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
壹、福音第一次传入中国
聂斯多略传教士阿罗本于公元635年将福音首次传入中国
一、多于多默宗徒的传说
印度的教会一直相信他们的教会是起源于多默宗徒。据说多默宗徒在印度传教时，有一段时间隐没，传说他到了中国，但此说，一直没有充足的资料证明。
二、景教的传入
大唐皇帝李世民对宗教奉行包容政策。
635年聂斯多略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沿着丝绸之中到达首都长安，受到太宗李世民的热诚接待。
638年李世民为阿罗本建立了一座圣堂，并封其为“护国大法主”，于是许多传教士纷纷来到长安，建立圣堂、翻译梅瑟五书、福音与日课。福音敢慢慢由长安传入福建与河南，信徒被称为“十字教徒”。
699年与713年因佛教的嫉妒，而受到二次迫害。
845年道士赵归真进谗言，唐武宗下令取消一切外来宗教，景教受到沉重打击，佛、回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许多寺庙和教堂被捣毁。好在武宗在位时间不长。
847年唐玄宗取消其父的宗教政策，景教得以再次发展。
878年黄巢起义，爆发全国性反唐运动，12万回教徒、犹太人和景教徒被杀，景教从此衰落。
唐朝末年，景教除在北方草原民族中有少数教徒外，在内地几乎绝迹。
950年聂斯多略总主教，派六位修士到中国视察，没有结果。
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此碑1625年3月在陕西西安西郊出土，高2•36公尺、宽0•86公尺、厚0•25公尺。此碑建于781年，由传教士景净所刻。
碑文由叙利亚文写成，共1800个字，介绍了天主三位一体、创造世界、原祖堕落、圣子降生、救赎、苦难、复活、升天等主要教义，和唐朝景教146年的发展历史。
16世纪聂斯多略派回归天主教时送给教宗的礼物就是此碑的赝品。（今日的加丁礼天主教会）
四、景教在中国失败的原因
1、景教在中国的传教特点之一，就是紧紧地依附于朝廷。用天文、医学知识为朝廷服务，有的传教士受封于朝廷，这种政治依附导致他们因着朝廷的好恶而沉浮，一旦被禁，即遭致命打击。
2、虽然景教在中国做了一些努力，但始终没有中国化。它不象道教是中国土出土长的宗教，也不象佛教那样逐渐认同于中国文化，它的教义和礼仪与中国传统文化距离太大，而所译的经典又艰涩能懂，很难上中国人理解。景教虽然在中国流传200多年，但始终被称为“夷教”。
3、公元九世纪，随着外侨和传教士的减少，再加上阿拉伯回教徒的势力不断扩大，从波斯到中国的道路被切断。景教内部不能长久支撑，又没有外援，遂最终消失。
贰、元朝时期的教会
背景：
公元11世纪（1077年）土耳其人兴起，征服了包括波斯和叙利亚在内的阿拉伯人，催毁了中东一带的文化，所到之处顿成废虚。他们比阿拉伯人更为狂热，对基督教横加迫害，摧残教堂、隐修院和学校，可说无恶不作。信友再也不能向以前那样到耶京去朝圣，为了拯救欧洲天主教国家，为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圣地，教宗乌尔班二世于1295年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此次东征由于宗教热情极高，攻下了耶路撒冷，建立了拉丁王国。后因各中怀有不同的政治野心，士兵们想借发财，十字军最终以失败告终，圣地再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但东征阻止了土耳其人的进一步西侵，加强了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与交流，点燃了传教的热火，基督教不再局限于欧洲。于是出现了多明我和方济各等修会的兴起，他们不主张与回教徒兵刃相见，主张用福音的和平方式感化他们。方济最终取得了圣地的监护权。
远东方面：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1206年成吉思汉蒙古国的兴起。忽必烈1263年继位，他有征服全球之志。他先后灭掉南宋、征服朝鲜、侵入俄罗斯、攻入莫斯科、波兰与匈牙利所向无敌，奉教之国眼看就落入蒙古人之手，针对这可怕的灾祸，教宗依诺森四世欲号召十字军阻止蒙古人，但当他听说蒙古人中有教友（聂斯多略派）时改变了主意，构思与蒙古人建立良好关系，使聂斯多略派信众皈依天主教，想也联合蒙古人对付阿拉伯人，于是先后四次派使与蒙古人交往。
第一节、传教士们赴亚洲
一、若望•柏郎嘉宾
教宗依诺森四世1245年派方济会士若望带着教宗给蒙古王的书信出使蒙古（当时的首都还不是北京）。书信内容主要有二：一劝说蒙古人不要乱杀无辜，二希望聂斯多略派皈依正教。
若望受到了定宗皇帝的热烈欢迎，但定宗皇帝在给教宗的信件中，态度却极为傲慢。他认为没有必要加入天主教，另一方面他也不承认乱杀无辜。
“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我们有权代天主惩罚你们，如果天主不在我们这边，为什么我们获得如此胜利，你们要求和，须教宗带着礼物亲自来”
1247年若返回欧洲。著有《蒙古史》一书，详细介绍了蒙古的地理环境、蒙古人的长相、风俗习惯、宗教和兵法等，让欧洲能了解蒙古。某种角度来说，为阻止蒙古人西侵提供了帮助，也加强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和好奇，特别是传教士渴望到东方传教，给后来的探险家指示了道路。
二、罗伯•鲁威廉
从若望•柏郎嘉宾出使蒙古后十年间，欧洲各国派了许多使节和传教士来蒙古，均未能成功。后来听说蒙古大将拔都为聂斯多略派信徒，教宗和法王圣路易第九，遂于1253年派方济会士罗伯•鲁威廉再次来蒙古，希望能借拔都使蒙古王皈依奉教，成为新的君士坦丁，带领东方人皈依。
蒙古皇帝宪宗热情地款待了罗伯，但当时求见蒙古皇帝的人主要有三种，即投降者、进贡者和讲和者，为此皇帝给教宗的信件态度极为傲慢。同时，罗伯也遭到了聂斯多略派信徒的反对。
1225年罗伯返回欧洲。
三、马可•波罗
1263年忽必烈年继位，元朝正式建立，建都大都（北京）。
当时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叔正在北京经商，他二人受到了忽必烈的欢迎，他们给皇帝送许多礼物，也把西方的宗教介绍给皇帝。于是忽必烈派二人返回欧洲，代表自己带着书信，求见教宗，希望教宗派一百名有常识的传教士来京传教。
1269年二来到意大利，呈上忽必烈的书信，教宗额我略十世于是派二位多明我会士随波罗弟兄来中国，15岁的马可•波罗随行。途中遇到回教徒阻拦，二位会士因害怕返回，波罗三人，带着教宗给蒙古王的书信，力尽艰辛。终于1276年到达北京。受到元世祖的热情接待。
马可•波罗在中国居留了17年，且在朝廷担任过职务。他周游中国各地，著有《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之后返回欧洲。
四、中国人任聂斯多略派宗主教、皈依正教
当时有两位聂斯多略派信徒（中国人），拉邦扫玛和玛尔谷在北京度隐修生活。1275年二人离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1278年二人到达波斯，由于战乱不能前往。于是玛尔谷去了伊拉克并被选为宗主教，在巴格达住了25年之久。
拉邦扫玛则到了罗马，被教宗皈化，并被祝圣为神父，在伯多禄大殿做了弥撒。
小结：约50年的东西来往、交流互派使节与互通书信，加强了双方的了解与沟通。为教会在东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若望•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在中国
孟高维诺：方济会士，1247年生于意大利，曾在日耳曼帝国任教宗大使，对东方了解相对较多，于教宗尼各老四世1289年任命孟高维诺为使节走海路出使中国。
1294年孟高维诺到达中国，当时忽必烈刚去世，成宗继位。他继承了父亲的品格，对孟高维诺恩待有加，允许其自由传教并建立圣堂。
孟高维诺在北京传教非常成功，他皈化了众多的聂斯多略派信徒，也授洗了6000多新教友（共约3万人）。1298年北京有了第一座圣堂，并组织了儿童唱经班。
1305年孟高维诺身体欠佳，对传教事业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上书教宗多派传教士来华。
1307年教宗格莱孟五世设立北京总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第一任北京总主教，兼管远东教务。并要求方济会长选7位品学兼优的会士祝圣为主教，来华祝圣孟高维诺，途中死亡3人，1人因病返回，其余3人于1313年到达中国，并立即祝圣孟高维诺。传教事业再一次兴盛起来。
当时有许多在中国的亚美尼亚人皈化，其中一妇人在福建泉州为教会盖了一座圣堂，孟高维诺派三位之一日多辣去福建成立教区，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所修道院，有修生22人。
1328年孟高维诺去世，享年81岁。之前教宗曾三次为孟高维诺派接班人，但孟高维诺至死未能看到他们的到来。五年之后，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才得到孟高维诺去世的消息，于是再派尼古拉做首领，带26位会士来华，未能到达。
1338年教宗本笃十二派第五位接班人马黎诺里，带19位会士来华。于1342年到京，受到元顺帝的接待。马黎诺里在中国居留四年之久，巡视各教区，之后请假回欧洲，1353年回到欧洲。中国教会后继无人。
元朝教友发展到了5万多人，并建立了修道院。
第三节、天主教在元朝的消失
马黎诺里回到欧洲，孟高维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后继无人，就慢慢消失，当1582年利玛窦第三次将福音传入时，竟没有发现一点元朝天主教的痕迹。
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孟高维诺主教等人的传教范围大多为蒙古人，汉人瘳瘳无几，所以当明朝兴起时，对前朝蒙古人的宗教大加迫害，蒙古人从北京消失，那么由蒙古教友所组成的教会也随之消失，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2、从十四世纪开始，许多蒙古人加入回教，致使回教势力大增，他们关闭了从西方来到东方的途径，明朝又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以至使北京的教友等待孟高维诺主教的接班人，苦苦等待了四十年，但不是教宗不愿派传教士，而是因为路途遥远，教宗所任命的传教士始终无法达到。无数传教士在茫茫沙漠和大海中，消失得无影无综，所以孤立无援的中国教会，长期缺少牧人的领导，便自然地被窒息了。
3、那时的西方教会情况不尽人意。从教宗格莱孟五世至额我略十一世，先后七位教宗充军亚味农（1309－1378）。不幸的是，紧接着双出现了西方大分裂（1378－1417），三位教宗相互绝罚，各有自己的枢机团，直到1417年公斯当斯大公会议，教宗玛尔定五世结束分裂。在此期间教会没有能力向中国派传教士。
4、欧洲黑死病。差不多有160万人丧生，经济衰落，人心惶惶。西方教会人力物力缺乏，顾不上遥远的中国了。明朝对新兴教会大肆迫害，教会又不能自立起来，于是逐渐消失。
二个世纪之后，发现了好望角，教会才能将福音第三次传入中国。
参、明末天主教会
背景：
1、新大陆的发现：
15世纪末期，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人们开始对地球有了新的了解。他们相信只要继续不断往西走，也能到达东方，改变了以前天圆地方的观念。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发现印度，西班牙人麦哲伦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发现了菲律宾。于是人们开始知道不由陆路（由回教人所控制）由海路也能到达东方。
2、保教权的由来
葡萄牙与海上强国西班牙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冲突，不得不请求教宗为仲裁人。当时的教宗为亚历山大六世，他为二国划分势力范围。将美洲划分给西班牙（巴西例外），将非洲和亚洲划给了葡萄牙（菲律宾例外），这二个国家负责保护当地的教会，并派遣传教士、提供传教经费、建立圣堂和修院，而宗座方面则经予二国保荐主教的特权做为酬报，这就是保教权的由来，从1493年到1857年。
起初，君王在其属地传播福音的热忱还能符合教会的愿望，但后来二国争权夺利慢慢将教会的利益放在了脑后。于是保教权成了弊端丛生的根源，为纠正这种错误，教宗额我略15决定亲自领导教务于1622年成立传信部，负责每个地方的传教事业，但为不太刺激二国，只成立监牧区和代牧区，由传信部代替教宗管理。
3、耶稣会的重建
4、脱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 （3、4条参西方教会史）
第一节、东洋宗徒－圣方济•沙勿略
沙勿略1506年生于西班牙，在巴黎大学读书时结识了依纳爵。1534年与依纳爵等七人组成耶稣会小团体。
当时印度有许多传教士，看到印度的的丰富文化，请求派有能力的传教士去，国王又请求刚刚成立的耶稣会帮忙。1540年依纳爵派了自己最心爱的同伴沙勿略从李斯本出发，到东方传教。经过11个月的航行后，1541年到达印度，在印度传教四年，成绩卓著。
1545年到马来西亚传教
1549年到日本传教，发现日本人崇尚中国文化，遂想方设法到中国来传教，但因明朝闭关锁国，不能进入。
1552年到达中国广东上川岛（广东东南90公里）是年12月3日死于此岛，终年46岁。
沙勿略在东方传教十年之久，行程10万公里，授洗10万余人。从印度、马来西亚的严热到日本的严寒，所经历之苦出常人的想象，他对天的祈祷和对人灵的得救推动着他的传教事业。他临终时曾言：“中国我没有进入，但大门我已经打开了”，就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利玛窦诞生在意大利，30年后，他将福音传入中国。
圣方济各•沙勿略被誉为东洋宗徒。
第二节、利玛窦来华
背景：
1535年葡萄牙人占领澳门，1557年葡萄牙取得在澳门的永久居住权。1575年澳门教区正式成立。东西方贸易繁荣起来，澳门不仅成为了贸易中心，也成了远东传教事业的根据地。
沙勿略去世后25年间，曾有不少会士来华传教，但为时甚短，不久就被驱逐，有得甚至还受到虐待。1578年耶稣会长派范礼安神父（时任耶稣会东方传教区视察员）来澳门视察教务。范礼安神父知识渊博，他意识到要想到中国传教，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要掌握中国的语言、了解风俗习惯。与其让中国人葡国化，不如使传教士中国化。只有这样，天主教才能得到中国人的尊重和了解，从而皈依。于是范神父召本会会士罗明坚（意大利人）来澳门，罗语言天份不是太好，于是不久又召利玛窦来澳门。
罗明坚1543年生于意大利，1580年在广州居住，他是在华内地居住的第一位传教士，也是第一个用汉语编写天主教教义的人，著有《天主圣教实义》。1583年他与利神父在广东肇庆，经研究之后采用“天主”一词。1558年回欧洲请求教宗向中国派遣使节，未能成功。
利玛窦来华
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19岁时加入耶稣会，天资聪颖，对数学、天文感兴趣且记忆力惊人。
1578年利玛窦到印度，1580年晋升铎品
1582年进入广东肇庆，（之前在澳门学习语言）开始在广州肇庆、沼州、南京、南昌一带传教，进京一直是他最大的愿望。
1598年第一次来京，但未能在京城定居
1601年第二次进京，定居于此直到1610年5月11日晚去世。
万历皇帝拨资修其坟墓。
二、利公的传教方法和收获
利玛窦精通中国的四书五经，因此能够与当时的上层社会人士相互往来，并深得他们的佩服与尊重，徐光启、李之澡、杨廷筠（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对他的传教事业给予了很大帮助。他起初穿佛教的衣服，但不他发现这并不受欢迎，于是改穿儒服。他将许多西洋产品如钟表、地球仪、三棱镜等送给皇帝与权贵，博得他们的好感，为福音的传播创造机会。
1、著作：
和徐光启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对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天主实义》简明天主教教义。
《山海与地图》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
《交友论》
2、对中国宗教的看法
当时中国有三大教儒、释、道。利公对释和道加以批判，对儒学他在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孔了既然对来生从不加以说明，便标志着儒家并不是真正的宗教，孔了是道德家和伦理家而非是宗教家。利公认为可以接受儒家的教训，然后把它升华为天主教的信仰。
3、关于敬孔祭祖
对于中国敬孔祭祖的礼节利公有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他经观察发现敬孔是对中国古代的贤表示尊敬，祭祖是对祖先的感恩和孝爱，基本上不是迷信。不过在民间及民间宗教中有许多迷信色彩。为此利公认为不要完全否认敬孔祭祖，同时也不能完全接受，要尽量将其中的迷信成份去掉，慢慢使之基督化。
4、关于天主的称呼
利公通过阅读中国的古籍仔细研究后指出：“天主”、“天”和“上帝”都代表中国古人所崇拜的神明，他主张在不 损害中国固有文化的条件下，使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认为这三个词都可以用，但后来遭到方济会的反对。
第三节、利玛窦死后中国教会的情形
1610年利神父安息主怀。
耶稣会士为中国教会事务请求教宗
1613年在华耶稣会士金尼阁代表中国耶稣会回罗马，面见教宗不，就以下事项请求教宗：
为中国教会教务的独立请求成立中国耶稣会省，当时耶稣会由日本会省管辖。（未能成功）；
请求允许中国的传教士戴帽子举行圣事；
请求允许中国神父用中文来举行礼仪；
请求欧洲各国耶稣会援助中国教会经费；
之后，金尼阁周游欧洲各国，1620年带领22位传教士、7000多书籍和大笔经费返回中国。
教廷允许中国用中文举行礼仪，可惜当时因没有经书未能实行，后来耶稣会士利类思于1654－1678年翻译出了弥撒经书和圣教日课，但教廷又收回了特权。
二、修改历法
利玛窦在世时发现中国的历法中有许多错误，于是写信给总会长请求派有渊博天文知识的会士来华。汤若望和南怀仁来到中国，并负责修改中国历法。
因着利玛窦和罗明坚等耶稣会士的辛勤劳动和明智的传教方法，再有中国教会三大柱石的帮助，教会得以在明朝末年顺利发扬光大。到1644年大清入关时，教友数目达到了15万，这确实是一个可喜的成绩。
三、中国教会三大柱石
1、徐光启
1562年生于上海，1600年在南京结识利玛窦，对天主教和西洋科学产生浓厚兴趣。1603年由罗若望神父手中（耶稣会士）接受洗礼，圣名保禄。
著有《农政全书》、《几何原本》。徐一生奉献给了教会，尤其是上海教会的发展离不开徐光启。
2、李之澡
1565年生于杭州，1601年在北京结识利玛窦，困不舍爱妾，一直未能领洗。1610年痛决心，另嫁爱妾，带领全家领洗进教，圣名良一世。1630年去世，
著有《天学初函》教理书
3、杨廷筠
