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教会在世界各地方积极扩展，圣经同时被翻译成各种不同语言版本，让更多人能够研读，从中得到生命的亮光。据统计，全世界共有2261种不同语言的圣经译本(Versions)流传，其中还没有包括同一语言中不同的译本。我们在研究圣经的语言、版本、译本的同时，对於圣经如何传入中华，如何翻译成今天我们共用的中文圣经，也应有一种概括的认识。这一章让我们探讨有关中文圣经翻译史，及各时期一些重要的译本。

最早期景教译经历史

有关圣经被译成中国文字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追溯自唐朝的景教碑及敦煌的尊经。约於公元633年(唐贞观九年)，一批以阿罗本主教(Bishop Alopen)为首的聂斯多尼派(Nestorianism)教士从波斯(现称伊朗)来到中国长安(现今西安)传教。他们是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异端派别，来华後称为景教，可能取其为「光明灿烂的宗教」之意。景教来华不久便着手翻译教会经典。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尊经」中「诸经目录」 ，记载当时已有叁十五部经典译成中文，其中某些名目，据学者考证可能是圣经书卷的中译名称(见表一)：

表一 : 景教经籍与圣经书卷对照表

     另一方面，在敦煌发现的景教经典《一神论》第叁篇「世尊布施论第叁」中的记载，也有一些经文片段与玛6:1-7:14(山中圣训)很相似。现将该片段经文与思高译本对照如下：

由此可见，景教早期在华一百五十年间，极可能已将部份圣经书卷翻译成中文，并偶尔在其他作品中引用圣经。但现存六部景教经籍中，却没有任何圣经译本，故此我们仍未能洞悉景教教士翻译圣经的面貌。

孟高维诺主教的传教事业与译经工作

直至十叁世纪中叶，在中国的土地上才出现第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主教(Bishop John of Montecorvino O.F.M.)。他於1247年生於意大利，及後成为方济会士，并於1294年被教宗尼阁四世(Nicholas IV) 委任为特使，带着教宗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亲笔信抵达汗八里(现称北京)。他随即获许在元朝帝国境内传教，之後，更被教宗委任为东方全境总主教。孟主教在中国除传教外，也有翻译的工作。他曾在公元1305年给教廷的信件中提及他已将新约及圣咏译成了鞑靼人(今称为蒙古人)的通用语言，并且采用於礼仪及宣讲中。然而这些译本一直未见流传，故此我们对此一翻译工作所知不多。孟主教卒於1328年(元天历元年)，此後教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後继无人及元朝的灭亡渐告终结。

十六至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译经工作

经过两个世纪的沉寂时期，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Rev. Michel Ruggieri)及利玛窦神父(Rev. Matthaeus Ricci)将基督的福音再次带入中国。他们二人同於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并展开与儒者及政府官员的接触。罗明坚是第一位以汉语着述的天主教传教士，他所写的《天主圣教实录》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要理书，其中论及天主的本性、创造、灵魂不灭、十诫及圣体等教理，成书於1584年。然而当时耶稣会士的中文着作，大多为阐释教会的基本要理，如天主的叁位一体，原罪，救恩等，直至阳玛诺神父(Rev. E Diaz)所写的《天主降生圣经直解》，才有片段式的圣经翻译。这本书主要是主日福音经文的中文翻译及注释，1636年在北京出版。

这时期的圣经翻译的动机全在於圣经在教会礼仪上的应用，其中诸如主日福音宣讲，日课经中的圣咏吟唱，对经唱颂等。在1676-1680年期间，耶稣会利类斯神父(Rev. L. Buglio)翻译了数本礼仪用的经书，其中如《弥撒经典》(Missale Romanum,1670)、《司铎日课》(1674)、《圣母小日课》(1676)、《已亡日课》(1676) 等，皆翻译了一些圣经片段。

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圣经翻译

从现存历史档案来看，十六至十八世纪很可能没有任何较为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这情况直至十八世纪初在法国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巴设神父(Rev. J. Basset)的努力下才得以突破。有关他个人的历史资料甚少，但他遗留下来的新约译稿却对日後其他翻译工作有重大的影响，以後将作详细分述。这译本名为《巴设译本》或《史罗安手抄本》，并未正式付印，手稿现藏於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 ，香港思高圣经学会（Studium Biblicum O.F.M.）亦藏有一份复抄稿。

      自十九世纪伊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方兴未艾，因此，有更多的传教士因着福传的需要而投入圣经翻译工作。在十九世纪初期，耶稣会士贺清泰神父(Rev. L. de Poirot)将大部分圣经(除小先知书外)译成中文，并命名为《古新圣经》。可惜此译本并未付印，据闻现仍存於北京北堂图书馆。十九世纪後期的圣经翻译日渐蓬勃，更多神职人员，甚至平信徒皆有分参与其中，当中有王多默神父於1875年(清光绪元年)翻译的四福音及宗徒大事录，可惜并未付印。还有李问渔神父於1897年译就的《新经全集》；李神父译的《四史圣经》(1900) 及《宗徒大事录》(1907)。之後较有名的译本有：马相伯神父的《新史合编直讲》(1913?)、《救世福音》(1949?)；萧静山译的《四福音》、《新经全集》(1922? )；吴经熊译的《圣咏释义初稿》、《福音》及《新经全集》(1946)。有关十九至二十世纪中文译本的资料可见下列表二。

表二 : 十九至二十世纪各天主教圣经中译本资料简表

思高译本

自1968年《思高圣经合订本》出版以後，这译本很快便成为华语地区天主教徒最广泛采用的中文圣经。这译本的翻译与修订工作经历了叁十寒暑，以下简述它的翻译过程。 

《思高圣经》(思高译本现今最通用的名称)的翻译工作由雷永明神父(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开始。他生於意大利西西里省，於1931年来到湖南衡阳传教，及後任衡阳圣心修院院长。他自意大利作修生时已认定要为中国人翻译一部中文圣经，来到中国後更对中国文化产生极浓厚的兴趣。他天资聪敏，不到几年便掌握了基本中文文法，遂於1935年开始自行翻译圣经。当时他从耶稣会在北京北堂的图书馆内找到贺清泰神父的《古新圣经》，把它照成相片，分类成册，以作译经时的参考。另一方面，他又得到当时蔡宁总主教的帮助，托人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巴设译本抄了一分来作参考。他将圣经从原文逐字翻译过来，在1944年便完成旧约。然而雷神父仍未满意这分译稿，仍觉得其中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遂决定组织一个有华人神父参与的圣经学会，帮助他修改译稿。1945年这学会於西煤厂(当时北京辅仁大学附中的一个院落)诞生，正式成员有李士渔神父及李志先神父，非正式成员为万次章神父、李玉堂神父及刘绪堂神父。他们随即修改雷神父译的《圣咏集》，并於1946年完成并出版。虽然他们的工作因战乱而受叁迁之苦，却仍能约每年出版一部圣经译注，直至1961年全部完成。学会的译注工作简略过程可见表叁。