自十九世纪中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便强迫中国签署各项不平等条约,其中要求保护传教工作和基督教会及其成员(包括外籍和本土)的财产。法国给予天主教传教会的「保护」普遍得到大部份法籍宗座代牧欢迎,但很快导致其它国籍的代牧抱怨,也引起中国当局暗地里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圣座和清朝廷都感到需要更直接的接触。鉴于圣座需要评估中国传教工作,所以采取主动:教宗决定计划派员访问中国境内的所有传教区,委任徐类思(Celestino Luigi Spelta)主教在一八六零至六二年实行。作为宗座视察员的徐主教,收到圣座致咸丰皇帝的信函:

我们诚意希望向阁下表明我们的态度,并且,正如我们迫切渴望,能够在阁下和我们签订协议……我们衷心恳求陛下保护所有居住在贵国广泛地区的天主教徒,以及所有福传工作者欧洲传教士,好使天主教信仰能够自由地在这些地区宣讲 

        信函的目的,是与中国政府缔造协议。但可惜,由于咸丰皇帝逝世(一八六一年),徐主教又因病早逝,信函甚至很可能没有交到首都。

        
其后,随着在一八六零年及一八七零年分别签署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局势渐趋恶化。但几年后在某程度上回复平静。一八八二年初,前香港总督轩尼诗(Pope Hennessy)致函传信部,知会对方在一八八一年秋,当时负责朝廷外交事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年),要求他向圣座汇报中国天主教徒的情况,而希望圣座与朝廷之间交换代表,建立外交关系。可惜谈判没有继续。

        
由于中法为了越南而爆发战争(1884-1885年),新一轮的迫害出现,尤其在中国南部地区。教宗良十三世深为天主教徒的困境所感触,决定致书光绪皇帝。一八八五年,他委托罗马宗座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院的朱利亚尼(Francesco Giulianelli, 1831-1898)神父把他的私人信函带到清廷,信上的日期正是一八八五年一月一日。教宗要求皇帝恩待和保护所有国籍的传教士和天主教徒。一八八五年四月八日,信函交到总理衙门。一八八五年四月十日,总理衙门代表皇帝回复教宗。该信由朱利亚尼神父亲自带回罗马。

        
李鸿章跟进这次交流,采取进一步措施,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一八八五年六月八日,他传召在天津海关工作的爱尔兰籍教友敦约翰(George Dunn),告诉他皇帝很高兴收到教宗的信函,朝廷也愿意为在华的天主教传教站提供更好条件,同时建议透过交换代表而与圣座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敦氏向北京宗座代牧戴世济主教(Francois F. Tagliabue, 1822-1890)汇报会议的内容,也知会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英籍秘书。他向伦敦的亨利.曼宁(Henry E. Manning, 1808-1892)枢机谈及此事。一八八五年八月,曼宁枢机致函教廷国务卿卢托维哥.雅格比尼(Ludovico Jacobini, 1832-1887)枢机有关中国政府的建议,提到先前的倡议,并强调有关建议的积极效果。同时,一八八六年一月敦氏抵达罗马,把李鸿章于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七日签署的信函交给国务卿。

        
一八八六年二月四日,良十三世接见敦约翰。其后敦氏与传信部部长若望.西默安尼(Giovanni Simeoni, 1816-1892)处理有关事宜。同时雅格比尼枢机三次召集会议,让所有相关人士参与讨论。一八八六年八月四日,宗座驻印度代表安多尼.阿列瓦迪(Antonio Agliardi, 1832-1915, 1896年擢升枢机)主教获朝廷正式承认。翌日,《罗马观察报》澄清,中国政府已要求教宗的代表应该享有各种权威,好能有效地工作:「法国在华的行动是不合理的,应被视为排斥或限制圣座的权威,因为圣座享有原始权利来代表和保护它的宗教利益。」

        
有关谈判的消息一旦流传,驻教廷的法国大使爱德华.勒菲弗尔.贝艾纳(Edourard A. Lefebvre de Behaine, 1821-1897)公爵,联同法国政府领袖查理.德.弗雷西纳(Charles de Freycinet, 1828-1920)强烈抗议,认为有关决定是企图对抗法国保教权。八月十二日,法国更威胁与圣座中断外交关系。

        
由于法国政府执拗,良十三世决定委派阿列瓦迪主教纯粹以特别代表的身份前赴中国,收集有关中国教会和教友情况的资料。但是,法国反对阿列瓦迪主教的行程,再次威胁断绝外交关系并扬言向法国天主教徒报复。法国的舆论,甚至重要的教会人物,都请求良十三世放弃倡议。因此,一八八六年九月,圣座通知敦约翰必须放弃该计划,因为时机尚未适宜。中国当局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六日透过敦约翰致函表示遗憾。

        
到了一八八八年底,圣座要求北京宗座代牧法籍的戴世济主教,清楚明确地以书面汇报在北京设立宗座大使的优点和缺点。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主教呈交了一份详细报告。但报告未能对于中国,和对圣座的计划提供任何积极意见,对中国当局也没有半点好评。报告的目的似乎是防止委派圣座代表。事实上,报告的结尾戴世济主教恳请教宗继续把中国天主教会的保护权委托给法国。

        
李鸿章对于有关计划告吹甚感不快,于是在一八九零年九月,通过当时返回欧洲的德籍圣言会安治泰(Johann B. Anzer, 1851-1903)主教把另一封信交给教廷国务卿马利安洛.兰波纳.丁达诺(Mariano Rampolla del Tindaro, 1843-1913)枢机。枢机也透过安治泰主教作出回复。虽然没有直接结果,这次书信往来却表明双方的善意,亦有利于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及一八九九年的常规接触。

        
同时,在一八九一年十月七日,由于从中国传来负面消息,丁达诺枢机于是致函教廷驻巴黎大使多明.费拉塔(Domenico Ferrata, 1847-1914)主教(于1896年擢升为枢机),表示教宗意识到有些严重事情正在威胁中国的天主教会,也意识到中国愿意与圣座建立关系,于是决定派遣特使前往谒见清帝,请求他支持教会。法国政府仍顽强拒绝。费拉塔主教于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回复:「外交部长里博(Ribot)认为圣座现时委派特别代表到北京并不恰当而且危险。」同时,丁达诺枢机透过当时的教廷驻北京代表、法籍的樊国梁(Pierre M. Alphonse Favier, 1837-1905)主教,就有关教宗派遣秘密代表并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等议题,咨询中方的意见。一八九二年一月的答复,是清廷同意这两项计划,甚至建议继续进行外交谈判,而不考虑法国的立场。然而,圣座认为这并不合宜。

        
一八九五年,适逢慈禧太后(1835-1908)六十岁寿辰,圣座委派北京宗座代牧都士良主教(John Baptist H. Sarthou, 1840-1899)向她转达宗座的祝愿。一九零零年三月二日,教宗良十三世庆祝九十岁生辰,慈禧太后与总理衙门也向他祝贺。

        
这些倡议逐渐在圣座与中国政府之间缔造良好气氛,双方都确信有需要建立直接的关系。可是,一连串动乱和革命运动逐渐使清朝于一九一一年灭亡,亦拖延上述关系进一步发展。

陆征祥尝试推动外交承认 

        
民国初年,北平与圣座双方都有感需要建立更直接关系。在这有利的背景下,中华民国外交部总长陆征祥敢于率先采取两项行动,那就是在天主教北堂咏唱「赞主曲」(Te Deum)来祝福中国,以及进一步尝试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好能终止这个令人遗憾的境况。

        
陆征祥把上述的第一个倡议形容为「前所未有的革新」,可追溯至一九一三年四月,即他第二次出任外交总长期间,也是新中国国会召开的日子。在那次场合上,所有基督徒都应邀在他们的圣堂祈祷,请求天主降福国家和领袖。有关的要求和事件成为西方报章头条,连美国总统和内阁也注意到。《基督徒先锋报》把袁世凯的行动比作君士坦丁和查理曼,让异教国家降服于基督的轭。