1557年生于杭州，杨廷筠的皈依深受同乡李之藻的影响。1611年领洗入教，圣名弥额尔。1626年安息主怀。
肆、清朝天主教会
我们以鸦片战争为分水领将清朝天主教会的历史分为前后两期。
第一节、鸦片战争前的天主教会
一、杨光先教难
大清顺治皇帝1661年去世，年幼的康熙帝继位，由其叔叔辅政。当时任钦天监监正的杨光先上书控告传教士历法错误，辅政大臣们对教会没有兴趣，于是兴起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教难。汤若望和南怀仁神父也被捕入狱。汤若望被判凌迟处死，当时北京发生地震，皇宫发生火灾，大臣们于是上奏皇太后，释放汤若望以平天怒，但汤不久就去世。
汤若望：德国人，1622年来华传教。熟知天文，1668年1月26日在广州与其它23位传教士决定选圣若瑟为中国教会的大主保。
二、南怀仁神父
1666年康熙亲政，命南怀仁神父与杨光先同时算天文历法，南怀仁神父了取胜，于是康熙下令将杨光先贬回老家，认命南神父为钦天监监正，负责天文事宜。
南神父（1623－1688）耶稣会士，1659年来华。
南怀仁神父对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构思，他提出为让更多的人皈依，须有三个条件：
A、兴办学校：南神父认为耶稣会在中国应向在欧洲一样兴办各种大学，从而将天主教的酵母渗入其中。但是由于中国时局不稳，人才缺乏，外国传教士又不能自由进入中国，这项计划遂落空。
B、培养本地圣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是困难重重。当时中国的习俗多数人在儿时便已订亲，而解除婚约对女方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所以如果经长期栽培，然后再晋升铎品者数目微乎其微。耶稣会士于是主张，某些独身者和丧失配偶的成年人，已经很长时间度教友生活且有良好的表现，大概可以保证德行坚强，不致朝三暮四者，可晋升铎品。但问题是这样的人大部分年龄偏大，记忆力不够灵活，怎么样学习拉丁文呢？南怀仁于是上书教宗请求允许中国神父用中文来举行圣事，但未获批准。1669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恩准可以给中国成年人以铎品，既使他们拉丁文不够精通，能举行圣事即可。
C、出国培训：为更好地培养中国神职人员，传教士于1665年在泰国曼谷办圣若瑟修院。但由于条件有限，能出国接受培训的毕竟是少数，且由于水土不服，出国的青年死亡率很高。
三、中国第一位国藉主教－罗文藻（1616－1691）
罗文藻生于福建福安一个佛教家庭中，1633年领洗入教，1650年加入道明会，1654年晋升铎品。在杨光先教难中，罗神父来德语往于福建、浙江、江西、山东、山西等地传教，付洗2500多人，功绩卓著，于是各修会上书罗马推荐罗神父为主教。
1674年罗神父被教宗格莱孟十世认命为南京代牧区主教，但受到道明会马尼拉省会长嘉德朗神父的反对。未将认命书交给罗神父。他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是罗神父文化修养不深，不能胜任。二是罗神父在中国礼仪方面倾向耶稣会士。
十年之后，1685年教宗依诺森十一世命令北京伊大仁主教在广州祝圣罗文藻。1690年南京正式成立教区。
罗主教在被祝圣后六年间，为教会的事业不辞辛苦到处奔波。1688年他祝圣了三位中国神父。他们是吴渔山（画家）、万其渊和刘蕴德。罗主教死前委意大利余神父做为教区管理人。
礼仪方面罗主教主张中国人用中文举行圣事，并指出强制性执行礼仪禁令，会给中国教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礼仪之争刚刚开始）以后的事实证明了罗主教的光谏之明。
反省：
虽然当时中国只有一位国籍神父－罗文藻，但是两位教宗都坚持祝圣他为主教，可见教宗对中国教会的关怀，尽管遭到了当时道明会马尼拉省会长嘉德朗神父的反对，但他并不能代表整个教会的西方传教士。
四、康熙皇帝与中国礼仪之争
礼仪的问题不单在中国，在亚洲其它地区如日本、印度教出现过类似的问题。16世纪以来，欧洲传教士开始在亚、非、美传教。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将福音渗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当时美、非等地属于土著部落，没有古老的文化，很容易使他们接受福音。但在亚洲却不同，它有着悠久的文化和本地的宗教。那么如何在多元宗教、文化的环境下传福音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不同的传教士采用了不同的传教方法：
耶稣会士的适应方法：接受本地文化的价值，然后使之基督化努力
道明会、方济会、奥斯定会、巴黎外传教会方则主张皈依，强调为得救，必须与以前的生活绝缘，完全更新自己。
二种不同的传教方式，相互之间难免发生磨擦，这为以后的中国礼仪之争埋下了种子。
（一）、争论的过程
1631年道明会从马尼拉进入中国传教。1632年方济会来中国传教。
他们不满耶稣会士允许祭祖、敬孔的做法，认为耶稣会士崇拜偶像、鼓励异端。于是派道明会黎玉范神父为代表于1643前往罗马，控诉耶稣会士。当时教宗为依诺森十四世，他根据黎玉范的报告，下令中国教会禁止敬孔祭祖。
耶稣会士派卫匡国神父到罗马申辩，教宗亚历山大七世于1656年宣布，如果敬孔祭祖只是俗礼，并夫宗教色彩，可以实行。通过此我们可知，罗马方面对敬孔祭祖问题并不十分了解。二派争执不下，教过无奈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中国礼仪问题。
教宗格莱孟十一世于1704年颁布命谴责中国礼仪问题，主要有三点：
只可用“天主”一词称呼“God”不可用“天”和“上帝”。
不得摆放灵位，不能上香。
不能参加拜孔的礼节
这一禁令在中国教友中间引起极大反响。不祭祖被视为不孝，不敬孔则不能升官进禄，教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二是两次派遣使节调解此事。
1、多罗使节
1703年多罗使带着教宗的诏书来华，1705年到京，到中国后他正式宣布了教宗的禁令。
多罗到中国后，错用了马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时任福代牧的颜铛做翻译。此人中文并不是太好，遭到了康熙皇帝的反感，康熙言中文都讲不好，怎能谈中国的礼仪呢？后来当康熙得知多罗来京是为了禁止中国的礼仪，大为不悦，将多罗与颜铛驱逐，并派使节到罗马申辩。
1706年多罗到达南京时，宣布：“中国的传教士都应按教宗的意愿去做，自作主张者，不按教宗的意愿去做应受弃允重罚，重罚的赦免权由宗座和特使加以保留”。康熙大恕，宣布从此以后，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遵行利玛窦的传统，允许祭祖、敬孔。领票并永久居住中国，违者驱逐。并下令拘捕多罗，押往澳门。
澳门总督奉国王之命拘留了多罗，理由是多罗未照会葡萄牙国王，澳门的主教也认为多罗可疑，命他交出教宗的诏书，多罗拒绝，于是澳门主教也同意拘捕。为此教宗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强烈抗议，并于1707年提升多罗为枢机主教，多罗至死未向葡萄牙屈服。
2、嘉乐使节
教宗格莱孟十一世于1719年第二次向中国派使节，嘉乐总主教于1720年到达北京。
背景：1715年教宗颁布召谕《自登基之日》重申1704年的禁令，并命令所有在华的传教士一律服从，否则开除教籍。会士们无奈只好遵行，这更加激怒了康熙皇帝。于是1717年康熙宣布禁教（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五十六年善待了教会）。这样一来，教会丧失了皇帝的保护和支持，再加上教外人的仇恨，迫害教会之事屡见不鲜。
嘉乐使节到北京后，发现康熙皇帝态度十分强硬，一直不敢明言自己的意图的目的。同时他发现执行礼仪禁令，教会将面临严重后果，但他同时承认他无权废除召谕。于是他采取折衷办法，颁布了八项准许，内容如下：
准许教友在家中供奉祖先牌位，牌位上只许写祖先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准许中国对亡人的礼节，但这些礼节应是非宗教性的社会礼节。
准许非宗教性的敬孔礼节，孔子牌位上不书“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
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前叩头。
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蜡，但应声明不从流俗迷信。
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前供陈果蔬，但应声明只从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
准许新年或其它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
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蜡，供陈果蔬，但应声明不从流俗迷信。
这八项准许总结一点就是，关于敬孔祭祖，只要声明不从流俗迷信，就可行之。但这项准许并没有在宗教性与社会性、迷信与非迷信之间做出评断。因此未能给中国教会带来平安。由于传教士的观点和想法不一致，对敬孔祭祖采取的方法也大为不同。
1721年嘉乐主教请求回欧洲复命，从澳门起运多罗枢机的棺材前往罗马。1741年去世，之前也被提升为枢机主教。
这次出使未能成功。
（二）、争论的结束
为彻底解决礼仪之争给中国教会带来的混乱局面，教过于1735年任命了一个由十余名枢机组成的委员会，彻底研究敬孔祭祖的问题，共审察了七年时间。
教宗本笃十四世于1742年颁布“自上主圣意”通谕。争论从此结束。教宗重新肯定了1715年教宗格莱孟十一世的“自登基之日”通谕，并将嘉乐使节的八项准许废除。清政府也不相让，严禁传教，直到1846年。中国的礼仪之争至此结束，此禁令1939年由教宗比约十二解除。
反省：
礼仪之争和教廷所做出的禁止敬孔祭祖的规定，大大打击了中国的教会。许多上层人士不能进入教会，使16、17世纪欣欣向荣的中国教会变得死气沉沉，毫无进展。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的礼仪之争也不无它的历史价值。那就是中国教会近三百年的痛苦经历（1645－1939）没有白白付之东流，而是给普世教会的发展提供了富贵的经验。促使教会在处理各国的礼仪问题方面更加成熟，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梵二”的《礼仪宪章》中看出。（参37号）。
礼仪之争的关键在于，教会当局始终把礼仪看成是教会内部问题，教会有权规定礼仪而康熙则认为自己是天子，不允许别人对中国指手划脚。
五、百年禁教时期（1723－1846）
雍正皇帝对教会的仇恨
1723年雍正继位，他严行康熙的禁教命令，变本加厉地迫害教会，除极少数传教士在皇宫供职外其于的皆被放逐或危害。如穆敬远神父被放逐西宁并被杀害。好在雍正王在位时间不长，仅十三年。
“圣家书院”：由于康熙末年和雍正王朝严厉的禁教，在中国培养神职人员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神父鉴于此于1723年带领中国的四位年青修士到意大利的拿波里，征得教宗格莱孟十二的同意后1732年正式成立“圣家书院”，专为培养有致于到中国传教的远东人士。1868年此书院被意大利政府所没收。（参考罗马问题）。共办校136年，期间培养了中国留学生109位、意大利人191位、土耳其人67位。为中国教会的传教事业贡献良多。
2、乾隆治下的天主教会
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康熙喜欢西方科学，乾隆喜欢西方艺术。他请郎士宁修士（画家）在皇宫为他服务。例如圆明园是耶稣会士所设计，中西合璧。所以他对教会的态度时好时坏，一方面他不象他父亲那样厌恶和迫害天主教会，另一方面他也不允许自由传教。他任期内，教难事件比较复杂，当地官吏对教会的态度有时起决定性作用，这种情况与罗马帝国第二世纪教会的情景相类似。
乾隆末年，教友的人数约15万，比康熙去世时减少了一半。
附：韩国教会
当时的高丽是中国的属国，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传教士多次试图进入韩国传教，均未能成功。高丽是中国的保护国，因此每年都要进京朝贡，朝贡之人在北京结识了耶稣会士。1784年一位姓李的使节在北京领洗入教，成为高丽第一位信徒，1795年他邀请周文谟神父（中国人）到韩国传教。1801年有教友1万，今日韩国教友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3、嘉庆治下的天主教会（1796－1820）
清朝皇帝对天主教会的认识可说是每况愈下，嘉庆皇帝对天主教一无所知，对西方的科学和艺术也毫无兴趣，因他的无知使他对教会的态度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前十年他放任不管，后十五年则是残酷地镇压与迫害，严禁传教士入内地传教，违者格杀勿论，可说教难不断。
“四川会议”：
四川省的宗座代牧徐德新主教为解决云、贵、川三省因教义、教规和礼仪方面出现的一些误解、矛盾举行了中国教会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四川会议”。
会议于1803年在黄家坎（在重庆西南25华里）召开，共有14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统一了西南三省的教义、教规和礼仪并制定了适合中国情形的教会法。会议后将议案呈报罗马，教宗比约七世认为可以实行，下令中国各省和韩国等教会应一律遵守。
4、道光皇帝与教会（1820－1851）
道光继承了前四位先帝的遗志，但态度与先帝嘉庆却不同。道光皇帝较温和，天资聪颖对教会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但在他统治前期（前20年左右）还是出现了诸多地区性的教难。董文学（法国遣使会会士，中国教会第一位列品圣人）就是在他任内致命（1840年在武昌受绞刑）。
但总得来说，道光期间教会还是有所发展。且耶稣会又得以再次进入中国。（耶稣会1773－1814年被解散，参西方教会史）
第二节、鸦片战争后的天主教会
背景：
战争的发生与结果，主要由二个因素所促成，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战争的结果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5、16世纪的欧洲各国，科学技术讯猛发展，国家日益富强。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迅速崛起。19世纪英国已超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成为最大的殖民国家，向外扩张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确与本方相反，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连同福音一齐带到中国，再加上康熙热爱科学，国势强盛，后因着禁教运动，西方的科学也随之放弃，国势日衰，道光年间又回到了封建迷信时代。社会发展出现了倒退，丧权辱国是必然的。
禁教的解除
1、《南京条约》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赔银2100万两，开放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福州五处为通商口岸，割让香港。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自由经商与传教。
2、《黄浦条约》
1844年中法签订《黄浦条约》，道光皇帝正式批准废除禁教令，允许信教自由，但还不能在内地传教。
3、归还教产
1846年道光皇帝宣布归还被占用的教会房产。
4、《天津条约》
中美、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签订，从此天主教会正式获得传教自由，传教士可在内地自由传教。
5、《北京条约》
1860年的《北京条约》皇帝下令可以信教；惩办迫害教会的官吏；赔偿教会房产。传教士可租买土地，建立教堂，教会获得传教信教的完全自由。恢复了教会的正常生活。同时，法宣布对中国有保教权，在这之前葡萄牙的保教权被教宗废除。
总结反省：
从1717年禁教到1844年允许信教为止共有127年，如果到1858年自由传教则有141年。期间教难的长短、严重程度，完全在于皇帝的旨意和法令。这与罗马三百年教难的情况非常相似。但不同的是罗马三百年教难后天主教成国教，而中国教会历经百年教难之后，仍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其原因是中国的统治者未能接受教会。
最不幸的是传教士借英法等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传教的自由，这给教会蒙上了一层阴影，人往往把西方强权势力的扩张殖民和教紧紧地连在一起，这给日后不断出现的教案埋下了种子。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在中国由受迫害者成为受法律保护者。我们不否定大多数传教士是为人灵的利益而到中国，但有个别的传教士传教方面态度欠佳，借外国势力干涉中国事务，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断激起地方上的冲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光皇帝之前中国教会所受到的迫害是官方教难，从咸丰帝开始，中国教会所受的苦难是由于民众对教会不满而产生的教案。
二、教案的发生：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高，外国人的事当地政府无权过问，由外国领事处理；信教中人不少为吃教之人，信教只是一个幌子；再加上外国势力强迫清政府赔偿大量金银等所有这些往往引起民愤。他们对外国列强无能为力，于是便把愤怒投射到神职人员和教友身上。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各要教案此起彼伏，大小共有400 余起。
1、天津教案：
1870年天津流行瘟疫，仁爱修女会所办的孤儿院中，婴儿死亡率较高。于是谣言四起，控告修女挖小孩眼去做药，成千上万群众开始焚烧教堂和孤儿院、杀神职与修女，此次事件中共有10位法国修女、神父和9位其它欧洲人士被杀害。
2、山东巨野教案：
1897年山东巨野（德国圣言会传教区）爆发教案，许多德国神父被杀。后果德国出兵，结果是德国租借青岛与胶州湾99年。
同一年，北京大学成立（由丁韪良牧师任第一任校长）。
三、太平天国之乱
洪秀全从广西桂林开始掀起农民起义，并于1859年攻占南京，1864年失败，共14年时间，给清政府以致命打击同时也给教会带来沉重灾难――拆毁教堂、屠杀传教士和教友。更为甚者，他们随意抄袭解释基督教教义，以致令清政府把天主教和他们视为一丘之貉，给教会蒙上不白之冤。
