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之前、之中和之後，一般教会人士都相信这次空前的普世教会大协商，必能给教会带来新气象，使教会更具有吸引力。岂知大公会议结束後那些年来，教友的信仰生活普遍呈衰退的现象，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法国便是很明显的例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天主教徒约有百分之叁十每主日到圣堂参加弥撒圣祭；到了一九六六年，大公会议结束後那一年，这个比例便降到百分之二十叁；一九七二年更降至百分之十七。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意大利，只不过不那麽严重而已，然而，主日去望弥撒的教友也降到百分之二十而已。至於意大利的司铎圣召危机也相当显着。
关於司铎神职危机，从比例数字来看，申请离职的神父以中．南美洲、、葡萄牙、非洲、西班牙、法国和德语系国家为最高。一九六Ｏ年前後，全球有修女八十万人，神父四十万人。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Ｏ年间，有一万叁千四百位神职人员获准还俗；仅在一九六九年一年间，全球便有将近七千位修女获准取消所发过的圣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男修会中。原有的神职和修会人数急速下降，新圣召又似乎断了源，导致神职班的普遍老化。据估计，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後二十年间，全球约有七万到八万神职人员离职，其中有八千位是义大利人。这样的数字很惊人，但是不幸中的大幸便是：梵二大公会议之後离职的神父，一般而论，都没有变为教会的仇敌，也没有失落他们的信德，这和一百年前发生的情况，尤其是法国的情况，大异其趣。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
司铎危机的现象可以从原因和後果两方面来探讨。原因这方面相当复杂：例如司铎在社会中的身份角色是什麽？司铎对教会圣统的不同看法，人性感情的需要，对自身属於一种阶级感到厌恶等等的。至於危机所造成的後果，并不完全有害，比方神职人员短缺後，教会终於重新发现在俗教友在教会中的应有角色和职务功能，进而重新安排和设计牧灵的工作，以及净化司铎的职务，使司铎不必为俗务和为教友可以担当的事务费神操心，而能专务天主和人灵的事。
对梵二大公会议後意想不到的信仰生活衰退的现象，各方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甚至彼此相反。早在大公会议之前，法国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勒布拉（GABRIEL LE BRAS, 1891-1970）以及同一学派的学者便从事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他们认为宗教衰退的原因在於俗化现象的快速蔓延发展，而且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便已经发作。然而，面对这种俗化的浪潮，教会却没有警觉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型态正在教会之外逐渐形成。这些学者认为，教会的最後一道防线正在崩溃，不过还有可能从废墟中重建。
另一派人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以为信仰生活的走下坡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急转直下的，而导致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的原因无他，就是召开梵二大公会议。持这种见解的人视大公会议为一项不智之举，是不幸的作法，是少数自以为是的神学家，礼仪专家和公教进行会的教友在庸人自扰。正因为教会把领圣事的规矩变得复杂，把领圣体的隆重气氛消除，又用知识份子那些累赘的思想模式来取代旧有的教会礼仪，因此，广大的教会信众才对教会失去信心。
然而，被这些保守派人士指为少数自以为是的学者专家则谴责这些以正统自居的保守人士的反动态度，他们指出：信友大众并不是变得冷淡，并不是不再关心信仰生活，而是因为他们从过去以来，一直被排除在教会之外，无法真正参与教会的生活与生命。
从梵二大公会议结束後所产生的这种种见解，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立场的思想派别。那些坚持传统如法国的勒菲弗尔（MARCEL LEFEVRE, 1905-1991）主教者，一概拒绝梵二大公会议的一切，他们认为教会危机完全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是教会在自我毁灭，与当代社会各种问题毫无关系。另有一部分人士，尤其是在大公会议期间相当积极活跃的神学家们则认为：那些攻击大公会议的人对大公会议本身有误解，须要澄清观念，以正确了解大公会议的本质。这些神学家也承认教会受到西方文明普遍危机的反击。的确，教会是丧失了部分对社会的影响力，而梵二大公会议又开放了教会人士信友的言论，一些原在教会之外产生的运动，也开始在教会里面煞有其事地发展开来。大公会议之前教会战战兢兢维持的事，大公会议之後的教会却无法借着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来维持。大公会议所决定设立的教会新体制新机构成立得太快，而且似乎是以专制独裁的方式设置，这常使培养不够的教友或神职措手不及。总之，由於缺乏某种程度的历史透视，我们无法给梵二大公会议下最後的论断。梵二大公会议之後所发生的信仰危机的确是空前的。
正当有名有目、有头有脸的宗教陷於衰退之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一股回归神圣与宗教气氛的热潮似乎又卷土重来。由於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乃至正式的宗教都没能给人的疑问和忧虑提供满足的答覆，於是很多人又回到宗教里探索自己的需要。但回归的方式很模棱两可，因为他们心灵对宗教和神圣事物的感受和需求与基督信仰大异其趣。他们喜欢卜卦，喜欢星占，喜欢密传和神秘的事物。就因为如此，许许多多的教派便应运而生。
不少人以为这种回归宗教的现象无异给教会传播福音敞开一条路。许多团体运动组织都以耶稣为名，却和教会毫无关系。欧洲有一项调查指出：在所有先进的国家中，这种普遍产生的宗教情愫是一种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家研究的新题材。目前仍无法明确知道这种回归宗教的现象，是否就是前面所说的信仰生活衰退的一种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