        
然而,一位资深外交官于一九一三年九月七日提出较为怀疑的评论:

几个月前,中国透过民国政府的部长提出一个富戏剧性的要求,就是在某个特别的星期天,请所有基督徒一起祈祷大西洋两岸的圣职人员因而确信在北平的民国终于得出结论,就是基督宗教是达致现世和来世福祉的唯一途径,并为先前的天朝得到精神启导而奉献祈祷 

        陆征祥的意图并非那么雄心勃勃,而是实际的。他解释为仅仅「为中国和耶稣基督的宗教及天主教会之间关系提供新的精神。」

        
的确,整个气氛变得较为友善。一九一四年八月,枢机院指示北京宗座代牧林懋德(Stanislas F. Jarlin, 1856-1933,自1905年担任此职)向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宣布教宗比约十世逝世的消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方作出有意思的举动。民国总统在一次类以呈交国书的隆重仪式上,接纳新教宗本笃十五世的亲笔信,信函由林懋德主教亲自在总统府递交,知会中国政府新任教宗当选。林懋德主教亦在年底(十二月廿八日)获得总统亲函向教宗回复。

        
在这些日子,在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 1940)神父的推动下,对法国保教权的不满迅速扩散。这也合并有关改革福传方法的建议,就是本地圣职人员担当更重要的角色,更尊重中国文化和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感受。

        
可惜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陆征祥作为外交总长的第二个倡议,只可在一九一七年推行。当时,他开始接触圣座,再一次提议互相作出外交承认。有关谈判由于中国参与战争而延期。一九一八年春,陆征祥透过摩纳哥驻梵蒂冈代表的斡旋而再一次接触。

        
七月十二日,圣座正式任命驻马尼拉宗座代表若瑟.彼特雷莱(Giuseppe Petrelli, 1873-1962)总主教为驻华代表。中方亦于七月十七日授权中国驻西班牙和葡萄牙公使戴陈霖(1872-1960)兼任驻梵蒂冈公使。当《罗马观察报》于七月十一日报导中国作出外交承认的消息,强调天主教代表一职的性质基本上是宗教的,也没有披露代表的名字。

        
可是,有关消息公布后,乔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领导的法国政府就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卅一日断然反对,谴责有关决定是侵犯法国保教权,并威胁终止与梵蒂冈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一切谈判,因为法国在一九零五年十二月九日曾中断谈判。各方的指责都是针对彼特雷莱主教,因为他被视为支持德国。虽然圣座否认有关指责,但决定以皮萨尼(Pietro Pisani, 1871-1960)主教来取代他。可是,法国同样对彼特雷莱主教不满。

        
在冲突期间,克里蒙梭引述一八五八年中法条约第十三条,声称有权反对该项决定,认为是「显然不友好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留那个应该被认为是相应态度的解释,则被视为有基础的。」八月六日,中国外交部经过仔细考虑而作出明确响应:「在整个事件中,一八五八年六月廿七日签订的条约并不承认法国有任何特别权利。条约的第十三条跟一八六五年的『中比条约』第十五条完全相同。况且,法国政府以自己声称拥有的『保教权』来公然反对。此外,『战争开始后』,中国并不是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英国也采取同一方法』。」中国保留所有权利,只是对「法国会觉得被蔑视」表示遗憾。

        
法国不但继续盲目地反对和指责,也试图在北洋政府内玩弄不明确的手段,坚持得令后者被迫无限期押后交换代表的问题。冲突由于涉及论证,影响大部份中国天主教徒。

结论 

        
在差不多四十年后,由于陆征祥院长拥有中国人的慈祥和本笃会的培育,对于事件表达出温和的判断,正如上文所引述的:「某个欧洲强国的干预和有系统的反对……迫使我们放弃一个如此简单和正常的计划。直至一九四三年二月,即等待了超过四份一个世纪,计划才实现。」

        
陆征祥在他于一八四八年完成的遗作La Rencontre des Humanit
és(在他死后才出版)中,更客观地评论过去的负面经验:

我的思想可以综合为几句话:国际关系的问题,主要不是政治秩序的问题,却首先是知识与道德的问题在其基础上,这是人与人之间联系与分裂的问题,是那团结与分隔他们文明的异同问题,是人类团体当中密切与多元的问题,因为人类团体是每个文明的角石!……知识道德和精神力量的融合,都是儒家和基督徒,同时是中国与希腊拉丁文明所拥有的,可以建构一股温和的普世力量,是完全新颖,也是绝对无往而不胜的 

        即使对今天的情况来说,这份经验也是非常切实而有意义的。


信奉基督的儒生陆征祥

沙百里
  

编者按:为了向读者,特别是年青的读者们,介绍陆征祥院长这位并不太为人熟知的教会前辈,本刊特邀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沙百里神父执笔撰文;但沙神父公事缠身,改为建议采用他在中国基督徒史中有关陆征祥院长的介绍本刊特此致谢 
(该书由沙神父以法文写成,资料丰富,弥足珍贵中文版由耿升郑德弟合译,由古伟瀛潘玉玲联合增订本刊特向各位致万二分谢意 

        一九四九年于布鲁日圣安德肋修道院去世的前一年,陆征祥在《回忆与浮想》一书中留下了自己心灵历程的回忆。

        
一八七一年,他生于上海一个家道中落之家。担任伦敦传教会新教讲授教理者的父亲,使他对圣经和其它有益读物发生了兴趣,他在上海外语学校主要学习法语,后来又赴北京同文馆继续研习这一语言。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他被派往彼得堡任中国公使团翻译,他在那里待了十四年,先后效力于三位公使。第一位公使许景澄成了他思想上的导师,这位外交家热切希望在忠于古训前提下复兴中国。与许多只想从西方吸取科学技术的同时代人相反,许景澄致力于获得西方人精神力量的秘诀,天主教会尤其引起他的注意。

        
这一时期陆征祥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使他有朝一日进入本笃会修院。许景澄对他说:

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军械,也不在于科学,而在于宗教你在外交生涯中将有机会观察基督宗教,它有许多宗派和修会,选一个最古老最接近其起源的宗派去参加,研究其理论,奉行其戒律,遵守其管理,密切注视其各项措施以后,在你任期结束后,你或许有机会作进一步考虑你要在最古老的宗派里选择最古老的修会,并尽可能去参加,成为其弟子并观察其内部世界里的秘密,一旦你获得了基督宗教的勇气和力量,你就把它们带走并将其献给中国 

        一八九九年,陆征祥在圣彼得堡遇到了培德女士(Berthe Bovy),培德的父亲及祖父皆是比利时军官。他们在圣卡特琳纳天主教堂当着道明会神父拉格朗日之前结为伉俪。也是这同一位神父,他在一九一二年带领陆征祥为天主教会的一员。

        
在此期间,他担任中国代表在海牙待了四年。在新的共和制度下,他以改革外交部为己任,同时又游离于国内政治斗争之外。他感到大失所望:国家元首袁世凯让他负责答复日本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牒。

        
这一注定失败的谈判使他招致了国人的白眼。为在巴黎和会上免遭同样的侮辱,他竭力拒签对华不利的条款。然而面对外交上的节节败退他已无力挽回,最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外交部,投入救助饥民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他为恢复病妻的健康而前往瑞士,不过妻子患的却是不治之症,陆征祥于是把剩余的时间留给妻子。

        
他们赴罗马朝圣并受到教宗庇护十一世的接见。一九二六年他妻子去世后,他想要实现一项酝酿已久的计划:他想起了圣彼得堡时期第一位上司的建议,于是决定进入布鲁日圣安德肋本笃会修道院当一名修士。

        
看到他隐居于离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他的中国友人先是感到震惊,随之又明白,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以一己的精神力量为中国贡献。

        
他的著作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豁然开朗的喜讯:儒家的孝德在天主子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实现了,他与天父间联着至爱的纽带。在世间的混乱骚动中,陆征祥潜心思考他朋友吴经熊翻译的《若望福音》,从而发现了「人性的相遇」。他写道:

无疑,远东地区中国人的道是与希腊人的逻各斯相通的……『太初有道,与天主偕,道即天主』。耶稣基督是清楚地呈现于人面前的道,他来向我们展示天主的世界,同时袒露自己的人心,他对天父怀着何等的孝心呵! 