四、教宗良十三与中国
经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国教会的传教事业完全置于了法国的保教权之下。这保教权与葡萄牙的保教权不一样，葡萄牙的保教权是双方协商的结果，而法国的保教权则是强要的。罗马教廷想自由地派遣传教士来华和管理中国的传教事业，于是就产生了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构思。1885年教宗良十三和当时的皇帝光绪互通了书信，但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不愿丧失在中国的威望，他威胁教宗声称如果与中国建交，则没收法国教会的一切财产并禁止法国人外出传教，这一计划遂破产。驻华大使改期上任，实是无期。
五、教务的进展与传教的方法
1、修会的情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教务经百年迫害再次蓬勃发展起来。
道明会在福建一带
遣使会（1625年由味增爵所建立）：江西、浙江与河北
方济会：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
巴黎外传教会：四川、贵州、云南
耶稣会：上海、江苏与河北
19世纪末期也有新兴修会到中国传教
圣母圣心会：1862年由南怀仁在比利时创立，1865年到中国传教，1868年南怀仁死于蒙古
圣言会：德国神父杨森在荷兰建立，主要在中国山东和新疆一带传教
此外还有熙笃会和圣衣会等。
2、传教方法
教会在19世纪后半期，在传教方法上一改以前的做法。以前的传教士往往在朝廷中任职（钦天监100多年由会士管理）在大城市中传教。19世纪后半期传教士取得了在任何地方传教的自由，他们开始注意到贫民的悲惨生活，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慈善事业。耶稣会士在上海的土山湾和河北献县开办了印刷馆，出版教会书籍，同时也编印字典、翻译或重印古典文学和著名学者的著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六、义和团（Boxing Reblling）的倡乱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银2亿两，割让台湾与彭湖列岛，再加上德国租借了青岛与胶州湾，于是俄、法、、等国家要求利益均沾，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中国遭受这样大的耻辱，朝野上下受到很大的震动再也不能不奋发图强，于是便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无奈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唯恐失落大权反改革，对维新人士大加迫害，发到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杀，康有为逃往国外。这一连串不幸事件，激恕了慈禧，她把这一切仇恨教放在了传教士身上。此时山东义和团兴起，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于是西太后不顾李鸿章等大臣的极力反对下令起用义和团欲借机打击列强，于是义和团从山东奉旨进京，一路烧杀抢劣无恶不作。
他们先后在山东、山西、内蒙、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任意横行，大量教堂、医院、慈善机构被毁，大批传教士及教友被杀，例如在献县一次就杀死教友4000人，摧毁616教堂座、学校383座。到京后，20万义和团围攻北堂一月未成功。
此次倡乱中，有4位主教、31位神父和3万教友遇害。教宗比约十二（1939－1958）分别在1946年和1955年将在这次灾难中致命的主教、神父、修女、教友86人列为真福品。
伍、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教会的情形
背景：
1900年的义和团倡乱，引起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战争很快就以清政府的失败而结束。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向八国赔银4亿5千万两，分15年还清（带息共9亿8千万）。此时的清政府才完全意识到了西方列强的进步和自己的落后，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
1905年西太后宣布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校，派留学生到日本、欧美等国进修，派大臣到国外实地考察，寻求改革之道。便大清王朝腐败至极，已经无可救药。许多有志之士，满怀着亡国之痛挺身而起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清政府宣告结束，但是象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维新谈何容易。接着而来的十多年的军阀割据，1928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建都南京。但喘息未定，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八年英勇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定，国共两党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内战，直到1949年为此，大陆在共产党的执政之下。教会也随之陷入非常状态之中，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大学的建立
1903年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大学”（第一座天主教大学）
1922年耶稣会士在天津创办“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更名为“津沽大学”并设有“北疆博物馆”
1925年美国本笃会创办“辅仁大学”于北京，1933年转交圣言会管理。“辅大”设有三个学院、十六个系，其中医学最发达。（现为北师大的附属）陈垣为第一任校长。
二、教友的发展
20世纪初期，教会虽然受到不少骚扰，但总体来说，还是平安与进步的时期，教友数目倍增。
1900年有教友72万。
1911年有教友143万
1921年超过了200万
尽管教友数目增加很快，但是其中农民居多，对整个国家来说，还没有显著影响。
当时，中国共有神职人员729位，外藉神职500多人，而且没有一位国籍神父在管理教务方面占重要地位，自从1685年罗主教以来至今没有国藉主教。
三、雷鸣远神父
教会在中国风风雨雨辛勤工作几百年，传教士们不惜一切代价地传教，为什么教会在中国不能根深蒂崮，是传教方法不对吗？还是有其它原因，雷鸣远神父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雷鸣远1872年生于比利时，18岁入遣使会，并立志到中国传教。
1901年雷鸣远来到北京，当时樊国栋为北京主教，安排雷鸣远在北堂修道院中，一方面教修生拉丁文，一方面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1902年雷鸣远在北京晋铎。
雷神父圣神父后为天津总铎。他意识到报纸、杂志等为传教事业是非常有益的。于是他在天津了《益世报》和《广益录》二份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雷神父观察到，虽然中国神父中德才兼备之士不多，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牧灵岗位上任重要角色，他感到伤心。他主张“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
雷神父也是中国“公教进行会”的创使人之一，他为了消除人们思想中错误的“洋教”观念。提倡人们爱国，爱国而且爱教。他反感法国的保教权，反对外国传教士干涉中国政治，鼓励产生中国主教，提议中国与教廷建立使节关系。雷神父于是受到来自法国的级大压力，被迫回到比利时。1926年再次回到中国。
1927年雷神父创办若翰小兄弟会和德莱小姊妹会。他希望会士接受精神、技能、社会和生活四方面的培育。同一年他加入中国籍。
1940年4月13日，雷鸣远神父与另外15位本笃会士被共党拘捕，其中12位被危害，雷神父后被救出，但受尽了折磨。6月24日逝世于重庆。临终留言“我为中国而生，我为中国而死”。7月18日国民政府明言褒扬。
蒋介石的挽联：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
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雷神父的精神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他指出要复兴一个民族，首先应把“我”做好，没有好人，任何好的计划和好的工具都是图然的。
四、“夫至大”通谕
1919年教本笃十五为让人们能更好地了解教会的思想，颁布了“夫至大”通谕。为传教史开了一个新纪元。
通谕指出：传教士应绝对避免谋求其本国的利益，否则便会使传教的努力完全失效。通谕再论到本地神职人员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传教区域天主教已经传入了数世纪，而本地神职人员至今还居次要地位。因此给他们适当的栽培和教育实属刻不容缓。倘欲产生预期的效果，给他们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做外籍传教士的助手，确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受、管理的能力。
五、第一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
刚恒毅1876年生于意大利，1922年奉教宗比约十一（1922－1937）派遣来华，当他平安到达香港后才正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驻华代表身份，并发表了“我的五项原则”内容如下：
1、我的五项声明：
A、“我的宗座代表职务，只有传教的职务，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B、“我尊重各国的权力，但我有我的自由，绝对不为任何外国政治的利益服务，我川人属于教宗，我不代表任何政府，我只代表教宗”；
C、“圣座不干涉政治，有时政治走进了宗教的范围，圣座也偶尔办一点政治”；
D．“圣座对于中国，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野心，西方列强的政治与圣座不相干，教宗热爱中国，诚心寻求中国的福利，中国该是属于中国人的”；
E、“传教事业是为圣教会服务，圣教会在主教的人选上通常是选自各地教会的本国人中，外国传教士为传播福音不可缺少的，但几时传教士区内若有地方可以选择本籍神长来建立圣教会，外藉传教士既收获了自己工作的美果，便要退到别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本地教会”；
2、上海全国教务会议：1924年5月14日－6月12日
刚总主教邀请名教区主教，各修会会长和中国神职界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共有五项规定：如下
A、再次强调教宗本笃十五“夫至大”通谕的指示，严禁传教士干涉俗事和政治
B、规定本地神职人员如果有资格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且希望尽可能早日实现由本国神职中选任主教；
C、奉献中国教会于圣母；
D、在中国各地建立14所大修院，为有志修道的中国青年提供完整而又高水平的神哲学教育；
事实上从1924－1936年共开放了11座修院
吉林总修院：东北三省
北平总修院：全国
宣化总修院：河北
汉口总修院：两湖
济南总修院：山东
大同总修院：山西
开封总修院：河南
成都总修院：西南三省
南昌总修院：江西
宁波总修院：江、浙一带
香港仔华南总修院：两广、福建、香港
E、牧民方面，刚总主教鼓励中国教会改用中文经书，以促进教友对经文的理解。
3、中国主教的祝圣
1926年教宗比约十一世为贯彻本笃十五“夫至大”通谕的精神，同时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容易地参加管理教会的职务，任命了六们国藉主教。他们是：
湖北浦圻教区：成和德
河北安国教区：孙德桢
浙江台州教区：胡若山
河北宣化教区：赵怀义
江苏海门教区：朱开敏
山西纷阳教区：陈国砥
为了隆重起见，也为让普世教会更能明白他的用意，教宗愿意亲自祝圣他们。于是刚总主教带领他们六人起身前往罗马。1926年10月28日，伯多禄大殿装饰得金壁辉煌，六位中国神父在罗马的全体枢机主教、其它50位主教及全体驻梵蒂冈大使前，由教宗手中接受了主教的祝圣礼。这次祝圣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标志着中国教会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中国人有资格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教会。这是继罗文藻主教接受祝圣（1685年）后241年，中国人第二次圣主教。
刚总主教1933年因病向教宗辞去驻华代表的职务，返回欧洲，至死未能再到中国。
1952年他被提升为枢机主教
1958年去世。
六、第二位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
1、蔡宁总主教
1933年刚总主教返回欧洲，随后辞去了驻华代表的职务。教宗比约十一世遂任命了蔡宁总主教为第二位驻华代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动荡不安，蔡宁总主教致函全国的主教们，嘱咐中国的公教人士，在抗战时应加强慈善和救济工作。于是各地的公教医院大多改为了战地医院、教堂变成了难民收容所。中国各地的教堂也遵照蔡宁总主教的指示为战亡者举行追思弥撒。蔡总主教也在汉口举行了大礼追思弥撒，蒋公派代表参加，交至函表示感谢。
1939年，日本在华势力达鼎盛的时候。蔡宁总主教发表公函嘱咐中国的公教圣职人员，圣日本侵华保持超然态度不左不右。国民政府对这份公函表示不满，随后向教廷提出抗议，教廷答应详察此事。从此之后，蔡宁总主教开始在北京代表公署度隐居生活，不再参加任何政界典礼。一心管理当时有名的“司铎书院”。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蔡宁总主教到重庆参加庆祝典礼，国民政府为表彰公教人士在抗战中所立之功，特发勋章一枚给总主教。
2、“司铎书院”
1937年由蔡宁总主教一手创办。蔡宁总主教看到当时中国的情形已经不能再自由传教，于是想借机培养中国的年轻神职人员，使他们在国学和神学教育方面达到大学水平，为将来做好准备。
司铎们在此度着团体生活，邀请辅大的教师到书院讲课，有时他们也到辅大听课。
3、德日进神父
德日进神父：著名考古学家，1881年生于法国，1899年加入耶稣会，1911年在巴黎晋铎，1920年在巴黎教授地质学，罗马教廷和法国耶稣会对他的思想表示怀疑。
1923年德日进神父来华，并在中国度过了23年的学术生涯，主要在北京、天津一带工作。期间发掘北京周口原人遗址。
1951年德日进定居美国。1955年去世。
4、“伪满洲国”与教宗
1932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扶植傅仪建立满洲国。1934年教廷承认了“伪满洲国”，且委任当时吉林教区高德惠主教出任教廷代表，这件事令中国政府极为不满。但是教宗当时这样作，是从教会的利益出发，因为他不忍失去东北三省的教友。
5、解除“礼仪”禁令
从1645－1939年长达294年的礼仪之争正式结束，教宗比约十二于1939年正式解除“礼仪禁令”。
七、几位中国教会知名人物：
1、陆征详
1871年生于上海。
1889年在北京同文馆攻读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1892年随许景澄（任翻译官）出使俄国。
1899年在莫斯科与比利时德培小姐结婚。（无子女）1911年正式皈依天主教会。
1912年回国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兼国务院总理。
1917年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之后辞职隐居瑞士。1926年妻子在瑞士去世。
1927年大比利时入安德肋隐修院（本笃会），利用九年时间学习神学，险些放弃。
1935年由刚恒毅手中领受铎品。
1946年有人建议教廷提升其为枢机主教。但因他年龄偏大（75岁）又不易回国，未成。于是教廷提升他为比利时圣伯多禄隐修院的名誉院长。
1949年去世。
2、田耕莘
1890年生于山东阳谷，兄妹五人，排行老三，字骋三。
1901年领洗入教，1904年进入修院，身体欠佳，记忆力又不好，曾被院长劝退。1918年晋铎，1929年加入圣言会。
1933年任阳谷监牧区监牧，1939年在罗马由比约十二圣为主教。1942年青岛主教维昌禄去世（曾劝退田主教的院长），田主教调任青岛。
1945年12月24日被教宗提升为远东第一位枢机主教，46年2月18日在罗马加红冠。
1946年4月11日中国圣统治正式成立，全国划分为20个总主教区，田期刊耕莘调任北京任总主教，创办了耕莘中学（现北京39中）、上智编译馆和大修院。
1948年北京解放时，田主教因眼疾正在上海就医。1949年4月11日田主教到香港就医，大陆已不能回，田主教本欲去台湾，受到教廷公使驻香港秘书的劝阻，于是定居美国芝加哥。
1958年教宗比约十二去世，田主教回罗马参加选举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59年被委任为台北总主教，60年3月到台湾。
1962年到罗马参加“梵二”会议。
1963年再次参加选举教宗保禄六世。
1964年到美国募捐，同年向教宗辞职，未获批准。1967年田主教获准辞职。
1968年去世，生前创办了“中华圣母会”。1969年于斌被提升为枢机。
3、陆泊鸿
1875年生于上海，知名企业家，拥有上海全部资产的七分之一。同时他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热爱中国的传教事业，为传教士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并热衷于慈善事业，创建医院与学校等。
教宗于1937年封其为“袍剑爵士”并得教宗赐剑，称为“中国第一教友”。
1937年12月30日被日本特务刺杀身亡。
八、中国教会盛况空前
