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法国接二连叁地爆发几次革命。这些革命对日後欧洲各国，尤其对天主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那前後大约八十年间，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教会局势处境交互为用，彼此消长。
那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不稳定的时期，时代处在巨大的转型期中，并朝着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演进。教会是个不分国籍的大团体，它有个固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中心，也因为如此，在面对各国教会的需要和应付各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变化上，经常疲於奔命，而且几乎都处在劣势不利的地位。怎样能在现世的风暴中保持教会的尊严和超然立场，这便是教会领导中枢的最大挑战。
话说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几次革命给欧洲不少国家带来了政治上的启发，意大利半岛上的几个王国因此更热衷於政治上的统一运动。这个运动获得法国拿破仑叁世的军事支持，但拿破仑叁世为了不得罪国内天主教徒对罗马教宗的拥护，所以不愿意看到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军事行动威胁教宗对罗马一带地区的统治权。於是，他一面派兵支持意大利的萨地尼亚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尔二世对抗奥地利，以争取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和独立，一方面又出兵罗马，保护教宗的罗马不遭到意国统一份子的侵占。
法国天主教徒固然拥护教宗，不愿意罗马被意大利统一军占领，但是他们对罗马庇护九世教宗所深恶痛绝的自由主义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强硬派者却认为教会应该识时务，走实际的路线，接受现实，不能妄想回到过去那种唯我独尊的时代。
就在那个时期，欧洲思想界也不甘寂寞：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声称人的理性无法了解天主；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则否认超性事物的存在和意义；另一位法国实证主义作家勒南，在他写的"耶稣传"中，完全只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耶稣这个"人"。
面对这种种复杂又蒙胧的时代局势和现象，庇护九世教宗决定召开一次大公会议，与教会全体主教共商对策。会议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在梵蒂冈召开，是为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当时全球一千多位在职的主教中，有七百四十七位出席。由於欧洲以外的地区大都还属於传教区，所以当地的主教仍都由欧洲派去的传教士担任，因此，出席大公会议的教长清一色是欧洲籍的。
会议筹备者为这次大公会议所拟定的目标有些含糊不清，内容泛泛，不过出席会议的主教们都直觉到会中讨论的重点必定是如何来确定"教宗不会错误"的道理。会议进行四个半月後，於一八七Ｏ年四月二十四日投票通过"天主之子"宪章（COSTITUZIONE DEI FILIUS）。这道宪章的主要目的在指出理想主义，泛神论，以及唯信主义的种种错误，同时阐述人固然需要借助天主的启示才能认识天主，但是人凭借着天主赋给他的理性，也能承认一个一位格的天主（DIO PERSONALE）的存在的道理。这就是说，理性与信德彼此不应该有冲突。
出乎与会主教们意料之外的，就是大公会议议程中并没有把"教宗不会错误"的问题列入"教会体制"的事项中来讨论。於是大部分的主教都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只有少部分反对，他们认为此时此刻讨论教宗不会错误的问题不合乎时宜。反对者大都为德国与法国的主教，其中包括法国奥尔良教区的主教迪庞卢（DUPANLOUP），他是支持自由主义者，但也为庇护九世教宗谴责自由主义的立场作比较圆柔的解释，不使自由派人士与教会的关系恶化。
一八七Ｏ年七月十八日，参加大公会议的教长们对"永恒的牧人"（PASTOR AETERNUS）这道有关教宗不会错误的宪章进行投票表决，那些先前反对讨论这项问题的主教中，有五十五位在投票之前便离开罗马返回本国，他们以为这样才不会令教友生气，才不会给他们立坏表样。虽然如此，大公会议仍然在一片欢呼声和争吵声中通过了有关"教宗不会错误"的宪章。
这道"永恒的牧人"宪章的主要内容在肯定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和不会错误的特恩。关於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宪章说：「我们教导并声明罗马的教会对其他地方的教会享有正式的首席权，而罗马教宗的这种真正属於主教性质的管辖权是有即时效用的」。关於教宗不会错误的特恩，宪章说：「当罗马教宗以他的职权，即以全体教友的司牧和最高导师的名义发言，依据他至上的宗徒权力，裁定关於信仰或道德的道理时，享有不会错误的特恩。」
一八七Ｏ年七月十九日，也就是大公会议通过教宗首席权和享有不会错误特恩的宪章次日，爆发了普法战争，德国与法国宣战。法国节节败退，无奈，把驻守罗马保护教宗的军队撤回，支援其他地方。一个半月之後，法国战败投降，拿破仑叁世被俘，意大利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尔二世的军队乘虚而入，占据罗马，以此为王国的首都。
进行得正热烈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遇到德法宣战和教宗的罗马城沦陷，只好在匆忙中收场，许多没能来得及讨论的问题只好择期再开会讨论。这一等待便是九十二年後，於一九六二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决议，一般而论，普遍获得支持，只有德国南部慕尼黑一带有些大学知识份子拒绝接受，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名叫"老天主教会"的小团体。不久，这个团体便与荷兰乌得勒支（UTRECHT）的扬森派裂教结合。
不过，这次大公会议也给人有点不平衡的感觉，因为会中只谈教宗的问题，却因为缺乏时间而没能谈主教的问题。也许这也是天主圣意的安排，因为在那个时代要谈有关主教团的神学似乎还不是成熟的时候。事实上，在当时确定教宗不会错误的特恩所带来的影响，不会比确定教宗首席权来得大，因为罗马教宗只在一九五Ｏ年宣布"圣母升天"为当信的道理时，才使用一次"不会错误"的神权而已。可是大公会议肯定的教宗对普世教会享有的首席权却是即时全面生效的。这个首席权在教宗因为罗马被意大利王国占领，而丧失了一切现世的权力之後，反而增加了教宗的威信与声望。这也是世人始所未曾料到的。唯一有待深入讨论和确立的，是教宗在普世教会的首席权与各地主教权柄之间的协调问题。这个问题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终於获得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