        陆征祥在天主教的礼仪中找到欢乐,这种礼仪是集中在圣子对于圣母的一种贡献,而且是以本笃会礼仪的美来进行,在那里天人关系得到满全,他并且在儒家祭天礼仪中发现已初露端倪的天人奥秘。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对中国的贡献

林瑞琪
  

        今年不但是中国天主教名宿陆征祥院长逝世六十周年的纪念,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九十周年纪念。陆征祥院长与巴黎和会关系密切,他是战胜国中唯一拒绝与德意志签署和约的与会代表,事件亦突显出和会上列强对中国的不公,以及国人在世界舞台寻求公义和尊严的决心。

生平回顾  

        
罗光总主教早在一九四九年着有《陆征祥传》一书,而且有亲自拜访陆牧的机缘,所以该书的参考价值十分丰富。但该书着墨于陆征祥院长的外交生涯篇幅不多。有关陆征祥院长的早年生平,前辈公教史学家方豪神父有如下的记载:

陆征祥字子欣,亦作子兴,号慎独主人上海人,同治九年(一八七一)生父云峰公为新教徒,曾在伦敦传教会工作,八岁丧母仅能在私塾读完四书及半部礼记十三岁,入广方言馆就读,从Alphonse Bottu习法文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因病辍学一年,愈后回馆卒业后,即赴北京改入总理衙门所设同文馆,从Charles Vapereau继续学习法文,并攻读外交学与国际关系(方豪,1973,页326 

        按这段记载所述,陆征祥是早在年幼时已立志在外交界创一番事功;然而,他在进入外交界之后是否顺利,却属另一回事。

        
罗光总主教在书中讲论陆氏在巴黎和会前的外交生涯部份,只有约二十页(页88108),但却颇能道出陆氏个中的痛苦。一九一八年底,陆氏以外交总长身份承命担任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时,已是政坛元老,而且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多次担任外交总长,饱经历炼。然而,陆氏的外交以至组阁的生涯,都充满着郁抑及不忿,尤其是在袁世凯的指令下,于一九一五年代表北洋政府签署备受指责的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更令陆氏耿耿于怀,当时陆征祥尝言:「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说陆征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罗光,1949,页105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为关于山东者,中国允许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土地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烟台或龙口至胶州铁路,由日本建造;开山东省内主要城市为商埠。(郭廷以,1979,页445

        
巴黎和会既以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而日本又处心积虑透过这次和会,将一系列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中日秘密协议予以合法化。另一方面,中国以陆征祥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以其后的表现而言,陆氏在行前已决心置自身于不顾,坚决要在和会为中国争取最大权益,一场以弱搏强的外交战争于是拉开序幕。

巴黎和会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主要战场一直在欧洲,所以又称为欧战。早在一九一五年,陆征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局面有所期望。他曾言道,「将来战争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上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石建国,1999,页203)由此可见,陆征祥早在中国尚未对德宣战之时,已致力维护中国在战后新秩序上的发言权。意想不到的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美国对德绝交,劝中国采一致步骤。(北洋政府)段内阁即以德潜艇袭中立国船只为名,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公布对德绝交。(郭廷以,1979,页466)中国最终能冲破阻力对德宣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关系国。(石建国,1999,页203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处理战胜国分赃问题而举行的巴黎和会,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开幕。(《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2)对于巴黎和会,当时的中国人亦怀有一定的期望。史学前辈胡绳这样写道:

巴黎和会举行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会演说提出了十四条作为这次和会的主旨,其中表示,对于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的利益,并且表示,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这次和会寄予很大希望以为可以利用这机会争得中国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胡绳,1981,页958 

        因此,中国代表团方面的期望,可归结为四项:(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之一切权益,不由日本继承;(二)取消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人在华之一切特殊权益;(四)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石建国,1999,页215

陆征祥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2)而其它成员,亦由陆氏决定。(应俊豪,2001,页77)陆氏所选的代表,完全摒除了亲日派成员,正式全权代表有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比利时)公使魏宸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2

        
有关南方政府与北方的分裂,是由于一九一七年国会遭武力解散后,孙中山先生呼吁国会议员南广州行使职权,而牵引出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政府对立的一段历史。(郭廷以,1979,页470

        
以代表团人选而言,当时已可以算是学养才干与人望俱臻至境。然而,人选虽佳,却出师不利:

顾王施魏皆由任地赴巴黎(琪按:石建国称魏辰祖与陆同行,见石着页206)惟陆征祥自本国启程北政府预备和会应用一切重要文书皆由陆氏亲带船经日本忽被日人窃去丁字文书一箱盖日本急欲探我国提案之内容(刘彦,1979,页542 

        虽然如此,陆征祥仍全力避免受日人所制,但日本却千方百计对中国代表团施加影响。陆征祥赴法途中在日候船,(日本)外交委员会决定对他做工作。先由中国亲日派、驻日公使章宗祥为他安排了正式访问日程,包括访问外务省、天皇接见、首相午宴等,陆称病辞谢,章对北京以辞职相要挟,陆只接受了访问外务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4)由此可见,陆氏途经日本期间,已经意料到其后日本将对中国的权利有所图谋,因而自始至终全力抗拒。对于南方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廷如何加入中国代表团,石建国有详细记述,当中更显示陆征祥的胸襟广阔,以中国为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日,陆征祥自横滨搭轮出海赴美,二十四日行抵美境二十九日晚到达纽约美国政府已特在五万八千吨级的佐治华盛顿号上为陆征祥一行预留了舱位定于三十一日起航赴法在纽约短暂停留期间,陆征祥遇到了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王正廷是作为军政府代表赴美,运动美国政府承认南方政府的但美国拒绝与其会见王正廷在获知中国参与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抵达纽约的消息后,前往拜会陆征祥,双方晤谈甚洽于是,陆征祥决定邀请王正廷同船赴法他还专门致电北京政府,请国务院委派王正廷为媾和会议中国政府代表,他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同意这样,王正廷便成了即将成立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石建国,1999,页212 

        陆征祥在北方政府未有与南方政府正式议和之前,在甚至是美国政府也避嫌不与王正廷会见的现实下,竟能摒弃国内南北的分歧,而力邀王正廷作为正式代表的一员,实在难能可贵。

巴黎和会的过程  

        
巴黎和会共有二十七国、七十名代表参加。日本作为二大国之一,有代表五席;中国只有代表二席。全体大会极少开会,亦无权力,而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大会主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尔兰多等四国首脑所组成的『四人会』主宰一切。四人会在极端秘密之下进行,各国外长只能在旁边屋子里听候咨询,连美国国务卿兰辛都称之为『秘密外交』。(《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4)有关山东问题的背景,徐中约教授这样写道:

一八九八年,当时德国从清政府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租期为九十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是中立国,而日本加入了协约国,并将德国驱逐出胶州湾;随后,日本占领了山东的大部份地区为了使占领合法化,日本将这一点包含在确认其山东地位的二十一条条款中(徐中约,2001,页503 

        在大会的预备阶段,中日双方已几度角力,而陆征祥贡献尤大。对此,石建国这样描述:

和会开幕前,中国代表团曾遇到一次有惊无险的暗算日本极力想排斥中国,在预备大会上声言:中国未出一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陆征祥闻言,当即以中国外交总长身份起而反驳: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子,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石建国,1999,页215 