1、圣统治的建立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教会再次蓬勃发展起来，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教宗比约十二看到这种情形，满心喜悦，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于1945年12月24日任命了田耕莘为远东第一位枢机。同年4月11日在田耕莘主教和陆征详的推动下，教宗宣布中国正式成立圣统治。
全国共划分为137个区，其中20个总主教区、79个教区、38个代牧区。
当时有中国主教29人，不可能完全管理中国教会，教宗又愿意提高中国主教的地位，就把三个最重要的总主教区委给了中国主教：田耕莘为北京总主教、于斌为南京总主教、周济世为南昌总主教。
2、第一任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
1946年12月28日中、梵之间互派公使，吴经熊为驻梵公使，黎培里总主教为第一任驻华公使。
黎总主教到南京后，会见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受到热烈欢迎，并递交了国书。当时与梵蒂冈建交的共有92个国家。黎总主教周游中国各个教区，监督各个教区主教的就职大典，并下令每个教区选派二位德学兼优的修生到罗马深造。
小结：
从1900－1949年约50年间，天主教发展讯速，礼仪禁令被废除，又建立了圣统治。中国教会可说有着辉煌的前景。我们可以看以下一些数据：
教友数目接近400万、教会大学3所、中学156所、小学2009所、就读学生32万、大修院11所、修生1600位、国籍神职2676人、外籍神职300余位、修女4000位、给60个国籍修会和大量国际修会、医院216所、诊所847间、育婴堂272座、还有50位真福圣人。
回顾中国教会近4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传教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辛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过他们的呕心沥血和不屈不挠地传播福音，中国教会已经开始成长起来，且不断地发扬光大，瞻望将来，中国教会大有前途。可是天意莫测，正当中国教会欲大干一番时，忽然一声雷响，大祸从天而降。中国教会刚刚经过了百年的迫害，现在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共产党的无神论。真可谓刚出龙潭又入虎穴。中国教会如何面对这次阴险毒辣的打击，这是每个天主教徒，尤其是神职人员应常常反省的问题。
附：玛利诺会
1911年由华理柱（James A walsh）和派来斯(James Price )在美国纽约创立。
1918年第一次向中国派四位传教士，广东的江门、嘉应、广西的桂林、梧州、辽宁的抚顺为其传教区。
1921年苦难会来华传教，主要在湖南。
陆、新中国成立（49年）后的天主教会
这一时期的中国教会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1949年－1955年：没收教产；驱逐外国传教士；“三自”、“爱国爱教”运动。
1955年－1966年：爱国会产生；逮捕本国神职；1958年自选自圣主教。
1966年－1976年：文革时期，自选自圣期间在外的传教士被捕。
1976年－－：1980年中国主教团、中国教务委员会的成立；地下教会的出现；教会各种复兴工作开始：圣主教、归还教产、办修院等；礼仪改革；出版圣经；出版社成立。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主教会
历史背景：
1、自从1949年10月1日起，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教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这个奉行无神论的新政府对教会是一个全新的打击。因为自从1945年国共进入内战时期，国民党得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以至于在共产党心目中，西方国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与国民党是一伙的，同样是与中国为敌的，并将于斌列为二号战犯。所以共产党统治大陆后，对教会的政策便可想而知了。
政府敌视教会的原因有四：
其本身为无神思想，而教会主张人有共同的人性，毛泽东极力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对敌人应冷酷无情。
教会的外国色彩。
教会与国民党的关系。
教会所拥有的大量财富。
2、土地改革。
3、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金日城攻入汉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兵朝鲜，朝鲜求助于苏联，苏联出兵器，而中国则出人，如此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中国政府于1951年1月份成立宗教局，宣布中国的所有天主教与基督教徒必须完全断绝同外国的关系，不能接受任何经济上的帮助，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帮助，必须走上独立自主之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
4、统一战线：
中共刚掌权后，尚未控制整个社会，必须拉拢社会不同的团体。因此他们对各界人士表示宽容，甚至容许党外人士在政府任职。他们清楚知道若要巩固其统治，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简单地说，就是实行笼络分化。主要策略有两方面：即联络一大片，打击一小片；以及联络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因此1949年－1951年教会享受了暂时的和平，但后来却受到一系列的打击和取缔。
一、教产被没收
按马列主义的思想：“宗教是人类的鸦片”必须予以铲除，但不可操之过急，他们同时也知道，致命者的鲜血是教会种子的道理。因此，不主张制造大量的殉教事件。所以要消灭教会，首先要在经济上予以控制，教会若无经济来源一切事业都将关闭，包括学校、医院等。因此，教会的大量财产被没收，中共借口土地改革“人人必须劳动”，下令不得在教堂中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浪费时间。所以，除了城市极少数教堂外，其它农村教堂均被关闭（城市教堂用来遮外国人耳目）。于是，许多神父被迫回家从事生产或被软禁于教堂，不能有任何活动。教会既然被剥夺了全部财产，于是便效法圣保禄靠自己双手度日。
二、“三自”运动
物质的损失和外来的打击虽然严重地阻碍了教会的发展，但教会在精神方面却始终屹立不摇，虽然个别脆弱分子经不住考验而离弃教会，但多数信友却在主教神父的领导下同普世教会一起与教宗保持共融。中共意识到要彻底消灭教会必须从内部下手，他们要使信友自己组织起来去捣毁其精神支柱，瓦解中国教会的圣统制，斩断她与罗马的联系，如此教会便不攻自破了。于是他们给教会加上种种罪名，称教会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声称教会若想在中国长存下去，必须断绝与外国的一切关系，必须自办（叶小文常称“中国教会属于基督，是中国人的教会”）。于是，在1950年5月份，以吴耀宗为首的几位基督教领袖在北京与周总理进行了三次谈判，月底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发表了基督徒宣言，称：基督教要实行自传、自养、自治，又称为三自革新。
天主教反应较晚（因为黎培理还在）。1950年11月30日，四川王良佐神父发表一份宣言，主张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联系，建立一个自传、自养、自治的新教会。在四川广元召开会议，共40人与会（其中包括15个小孩）。共产党借以大肆宣扬，并开始督促各地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同年在此督促下，天津率先成立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筹备会。
1951年3月，南京代理主教李维光（此时于斌已离开南京）发表宣言：主张天主教在中国应实行三自的三大原则，并且反对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与她割断经济政治的联系。驻华公使黎培理看出了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于是立即致书全国主教，请他们提高警惕不可上当。这样一来，便被政府抓住了把柄，政府将之软禁在公使馆内，并暗中在各地鼓动教友攻击教廷驻华公使，让教友们自己高呼要求政府“驱逐帝国主义者黎培理――天主教爱国主义的迫害者”。李维光率先攻击公使，并公开与教宗断绝关系。
董世祉神父的信仰宣言：1951年6月3日重庆天主教会召开大会，打着“驱逐黎培理”的口号，会中共党代表与重庆副主教发表演讲要求驱逐黎培理之后，董世祉神父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上台请圣号、求耶稣、圣母、保禄、伯多禄，并向毛泽东画像及各位首长鞠躬称：“讲一个‘两全其美，自我牺牲’的主题。今天你们要我们攻击教宗代表黎培理主教；明天你们就要我们攻击耶稣的代表教宗；后天为什么你们不可能要我们攻击天主呢？我只有一个灵魂，我只能把它献给天主、献给教会，而我的身体可以献给国家，作为天主教友，我要爱国，但我也要爱教会，一切违犯国法和教规的事我完全拒绝，你们所宣布的三自运动与教会的信仰实不相容。因此政教双方若不能彼此谅解，中国教友早晚是活不成了，不如趁早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促进双方的谅解。”董世祉出其不意的演讲使在场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徒大为震惊，报以热烈的掌声，政府则极其难堪，但那些拥护三自的神长教友们却认清了政府的真面目。7月22日董世祉神父被捕，自此杳无音讯。
※斗争圣母军
为了更好地打击教会，便将矛头指向圣母军，这次运动的中心是上海，政府动员整个上海，用报纸、电台、会议、展览等一齐圣母军，诬告圣母军是一个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组织，要求他们解散并悔改。但是他们在大无畏的龚品梅主教的领导下否认政府对圣母军的种种诬告，且宣布至死忠于教会的信仰。
※张伯达神父之死
于牛津大学获两个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徐汇中学校长，深受爱戴。1951年，政府召集私立学校校长开会，同时传达三自精神。当时张神父发表了一篇教会圣统制和主教们对三自的立场，赢得了全场的欢呼。政府于8月9日将之逮捕。11月11日尸体被运回，政府声称其死于心脏病（据说他全身发紫，系为中毒身亡），从而震惊全上海，上海所有教堂不顾警察恐吓，纷纷为之举行大礼弥撒。
※周济世总主教（中国教宗？）
1946年由教宗任命为总主教，从保定调往南昌。1951年政府为了控制教会，意识到若无主教出头领导运动，成立一个与罗马分裂的教会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想利用诱骗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当时中国的三位总主教中只有周济世在大陆（于斌已移居台湾；田耕莘暂时旅居美国），便欲拥之为“中国教宗”。称“主教德学兼优、聪明能干，何不出来起个带头作用，领导进步教徒，如此，我们愿拥你为中国教宗”。主教则反问之“我有资格吗？假使你们有办法使全球教会承认我是教宗，我倒有意一试。这样为我们中国也有面子，我只做中国教宗实在不过瘾。受此奚落的政府官员立即将之逮捕，先进行洗脑，要他断绝与梵蒂冈的政治关系。他以“就像未结婚者办离婚一样”而坚决反对三自。之后从未露面。1972年去世。
1952年政府针对中国教会颁布六项措施：
A、教堂一律改做机关法庭之用。严禁宗教仪式。
B、国际神职人员应在人民法庭上向群众坦白交待。
C、外籍神职人员限期离境，严禁与人民来往。
D、教会学校一律关闭。
E、司铎或教会负责人所领导的社团必须向本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签字支持。
F、教会学校财产均由地方政府接管。
三、驱逐外国传教士
1951年一1955年，约有6000位遭逐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教会，便将统一战线的方针用到教会中来。首先将外国传教士列为主要敌人，打击并驱逐他们；进而打击忠贞的主教神父和出名教友。如此层层打击，慢慢消灭。1951年约有6000位陆续以各种名义遭逐，仍有9位方济会修女因为管理大使子女的学校而未被驱逐，直到1966年被红卫兵押解出境。1970年，最后一位在华的外籍神职人员华理柱主教（一直在狱中）遭逐。至此，在中国再无外籍传教士。
四、“爱国爱教”与逮捕大量国籍神职人员
1955年，政府看到三自运动对天主教不仅行不通，而且遭到大多数神职人员的反对时，他们终于知道罗马教会是普世性的，必须与教宗保持有形的共融。于是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提出“爱国爱教”的口号，用宣传、威胁、利诱、开会讨论等手段，使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参加爱国爱教运动，否则便对之加以洗脑，再不行便对他们加以诬蔑，目的只是彻底搞垮教会的组织。虽然他们用尽种种方式但仍不得成功，各地教友，尤其是上海，在龚品梅主教的领导下誓死保持同教宗的关系，坚决拒绝参加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于是政府原形毕露，在1955年9月8日，率先在上海发动了大逮捕，受捕的有：龚品梅主教、金鲁贤神父、陈云堂、朱洪声、蒋卫琳（此三人均为耶稣会著名人物）等30位主教神父、38位修生、5位修女和1000多位教友骨干（震旦大学、光启社等）。加上其它各地共有3000多人被逮捕。
五、教宗的反应
针对中国教会情况发表了两个公函与通谕：
1、《我们切愿声明》公函：
1952年1月18日，比约十二世针对中国教会所面临的迫害而发表。公函内容包括：
A、指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文化艺术发达，特别指出天主教对于一切真理和优良的风俗习惯，绝不加以攻击，反而加以提倡和扩充。因此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可同样是一个良好的中国人。
B、他鼓励中国教友在困难迫害中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你们的困难、痛苦、忧惧都可作为全燔祭献给天主，我们愿意安慰你们的忧苦，愿以慈父的心肠勉励你们”。
C、强调地方教会的服务精神。公教信友爱国不后于人，教会鼓励信友去传播福音；救济贫苦；兴办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慈善事业；并劝人为善、走伦理之路、按良心职责服从政府；还劝人互爱团结，并且要求信友将这种行为扩展到整个世界。由此可见天主教的普世性。任何一个地方教会若与罗马宗座脱离关系就好像与基督脱离了关系，便仿佛葡萄枝由树上被剪下来不能结果（若15：16）。
D、教宗眷爱中华，培植国籍传教士。“外国传教士到你们国内，是为你们庞大的民族，在宗教方面所有的急需能有所贡献，并帮助你们培养国籍神职班”，并指出1926年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六位国籍主教一事。
E、指出驱逐外国传教士对教会不利。“驱逐传教士对中国教会是一大损失。这些人离乡背井，以自己的血汗在你们国内开辟天主的土地，他们所谋求的除你们本国的教会利益外别无所求，他们是以你们的祖国做他们的第二个祖国”；教宗也特别提到在中国的修女们，“她们或在学校、或在医院、或在孤儿院或在养老院中缺一不可，她们真是天上的天使，牺牲一己为安慰一切多苦多难的人，因着对基督的爱，她们把你们的子女，特别是那些贫而无告且为人遗弃的孩子们，作为自己的子女，以天上的爱情，爱护抚养并加以教育他们”。
F、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出中国历代教会都遭受了凶暴打击，中国国土染满了殉道烈士的鲜血，但那是种子，人世间的事物无论悲欢离合，无论强弱，迟早都要成为过去，唯有基督所立的教会因天上神明的引导，直到世界末日继续前进，满全和平利人的天职。传教教会能受人攻击，但不能被人战败。你们因此应坚信天主的许诺，心中坦然无惧，风暴阴暗之后必有晴天之时。
G、恳求殉道圣人和圣母的转祷，颁赐宗座瑕福。
2、《致中华人民》通谕
1954年10月7日比约十二世发现从上一公函发表以来，中国的情况更加恶化，于是发表这一通谕，语气更为严厉，谴责政府干涉宗教自由的行为；另一方面，鼓励勇敢的信友，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文中共表达三点：
A、再次强调“一个良好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良好的公民”的观点。而且主张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有助于中国的伦理的发展和推广，任何教宗都强烈地指责虚伪的爱国主义。
B、他非常同情和赞扬中国公教信友为了信仰而受到迫害和挑战时的勇气。
C、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三自运动”的意义。他用了大量篇幅加以阐述：首先，关于自治，他指出两点：
a、外国传教士不远万里来中国为传福音，为造就中国本地神职人员而鞠躬尽瘁，他们也真诚希望中国教会，有一天有足够的神职人员来管理服务中国教会。
b、即使到了本地神职人员数目增加的一天，不再需要外籍神职教士的帮助，即使有那么一天，公教也不能如你们今日所说的“自治”而自治。因为就是那一天，你们的教会若愿做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也应在一切教义和伦理上完全服从耶稣在世的代表―教宗，并与之密切配合。教宗接着指出这里的教义、伦理包括教会的生存和事业的整体，包括圣统制、行政和纪律。他特别出主教的统治权（管理权）一方面来自神品圣事，但它又间接地来自于罗马教宗（委任主教），因此，主教应绝对服从教宗。
其次，关于自养，他指出，“可敬的神昆和可爱的神子们，我们很希望中国教会早日能自给自足，各国为传教所收的捐款，发之于信友的爱德，因着爱慕天主的热情，大家竭力使我们救主的神国广传普世，因此信友的捐款，不是为了政治和现世的利益，而是实践耶稣相爱的诫命，彼此帮助”。
最后，关于自传，他也指出两点：