        陆征祥侃侃而谈,令与会各国代表颇为动容,各国代表遂一致通过给中国下请帖设座位的决议。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石建国,1999,页215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的「十人会」(The Council of Ten)上,山东问题浮上台面,中、日代表因此产生激烈辩论,进而引起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在北京发生的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恫吓事件。小幡不但以严厉的口吻要求北京天府约束中国代表在巴黎的言行。(应俊豪,2001,页114-115)小幡的举措,反映出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的过程中力争中国权益,的确已刺到了日方的要害。一月二十七日,巴黎和会讨论国际联盟问题,陆征祥用娴熟的法语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中国赞同成立国联,并愿扶助西方诸国共同铲除战祸。陆征祥的发言,虽寥寥数语,但精辟异常,在欧洲各国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石建国,1999,页217

        
至于和会中有关山东问题的讨论,陆征祥并未直接参与。据罗光总主教所载陆氏自述的理由是:「正月二十七午后三钟,五国会议。关于青岛问题,先由秘书通知,并密告预备,嘱祥暂避,先派他员前往,藉留余地。」(罗光,1949,页112)结果,顾维钧获派为正式代表出席并申述中国的立场。一月二十八日,顾维钧在会上发言:

中国代表向和会请求将胶州湾山东铁路及从前德国享有山东各权利,交还中国其理由已详述说帖,中仅就大纲原则而言,所有德国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它权利,即应直接归还中国该地为中国领土完全关系,不可稍有亏损人民三千七百万,自有历史以来,为中国种族,操中国语言,奉中国宗教该地租与德国之原委,早为世界所共知,当时因教案问题,德人用武力要挟,中国不得已徇其所请以形势言,胶州为中国北部门户,为自海至京最捷之径路,盖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以直达首都,仅为国防计,中国代表断不能听任何他国于此重要地点,有所争持以文化言,山东为孔子降生之地,即中国人民所视为神圣之地,中国进化,该省力量居多故该省为中国全国人民目光之所集以经济言,该省地狭而民庶,面积不过二万五千英方里,人口多至三十七兆,人烟稠密,竞存不易,设有他国侵入其间,不过鱼肉土民而已,亦不能为殖民地故以今日和会所承认之民族及领土之完全,各原则言之,则该地归还中国,实为应得之权利中国代表观此一举,为公正和平中条件之一若和会另有看法,则中国全权,不能不认为一误再误,惟日本军队,为中国驱除德人势力于山东,中国深为感荷英国于欧战危迫时,仍能出力相助,亦中国所深佩其它联盟诸国,与德相持,使不得分兵东扰,亦中国所不能忘但感荷之忱,虽至殷切,若竟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以为酬报,由此再酿后日纷争之种子,不但中国之不幸,亦世界之不幸也中国全权深信和会于德国在山东租地及他项权利之处置,必能重视中国之政治独立,及领土完全之无上权利也(刘彦,1979,页558-559 

巴黎和会的失败与五四运动  

        
虽然顾氏的演说很有说服力,但对事情没有很大的帮助。徐中约指出,「对山东问题的政命一击,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北京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秘密协议,日本给中国军阀政府二千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在北京的指示下,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欣然同意』这些条款。」(徐中约,2001,页504)在大会上日本代表平静地公开了一九一八年与北京的秘密协议,指出中国参战后已『欣然同意』山东问题。「中国的争论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山东的命运木已成舟。」(徐中约,2001,页504

        
大会在山东问题的讨论迁延多时,一直未有解决方法。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少数同情中国的西方领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记述,

四月十五日,威尔逊让兰辛五人会(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外长组成)上提出一揽子方案,即首先命令德国放弃一切的殖民地,在未作最后处理之前,由协约国和参战国共同管理日本代表以山东情况特殊为理由,予以拒绝第二天,威尔逊改为由五国共管,日本也坚决拒绝第三天,威尔逊就彻底妥协了,同意日本向五人会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特殊条款草案来讨中国被完全撇在一边了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7-188 

        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高呼「还我山东」、「拒签和约」、「外争国柱,内惩国贼」等口号。会后又进行了示威游行。……五月至六月,要求拒签和约的通电雪片似地飞向巴黎,共达七千多封。这样是闻名世界的『五四运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9

中国代表拒签和约  

        
北京政府的立场是惟恐失日本之欢,又以和约中若干规定,对中国尚属有利,例如德国放弃辛丑条约所得权利,交还天津、汉口租界,倘不签字,不仅不能获得,且不能加入国际联盟。但在举国反对声中,不敢明白表示,命代表相机办理。(郭廷以,1979,页483)至于巴黎方面,中国代表团却决定以拒签和约作为抗争,并以辞职来明志。罗光总主教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述。「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三点,协约国代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经过半年会议的和约,于今由二十七国代表正式签字。中国代表却缺席不到。同日兴老(琪按:即陆征祥)与顾、王、魏四人联名政府,引咎辞职。」(罗光,1949,页114)当时的电文如下:

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罗光,1949,页114-115 

        拒签和约一事上,时人给予陆征祥很高的评价,当时《申报》赞誉陆征祥为「历史的伟人,毫无疑义」。(石建国,1999,页236)石建国更透过陆征祥与当时人的对话分析指出「一,中国代表力拒签字,全系『苦心孤诣独断独行,无非尊重民意,毫不为北京政府乱命所挠,』二,陆征祥一直在运动北京政府作出拒签的决断。因此,拒签的头号功臣是陆征祥无疑。」(石建国,1999,页237-238

        
北京方面不但「交付惩戒」谈不到,连准予辞职政府也不能办,而且政府还承认不签字为对;因全国反日情绪极为激烈,各地民众示威,焚毁日货。乃于七月十日,外交部正式发表不签未命令。(罗光,1949,页115)至此,中国代表团在万般困难中扭转了弱国无外交的命运,确立了中国的尊严。

        
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肯屈服的精神。日本终究未能在山东问题上取得合法权利,而山东问题也成为悬案,直到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才得到有利于中国的最后解决。(《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90

        
为了拉拢日本参加国际联盟,威尔逊牺牲了中国;然而他却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加入到这个国际组织中。更加讽刺的是,一九三三年第一批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中,日本位居其一。至于中国,虽然拒绝了对德和约,但却和奥地利签定了条约,因此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徐中约,2001,页506

结语  

        
陆征祥院长勇气可嘉,行事往往不着意于一时一刻的得失,而要坚持原则,所以才有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精彩一幕。

        
陆征祥大公无私,作为北洋政府大臣,却能坚决以大局为重,力邀南方代表王正廷加入。王正廷亦不负众望,于民国政府统一国定之后,出任外交部长,对中国贡献甚多。

        
陆征祥逝世后的几十年中,对他的评价颇为两极化;有关他作为宗教人士,教会内有很崇高的赞许;但却对他的内政外交功绩,略而不谈。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对陆氏的生平介绍,篇幅不多,有关政治方面的少之又少,且更将功劳推给王正廷。(方豪,1973,页328

        
教会外的学者,则着重陆征祥在政界的得失,往往指责他柔弱及怕事的一面。台湾的年青学者应俊豪至今仍持此看法。(见应氏书页77。)但由巴黎和会的一事来看,陆征祥在清末民初整个不利于中国的大环境之下,能尽最大的力量以维护中国的利益,已可算是无愧于人了。国内学者石建国引黄远庸的评语,最能道出陆征祥在这大时代中的特质,

君恂恂下人,出言有章,盖一绝好欧西绅士之风度然其体质既羸,一见若弱不胜衣者又其谈吐超俗,似于吾国之社会人事不甚融解者记者退而语吾之同人,此君涉足于中国今日政界,犹以一叶泛于波举风发之大海,未有不颠覆者若其水波明静,则轻篙孤桨,飘飘何啻神仙中人!(石建国,1999,页117 