a、“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讲习宗教教理的方式，因地而异。在中国应力求适合中国人民的民情和性格（指传教方式，而非信仰）、就合中国的传统和风俗。这种宣传方式若运用得法，在你们国内的收效必丰。所以，我们期待中国的本地化”。
b、“宣传和讲习福音的权力，直接来自基督、宗徒和罗马教宗以及与其共融的主教们。所以，教会的司牧们并非福音作者和编者，而是保管人，是天主所选的宣传者。因此为保持教会教义的完整，任何地方教会必须与罗马教宗保持完全的共融，没有这一点便不能再称为天主教会，而与其它基督教派无异了。
在阐述三自后，教宗指出：在中国推行“三自运动”的人，用尽了各种欺骗手段，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人离开正路，就是为破坏教会的四大特色，所以，这样一个拥护“三自运动”的教会已经不是公教会了，因为它推翻了教会的至公性。所以教宗劝勉那些加入此运动的人能够迷途知返，重归正路。最后他说：“你们应记住，若将凯撒的归给凯撒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要将天主的也要归给天主。所以，在有与天主命令相违背的命令时，就应实行伯多禄所说的‘理应服从天主，而不服从人’，也应记住‘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若耶稣的教训与某些人的命令冲突时，我们便不能在取悦耶稣的同时又取悦于人。因此，即使为了忠于信仰而受迫害，也毅然决然地承当一切（玛5：10）。”所以教宗求圣母及中国的殉道圣人转求天主，并赐瑕福。
六、教廷对中国困难时修院的安排
中共掌权后，时势为教会不利。为了继续培养未来中国教会的接班人，教廷对修院做了三点安排：
1、大修生前往安全地带，继续学业。所以大批修生离大陆到香港、澳门、马尼拉、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地，继续其修道生涯。晋铎后多在港澳台以及东南亚一带服务，仅在亚洲便有554位，非洲有35位，美洲有59位，欧洲14位。
2、小修院修生，迁往偏远山村继续学业，如不能可暂时解散。
3、神职人员中除少数有危险者可逃亡以外，其他必须留守岗位。
七、教廷对中国教会的权力下放政策
因着大量外籍传教士遭逐和国籍神职人员的被捕，中国许多教区的领导岗位空缺。为了维持中国教会正常生活，教宗对牧民工作的守则作了相当程度的放宽处理。被称为“权力下放”政策。包括三点：
1、命令每个教区主教指明三位代理人，以防主教空缺时来管理教区。
2、扩大神父的牧灵范围，不再限于本堂区服务，甚至可跨教区服务。
3、扩大神父的圣事权力，可施行坚振、可解除修女的暂愿；在紧急关头，弥撒可以缩短。
八、委任中国主教
外籍主教被驱逐再加上许多国内主教被捕，给教会带来诸多不便，为弥补这种恶果教宗于1949－1955年间先后委任了18位国籍主教。其中有四川万县的段荫明、江苏苏州的龚品梅、辽宁的皮漱石、山西洪桐的韩廷弼、广东的邓以明、内蒙古呼市的王学明、河北保定的范学淹等。
※段荫明：
1908年出生于四川达县市，1930年到罗马读神哲学，1937年在罗马晋铎，1949年被委任为万县教区主教。1966年－1973年间劳改。1973年－1979年假释回家，1980年重返教区主教之职，管理教务。1989年圣徐之玄为助理主教，1998年与徐之玄主教受到教宗邀请参加在罗马举行的亚洲主教特别会议（4月18日－5月14日），未能成行。
※龚品梅：
1901年出生于上海的浦东，在徐汇修院毕业后于1930年晋铎，1949年被委以苏州教区主教，1950年改任上海教区主教，1951年兼任南京、苏州署理主教。1955年九•八事件中被捕，1960年判无期徒刑。1979年在狱中被秘密委以枢机主教之重要职务。1985年假释出狱，交由上海爱国会处理。1988年赴美养病，并于1991年在罗马接受枢机加冕。1999年逝于美国，享年百岁。
第二节、挑战中的天主教会
历史背景：
1949年以来，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取得了辉煌成果，经济迅速增长，超过了其它亚洲国家。为了知道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毛泽东便在1956年发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鼓励党外人士向党谏言，结果回馈的多是批评之语，令毛泽东及其党员大吃一惊，使他们意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立足尚需时间和努力，于是在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打击意见相悖者，1958年又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大量土地荒芜，劳动人民苦不堪言。1959－1960年各地又发生洪涝灾害，农民颗粒无收。1960年中苏断交，苏联撤走1500位在华工作人员，并要中国还债，导致大批百姓死亡。
一、爱国会的产生
1956年“百花齐放”。
1956年7月36位教会人士，其中有主教四人（辽宁的皮漱石、湖北的易宣化、四川的王文成和陕西的李伯渔）在京与国家宗教局举行了会谈，一星期之后召开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会议最后阶段周总理接见了代表团，并鼓励他们高举爱国旗帜，带着他们的教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1957年7月15日在京召开中国天主教友第一次代表会议，与会代表241位，大会结束时，正式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选举皮漱石为第一任主席（其实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一行动取代圣统制），选举李伯渔、李维光、王文成、赵振声、董文隆（山东）、李德培（天津，后改信佛）等为副主席。
会议发表了中国教会的方向和同罗马之间的关系的声明：中国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与梵蒂冈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利用宗教干涉我国的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国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由以上声明可以看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神长教友均希望从政治方面服从党的领导，以此来换取宗教上的自由和保持教会信仰的大公性。但是这并未满足政府的要求，不久后，他们就从教会信仰方面下手，企图建立一个与罗马教宗毫无关系的中国天主教会，由此出现自选自圣主教。
爱国会能够成立起来的原因有三：
A、它是政府用来控制教会，取代教宗权力的方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但未能成功。（政府方面）
B、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剥削的历史，深深影响了某些神职人员和教友，致使他们想建立一个不受西方统治的教会，另有些人出于机会主义或贪图个人利益或害怕政府的迫害，而加入爱国会。
C、虽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辛劳400年之久，深得人们的爱戴，但有个别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地同其本国的殃民主义保持密切关系，如此使中国某些教会人士将传教士和西方帝国主义强权视为一丘之貉，而对之憎恨。
二、自选自圣主教
1951年－1955年间，近7000多位传教士被逐，本地神职人员被捕，到1958年止中国137个教区仅有主教或代理主教20余名。一方面教会内部需要主教（群羊无牧），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也希望产生一批听话的新主教，于是在1957年12月16日，首先在四川成都教区选出李熙亭神父（未呈报罗马，但也未祝圣，只是报观望态度，造成声势试探反应，后来被祝圣）。
1958年2月，湖北汉口教区和武昌教区选出两位方济会士董光清、袁文华（山东人），分别为汉口和武昌教区主教，为使其合法化，申报教宗，教宗经与传信部枢机协商后否定了这次选举，并重申委任主教的权力由教宗独有，不能以选举取代。同时方济总会长也要求他们要服从教宗的安排，切勿以身试法。
教廷不承认这次选举的原因有四：
A、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且中梵关系已彻底绝裂，教廷没有充分的资料来衡量两位侯选人是否合格。
B、外籍主教已全部被逐（华理柱虽未被逐，也已被捕），而国内忠贞的主教也被捕，在这样的情况下批准委任主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依然面临着被捕的危险。
C、教廷以为中国的情形很快就有转机，且原教区的主教依然在位，监狱中的主教也可能被释放，总希望他们再次返回自己的教区。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冲突，而不予以批准。直到1981年才命令所有外籍主教辞职。
D、世界许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教会也受着同样的迫害，若批准中国自选自圣，其它国家又将如何。
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廷坚决反对，以至于两次电报均被拒绝。出于侥幸心理武汉方面定于4月7日行祝圣礼，盼望罗马在最后一刻予以承认。结果，传信部再次重申教会法典的规定“委任主教是教宗的特权，任何未经教宗的同意，而举行祝圣典礼，祝圣者与被祝圣者均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如此，中国教会的某些领导人称教廷不了解中国的处境，为维持教会的发展乃不顾教廷的反对，于1958年4月13日礼在汉口由蒲圻主教李道南主礼祝圣。
在此事件后，政府也禁止教会领袖再向教宗申报。从此，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自选自圣，1958年－1960年之间，选圣了40多人。而支持自选自圣的神职人员必须要声明与教廷完全断绝关系，拒绝自选自圣的人则被送入监狱。如此，教会神职人员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参加自选自圣的人大多数对政府言听计从。原先，中国教会还可以与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但这时却断绝了一切关系，中国教会离普世教会越来越远。
三、罗马方面的反应
1、“为静默的教会祈祷”
这是教宗比约十二世于1957年7月发表的演讲辞，教宗的演讲中虽然未直接提及中国教会，但他的演讲非常贴合当时中国的情况（爱国会刚刚成立）。教宗号召普世信徒们为受迫害者祈祷，同时也为迫害者祈祷。“求主恩赐他们在挣扎之中总不退缩，在信德上坚定不移。愿那些因受到伦理压力、蒙敝而陷于错误的人能迷途知返。同时也求天主缩短他们受试探的时间，在不久的将来能与他们所皈化的迫害者一起自由地侍奉天主”。
2、《罗马观察报》之“对第一批爱国会主教处以开除教籍之罚”（1958年4月26日）
此声明提醒说：按教会法典的规定，认命主教之权属于罗马教宗，任何一位主教祝圣一位未经宗座提名或未经批准为主教者，祝圣者和被祝圣者均受极端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但是实际上，罗马教廷从未公开开除过他们的教籍。
3、“宗徒之长”通谕
中国教会情况每况愈下，财产被没收、“三自”运动、驱逐外籍传教士、爱国爱教运动、大批国籍神职被捕、爱国会的产生和自选自圣主教。中国教会越来越走向与普世教会分裂之路，教宗看到中国教会的情形，万分痛心，不得不再次对中国教会发表通谕。
1958年6月29日教宗比约十二发表“宗徒之长”通谕，通谕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关于爱国会、一是关于自选自圣主教。
A、关于爱国会
教宗指出爱国会所标榜的宗旨是“在爱国爱教的前提下，团结公教人员来提倡爱国的精神、发展国际和平、协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与政府合作，尽力拥护政府的政策以及所谓的宗教自由。”但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无非是假借爱国美名来驱使公教人士，渐渐地接受无神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而否认天主与唾弃宗教的原则，他们对政府的命令言听计从，控诉神职人员，攻击主教、圣座，诬陷他们怀有帝国主义的野心、敌视中华民族。爱国会这样做的目的便是要使教会完全隶属于政府的权下，而置教会的权益于不顾；
教宗在阐述了爱国会的错误和真正目的之后，针对他们所谓的“与教宗只保持宗教信仰的关系，坚决割断一切政治、经济关系”，教宗也详细地说明了教宗权力的问题；教宗又指出，圣教会的权力绝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只限于纯粹的宗教事务之内，而是更伸展到自然律的全部范围之内，凡是自然律的训诲、解释、执行，只要与伦理发生关系，视为伦理基础，便都属于教会权限之内。
B、关于自选自圣
教宗指出“自选自圣主教”是裂教的先兆，是破坏教会纪律和教会统一的大恶，与耶稣所立教会的教理和原则相抵触；他引用了法典331条和329条（旧法典）指出：评判一个神职人员是否有适合主教职位的资格，完全属于圣座，主教应由罗马教宗自由择任。由此可见，凡未经由圣座选任或批准的主教，或违抗圣座命令而选任祝圣的主教，不能有任何治理教会和训导教会的权力，因为，主教权力来源必须经由教宗。
教宗又指出：在中国教会中某些人随意引用古时例子来为他们所举行的自选自圣主教辩护，如：他们提到教会初期，许多主教是选举产生的，而非委任（圣盎博罗削）。但是教宗指出那些例子早已过时，不能在今天继续引用，不然为何需要《法典》？若你认为你们的作法合法，又为何为自己辩护？同时教宗也声明“教会的现行法律，不仅适用于中国或新开教的地区，而且也适用于全教会。罗马教宗的统治权力对于全教会有直接性的主教权力。凡是主教、神父、教友不分礼仪派别，不分爵位高低，都有服从教宗的义务，不仅在信仰、伦理方面，而且在纪律和统治方面也应服从教宗。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吾主一牧一栈的愿望。
然后教宗称：所以除教宗外，任何人没有任免主教的权力，任何非法祝圣人和接受祝圣者均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
对于爱国会的“自选自圣是为了教区和牧灵的需要”之说，教宗提出以下两种看法：
a、为照顾信友的精神利益，不能使用违犯教律的方法。
b、他指出所谓的教区主教出缺并非事实。因为许多教区的合法主教或者被驱逐，或者被逮捕而不能行使其权力。在此情况下，由自选自圣的主教来代替他们的职位，便是颠覆教会的圣统制，反叛罗马教宗的统治权。
最后，教宗鼓励处在困难迫害中的中国教会要坚持不懈，不要害怕给真理作证：“与你们同忧苦，患难与共，你们身心受到的物质和精神痛苦，日夜牢记在我们的心头”。结束时，颁赐瑕福。
第三节、文革时期的教会
背景：
1958年政府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百姓苦不堪言。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反对浮夸风和对“大跃进”运动持反对意见，而受到打击。1960－1964年全国众多知识分子，发表一系列反对毛泽东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文章，同时为彭德怀辩护，并要求政府将权力交给有知识的专业人员，此举深深地激恕了毛泽东。
1966年毛泽东发起“反修正主义”运动，全国约有165位出名作家和画家受到严重打击。
同年，1300万红卫兵聚集到北京，支持毛泽东，然后到全国各地去开展“破四旧”运动（旧观念、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之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这次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国固有伦理道德被抛弃，中国文化到了死亡的边缘。
教会在这次运动中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主要是人员和物质方面。
一、人员方面
人员方面，分为参加爱国会的神职与未参加爱国会的神职来讲。
1、爱国会神职
文化大革命对神职人员的打击可说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对那些参加爱国会和自选自圣的人来说。他们原以为向政府妥协，就可以保存性命，保存“教会”的实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这次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的对象。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们感到失望，万念俱灰，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以下二条道路。一是自杀，如湖南衡阳的郭则谦主教和山东烟台的宗怀漠主教。一就是结婚，更多的人选择了这放弃神职圣愿的道路，他们多以修女为对象而登记结婚。但这种现象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中有的是自愿建立家庭，以寻求慰藉，有的则是在政府的逼迫之下结婚，有的名义上结婚，但实际上还保持着独身的生活。
除了上述二种情形外，也有第三种情况存在，那就是部分参加爱国会的神职人员，在文革中一直保持着信仰和司铎的圣愿，他们受到的苦难是最为严重的。一方面，他们受到政府的冲击，另一方面得不到教友和同辈神职的理解。这此人文革之后，开始全心地投入教会的重建工作之中。
2、非爱国会神职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50年代由于不愿与政府合作而坐牢的神职人员，却有幸地躲过了文革的冲击。十年动乱期间，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监狱反而成了避难所，神职人员在里面，条件虽然艰苦一些，但生活还是有规律的，不受红卫兵和批斗的影响，他们多把这段时期称为“修练期”。
50年代也有神职人员被流放，但天主的安排是如此的巧妙，通过此，福音得以从内地传到偏远的地区。