        这段评语十分中肯,解释了陆征祥院长为何对民初政局未能拨乱反正,但亦间接解释了何以陆征祥院长在晚年修道,更能如鱼得水,而成就一段中外人文理想交流的美谈了。

        
参考书目:  

  • 应俊豪,2001,《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国立大学历史学系。

  • 徐中约着,计秋枫、朱庆葆译,2001,《中国外交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石建国,1999,《陆征祥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1992,《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绳,198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 郭廷以,1979,《中国近代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刘彦原著,李方长增补,1979,《中国外交史》,台北,中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 方豪着,1973,《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三册),台湾光启出版社、香港公教真理学会。

  • 罗光,1949,《陆征祥传》,香港,真理学会。

  

陆征祥院长年谱

本刊编辑室
  

一八七一年

公历六月十二日,生于上海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陆云峰,曾在伦敦传教会工作。

一八七九年

母亲吴氏病逝。

一八八一年

入私塾读书。

一八八三年

考入广方言馆,专攻法文,老师为法国人玻先生(Alphonse Bottu)

一八九零年

广方言馆毕业,入读京师同文馆。

一八九二年

由总理衙门派以传译生名义,随许景澄出使俄、德、奥、荷等国,并以许公为师。

一八九三年

升任驻俄使馆四等翻译官。

一八九五年

升任驻俄使馆三等翻译官。

一八九六年

升任驻俄使馆二等翻译官。

一八九九年

二月十二日,与比利时名缓培德女士(Berthe Bovy)结婚。

 

五月,出席海牙和平会议。

一九零零年

七月二十九日,许景澄公在京师义和团事件中,被当权者斩首;陆氏对此感哀至深。

一九零一年

父亲逝世。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将亡祖母及父母的遗骸,移葬北京阜成门外,大栅栏利玛窦墓园附近不远之新置墓园。

一九零二年

升任驻俄使馆三等参赞。

一九零五年

十一月,升任驻荷兰公使。

一九零七年

六月,出任驻中国参加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全权大臣。

一九零八年

二月,再任驻荷兰公使。

一九一一年

十月二十三日,由信仰基督教改为信仰天主教。同年任清政府驻俄国公使。

 

十二月三十一日,联名要求清帝退位。

一九一二年

一月十九日,第二次发电促请清帝溥仪退位。三月,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

 

六月十七日,出任代理内阁总理。

 

七月一日,出任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职务。年中辞去两职。但稍后重任外交总长。

一九一三年

九月,辞外交总长职。

一九一五年

一月,再任外交总长,负责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约定。

 

十月二十七日,兼任代国务卿。

一九一六年

辞国务卿职。

 

四月,获段祺瑞委为外交总长,五月旋即辞职。

一九一七年

二月,以国务总理代表身份,与各国驻华公使接洽中国参战条件。

 

十二月一日,出任外交总长。

一九一八年

十一月十四日,出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

o一九一九年  

五月六日,出席对德和约草案宣布大会,发表声明抗议对中国山东问题的不公正处置。

 

六月二十八日,与其它三位全权代表拒绝出席对德和约签字仪式。

一九二零年

八月十三日,成功辞去外交总长职务,自此不再复任此职。

 

十月十九日,出任全国赈灾工作。

一九二二年

因妻子培德病重,陆公遵医生所嘱陪妻子赴瑞士养病,中国政府因而任命陆公为驻瑞士公使;

 

十月,出任国际联盟大会代表。

一九二六年

四月十六日,妻子培德女士逝世。

一九二七年

辞任驻瑞士公使;

 

七月五日,加入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隐修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Petrus coelestinus),

 

十月四日,行「更衣礼」。

一九三五年

六月二十九日圣伯多禄圣保禄瞻礼日,晋升司铎。

一九四三年

全力拥护中国与教廷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四六年

六月二日,获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为比利时刚城圣伯多禄修道院名誉院长。(编者按:该修道院为中古遗迹,已不再有会士居住。)

一九四九年

一月十五日,在比利时布鲁日圣芳济修女医院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一月十九日,丧礼在布鲁日圣安德隐院举行。中国政府由金问泗大使为代表,比利时国王代表为比冷能爵士(Jacques Pirenne)。丧礼由教廷驻比利时大使钱铎总主教(Archbishop Fernando Cento)主持,由刚城主教加肋握(Mgr. Callewaert)、布鲁日城主教拉米罗(Mgr. Lamiroy)、比国四位本笃会院长联同中国杨家坪圣母神慰院院长等襄礼。随后由南文院长(Dom Theodore Neve)主持追思弥撒。随后葬于隐修院墓园地下墓室。

 


爱教爱国的陆征祥

陈方中
  

        陆征祥(1871~1949)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外交家,原是基督教信徒,上海人,父亲是协助牧师的传道,在这种背景中,陆征祥在私塾接受教育后,即进了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后入北京同文馆。陆征祥以精通俄文及法文的条件,出任外交官。外交官生涯的点滴本文不述,只是因其任外交官驻俄,乃得与比籍女子培德(Berthe-Francoise-Eug?nie Bovy)结识,进而相恋结婚;结婚十一年后,陆征祥平淡地皈依天主教,他自己在以后的回忆中说:

我之归正,并非回头归正因为我并不是受任何外界的影响,或依照我本人以预定计划。……我之归正,乃是一种圣召天主引导了我,天主召叫了我,我所做的事,简单极了,只在认清外界的事实和环境,与乎内心天主圣宠所彰明昭示于我的圣召;同时也认清为答应这种久而明的圣召……我就不能不成公教信徒(注一) 

        成为公教信徒的陆征祥,与其妻培德约定,在培德去世后,陆氏将入修院隐修。一九二六年四月培德逝世,翌年五月陆征祥葬培德于布鲁赛尔,七月遂入布鲁日(Brugge)本笃会圣安德修院,自此后迄一九四九年去世,几乎所有时间皆隐居于此。仅因德军于二次大战期间,曾迫修士离院而短暂寄民居,可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本笃会修士。

        
陆征祥虽在隐修后脱离俗世,仍关心中国,此可由其与罗光的通信中清晰得出此结论。罗光于一九三六年开始与陆征祥联系,当时罗光是晋铎未久的年轻神父,在传信大学教书,对于促进中梵建交极有热诚,陆征祥的外交背景及人脉,自然是罗光亟欲联系及了解的;陆征祥遁居海外,骤得相似背景同胞,亦引为知音,忘年相交,通信甚繁。罗光甚为重视与陆征祥之通信,编辑《罗光全书》时,将与陆征祥通信全部收入。辅大天主教文物馆中,现藏有陆征祥资料一批,多为陆征祥致罗光信件原件,起自一九三九年,迄一九四八年,本文所述是这批数据中,显现出的隐修中的爱国者陆征祥。 

隐修中的爱国者

连日报传,国内消息异常紧急,读之令人心悸国难重迭而来,当局处境在万苦千死中打出生路回想 先总理一八九五年诱禁伦敦使馆时,援救乏人,全赖祈祷始得脱险故祥自去岁六月二十九日忝晋铎品以来,每晨六时进堂献祭,不忘为国内领袖要人虔诚祈祷,于平时加诚祈祷,于危急存亡之际,区区之忱当蒙上主垂鉴默许佑庇也 

        这封发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信,是陆征祥致罗光的第二封信,信中所称异常紧急的情势,应系「西安事变」。陆征祥关心之情,跃然纸上。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陆征祥致函罗光称:

兹奉到 于野声主教由航空邮递到告全国教胞伟论一篇,拜读之下且佩且感特速附上台阅可否分神译登观察报,此篇文字独具慧眼,非于主教不克发挥教宗通电之精神之爱华热诚;非我神兄代译意文,恐非他人所能尽量推测野声主教之怀抱之远大目光也 

        此封信函所发时间在对日抗战一年以后,于斌已在为救济难民赴欧美后回到中国。一九三八年是教宗八一通电十周年,在该篇通电中,教宗在欧美列强之先,首先承认了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于斌所撰之「告全国教胞」一文,即在此背景之下写成,和一年前他所写的「为芦沟桥事件告南京所属教胞书」一样,都是鼓励天主教教友爱国,祈祷和平、准备应战的呼吁。(注二)既提及教宗的八一通电,即带有按教廷过往立场对待中国之希求,此为提醒教廷之部份,不在此背景中的外国人不易理解,所以陆征祥会说「此篇文字,独具慧眼。」也希望了解此背景之罗光翻译为意大利文;但刊登于《罗马观察报》不易,当仅系陆征祥的希望而已。

        
教廷为照顾各国家或地区的教友,对现实政治,往往抱持接受现状的态度。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冈道尔夫行宫接见了由满洲国外交部长韩云率领的特使团。罗光应有函件向陆征祥抱怨教廷外交作为,陆征祥在十一月三日回信,先说教廷爱护中华,「出于至诚,致梵蒂冈外交方针各方面都有信徒、传教士,或外交代表,或宗座代表,所处地位迥出寻常,不可以普通眼光窥之。」然后按其多年从事外交之经验,告诉罗光教廷外交目的与一般国家不同,对于满洲国,「即有事实之承认,于我无伤,于传教有益,不可与德义之波兰承认,有邦交之作用同日而语也。」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陆征祥有一封致罗光之长信,一开始就说:「今年另封寄上《益世报》海外通讯第一号。」《益世报》在天津发行,是一份充份表达爱国情怀的报纸,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天津后立即被迫停刊。于斌因为雷鸣远敦请,乃在昆明筹备复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益世报》在昆明重新问世,一九三九年二月由陆征祥负责编辑之海外通讯亦出刊。由日期观察,这当然是在此前数月的筹备期间,于斌将此工作托付隐院中之陆征祥,而陆亦因抗战有责,虽身在隐院而慨然应允。

        
在同一封信中陆征祥也提到了庇护十一世去世消息,在信写完后,陆征祥有感而发,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评论说:

再启者:值此世界出轨,人心浮动,非有三代以上人物挺身而出,不足与言治国平天下,蒋委员长及野声主教两人,异其地位职责,而同其怀抱,环顾国内,未见他人故能同心同德,犹比之亚尔倍前王,与梅西爱主教,携手同行,共同维持危局,卒到凯旋旧都,举行感谢胜利大弥撒,以报答全国士民,不愧保国保民保土之领袖此二人者,殆将复见于东亚五千余年之古国耶! 

        陆征祥将蒋介石与于斌比拟于第一次大战期间的比利时国王亚尔倍与梅西爱枢机主教,期待中国能同样在此二人一政一教的领导下,艰苦抗战,终能获胜,其爱国之心,全然显现。

        
这封信发出未久,新任教宗庇护十二世被选。罗光在《陆征祥传》中如此描述:「我急函兴老,恳他设法电请中国政府派使参礼。并以顾维钧大使或钱泰大使派任专使为宜。」陆征祥赞成他的意见,三月六日回信给罗光,「新宗座加冕机会亦不多得,所拟人选尤属确当。」然后他还要罗光尽速和于斌联系,因「于斌主教关怀教廷遣使,亦有年矣,或亦想到致电中央,条陈此节,正可与去电互相引证其重要性。(注三)陆征祥运筹帷幄,终于促成了三月十一日顾维钧以特使身份扺达罗马参加庇护十二世就任典礼。这是中国正式遣使教廷的首次。

        
陆征祥最佩服的教会人物是马相伯。他在马氏百岁寿辰前向罗光去信:「相老为公教耆宿,创办震旦大学及种种慈善事业,功在国家。自沈阳事变,唤起国人,奋发自救,有不还我河山不止之呼声。 相老实为共起救国,加紧努之楷模。(注四)

        
马相伯于半年多之后在越南谅山去世,消息传来,陆征祥特制成卡片广扬于其欧美友人,以为追悼之意,卡片背面系中文书写制卡原由,卡片正面右侧则有马相伯肖相,法文马良生卒介绍;左侧则有马相伯「还我河山」墨迹,马氏乃于一九三二年十月撰成此语。陆征祥藉此呈现出他如马相伯一般爱主爱人爱国之思,以及他「还我河山」的希望。

        
陆征祥在修院中有其它卡片亦可表示其爱国之念。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在致罗光的卡片中对欧洲局势表示忧心,「惟有祈祷上主垂怜。」这张卡片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制作,正面是国民政府国徽配以孙文肖像,下有国父去世前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另有信纸,左上角有一四方小图,绿底红心,红心内写「万众一心」四字,小图四角则撰「毋忘国耻」四字。此信纸普遍的使用在他与罗光的通信中。一九四零年代德军占领比利时期间,曾检查信件并禁用英法德义等语之外语文通信,在此情境中,「万众一心」、「毋忘国耻」小图,实有无言胜有言之效。在陆征祥去世前两个月,他写信给罗光:

国难重重,不知何日主心厌乱极,救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耶今日邮呈传信部枢机刚总主教又代理国务卿相师行实比约十一世覆谕,又相师小张纪念,略备简单小启,略说赤祸临头,并恳代祷倘三处有所表示,恳代陈敝意,一以感谢教廷为我预筹各节,并表示同情一以恳求继续多多代祷 

        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陆征祥,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期盼藉己微力助中国外交能得维持,此乃其爱国心最后真诚的呈现。 

中国教会的重要参与者

        
一九三九年庇护十二就职,中国派遣特使前来祝贺。罗光想打铁趁热,使此一专使正常化,从而建立中梵正式邦交。陆征祥得知罗光想法,回复罗光:「中央外交主持有人,自有权衡,索居海外者,势难测知一二方面。盖非全局洞烛,难于进言。而建议如前者遣派贺使事,开礼节往来,越俎代谋,毫无关系;涉及政策,未便代庖,且影响全局,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公私两害。」

        
罗光询问陆征祥派遣特使驻教廷的背景,来自于欧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庇护十二世忧心战局扩大,在一九三九年圣诞前夕提出和平五原则,希望各国息争解纷。在此情况下,未与教廷通使的美国乃于一九四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派其私人代表泰勒往教廷晋见教宗,并呈递罗斯福总统亲笔函。或因如此,由国民政府主席或蒋委员长派遣私人代表驻教廷似乎也有合理性。在一九四零年国民政府也在此方面进行努力,但一九四一年一月,刚恒毅向中华民国驻义使馆人员表示:「教廷极愿与我订约换使,惟目前国际紧张时期,不容有任何政治表示。」这代表当时教廷婉拒了中华民国建交的意图,也表示陆征祥对国际外交以及教廷外交的理解是准确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教廷传信部发布了命令,废除以往禁行中国礼仪的命令。陆征祥在一九四零年一月二日收到罗光报告的消息,立即回信:「传信部颁发『敬孔敬亡人』训令,将一切误会一笔勾消,此等气慨态度,令人钦仰不置。致函刚公时必当提及。」从这信中可以看出陆征祥激动的心情,在信中经常提及其先父先师乃至先室的教导,同时他也是至孝之人,在北洋政府服务时,因工作地点不便经常扫墓,乃有迁父母墓至北京之举,以便时时至父母坟前致敬。如今听得教廷废除以往祭祖敬孔禁令,自然是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隔日美对日宣战。原本在亚洲进行的中日战争,至此成为世界大战的一环。在这新局势中,由于日方希望与教廷通使,基于外交平衡的考虑,中国与教廷通使乃获得实现的空间。此一建交谈判在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渐有眉目,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陆征祥用法文写信给罗光,他应是从报纸或是广播中得到建交消息,并非罗光告知。他写道:

我和爱华司铎都已知悉中国将在教廷设立使馆,但名称尚未确定此一我们已谈论或有五十年的问题,如今竟有幸能够解决,真是感谢天主所有天主教徒得知中国使馆在教廷的设立,想必都是欢欣雀跃我们中国的非基督信徒一定也对此感到荣幸我相信我们不久后将有幸得知第一位中国使节抵任的消息,届时你必须告诉我们更多的详情 

        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进行此接洽时,中梵双方皆对外释放讯息,颇有超越日梵建交速度的情势;日方乃向教廷表示:不愿在中国之后才与教廷通使建交。日方亦向教廷异议,认为南京的汪精卫政权才代表中国。对日方的抗议,教廷已沉默相应。不久日方大使层级的代表原田健在四月二十四日抵罗马,五月九日教宗接见,呈递国书。在罗马的罗光写信给陆征祥,焦急的询问他的意见,并要陆写信给刚恒毅。陆征祥回信说:

关于中梵建交的新闻,你告诉我是瑞士的报纸说的,而你认为是正确的讯息至于罗马观察报谨慎的保持沉默,这应是一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征兆在我这里,没有任何关于此一主题的消息,我只能为你们祈祷而已在这个特别时刻写信给刚恒毅主教是敏感的,因为他并未告诉你任何事情就此情势来看,我认为我国往教廷派遣外交使节一事,只能在战争结束后方能实现 

        这是陆征祥根据他过去外交经验所做的判断,只是他没有想到中梵建交有美国撑腰,在美国进行的外交谈判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已接近完成,并预定由驻瑞士代办谢寿康以公使层级出任。

        
在历经层层困难后,谢寿康公使在一九四三年一月抵达教廷。因教廷外交的特殊性,谢寿康要求任用罗光担任「教务咨议」,并在三月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陆征祥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得到消息,立即欣喜的回信给罗光。

欣悉 神父荣任驻教廷公使馆咨议,喜出望外,曷胜羡贺…… 神父随 谢使增此阅历,绝妙缘机会,天付之也公教国外交官如法比意奥等,每以派驻教廷为毕生之荣祥对教廷设使一节,希促其成,亦希得派往前驻仰瞻 圣父师表,以伸敬慕之私,惜生不逢时,事未实现,为知憾憾讵料上智别有主张,晋以铎品,以代表政府之资格,充我主耶稣传扬公教之使徒,其贵其妙,更无可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金问泗陪同于主教拜访陆征祥。金问泗报告外交部:「于斌主教目前自巴黎来此,谈及枢机主教需陆续补选三十一人,我国不妨向教廷及其它有关各方表示以陆征祥神父提出候选,如获当选,不独有俾教务,亦可增高我国国际地位。」金问泗不明了教宗选拔枢机主教之作法,政府「提名」正犯教廷大忌。当然公使谢寿康不会「提名」陆征祥,他是用私下游说的方式向教廷推荐陆征祥。陆征祥在于斌询问过后,知道于斌及谢寿康等人向教廷推荐由其担任枢机主教,致函驻法大使钱泰,「诚恳表示不愿升任枢机,并推荐于主教。」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任枢机主教名单公布,庇护十二选择了青岛主教田耕莘为第一位中国枢机主教。消息传来,谢寿康及罗光颇感惊讶,经整理各方信息后,一九四六年四月罗光先向于斌说明:

次彭公使向教廷探询,据说教宗此次选任枢机之原则,在选各国之主教,且兴老在国外多年,颇不足代表中国教会,故未被选但我等都以为既选中国主教,则名正言顺,应为首都主教当选枢机,教廷方面声称,南京主教尚年轻,他日当选之机会正多,然其中确实理由,必为传信部作梗圣部以为中国第一任枢机,应为众心所归,而南京主教颇受宗座代表与传教士等之攻击,为敷衍各方,乃选一位诚朴之中国主教(注五) 

        田耕莘枢机主教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被教宗授与枢机红帽,三月十日后往欧洲各地,到了比利时拜访陆征祥。陆征祥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的信中,描述了他对田耕莘的印象:「田公道仪谦怀,众口一词。」在同一封信中陆征祥也对于教廷任命他为荣誉院长一事愧不敢当。他说:「宗座宠眷有加无已,益保惶悚,不知何以仰慈恩于万一。授职礼节现定八月十日……届时如荷贲临,曷胜盼祷。」本笃会的荣誉院长衔类似教廷所赐不赴教区的荣誉主教衔,同样不需赴该隐修院就职。实际上这所隐修院已毁,仅存其名而已。这显然是教宗未选其任枢机主教的安慰奖。陆征祥原亦淡泊于此,对此荣誉衔概不在意,但他亦心明教廷美意原由。

        
它在这封信后段,很有感触的对罗光说:「宗座加兄荣称Monseigneur,闻之快慰。二年以来国步进展一日千里,命耶运耶?人力耶天赋耶?二者并进始克逢此顺境,二者缺一,势难作此梦想,所谓自助天助者,古人此语不我欺也。神兄旅意求学求国,祥旅比求道求善死,今我二人所得非所求,或出求之外,惟有遵主圣范,『听命』二字耳。」基于对教宗的服从,陆征祥接受了荣誉院长的头衔。此『听命』也是教罗光,不必为其抱屈,他们身为放弃世俗身份的神职人员或修士,原本就是效法基督而已。谢寿康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接到调任的命令。罗光感觉这个调任命令太过突然,且谢寿康建交有功,在大战期间困守梵蒂岗,战后年余即将之调动,未免不尽人情。罗光将此讯息告诉陆征祥,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回信说:

谢使回国一节,按照部电,似觉随便细思政府用人,定必郑重考虑况驻外公使,如次彭公者不可多得。……敝意以谢使居外年久,亦应东归,目击国内进步,并与当局各位接洽,共计国是祥之极愿内渡,亦为此计现值国内一切改革之秋,无论何人,当以国事为己任神父离国十六年,理应东归,俟新使莅任,见机辞职甚妥 

        陆征祥显然不赞成罗光的抱怨,他从外交人员调动惯例,国家目前需要,告诉罗光,不要眷恋罗马,不要为参与机要而迷惑。「去国十六年,理应东归。」这是陆征祥对罗光说过最重的话。或许是感觉自己说话太重,而罗光也确向传信部方面请求归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陆征祥致函罗光:「窃念神兄既入我国使馆服务,如祥前在俄馆从役历十有四年,此中经历毕生难得,倘新使坚留,似宜通知刚大主教,免允所请,而能久留罗城使署,十年之后,我国公教之进行畅达全境。」在这封信中,陆征祥改变了对罗光的要求,毕竟驻教廷使馆很难找到一位如此称职的教务咨议。

        
中国驻教廷的第二位公使是吴经熊,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抵罗马,二月十六日晋见教宗时,以英文致颂词。这篇颂词融合了中国文化及基督信仰的内涵,颇受好评。陆征祥看到了双方答辞内容,非常欢喜的写信给罗光:「德生 公使递书礼节隆重,演词答词亲睦异常,拜读之下,为教国额手称贺。祖国公教界开此新纪元,非天主安排,曷克臻此,……执事得此长官,获益不可限量,如祥在俄之得许文肃。」吴经熊在罗马之译经工作颇为认真而紧凑,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已整理出若望福音初稿,并速寄陆征祥,请其提供意见。陆征祥回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

德生公使新译若望福音拜诵三遍,深得我心,极愿执笔随读随记,遇有欠明之文句与名词注出以报命讵料于捧诵时愈读愈顺,口诵心维之下敢直言之,并未遇有欠明文句。……窃思译经一事,德使执笔,圣神执手,一笔挥成德使确有求工之虑,而圣神执手以代工之,故文思之来如泉源之流,笔到功成且至精至妙回想当时若望宗徒作传之时,谅亦如是 