我们不难从历史中发现天主圣神的工作。圣神借着共产党的监狱，为教会将来的发展保存了一批生力军。文革之后，他们又重新返回教区，为教会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余辉。
文革之后，全国神职人员约有1500位，比文革前减少了3500人。
二、教会财产方面
教会的大量财产被没收、圣堂被拆毁或改为它用、圣物和教会书籍被焚毁、医院和学校被没收，教会变得一贫如洗。
三、教廷方面的反应
1、“呼吁中国维护自由和平”――教宗保录六世1967年1月6日的讲道辞
中国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教会更是受到严重的摧残，教宗看到这种情形，万心悲痛，于1976月1月6日特别为中国教会献祭，讲道内容有以下五点：
A、今年是中国祝圣六位主教40周年和中国教会成立圣统治20周年，这对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来说，都是历史性大事，令人喜悦不已，可是这喜悦被今天的恐惧和困扰取而代之。
B、中国的宗教自由完全受到控制，教宗和中国教会的沟通完全被切断，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位中国大陆的主教出席“梵二”会议。圣教会的教廷一向尊重中国，丝毫没有颠覆之意。
C、中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具有辉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教宗希望和中国恢复接触，如同和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接触一样。
D、教宗深知中国教会目前处境的困难，这困难不能阻碍教宗对中国的守望，热爱和关心。教宗同时也指出目前他所能做的只有二件事，那就是想念和祈祷。
E、向中国人民祝福，虽然在地理上我们相距遥远，但我们的心神却很相近，愿公教信仰的普世性不断传延。
2、教宗对“华里柱主教被释放”的反应
华里柱主教1958年被捕，叛刑20年，1970年被释放，85年在美国去世，享年95岁。当时许多人以为中国的宗教政策要发生改变，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华里柱主教的被释放，是为了加入联合国和美国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教宗在1980年7月12日发表了一篇演讲，内容如下：
这是一位真正的传教士，为中国教会的发展不辞劳苦达50年之久；
教宗赞扬主教为中国教会所受的苦难，对他的献身精神表示感谢；
强调“致命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相信主教的苦不会白受，会得多象种子一样，在天主所定的时间，生长、开花并结出果实；
主教向世界的青年人显示了圣召的伟大意义，他的光辉榜样将激励数以万计的青年人为主的福音贡献一生。
第四节、八十年代的中国教会－重新开放和复兴
历史背景：
1976年中国政治发生了几件大事，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军委拘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出任国家主席。
1978年邓小来重返政坛，许多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其中也包括许多天主教人士。
1978年5月中共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会议，东北的皮漱石和上海的张家树当选为委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人士开始或多或少的重视。
许多在50年代因为反对政府宗教政策而入狱的神职人员被释放，教会开始进入一个复兴的阶段。
随着“地下教会”的出现，中国教会出现了的分裂现象。
一、中共八十年代的宗教观点：
共产党30年以来对宗教实行严厉的打击，但始终未能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于是它的宗教观点也慢慢发生改变。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很难在短时间内消灭。
宗教是群众性的，也是国际性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问题。
今日中国信教与不信教的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
我们一定要用自由的方法及有说服力的教育，使宗教慢慢消失。
二、中共八十年代的宗教政策
“八不”禁令：
不得对18任何岁以下的人宣传宗教；
不得对任何政治干部宣传宗教；
宗教活动只可在政府批准的场所进行；
不得在教堂、寺庙等以外，宣传任何宗教；
不得与国外任何宗教团体有所接触；
不得从国外机构接受任何援助；
一切宗教教育资料及宗教讲解，均需经宗教事务局批准；
三、教堂的恢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实行开放政策，全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由于改革潮流的影响，中国欲与外商做生意，引进外资，就必须要满足外商的宗教需要，同时也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从1979年开始，各大城市的政府归还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到80年，有15个城市的部分宗教场所重新恢复。
四、傅铁山的自选自圣
1979年12月21日，北京教区的傅铁山神父在宣武门天主堂，由湖南常德教区的杨高坚主礼，内蒙呼和浩特的王学明和上海的张家树襄礼，接受了主教的祝圣礼。这是开放后首次自选自圣主教。
对中国此举，教廷发表声明表示遗憾，但没有提及绝罚和有关法律问题。这给以后处理中国教会问题保留了空间。
五、同海外的沟通
1、华侨归国
在外留学未能返回大陆和五十年代被迫离开家乡的神职人员，获准回国探亲。但他们不得在国内公开举行圣事、携带宗教用品也受到限制、且在入境时获得一个证件，上言“准许探亲，但不准传播宗教”。他们也曾对些提出抗议，但当局解释中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没有传播宗教的自由。
2、部分外国教会人士来访
1985年马尼拉辛海梅主教访问北京和上海
1986年胡振中主教回大陆
六、“教宗首席权”的问题
在五、六十年代圣教日课中的七祈求，弥撒经文和其它书籍中有关教宗的经文全部被删除。
1982年上海出版的《圣经汇集》将为教宗祈祷的经文放回原处。这是以自选自圣的张家树准许下发行的，对公开教会来说是破天荒的。
八十年代后期，修院中也开始将教宗首席权放入教材之中。
1989年4月公开教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正式确定中国教会以教宗为最高精神领袖。
1992年中国天主教第五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中国教会中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他们在法律上间接在承认了教宗的首席权。这表明中国教会正逐步走向同教会共融的道路。
七、八十年代后主教的选举情况
与五十年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有许多神职愿意出来担任主教职务，一方面他们看到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还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建设中国教会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们顶着种种压力，出来为教会贡献余生。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时局的改变，在公开教会接受主教的祝圣，已不一定被视为同教宗对抗的象征。从1958－1964年的自选自圣主教晋牧典礼上，主礼和接受祝圣者教必须宣誓脱离罗马的控制和支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但在八十年代后期，这已经不是一个必须的步骤，假如被祝圣者不愿意宣誓与罗马断绝关系，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勉强。
由于改革开放政策，许多华侨神职回国探亲，从而加强了国内教会与普世教会的沟通，这样许多自选自圣主教通过种种渠道得到了教宗的认可，更有些主教在祝圣前获得教宗的批准。
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的成立
由于爱国会在过去给神职人员和教友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如批斗神父他们最积极、拆毁圣堂最勇敢，所以经政府批准在1980年（5、22－6、2）召开的第三次爱国会代表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
这次会议约有二百人参加，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日后把爱国会统领全局改为专务外事，由主教团和教务委员会管理教义和牧灵事务。
选举了张家树为主教团团长，王学明、杨高坚、宗怀德、董光清、涂世华、傅铁山、钱余荣（江苏徐州）为副团长。1988年张家树去世，宗怀德为代团长。
1992年为宗怀德为团长直到97年去世，金鲁贤、傅铁山、蔡体远为副团长。
1998年至今刘元仁为团长。
主教团下设五个委员会：
修院教育委员会（金鲁贤负责）
礼仪委员会（蔡体远、李笃安）
神学研究委员会（涂世华）
经济发展委员会（刘景和）
海外联谊委员会（傅铁山）
反省：
如果我们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普世教会其它地方的主教团相比，不同之处有三点：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权力来自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主教团向代表会议负责，代表会议有审议和通过主教团的重大决议和决定。而其它地方的主教团由自己的全体大会决定本身的事物，以及选任本身的成员。另外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召开和成员的产生主要由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来决定，这和“主教团为中国天主教的全国性最高领导机构”明显矛盾。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有认命和罢免主教的权力，这与其它地方的主教团完全不。其它地方的主教团虽是主教的组织，但其权力并不凌驾于个别主教以上。任命和罢免主教的权力为教宗所独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如任免主教，便是侵犯教宗的权力。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决议教必须经过代表会议通过后方可实行，而其它地方的主教团的章程都是经教宗批准后生效。很明显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取代了教宗的地位。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虽有其局限性和弱点，但其在发展同普世教会之间的关系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各地主教权力的加强，爱国会的影响相对减少。1989年北京的特别会议上，与会的大多数主教拥护教宗的首席地位和权力，同时会议也强调了教会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特征。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越来越重视与普世教会的关系。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做为最高领导机构，就应该在体制上与其它地方的主教团看齐，全球各地的主教团均与罗马教宗保持联系，因此假如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进一步加强与海外的交流，最终必促使它与所有主教团一致，恢复与罗马教宗的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何时来到，但我们相信在圣神的引导下，中国教会总有一天与普世教会达到完全的共融。
九、罗马方面
1、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祈祷――1978、8、19
这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论及中国的第一篇公开讲话，教宗看到中国的宗教政策略为放宽，感动心有安慰。这篇讲话内容有以下三方面：
教宗追述1949年之前中国教会的活跃情形，有300万教友、140位主教和6000多神父，且与教宗保持着完全的共融。
教宗指出30年后的今天，他对中国教会的了解甚少，所以他期望有一天与中国教会取得直接的联系。教宗也指出尽管我们表面上相互之间缺少直接的交往，但在精神上彼此从未中断过联系，我们从未忘记为中国教会祈祷。
宗教在中国近来似乎受到尊重，这令人鼓舞，我们盼望这种情形持续发展，使宗教在中国得以享受完全的自由。
2、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国人――1982、2、18
1981年2月教宗先后访问菲律宾、关岛和日本。这位来自波兰的教宗特别关系那些生活在与自己的祖国有相同政治背景下的教友团体，于是在菲律宾特别接见了东南亚华人代表，其中有台北的贾彦言文主教和香港的主教，席间发表这篇讲话。内容如下：
向中国教会致意：我透过在座各位向所有中国人和中国大陆所有基督内的兄弟姊妹致意。
向殉道的信徒致敬：教宗特别提到日本长崎的殉道者，借此向亚洲所有因基督之名而舍生的信徒致敬，进而证明基督的福音和教会不排斥任何人和任何国家。
向伟大的中国致敬：希望透过我卑微的言语向你们伟大的国家致敬，贵国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同时教宗也表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中国人的身份是不矛盾的。
福传的目标：教会宣讲真理是吾主托付的使命，教会没有政治野心和经济企图，教会也不追求特权，她只希望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表现自己的信仰，并根据自己的良知而生活。
关怀和同情中国教会所受的苦难：鼓励中国教友坚持不懈，并希望与大陆教友并肩携手一同赞美天主。
四海之内皆兄弟：基督爱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文化、社会地位和政治思想，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基督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
各界对教宗讲话的反应：
西方认为，教宗的信息是教宗与中国教会打开交谈之门的一份努力，因为这次讲话是针对整个教会而说的，没有区分忠贞的教友和批评教宗的爱国会人员。
中国政府对此没有正式反应，只是一位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提及中国与梵蒂冈没有任何外交关系。
爱国会：教宗如果想和中国交谈，第一必须断绝与台关系，二要尊重中国教会独立自主原则，并要用事实来说明讲话的内涵和意义。
十、总主教事件
从78年开始，中国教会得到了初步的恢复，教堂被归还、神职人员被释放，华侨得以归国、主教团建立、且有部分主教获得教宗的认可，中国教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大好局势，但一件事情却导致了教会开放的倒退，中梵关系再陷僵局，这就是1981年的总主教事件。
邓以明：1908年生于香港，早年留学西班牙。1930年入耶稣会，41年晋铎，曾在上海教区服务三年，之后返回广州。1951年晋牧，58年入狱，80年获释。
普世教会对他的获释表示欢迎，教宗于80、9、7（邓主教入会金庆）公开表彰他对教会的忠贞。同年11月邓主教获准到香港就医，并于第二年4月到罗马述职。81、6、6教宗为表达他对中国教会和中国人的热爱，委任邓以明为广东总主教，但这一事件却引起轩然大波。
1981、6、11以杨高坚为首的爱国会发表声明：指控教宗不尊重中国教会的主权，对邓主教的非法认命表示反对，声称罗马教廷的这一行为是对中国教会主权的粗暴干涉，并声称教廷一惯敌视中国，解放后对中国进行种种破坏，我国的神长教友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尊严和保护教会的纯洁，坚绝地摆脱了教廷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之路，这完全符合吾主耶稣的精神和宗徒的传统。
广州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爱国会宣布取消邓主教的主教职务，由惠阳教区的叶荫雲代理广州，表示密切注视教廷，因其作用邓以明之流试图控制中国教会。
南京方面：声称教廷不合法的任命亵渎了吾主建立教会的精神，对每个教友构成了挑战，我们不能接受。
邓以明主教本人：6月22日邓主教返回香港，次日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澄清自己被任命一事。他强调自己被委任是教会内部的事而且是一正常的行动，他提到1951年他已经是广州总主教区的主教，今天被委为总主教是很自然的事，他强调教宗此举是为改善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表示尊敬；他对中国各地的反应表示吃惊，他说我非常惊讶他们能撤去我的主教职务，他同时重申他对中国教会的立场，我完全不同意教会在中国彻底独立，中国教会要象其它地区的教会一样与教宗保持紧密关系；当记者向他提问是否愿意回广州时，主教表示愿意重回广州与同胞一起建设祖国、发展教会，但他也表示这不是他个人意愿的事，还与其它人的意愿有关。
7月15－18日，爱国会、教务委员会和主教团在北京由张家树主持召开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声称梵蒂冈的所作所为令我们清楚看到教宗表示的善意和在马尼拉的讲话完全是伪善。
对事态的不幸发展，教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和评论。出于教廷的善意而做出的委任一事，因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中国教会对外开放的进程也完全倒退。因此事我们可以说中国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和梵蒂冈的关系。中梵一日不能建交，中国教会便不能与普世教会达到完全共融，因此中国教会将长期处在非正常状态之中，而不能活出教会的真正使命。
第五节、修院教育的情况和礼仪的改革
一、修院的重建
1980年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成立后，许多教会人士意识到中国神职人员的严重老化，急需培养新一代年轻接班人，于是在全国陆续成立了七所跨省修院和五所省修院，分别是：
上海佘山修院：华东六省一市（江西、江苏、福建、浙江、安徽、山东、上海）
沈阳修院：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
北京修院：北京、天津
西安修院：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中南修院：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海南
四川修院：西南三省（云南、贵州、四川）
全国修院：
以及石家庄、济南、呼和浩特、太原和吉林修院
二、重办修院困难重重
修院停办长达25年之久（57－82），在这期间教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教会书籍所剩寥寥无几，重办修院困难重重，主要有以下方面：
师资：师资和教科书严重缺乏，一些老神父只能靠记忆讲授或翻译一些拉丁文作品，根本不成系统。再有一些政治和社会学科，时间较为紧迫。
修生的士气、生活意义和对独身的看法方面：许多结过婚的神职在修院教书，这无疑对修生是不好的表样，再加上许多院长徒有虚名很少实际投入工作，行政大权落入一些对修生不感兴趣的爱国会人手中，导致修生学习士气不高，对神职人员的奉献生活理解不深。
毕业之后面临巨大挑战：他们在应付四方面的问题，政府与爱国会的压力、与老神父的代沟问题、年轻人之间的利益问题、地下教会的攻击怀疑和不信任。
三、修女的培育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有修女7463人，其中国籍修女5192人。从49年开始外籍修女陆续被驱逐，国籍修女也有不少人离开中国。剩余的修女在五、六十年代所受的打击不亚于神父们，她们有的坐监或被发沛，有的在工厂做工，有的在家中度独身生活。再加上会院停办得早，重办起来比男修院更为困难。
1985年7月14日武汉首次开办修女院，之后河北、上海、陕西、山西陆续开办修女院。
1、女修会的分类
教区性修会，隶属于当地主教；跨教区修会，如陕西的耶稣圣心会；国际性修会，不公开状态。
2、录取条件
年满18岁的未婚女青年；父母亲同意且由本堂神父推荐；身体健康、品德优秀
3、困难
许多女修院的设备极其简单，又缺少好的计划方案，几乎没有一个会院有完全的会规和具体的生活方式，本来传统上她们应向天主和会长发服从愿，但她们中大多向主教发愿。另一方面她们受到的神学教育远不及男修生，主教们多把精力放在了神父的培养上，忽略了对她们的教育，繁重的牧灵任务也使得神父们很少有机会给修女上课，虽然修女们表示非常愿意学习教会知识，丰富修会生活。
4、贡献
她们主要从事慈善事业如开办诊所，这样即补充了当地医疗的不足又可从事传教与牧灵工作。另外她们也缝制祭衣和制作其它宗教用品。
四、“请进来，走出去”政策
为了弥补修院教育师资的严重不足，修院领导采取了许多措施，“请进来，走出去”就是其中一项。1987年上海金鲁贤主教首次聘请海外神职到佘山修院讲学，同一年派四位修生到美国就读。之后其它修院也开始有海外教师讲学。官方陆续向美国和德、法、爱尔兰、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派送修生。同时与海外进行短期交流也是一项重要措施。
五、出版事业
1983年上海教区恢复光启社，设备完全由德国进口，目前这是中国教会最大的出版社。
1991年河北成立信德室，出版各种教会书籍，并办有中国教会最大的报纸――信德报。
1993年北京主教团由香港赞助首次印刷圣经1000本。
全国各地也开始举办报纸和杂志，这丰富了教会的信仰生活，也提高了教友素质。
六、礼仪改革
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教会没有参与“梵二”会议，也没有能按“梵二”的精神去行。结果直到80年代中后期一直沿用拉丁文礼仪，在修院的教育中拉丁课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直到上海修院聘请海外教师，中国教会才得知“梵二”的一些情形，开始推选礼仪改革尤其是用中文举行弥撒。
89、9佘山修院开始举行中文弥撒，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地方进行。
北京方面，91年姚顺神父和刘国志神父到菲律宾参加礼仪培育三个月。92、5在全国修院进行了为期二十天的礼仪培育，40多位神父参加，由罗国辉神父主持。
92、9主教团正式在全国推行礼仪改革。
第六节、地下教会
地下教会产生于五十年代，也就是爱国会的成立和自选自圣主教的时期，文革中地下教会持续发展。在八十年代迅猛发展壮大起来，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1978年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将教务权力和特权放宽，给予中国大陆的神长教友，这为地下教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根据。一是1978年邓小平重返政坛后，许多“政治犯”得到释放，五十年代被囚的神长教友也先后被释，政府容许他们有限度的活动空间，这为地下教会在现世社会上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再加上政府和爱国会安排了一些已结婚的神职组织公开教会的组织，引起了教友的不满，更加促进了地下教会的发展。
一、教务权力和特权放宽政策
1、在没有主教的时候神父可自行祝圣圣洗、坚振和终傅圣油，并可用短式经文为当事人举行圣事。
2、神父在举行弥撒圣祭时，如果遇到特殊情形可不守空心斋，可用玻璃杯或普通杯代替圣爵，民发酵的面饼必要时也可以用，一天可多次举行弥撒，可集合多种弥撒意向，但只能收一个献仪。
3、有需要时，神父可实行集体赦罪。
4、可以给没有受过修院教育，但却有爱德、信仰坚定、忠于教会和教宗并对教义有正确认识的独身男教友授予圣秩圣事。
二、范学淹主教的《十三条》（《谁主沉浮》200页）
1988年初，河北教会流传着一份据说是由范学淹主教所发的《十三条》，内容主要是范主教对爱国会看法的总结，主教在其中指出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错误，指出任何教会如果脱离教宗，不与普世教会共融就不是圣教会了。号召教友们不要参加爱国会主教神父所举行的圣事，如果参加不单不得罪赦和恩宠反而罪上加罪，其原因是因为他们脱离了教会。
《十三条》先后在内蒙古、甘肃、新疆、山东、河南等地流传，最后也传到了海外。国内的社长教友对《十三条》反应不一，许多地下的神长也对它持怀疑态度，怀疑它是否完全出自范主教之手，因为它的内容与教会法典有冲突之处。中国政府对此持冷默态度，因为它的目标不是政府而是爱国会，且此事本身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对他们有利。爱国会成员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有人声称《十三条》有违中国宪法，应采取强烈措施。
三、马骥主教的“我的声明”
甘肃平凉教区的马主教于1988年8月14日发表“我的声明”，在国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内容主要针对中国教会“三组织”，指责他们的缺点：
1、公开教会的高级领导成员，放弃了贞洁圣愿，且还继续举行圣事，给教会造成了不好影响。
2、公开教会的许多领导公开否认教宗的首席地位，放弃了教会的许多原则。
3、公开教会的许多领导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争取教会的房产。
马主教声明自己退出公开教会的所有组织，这一声明在公开教会中引发了极大的反应，“三组织”于次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发表三项决议：一尽快实行中央188号文件（文件内容关于落实教会的房产）协助政府将教会的不动产归还教会；二拥护教宗的首席地位（四人表示反对）；三是凡结过婚的神职应离开自己的教区和堂区，并禁止他们行圣事。
四、“三原”会议和地下主教团
89年之前地下教会的主教神父们都是单独工作，没有统一的组织。1989年地下教会的主教们认为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一方面可有效地也公开教会的组织抗衡，另一方面可团结地下的神职以整体名义对外表达自己的见解。
1989年11月21日在陕西高陵县的张二册村召开了地下教会会议，此次会议有十几位主教和神父教友共约30人参加，因此处属于三原教区，又称“三原”会议。
会议首先讨论了中央在1989年2月关于地下教会活动所发的“二号”文件（内容为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坚决打击反动份子。参《谁主沉浮》293页），之后决议成立地下教会自己的主教团，取名为“中国大陆主教团”，以区别于80年在北京成立的主教团，并指出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完全接受教宗的领导并维持与整个天主教会的彻底共融。
会议选举河北保定的范学淹主教为主席、旅居美国的上海教区龚品梅枢机和暂居香港的广州教区邓以明主教为荣誉主席。
各方反应：
1、政府：政府对此采取强硬措施，一个月之内捸捕了10多位主教神父和教友（黑龙江的郭文志主教、河北献县的刘冠东主教、甘肃兰州的杨立柏主教等）。国务院宗教局对此采取不承认和视若无睹的态度。宗教局长任务之在香港答记者问表示不知道有“三原”会议，声明中国天主教只有三个组织。
2、罗马：教廷一方面想和中国政府改善关系，不想过多地刺激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不赞成地下成立新的主教团；另一方面又不愿伤害地下教会的感情，为此教廷没有公开承认也没有公开否认此事。
3、台湾方面：有些教会人士对新成立的主教团表示支持，呼吁世界各地的主教团对刚成立且受到打击的主教团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同时也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被捕的神职人员。地下教会指出成立大陆主教团决无违法、犯法、不爱国的意图，他们只愿指出用人教宗的领导与普世教会共融是属于天主教信仰的本质，与国家政治无关，因此台湾有关人士希望中国当局能正视这一世人皆知的事实，拿出勇气来与地下教会人员进行对话。
1990年4月29日台湾全体主教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公开教会与地下教会展开对话，强调在同一信仰下双方共融合一，会使中国教会开花结果，使中国人能皈依基督。很显然台湾神长希望中国教会双方能同舟共济，放弃前嫌，为中国教会打开新的局面，这也是普世教会对中国教会的期望与祝祷。
附一：一位海外匿名人士对中国教会的反省
中国地上与地下教会的合一之法
教宗在几次接见台湾主教团和访问菲律宾期间都强调中国教会合一的紧迫性，呼吁台湾教会成为桥梁教会，希望有一天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达成完全共融，教宗指出中国教会最需要爱、宽恕、团结和传福音。
一、统一与和好
1、所有有关人士必须确信彼此和好的重要性，人们应该清楚知道教会的合一是基督的愿望，也是教宗深切盼望的。他们必须意识到教会的分裂给教外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因此损伤了教会的元气，这样最终是教会的敌人得利。
2、所有有关人士必须牢记耶稣的话，不要判断人，免受判断（玛7：1）即使一个人的良心不允许他参加地上教会的礼仪，他也没有权力谴责那些参与弥撒和领圣事的公开教会的教友，更不应该称呼那些公开教会的主教、神父、教友为茹达斯或叛徒。同样的，公开教会人士也不应该判断地下教会，指责他们不愿意宽恕、顽固、心胸狭隘、不良公民或不现实的狂热者。
3、所有有关人士应该检查自己的动机，把“自我正义”放在一边，双方都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争吵是否是仅仅关系到教宗和为了牧灵传教事业的需要而接受社会和政治情况？是不是权力、财产和名誉也在私下扮演一个毁灭性的角色？我们的争吵是不是受到个人、派别和地区性竞争的影响呢？
4、所有有关人士应意识到个人因素可以扮演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角色，如同一修会、个人朋友关系、老乡等，这可帮助了解对方的观点，减轻双方的敌对性，双方也可相互沟通，分享宝贵的教会方面的资料，这样能促进互相容忍、理解和和好。
5、所有有关人士在称呼对方时应注意自己的语言，为促进统一应抛弃过去那些不准确、不正义和有伤害性的语言。
二、和好与统一的语言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常听到“爱国教会”这一词，这一词并不准确，我们应该把爱国会与公开教会区别开来。
“官方教会”一词，亦不准确，官方一词意味着有权力的领导当局，在教会中，官方教会应该是指罗马。
我建议使用“公开教会”或“政府承认的教会”一词，当我们这样称呼他们时应牢记在心，这并非意味着一个分裂的实体，而是中国教会的一部分，中国只有一个教会，我们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这部分教会不管是否愿意表面上必须遵守政府的禁令即断绝和教宗的来往。
地下教会有时自称为“忠贞教会”这种称法带有法利塞人自以为是的味道，他们把忠于教宗做为真正教会生活的唯一标准，不言而喻，他们把公开教会看做是不忠贞的，他们自称忠贞时忘记了“梵二”会议关于“教会不断需要皈依，因为她经常受到罪恶的玷污”的教导。
“受苦的教会”：他们确实因牧灵工作时刻受到被捕和坐牢的威胁，但这种称呼亦不十分恰当，他们不应该以殉道者自居，这一称呼也着地上教会没有受到痛苦和磨难，也意味着那些参加公开教会的人就是为了逃避痛苦，这是不切实际的，公开教会也受到政府的许多限制，还有来自地下教会的仇恨、怀疑和控告。
因此为了统一和和好的目的，名词方面应有所改变，最好用“地下教会”一词，但无论无何称呼他们也不是分裂的独立实体，他们也是中国教会的一部分，他们是拒绝参加由政府批准、由爱国会领导的地上教会。
三、公开教会为实现和好所应做的努力
1、公开教会应尊重地下教会为维护教会的真理与自由表达信仰的权力而放弃爱国会所管理的教堂和冒被捕危险的选择。
2、公开教会千万不要参与企图使用武力来达到合一的目的的行为，不要揭发他们，不要参与没收和关闭地下教会的祈祷场所和捸捕地下成员的种种行为。
3、公开教会应尽可能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为地下教会提供法律上的保护。
4、公开教会应为地下教会提供一些礼仪用书、圣经和关于普世教会的一些讯息，因为他们可通过合法手段得到这些。
5、公开教会应让地下教会了解他们的牧灵工作和修生的培育情况（根据普世教会的训导、公开为教宗祈祷）和改革的礼仪。
6、地上教会应该把一些刚祝圣的年轻神父派到那些可为双方接受的地方去，这样可避免互相排斥和内讧的痛苦。
7、地上教会应把地下教会的态度作为一种挑战，他们应反问自己：我们是否活出了基督要我们成为地上的盐而不是糖和蜜的使命？我们是否留意圣保禄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你们不可与此世同化（罗12：2）的教训？我们是否是“遵行主义者”从来没有象伯多禄一样在公议会前作见证－我们服从天主盛过服从人呢？（宗4：9）
8、公开教会应从地下教会的榜样得到教训，那就是大的公众团体、的宽敞的教堂、常领圣事以及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并不是绝对一场需要的，因为基督许诺，哪里有两三人因他的名祈祷，他就在他们中间（玛18：19）地上教会应该知道根据教会古老的神学传统，天主是不受圣事所限制的。
四、地下教会所应该做的
1、地下教会不应该把注意力总是集中在过去，许多年来政府与爱国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他们对宗教变得较为容忍。地下教会如果不肯忘掉过去的许多不正义的事情，他们应记住福音中耶稣要求我们互相宽恕的诫命和伯多禄及他的继承人的首席权相比更为清楚和突出，如果地下教会相服从教宗的话，他们就不能对教宗在接见台湾主教团和访问菲律宾时所讲的互相宽恕的话充耳不闻。
2、地下教会不应该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爱国会的章程和某些公开教会领导人所做的公开声明上，相反的他们应看一下公开教会的主教、神父和教友所做的――要理班、培养神父和修女等牧灵工作，尽管公开教会的修院中有政治课，但绝大部分的课程是教会的正统神学，圣经、教史、礼仪等，同时他们也引进了“梵二”后的书籍和文章，并且在礼仪中即使有政府的官员在场，他们也为普世教会和教宗祈祷，且使用的是本地化的礼仪。看到所有这些地下教会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公开教会的主教、神父和教友愿意成为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只是时间的关系，他们不能与教宗正式接触。
3、地下教会应该不怀疑地接受公开教会修院毕业的年轻神父，因为他们大多数来自虔诚的教友家庭，他们进入公开教会修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得到神学、灵修和牧灵方面的培育，他们所用的课本大多来自海外，同时也聘请港台和欧美等地的神父、修女（他们都是忠于普世教会和教宗的）来院讲课。
五、外部人士所应做的
1、从台湾、港澳以及国外来的朋友们和访问者，应意识到中国教友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应绝对避免妄加判断甚至加入某一阵营，当给予一方物质支持时，应声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整个中国教会，而不是某一派别，只是为了促进中国教会早日统一与和好。
2、外来访问者不要自我欺骗，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仔细监察的，他们不应充当英雄破坏政府为防止正面冲突而对地下教会制定的一些容忍措施，当然他们可以做完英雄行为后一走了之，却再也不能访问中国，从长远看，这不能给中国教会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更何况他们会使政府对教会更加来历地控制，以及使地上与地下教会的关系更加紧张。