        未久,吴经熊携其二子往比利时拜访陆征祥。他回忆这次造访:「德使此次携祖禹、叔平两世兄莅院,全院久闻驻华蒂冈新使之品德,亟盼一睹丰仪为快,故不独欢迎,且为心迎。」在九月廿九日致罗光的信中他又说:「德生公使有古君子风,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快乐忘老之将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吴经熊翻译的新经全书初稿由罗光亲携致陆征祥审查。罗光记述,传信部将审查权力交付于斌,而于斌则委托陆征祥及罗光为审查员。陆征祥视新经翻译为他所参与中国教会的跨时代大事。他说:

日昨上书德使,略述入院蒙宠者三:晋受铎品一九三五升受名誉院长一九四六拜读新经汉译一九四八且此译文经神父亲携来院,后得良晤,乐而忘病而忘老矣。……出版后之影响祖国,更不知流行之如何迅速感化人心,改良风俗,行将目?一牧一栈之实现,引领望之,虔诚祈之焉,不独中华民族之福利,且为世界人类之大幸 

        此年为本笃逝世一千四百年,教廷举行盛大纪念。风中残烛的陆征祥,心中想的是期望本笃会士「刷新东亚文化,一如其所为于六七世纪之西欧耶,……二十年之祈求不出此一点耳。适与孟公之所望若合节符,刚城见赠之基石或即孟公所望归国设院敷教之预兆耶。(注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彷佛也是他信仰的最高峰,期待着教会广扬于中国,本笃会再次发挥其中古时代之贡献于中国。 

爱教爱国的陆征祥

        
首先必须承认这「爱教爱国」四个字是故意的。为一位基督徒而言,爱教当然是优先于爱国的。其实爱教与爱国是两个不同层次,本不应强调其优先次序,只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偏偏有政府将教会视为另一种型态之政治组织,非要教徒先爱国才能爱教,然后由此形成一种对历史人物评价,乃至现实生活中订定宗教法规的标准。本文不论现实政治,只是要对一位二十三年隐院生活的陆修士评价,当然应先看他的信仰。由他的信仰出发,才能看出他整体的人生价值。不论爱教爱国,基础都在一个「爱」字。宗徒保禄或若望,都对天主爱人有深刻的体会。因为天主爱人,所以派遣了祂的儿子降世,藉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拯救世人。耶稣基督的意义是爱与拯救,所谓的基督徒,就是效法基督,「上爱天主下爱世人」。在陆征祥的"Souvenirs et Pens?es"中,他曾说:

迨我进入修院,我才真正接近了公教的教义这种接近,第一步是在祈祷里,另外是在公开的祈祷仪式,和祈祷的含义里。……如是我接近了耶稣的苦难……日思耶稣一生的言行,日思耶稣精神与肉体所受的痛苦,我才得振作精力,才能继续不懈,以六十岁的高年,开始一种彻底的新生活,我才能退隐作修士。」「我们一切的痛苦,在耶稣的救世大业中,可以因而减轻,可以有其意义,可以得其结论因为我们也该竭己所能,参与救世大业如是,我们的痛苦将失其痛苦,……而且这些痛苦也将变为我们及我们亲爱的人,一种新生和幸福的泉源(注七) 

        这些话是由陆征祥在深刻祈祷经验中,体会到了天主之爱、基督之爱,他与这种超性的爱相契合,在生活中只能以爱还爱,别无他法。所以人是可爱的,国是可爱的,但是这些世俗之爱的来源是来自于天主。陆征祥明了于此,因此在他的言论中,可以称他是一位爱国者,但在他同院的兄弟看来,他的爱国行为是可被接受的,因为虽然国不同,但陆征祥爱国心的来源是天主。

        
「因为爱天主所以爱国」,是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徒的重要逻辑。所以虽多年不见,但陆征祥能从内心深处认识马相伯的爱国动机。在陆征祥看来,马相伯绝非仅为民族尊严及平等而爱国;一九三九年他在马相伯去世后,搜集了马相伯照片及墨迹「还我河山」等,作出卡片一张,由驻比大使金问泗在相老照片两旁写下左右联语:「一思一言一动,爱主爱国爱人。」背页是陆征祥按语写道:

窃念吾师一生善用其爱,爱主爱人爱国,一思一言一动,莫不充满爱火,莫不恪遵主旨,盖吾主乃爱火之源泉也 
读师还我河山一语,其呼声出于爱;又非还我河山不止之句,其气概出于至爱 
但此至爱于怀,未见其语实现,无奈有遗憾耶因非也,归主所以祈主,所以促其语之速现耳 
今而后,祥知师生于爱,长于爱,终于爱,行将复活于爱哭师之余作爱字追思纪念 

        金问泗写的是「爱主爱国爱人」,陆征祥则将「爱人」放在「爱国」之前,这绝非笔误,而是他和金问泗两人对马相伯的不同体会。

        
「孝」是爱的一种表现,入修院以后的陆征祥对孝行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认为耶稣降生救世之举,是遵天父之命,即是大孝典型。而在「孝」这点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基督信仰一致。他写了一篇「圣门孝字章」以说明两者的关系:

罗玛伯铎禄大殿正门五,其一名曰圣门,逢圣年始开放,俾全世界信徒前来朝殿者,入圣门获领恩赦,以志耶稣降生救世,普天同庆之大典焉 
曲阜孔林,有孔子故庐,石上刻鲁壁二字,傍有古井;中外游人来此瞻仰先哲遗迹 
兹取罗玛圣门,孔林鲁壁,合成孝字章,盖以寓镕公教孔道于一炉,作贯通中西文化之象征耳夫孝为百行先:孔门之明训耶稣降生,遵圣父之旨,成大孝之典型孔子之道,合于福音,本无二致焉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军攻芦沟桥,陆征祥制作了一份「美总统罗斯福就职宣誓引词」广发各界,内容是新约书信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书第十三章的片段。陆征祥说:「罗氏造福于人类岂浅细哉,推原其始,实由罗氏能服膺保禄宗徒之言,益叹圣教之流泽深长。」陆征祥,是一个藉由宣传表现的爱国行动,而其根源则上溯于保禄宗徒谈论爱的金句,益可证明陆征祥的爱国动机是因其爱天爱人。兹以陆征祥自己为保禄此段书信所做的翻译,为全篇结尾:

今有人焉,语妙天下,吐词如神,若无仁爱, 
如铜有声,如铙有响即有天才,能知未来, 
识尽奥秘,穷极科学,并其信仰,足以移山, 
然无仁爱,如一无有甚或倾家,救济贫苦, 
将其身体,投诸烈火,若无仁爱,皆属无益 
至哉仁爱,既能坚忍,又极纯善,不贪不躁, 
不骄不妄,不求自利,不动声色,不念微恶, 
不喜非义,其所慕爱,唯有真理忧以天下, 
信以天下,希望无尽,担任无遗 
先觉可死,仁爱不死,吾舌可断,仁爱不断, 
世有三大,一曰希望,一曰信仰,一曰仁爱, 
而最大者,莫如仁爱 


注释:  

  1. "Souvenir et Pens?es"pp.34-35。转引自罗光《陆征祥传》,页73-74

  2. 该文全名为「教宗八一通电十周年纪念告全国教胞」,收录于《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页63-71。(香港:真理学会,19396月再版)

  3. 《罗光全书》第三十一册所附陆征祥信件,日期有误,此系手民误植,校对未精之故。

  4. 陆征祥致罗光函,193945日,收录于《罗光全书》第三十一册,页438

  5. 〈罗光致于枢机函〉,194644日。该信件现收藏于辅仁大学校史室。

  6. 孟公即孟棣义(Montini),时任教廷代理国务卿,以后的教宗保禄六世。

  7. 转引自罗光,《陆征祥传》,页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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