六、罗马方面应做的
如果在中国的本地教会内不出现和好的进步，罗马的措施也不会有显著的成效，但罗马仍可做到以下三点：
1、教宗在给予中国教会任何支持时，应表明他希望所有的中国教友团结起来，一起为福传而努力奋斗，“统一”和“福传”是忠于普世教会和教宗的最佳表现。
2、罗马应鼓舞公开教会年轻的神父们，全心全意地为牧灵工作努力，就象世界其它地方教会一样，某些秘密或公开结婚的主教不应该成为他们放弃为教会服务这一使命的理由，罗马也应该让神父们知道他们所行的圣事，但不是有效的也是合法的，他们的牧灵工作是他们的神圣天职，不管他们的主教的政治地位和身份。
3、罗马应鼓励地下教会的神父们留心“梵二”后的神学、牧灵以及灵修方面的发展情况，从而弥补他们神学培育的不足，避免他们在所服务的团体中起不良作用。
附二：张春申神父论桥梁教会的角色与态度
1、对地上和地下教会都应抱同情的态度，因为即便公开教会享有少量自由，但双方都生活在一个对宗教生活和宗教发展极为不利的环境中。
2、我们对公开教会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政策，至少在法律方面表示遗憾，因为她同伯多禄的继承人断绝了圣统制上的共融，这里我们不讲伦理责任，伦理责任是良心问题。我们意识到公开教会应为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形负责，关因此有可谴责之处，我们同意教会的独立自主和自养，但应在教会的法律之下实行，这两个目标不应成为分裂教会的原因。
3、地下教会忠于教会正统的榜样，值得我们效仿。
4、希望双方在爱中团结一致，当我们访问中国时，应表明我们的观点，禁止加入到争吵中去，做为一个桥梁教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中国的兄弟姊妹，分享他们的痛苦。
5、我们坚信天主圣神不断在地中国大陆的教会中工作，天主圣神时刻在保护和发展基督团体的信仰，我们相信祂在中国地上与地下教会中也扮演同样的角色。地下教会由于多年的羞辱和痛苦，很难明白我们为什么和公开教会有任何的交往，我们做为桥梁教会，有责任帮助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做一个较客观的分析，教友们大多没有经历过中国教会的复杂情况，但神父和修女们理解，因此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主张和见解。经过十年的文革所有宗教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教堂（寺庙）需重新恢复，教会书籍需重印，中国教会现在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桥梁教会应伸出援手，但我们的态度和方法必须明智和谨慎。
6、我们渴望去帮助公开教会和地下教会，当我们帮助公开教会时并不等于我们赞成或支持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目标在于保存和激发信仰。不合法是一个法律问题，并不因此不论基督在教会中的临在，当我们看到他们有需要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你们是一个不合法的教会，我们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如此我们怎能显示基督的爱呢？地下教会特别是偏僻的农村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7、帮助中国教会培养接班人，特别是教会的领导。
柒、 港、澳、台教会的情形
天主教在台湾
台湾面积3.6万平方公里，与福建隔海想望，人口2300万主要包括台湾的土著居民；十到十三世纪迁移到台的客家人、闽南人和40年代随国民党迁入台湾的人。
背景：
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83年台湾属于清政府治下、1895年《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1945年二战后回归中华民国、1949年蒋介石将国民政府退到台湾，1975年5月4日蒋介石去世，光复大陆的决心慢慢退却。
一、天主教在台湾传播的几个阶段
1、道明会在台湾开教
1626年道明会马丁尼神父和另外五位会士随从西班牙的探险队在台湾基隆登陆，开始在台湾传播福音、建立教堂。到1642年荷兰人占领台湾人已有教友4500人，但荷兰人信奉新教，教会在此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662年郑成功又闭关自守，传教士不能自由进入，直到1858年清政府解除禁教令。1859年道明会士再次到台湾传教。
2、1859－1895年
传教士们这一时期面对的是人们的愚昧无知和来自教外人的绑架、谋杀等，但是经过传教士三十多年的辛苦工作，教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3、1895－1949年
日本刚一统治台湾时，台湾爆发一系列的反日运动，日本采取高压政策。于是乡村变成了火海城市则成为废虚，传教士的工作遭遇到很大障碍。就是到台湾社会稳定下来之后，教会也受到了日本方面的一些限制。
1939年二战爆发，日本提出“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欲控制整个东南亚，整个东南亚卷入激战之中，美英等国也警觉到日本的危险。1941年12月8日的珍珠港事件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为了战争的需要日本在台湾的军队和军工厂全面备战，并下令台湾的神父尤其是美英的神父驱逐出境或被监禁，传教事业被迫停了下来。
1944年美军首次飞台湾领空，轰炸日本的军事设施，虽然美军尽量避开居民区与教堂，但一方面战火无情，另一方面日本把兵工厂设在教会建筑物中，使教会部分教堂被毁，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传教再次回到自己的岗位开始教会的重建工作。
4、1949年―
大陆的神职和修女迁移台湾为宝岛的传教事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帮助。我们看一些教友人数统计：49年1.3万人、54年3.2万人、64年26.5万人、70年30.38万人（最高峰，之后呈停滞和缓慢下降趋势）
A、70年前教友增长的原因
有利的政治因素；社会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大陆神职、修女和教友迁台；大量山胞（土著）人皈依；天主教在台湾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在教育和慈善事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吸引人皈依。
关于经济方面台湾学者杨国枢有如下见解：他认为人有三个层次的需求，基本生活物质满足的需求、寻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和精神上超性生活的需求。一旦人第一个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很容易直接上升到寻求第三种需求，如果第一种需求得到满足，会进入自我满足的需求，并且许多人会停留在此。
B、70年后停滞的原因
经济状况的改善，宗教需求下降；中国文化持续性抑制西方宗教；民间宗教信仰的阻碍；教友向海外移民。
二、各种不利的传教因素
A、社会环境
人的世俗化，功利化和追求物质享受；民间宗教盛行；教育屇盛行唯物主义，视宗教为腐朽，强调按良心生活就够了。
民间宗教的特点：没有教团，没有入教仪式，没有教主，教义由儒、释、道、巫四部分融合而成。（儒的祖先崇拜，释的经典、道的仪式和巫的法术）
B、教会内部
神职人员老化，且人数不足，缺乏内修和语言障碍等；教友重物质享受传教精神不够，信仰根基荧薄弱，缺少基督见证精神；按理性行事无法体会到宗教在实际生活中的力量，因此只把它做为一种精神寄托。
三、现状
台湾现有七个教区（台中、台南、台北、高雄、新竹、嘉义和花莲）和一个宗座署理区（彭湖），14位主教（一位枢机单国玺和一位总主教狄刚），1396位神父，1122位修女，30位修生，244位传道员和30.4万教友（台湾人口的1.5%）
四、于斌枢机
字于野声，1901年生于黑龙江（从小丧母）、1916年进教，同年入师范学习、1918年入小修院，随后入复旦大学，1921年毕业于此、1922年入吉林大修院、1924年入罗马传信大学、1927年获得哲学博士、1928年获得神学博士，同年圣神父并任教于传大、1931年获得政治学博士、1933年回国任公教进行会总监和宗座代表秘书、1936年被委为南京教区主教、1946年升为总主教、1949年后迁往美国、1963年在台湾重建辅仁大学任校长职务、1969年3月28日被提升为枢机，同年5月1日加冕，之后访问美国、6月7日回到台湾受到热烈欢迎，副总统到机场迎接，蒋介石设国宴庆祝、1978年8月辞职，16日在罗马去世。
于斌被提升的四种意义（方豪神父）
A、台湾当时只有1300万人，教友只有30万，是不具备享有枢机资格的，教宗此举是念念不忘整个中国的七亿人民。
B、教廷仍称于斌为南京总主教，南京曾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教宗是希望有一天中国教会获得自由，让于斌回大陆。
C、1945年教宗任命田耕莘为枢机，恰是二战结束，乃是锦上添花，今天于枢机的任命正是中国教会卧薪尝胆之际，可谓是雪中送碳，以慰苦难中的中国教会。
D、田枢机曾谦称自己之所以被任命有三个原因，土生土长、未曾留学和乡间神父。于是斌则不然，他留学罗马并有三个博士学位，从来不是乡间神父，由此可看出教宗是用人之长，显出教会的博大，也说明教宗十二和保禄六世各有千秋。
第二节、香港教会
一、概述
香港由香港、九龙和新界三部分组成。1842年香港割让给英国，1860年九龙割让给英国，1898年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1984年中国与英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决定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今日的香港有人口700万，华人教友26万，加上在港居住的外籍教友共4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教区，占华语教友的40%，香港是海外华人的中枢，香港教区也成为各华教会之间的联系枢纽。
香港－对华传教的基地，1841年香港成立监牧区时，教会就对之有此希望，今日的香港教会正起着这种作用。一位人士说得好：“天主上智的安排是如此得不可思议，它借香港做为殖民地的特殊身价，为复兴中国教会保留了生力军，中国教会能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香港教会。从1979年后，香港的神父和修女们陆续到大陆讲学，并提供了大量的教会书籍和宗教用品，我们可以这样地说如果没有香港天主教会，就没有今日的中国教会，今日的香港代替了昔日的澳门，成为中国传教的后勤地”。
二、香港教会发展的六个时期
1、监牧区时期（1841－1874）
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罗马便把香港从澳门教区划分出来，成立宗座监牧区，直属于传信部，一位瑞士的若瑟神父任第一任监牧。当时香港有3000人。
1843年香港第一座教堂（圣母无染原罪堂）启用。
1846年香港建立第一座修道院。
1867年罗马把香港教务交于宗座米兰外方传教会，他们开始在香港建立圣堂、学校和医院。当时香港人口7.3万，教友3000人。
2、代牧区前期（1874－1910）
1874年香港由监牧区升为代牧区，其它修会如巴黎外方传教会开始进入香港，他们在香港办有当时亚洲最大的纳匝肋出版社。这一时期的教会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1910年香港人口30万，教友8000人。
3、代牧区后期（1910－1946）
这一段时期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割据、中日战争、国共内战，香港也受到了波及，但香港的教会比之大陆还是有所发展。
1920年玛利诺女会到香港传教。
1926年爱尔兰耶稣会进入香港。
1931年香港成立香港仔华南总修院，由爱尔兰耶稣会负责。
4、教区建立期（1946－1967）
1946年香港由代牧区升为教区。
由于大陆的政治局势，许多人移居香港，人口猛增，1946年香港人口50万，1956年为250万，到1965年则增到350万。同时大陆许多神职和修会人员也迁到香港，为香港教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人力。
5、更新与本地化时期（1967－1975）
六十年代中期，梵二的改革之风吹到香港，香港教会用了大约十年时间进行礼仪的改革和其它各项更新工作。
1967年徐诚斌神父在白英奇主教的要求下，被任命为辅理主教。
1969年白主教荣休后，徐主教接管了香港教区，成为香港首位国籍主教。
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访问香港，在政府大球场举行了礼仪，有30位神父和4万教友参加。之后教宗发表了重要演讲，向中国人致敬同时也呼吁中共停止宗教迫害。教宗临行时把亲用的祭衣和圣爵赠给香港教区，并捐资2万美元开办慈善事业，大大鼓舞了香港教会。
1973年徐主教去世，1974年4月22日李宏基神父（国籍）被任命为主教，政治不幸3个月后去世，之后胡掁中继任香港主教。
6、富足中的香港教会（1975－）
香港经济讯猛发展，成为东方的一颗明珠，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香港教会与社会同喜乐，同时香港教会融入到整个社会之中。教会的学校和福利机构占全港的25%，教会也积极参与争取正义、和平和人性尊严的活动，充分地发挥了“盐”的作用，体现了服务和见证的精神。
香港的教友约占人口总数的5%，基督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少量东正教徒）的总数则达到了80多万。
从84年开始，平均每年有5万人离开香港，仅90年一年就在8万人离港。教会呼吁信友们相信天主上智的安排，与中国教会患难与共。一方面也积极地为97过渡做准备，积极培养教友领导，以防回归后香港控制神职人员。
三、胡掁中枢机
胡枢机1925年生于广东五华县。1946年入香港仔华南总修院，1952年由黎培里总主教祝圣为神父，并到罗马传信大学深造。1956年获教会法博士后到波士顿、芝加哥和纽约总教区秘书处工作二年，后到台湾新竹教区做本堂神父。1975年4月被任命为香港主教，7月25日就职。
1984年他通过北京驻香港新华社向中央政府发表声明，阐述了香港教会多年来的信仰自由，并希望97之后同样如此，内容如下：
每人有权力根据自己的良心选择自己的信仰，自由表达教会的崇拜、纪律和教导；
每人有权力私下或公开、自己或团体举行朝拜礼；
每人有权力向别人表达自己的信仰，通过言语、文章来指导对信仰感兴趣的人；
父母有权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足够的宗教教育；
宗教团体有权力集会和参加促进教育、文化、社会慈善事业的活动；
教会有权力任命自己组织的负责人，有权力培养他们，送到国外进行专门训练，并有权力邀请国外人士来港服务；
教会有权力购买土地，建设宗教场所；
做为一个天主教徒有权力保持和维护与普世教会的联系和统一，有权力和教宗和其它地方的主教保持联系，这联系和统一是天主教会根本的信仰；
1985年5月25日胡主教应宗教局长任务之的邀请访问大陆，成为1949年后第一位来访的香港主教。1986年胡主教回广东探亲。
1988年5月26日（天主圣三节）被提升为枢机主教，他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位枢机。
1996年教宗任命陈日君为助理主教，汤汉为辅理主教。
2002年胡枢机去世。
四、教区主要传讯机构
《公教报》：创于1928年；
公教真理学会：成立于1934年；
思高圣经学会：1945年在北京成立，解放后迁往香港；
公教进行社：1945年成立；
五、教会的社会服务
为更好地活出信仰和为基督作见证，教会在生活中要时时关心有需要的人且在提供各种服务时要扮演仆人和先知的角色。做为仆人教会以谦下的态度为一般社会人士特别是伤、残、老、弱和被社会遗弃的人服务；做为先知教会要以福音精神和基督信仰的价值来判断各种状况和社会制度的利弊，通过言论和实际行动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法，督促有关当局，唤起社会良知以维护人权和社会正义。
香港教会的仆人角色：
幼儿服务：提供学前教育，协助家庭教育儿童；
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培养他们关心社会事务，准备自己努力建设社会；
家庭服务：家庭辅导和家庭生活教育；
安老服务：让老人能安度晚年，能有尊严地离开世界；
露宿者服务：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衣、食、住、行方便的服务；
妇女服务：关心妇女，为有孕妇女和未婚妈妈提供服务；
社区服务：教区设有中心咨询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
弱智者服务：提供教育、住宿、康乐服务；
戒毒康复服务：
劳工服务：提供教育、宗教和法律服务；
渔民服务：为他们修建房屋，提供牧灵服务；
菲籍服务：为菲律宾打工者提供牧灵、法律服务；
越南难民服务：
医疗服务：
先知角色：教区设有“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第三节、澳门教会
澳门在对华传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东方罗马”和“天主圣名之城”。澳门面积21平方公里，人口46万，其中华人占93%、葡人占2%、混血儿占5%。
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永久居住权。
1576年澳门教区正式成立。
今日澳门教会有堂区6个、神父86位、修士12位、修女179位、教友3万，占人口总数的6.5%是华人教友最集中的地方。
澳门教会的教育事业占全澳门教育事业的50%，教区并设有20年社会福利机构。
澳门现任主教为林家骏，1988年被祝圣，是澳门教区成立412年来第一位华人主教。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
全文终
本稿由宗可光神父讲授，田炜帅整理
章节安排有所改动
2002年6月29日（圣伯多禄与圣保禄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